中国现代诗歌篇1
求真务实的态度
庞德精神首先体现在艺术上的求真务实的态度。庞德要求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做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他虽然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但他认为创作比理论重要，文学的对象是人。在诗歌创作中，诗人要准确地判断人的真实愿望，反对歪曲的“不道德”的虚构，推崇严肃的艺术家以及“能为真实做出见证的、最精确的艺术”。他也很注重技巧，但他注重技巧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真挚情感。所以，他认为“技巧是真挚情感的考验”。在他的诗歌中，他主张准确传达现代真实情感，强烈地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呼吁和平，反对战争。他的《狂喜》就是诗人对生活与爱情的真实感受。他的前期代表作《休・赛尔温・莫伯利》真实地将西方的现代文明与历史浓缩在有限的诗篇中，高度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对时代与文化的深刻思考。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里程碑”的《诗章》则采用档案型的布局和音乐结构对人类历史与世界文明进行回顾与反思。而求真务实也成为中国诗人基本的创作态度。诗人艾青就一再坚持诗人要说真话。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诗人必须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写诗应该通过自己的心写，应该受自己良心的检查。“诗人要对当代提出的尖锐问题和人民一同思考，和人民一起回答”。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艾青一再坚持“写作自由”、“独立创作”，并因此在延安文艺整风和反右运动中受到严重的打击。他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坚持着诗歌的正义与真理。不少中国诗人在世界诗坛萦绕着象征主义的氤氲之气，禁锢于诗歌创作艺术技巧的象牙塔之时，以务实的态度坚持为时代、为人民歌唱。诗人闻一多从异国留学归来，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实，以《死水》发出绝望的歌唱；殷夫等左翼诗人合着时代的脉搏，歌唱劳动，抨击黑暗，唤醒民众。七月诗人主张突入现实，拥抱现实，九叶诗人主张个性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合一，一代“归来”诗人在尝够了虚假的苦头之后也纷纷表示要和“瞒和骗”的文艺决裂。这些都体现出中国诗人对庞德精神的“真”与“实”的不同理解。
“日日新”的精神
现实社会是不断变化的，作为对现实反映的诗歌也不断地变化创新。当庞德到达欧洲，面对欧洲文坛死气沉沉的现状，就立志“把它革新”。庞德把《论语》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与诗歌创新发展的动力。他指出：“没有一首好诗是用20年前的方式写的，因为用这种方式写作完全说明作者是从书本、传统与陈腐的题材思考，而不是从生活中思考。”因此，他将他的一本关于诗歌理论的著作定名为《创新》（makeitnew）。在诗歌题材内容上，他力避维多利亚诗歌的陈腐、感伤，主张准确客观、言之有物；在诗歌创作理念上，他革新浪漫派诗人的渲泄、叫嚣，引入意象概念进行思考与创作。这些成为他对英美诗坛的重要贡献。受庞德“日日新”精神的影响，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五四”精神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胡适突破中国数千年诗歌创作传统，倡导白话新诗。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他主张从“八事”入手，进行文学改良――“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须言之有物”等，体现出彻底的革新精神。郭沫若的《凤凰涅》《天狗》则是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破旧立新的典型体现。李金发拿出“日日新”的勇气在新诗发展的初期写出被人称之为“笨谜”的象征诗。郁达夫的《诗论》一文则高度评价庞德为首的意象派诗人“主张完全打破陈腐的格调与死的字句”。可见新诗草创期的中国诗人对革新精神的理解之深。20世纪30年代，施蜇存在主办《现代》杂志时指出，由于现代的生活所给予我们与上代诗人不同的感情，所以就必需用现代新的词藻排列成现代新的诗形来表达现代社会新的感情。艾青强调以新鲜的比喻，新鲜的形容词和新鲜的动词互相配合，传达新鲜的诗境。新时期舒婷、北岛等突破建国初期写实诗风，写出被当时人们认为晦涩难懂的朦胧诗。特别是第三代诗人，拿出“日日新”的勇气，彻底地反语言、反意象、反文化，思考诗歌本质，开阔诗歌表现空间。庞德“日日新”的精神贯穿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始终。
中国现代诗歌篇2
关键词：张桃洲；现当代诗歌；赏读；书评
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3）04-0039-05
作为文学体裁中最重要的样式之一，中国诗歌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时的《诗经》。在这部囊括了305首诗歌的诗歌总集中，平民们自由地歌唱着爱情，歌唱着或自由快乐或压抑艰辛的生活；贵族们也在诗歌中或记载宴飨、朝会、祭祀的场景，或抒写自己个人的情怀。可以说，诗歌从一开始就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诗经》中既有各地的民歌民谣――“风”，又有宫廷礼乐――“雅”，更有祭祀颂神、颂祖的乐歌――“颂”。而“赋比兴”和“兴观群怨”的评语，又从一开始就规定了诗歌的特点及其社会功能。秦汉以降，虽然诗歌在各朝各代有着不同的沉浮命运，但作为文人抒情写意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诗歌始终在文学的舞台上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
直至近代，经过和新文学运动的洗礼，中国诗歌打破了古典格律诗的传统，而以一种句子长短不一，且以白话写就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并由此揭开了新诗近百年发展的历史。对于新诗，人们似乎总是有一种古是今非的情绪蕴含其中，时至今日对新诗诟病之声仍不绝于耳。究竟是诗人曲高和寡，还是普通读者不懂得欣赏？而对于新诗我们又该怎样去品读呢？近日读了张桃洲先生的《语词的探险：中国新诗的文本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版）一书，我觉得此问题似乎有了答案。
《语词的探险：中国新诗的文本与现实》一书精选了张桃洲先生分析和释读中国现当代诗歌现象、诗人及作品的论文30余篇。若概括该书分析中国现当代诗歌所采用的视角，则可简括为“三观”，即韵律观、形式观与意境观。这实际上也是其在中国现当代诗歌赏读中着眼的三个层面。
一、韵律观
中国古典诗歌是很讲究韵律的，大部分古体诗都有韵脚，或句句韵，或隔句韵，或多句韵，而且平仄相间有一定的规律，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读起来有很强的韵律感。而中国新诗由于受制于现代汉语的质地，在韵律方面表现出了与古典诗歌完全不同的特点。众所周知，现代汉语相较于古代汉语更为“口语化”，而且双音节词、多音节词、虚词明显增多，语法也较古代汉语更为复杂、系统。因此相较于古代汉语，若要表达一个完整的文意，现代汉语的句式就必然要拉长，而且不可避免地选择长短不一、参差错落的自由句式，这就给现代新诗格律的建立增加了难度。[1]22由此，现代新诗的韵律也由追求外在的“音韵”转而为更多地追求诗歌本身韵律的营造。这里举几个例子。
先看沈尹默的《三弦》：
中午时候，火一样的太阳，没法去遮拦，让他直晒着长街上。静悄悄少人行路；只有悠悠风来，吹动路旁杨树。
谁家破大门里，半兜子绿茸茸细草，都浮若闪闪的金光。旁边有一段低低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
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双手抱着头，他不声不响。
按照张桃洲先生的解释，这首曾受到胡适大为赞赏的《三弦》，表现出现代诗歌吸收借鉴古典诗歌又迥异于古典诗歌的韵律特点：首先，这首诗较多地采用了“悄悄”“悠悠”“茸茸”“闪闪”“低低”等叠字，从而使诗歌在节奏上更具音乐性。其次，这首诗多处采用了开敞、响亮的“ang”韵，如“杨”“光”“浪”“响”等，从而使诗歌产生了一种循环往复的音律美。再次，这首诗将压抑、安静的场景与略显生机、昂扬的语音相对照，通过动静相衬，使音韵效果更加强烈。[1]23此外，与无法遮拦的“太阳”、“风”一样，虽然“土墙”“挡住”了“弹三弦的人”，但“隔断”不了“三弦鼓荡的声浪”。这种视觉、触觉与听觉的相互转换，使这首诗更蕴含着一种需要人们细细体味的内在的音律美。
再来看沈尹默的另一首诗《月夜》：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张先生特别指出了这首诗在韵律方面的最有特色之处，即不在“呼呼”“明明”之类叠词的运用上，而在每句末尾“着”字的恣意铺排上。以虚字入诗，在古典诗歌里是非常罕见的。而这首诗将“着”放在每句尾部，在整体上起到了重要的平衡作用；同时，“着”体现了进行中的情态，它的降调暗含着某种坚韧和执着的意绪，从而与诗的主题相得益彰。“着”字实际上成了《月夜》结构的支撑点。[1]24还有就是，“霜风”与“月光”一动一静，“我”和“一株顶高的树”一高一矮，在动静、高矮的强烈对比中，更凸显了“我”的坚韧，诗歌也由此更蕴含一种令人回味的意蕴美。
再如张桃洲先生在讨论王寅诗歌的音调与语势时所举的两首诗的片段：
秋天的午后这样好
阳光像草坪柔软地在我的纸上铺展
难以相信会有夜晚
会有篝火，会有哀悼星星陨落
――王寅《午后》
太紧张了，这牙齿
这水，这月光
太悲伤了，就像蛇
就像死者，穿过鱼群的时候
看见公园的反光
――王寅《时光旷费得太多了》
《午后》整首诗的基调是静谧的，“秋天”的“阳光”“像草坪”一样在“纸上铺展”，一切都悄无声息却又美妙无比。静静泻下的阳光宛如一首悠扬的乐曲，让人在这秋日的午后静静地欣赏自然的韵律。然而这种静谧最终还是被“夜晚”的“篝火”、“星星的陨落”所打破。作者以否定的方式连续用了三个“会有”，不仅在内容上完成了思绪的延伸，更以一种短句所营造的紧凑感打破了之前的宁静，从而在诗歌韵律上完成了舒缓到激昂的转变。《时光旷费得太多了》一诗同样表现出了王寅诗歌的特点，连续三个“这”及两个“就像”的运用，使整首诗呈现出一种诗意的回旋和内在节奏的反复，而短句的运用亦使语速加快，语词的间隙趋于密集，从而营造出一种紧张感。
借助于张先生的分析可见，新诗并非不讲韵律，而是在借鉴古典诗歌韵律的基础上，为适应现代汉语的变化而采用了不用的表现方式。正如郭沫若所说，“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或曰无形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短长，宫商徵羽；也并不是什么双声叠韵，什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有形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内在韵律诉诸心而不诉诸耳”[2]。新诗并不更多地关注“自然的音节”，而是更加追求“内在的韵律”。
二、形式观
从形式的角度看，中国古典诗歌多为五、七言的形式，当然也有或四言、或六言或杂言的形式，但从数量上来说都无法与五七言诗相比。与古典诗歌不同的是，如前所述，为适应现代汉语的变化，新诗冲破了古典诗歌形式上的严整，而表现出一种散体化的特点。并且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新诗界出现了一种“跨文体书写”的倾向，诗歌写作不仅更多地借鉴散文、小说的叙事性特点，更大胆地做出戏剧化的尝试，形式上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并越来越表现出了一种“片断书写”的特点。《语词的探险：中国新诗的文本与现实》对新诗形式在这些方面的特点也多有留意和论述，比如该著以较大篇幅分析了西川的《致敬》：
那巨兽，我看见了。那巨兽，毛发粗硬，牙齿锋利，双眼几乎失明。那巨兽，喘着粗气，嘟囔厄运，而脚下没有声响。那巨兽，缺乏幽默感，像竭力掩盖其贫贱出身的人，像被使命所毁掉的人，没有摇篮可资回忆，没有目的地可资向往，没有足够的谎言来自我辩护。它拍打树干，收集婴儿；可活着，像一块岩石，死去，像一场雪崩。
乌鸦在稻草人中间寻找同伙。
那巨兽，痛恨我的发型，痛恨我的气味，痛恨我的遗憾和拘谨。一句话，痛恨我把幸福打扮得珠光宝气。它挤进我的房门，命令我站立在墙角，不由分说坐垮我的椅子，打碎我的镜子，撕烂我的窗帘和一切属于我个人的灵魂屏障。我哀求它：“我口渴的时候别拿走我的茶杯！”它就地掘出泉水，算是对我的回答。
……
《致敬》是一部由八首诗构成的组诗，这里仅节选了该诗第四首《巨兽》中的一个片段。从这个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该诗完全采用了散文的写作形式，不仅大量采用长句，而且运用了排比的手法，比如第一段三个“那巨兽”的铺排，使“巨兽”的形象跃然纸上。第三段三个“痛恨”的连用，更烘托出一种紧张的氛围。而且，从结构的角度来看，这首诗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无结构’的结构”，诗中“不同诗节、段落，甚至诗句间……缺失了推论、递进的链条……不仅每个句群显示出复杂、缠绕的特征，诗歌的整体也前后反复、交叠，在封闭中循环”；然而，“句式缠绕，段落的错杂，结构的封闭，正是诗人精神困境的有效表达”[3]。
再如该著谈及的张枣的《哀歌》一诗：
一封信打开有人说
天已凉
另一封信打开
是空的，是空的
却比世界沉重
一封信打开
有人说他在登高放歌
有人说，不，即便死了
那土豆里活着的惯性
还会长出小手呢
另一封信打开
你熟睡如橘
但有人剥开你的后说
他摸到了另一个你
另一封信打开
他们都在大笑
周身之物皆暴笑不已
一封信打开
行云流水在户外猖獗
一封信打开
我咀嚼着某些黑暗
另一封信打开
皓月当空
另一封信打开后喊
死，是一件真事情
遵循张桃洲先生的赏读方法，我们可以说这首诗以“一封信”又“一封信”结构全篇，每一封信都有着不同的内容，且每封信的内容之间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每封信都让人不免心头升起一丝淡淡的哀愁：“比世界沉重”的并不是空的信，而是人的内心；“大笑”“暴笑”掩盖不住内心的痛苦；“行云流水”本应带给人一种舒畅的心情，但“猖獗”一词却又体现出人物内心的烦躁；对“黑暗”的“咀嚼”更让人体味到一种痛苦……可以说这首诗也是一首较为典型的“‘无结构’的结构”的诗歌。此外，这首诗采用一种颇似“蒙太奇”的叙事手法，给人一种很强烈的画面感。
新诗之所以在形式及艺术手法上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究其原因还是时代影响的结果。《语词的探险：中国新诗的文本与现实》引述了诗人王家新的说法：“诗歌是一种吸收、容纳的艺术……诗歌的‘胃口’还必须更为强大，它不仅能够消化辛普森所说的‘煤、鞋子、铀、月亮和诗’，而且还必须消化‘红旗下的蛋’，后殖民语境以及此起彼伏的房地产公司”[4]。以及诗人西川的观点：“在抒情的、单向度的、歌唱性的诗歌中，异质事物互破或相互进入不可能实现。既然诗歌必须向世界敞开，那么经验、矛盾、悖论、噩梦，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承担反讽的表现形式”，所以，应将“诗歌的叙事性、歌唱性、戏剧性融为一炉”，“达到创造力的合唱效果”[5]。新诗的形式不仅不拘一格，而且还力图从其他文体如戏剧、小说等借鉴，以拓展自己的疆域与活力。
当然，正如张桃洲先生所说，新诗的形式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应该予以重视，如过于浮泛、无章可循等。
三、意境观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6]境界是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境。中国古典诗歌很注重意境的营造，通常通过一系列意象的采用，而形成独有的意境。关于意境的生成，我们可以通过清代文人郑板桥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雾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忽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7]
郑氏此段话虽是描述其作画的过程，其实却写出了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美产生的过程，由客观存在之“竹”到胸中所蕴之“竹”再到笔下所生发之“竹”，可以说经由人的情感的注入，笔下所画之“竹”已去客观之“竹”甚远，而耐人品味的意境之美亦由此而生。
古人写诗常常运用意象性的语言，构建某种意境，表达某种思想感情。比如温庭筠的《商山早行》：“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其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凫雁满回塘”等都是意象，尤其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是把六种形象性的词语：鸡声、茅店、月、板桥、霜和霜上的人迹并列在一起，这些词语描述的形象，已不再只是事物的客观物象，而是融入了作者凄凉悲怆体验的意象了。诗人正是利用这些意象的组合，构成了一种“道路辛苦、羁旅愁思”的意境。
在张桃洲先生看来，中国现当代诗歌中其实有不少作品也是很讲究意境的营造的，比如宋琳的《飘泊状态的隐喻》：
十二座一模一样的桥上，
没有哪一座不是车水马龙。
晚钟震响，众鸟敛迹，
尖顶隐入灰暗的天空。
目光茫然，风中最后的树叶
颤抖着，不知落向何处。
强烈感觉到分裂的自我，
仿佛十二座桥上都站着你。
张先生认为，这首诗通过“晚钟”、“敛迹”的“众鸟”、“风中最后的树叶”等一系列意象，营造了一种“羁旅飘泊”的意境，而这种意境又在“凄冷”与“热闹”中得到了强化，从而使诗人的内心产生了分裂，而这种内心的分裂正符合诗人当时客居他乡而陷入一种孤寂境地的境况。张先生注意到，宋琳去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将写作看成克服孤独带来的失语症的一种手段，“面临比失业对生存的威胁更大的失语的威胁……空间隔绝可能达到的令人窒息的程度也是超出国内想象的，旅居的孤独，长期的孤独中养成的与幽灵对话的习惯，最终能否在内部的空旷中建立一个金字塔的基座，譬如，渐渐产生一种信仰的坚定”[8]，已成为宋琳诗歌创作的主要动力。而这首《飘泊状态的隐喻》，让诗人的孤寂的意绪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展现。
多多的诗作《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同样如此：
十一月入夜的城市
惟有阿姆斯特丹的河流
突然
我家树上的桔子
在秋风中晃动
我关上窗户，也没有用
河流倒流，也没有用
那镶满珍珠的太阳，升起来了
也没有用
鸽群像铁屑散落
没有男孩子的街道突然显得空阔
秋雨过后
那爬满蜗牛的屋顶
――我的祖国
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
借鉴张桃洲先生的细读方法，我们发现：这首诗中“爬满蜗牛的屋顶”即“我的祖国”，使得这个空阔的词并不显得突兀，且没有给人不自然的感觉；而“爬满蜗牛的屋顶”与“我的祖国”之间的巨大反差，令人读到“祖国”一词后不禁为之动容；两次“突然”则强化了内心的紧迫感。[9]
张桃洲先生还善于对古今诗歌的意境观进行比较研究，以找出二者的相通性和承续关系。他通过大量例证分析后发现：“古典诗歌的语汇、句法、诗式乃至意境等成为台湾新诗锻造自身语言的重要来源和维度”[10]。从此可知，新诗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古典诗歌中的概念，但后者的意象、意境等观念和方式，仍然有助于新诗的表现力。
总之，笔者由张桃洲先生的《语词的探险：中国新诗的文本与现实》一书所得到的启示是：尽管新诗相对于中国古典诗歌而言发生了巨大的“裂变”，但对它的赏读并不是毫无“规矩”。诚如该书后记中提出：“倡导一种良性的诗歌批评特别是阅读方式，便变得十分重要……诗歌阅读的问题，其实连接着整个现代诗的接受问题。应该说，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未能培育很好的诗歌阅读的环境，也未能培养阅读者积极的阅读习惯；阅读者留意的往往是一些笼统的宏大问题，对文本局部和细节之洞察能力的锻造并不在意，诗歌的内在细微之处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当然，没有一劳永逸地改善诗歌阅读的途径，也不存在可以恪守的关于诗歌阅读的成规，只有不断地阅读、不断地感受、不断地与文本的碰撞，才能不断地激发对于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11]339-340这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新型的阅读方式，但愿这一点能够引起更多的共鸣。
参考文献
[1]张桃洲.语词的探险：中国新诗的文本与现实[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2.
[2]郭沫若致宗白华的信[Z].少年中国，1920，（9）.
[3]姜涛.被句群囚禁的巨兽之舞[m]//洪子诚.在北大课堂读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243.
[4]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J].诗探索，1996：1.
[5]西川.大意如此・自序[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2.
[6]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7.
[7]郑燮.题画：竹[m]//郑板桥集.扬州：广陵书社，2011：154.
[8]宋琳.异域写作的精神分析――答张辉先生十一问[J].新诗评论，2009（1）：185.
中国现代诗歌篇3
关键词：诗歌阐释语言
从“五四”白话运动以来，中国新诗发展到现在，在艺术主张上，越来越倾向于写自我，强调心理；在表现手法上，反铺陈，重暗示。诗人对现实的把握，也越来越摆脱具体生活事件、情景的羁绊，而上升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情感的与意象的概括。面对诗歌当中如此繁复的意象，如此多的隐喻和暗示以及强烈的个人化意识，我们曾经习惯性地用道德、民族、教育及社会意义，甚至政治标准来评论诗歌显然是不适当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诗歌也是一种误读。因为诗是一种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表现诗人的性灵。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中国现当代诗歌进行阐释呢。本文将进行简要的分析。
在新诗刚开始起步不久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面对国家的苦难，民族的苦闷，无数青年知识分子内心强烈地希望通过自己的情感表达唤起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忱，从而挽救民族危亡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诸如郭沫若般的狂热和带有强烈自我解放意识的诗在时代大背景下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从而赢得了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好评。
如郭沫若在《女神》中，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它可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是个性获得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精神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勇气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发扬，五四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庙底energy底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会改变山河、大地、宇宙。“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①诗句所释放出的情感力量像猛烈的飓风、奔腾的激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我飞跑”则是令人振奋的呐喊，充分展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痛苦历程。诗歌基调高昂，把天狗自喻，尽显自由、浪漫、豪情之风。这样的“我”个性张扬，对创造一个新世界充满了极端的自信。他希望这个“我”成为有强大力量的人，可以解救民族于危难之中，这个“我”是集合了全民族力量的一个“超人”。他有着巨大的破坏力，从而整首诗表现出了积极的、高亢的，充满英雄主义式的浪漫基调。这个“我”与自然合二为一，被诗人赋予了创造与驱使自然万物的神力。在这种想象似的力量的驱使下，作者在《女神》中，热情地叫喊，热情地宣泄自己的情感，处处充满一种口号式的却又是让人鼓舞的诗句，这给当时苦闷的青年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因此，这本诗集理所当然地顺应了时代潮流。其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在《女神》之后的《星空》、《瓶》郭沫若逐渐由“呐喊”转入“彷徨”，诗也逐渐转入含蓄风格，感情更为深沉，诗的技巧其实是更为圆熟了，但却这些诗歌却没有像《女神》引起极大的关注，诗歌在当时或许也是一种政治需要。
郭沫若等诗人的诗政治气息浓，它切合的是时代大的政治背景，但是真正的诗歌是要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即使跨区域跨时代，它依然能打动我们的内心，依然能有很多值得我们解读和鉴赏的东西。所以抛开诗歌的政治意识形态，我们应该回归到诗歌的本身进行解读。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回避那些表现宏观的生命本质。诸如危及人类生命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灾难、饥馑病疟、贫困失业、恐怖暴力和战争杀戮，以及人类时刻潜藏的危机。因为，“诗是一种创建，这种创建通过词语并在词语中实现。”②诗人通过各种词语组成每一首诗，而这每一首诗都是诗人独一的，它从诗人痛苦的裂隙中产生，当中的诗意只为诗人一人所表现。诗歌除了表现幸福、快乐和死亡的人生极端，还要表现犹豫不决、乐极生悲、悲恸欲绝、性心理、恶遭遇、癫狂、恫吓、惊悚、无奈、伤残、疾病的另一个极端和它的具体细节。
那么该如何进行阐述呢。如前所说，诗是诗人特殊性灵的体现，在对一首诗进行分析的时候，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对诗人的写作背景有一个了解，这或许有助于读者理解诗人的写作目的或背景。但更多时候诗人的写作往往可能是一触即发的。思维活跃，灵感跳动，似乎无章可循。而且，有了对背景的了解，会影响、制约读者的阅读。在《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中，在谈到柏桦《琼斯敦》时洪子诚所提出了几个问题：“围绕这首诗的背景材料对我们的解读究竟起什么作用？它是否制约、甚至决定了我们对诗的理解的基本框架？没有这些材料，解读是否不可能？或将会产生另一种理解？”③事实上，在《琼斯敦》这首诗当中，似乎并没有对这个事件背景进行价值上的判断，它只是描述一种比较迷狂的状态，一种疯狂的激情。体现出诗人独特的“知识、激情、经验、观察和想象”所具有的综合作用。这首诗既有浪漫主义意义上的异乎寻常的激情，又有强调诗歌艺术现代感知的象征主义表现手法，柏桦在这样一首以革命、青春和宗教为表现内容的诗歌中，彻底跳出了当代传统政治抒情诗的案臼，而以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以诗人审美的立场，将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悲剧这一重大事件作为一种挖掘诗意的独特语境，从而创造出一种视野广阔、诗意浓郁的时事诗。
诗歌是诗与思的对话。“对这首独一之诗的探讨便是一种与诗的运思的对话。它既不是描绘一位诗人的世界观，也不是考察诗人的工作环境。首要地，对这首独一之诗的探讨绝不能取代对诗歌的倾听，甚至也不能指导对诗歌的倾听。”④因此，在对诗歌进行阐释之时，首要的一条是不能脱离诗人之诗和思，要用心灵去感受。在西方，本雅明用大量引文来阐释波德莱尔的诗歌，他旁征博引，通过浪荡游民、休闲逛街者以及现代主义的英雄这三个形象，不仅向读者展现出波德莱尔的诗，还向读者展现出诗人本身的形象。他注重的是整体把握诗及诗人本身，对诗歌当中语词的解释并不是特别地讲究。如他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多次提到的一首诗――《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他抓住都市中的这个女人形象带给诗人的一种“惊颤”的如电光火石的感觉，一种生命体验：爱也被大都市所玷污，只是一闪而过的空心的爱。⑤诗就是一种体验，灵魂被触动的一刹那。
另外诗歌中的语言似乎也是重要的一环。“语言乃是一切关系的关系”⑥诗人运用语言既显示又遮蔽着但又把世界呈现出来。从这里，不难看出，语言对诗歌的重要性。所以，在对诗歌进行阐释时，应关注其中的重要的语词，比如具隐喻意义的意象等，通过解释这些语词，达到阐释整首诗歌并让读者透过这些阐释，看到隐藏在背后的诗人形象的目的。当然，中国汉朝的汉学讲究经典字词的训诂，宋明理学讲究对经典的自我阐释。如果这两种方法用在现当代诗歌的阐释中，是只对诗歌当中的经典字词用引文进行简单解释，讲究点到为止呢？还是除了对语词的解释，再加上些许个人的理解，或是再挖出语词下面的隐喻？这得根据诗歌的性质以及解读者自己的意识进行阐释。
当然任何方法都存在“两面性”，无论是本雅明式的用大量引文来描绘出诗的内涵和诗人形象（这需要广博的知识和大量的文献资料），还是着重对语词的理解的阐释方法。为此我认为我们可以不局限于某一种解释方法，而是多种方法结合。比如在理解起来比较困难，需要深一步挖掘的地方就得进行更进一步的解释，对于简单的语词，点到即止，不用多加分析，甚至可以跳过，让读者自己去感受。而且，任何解读都仅仅是进入作品的意义空间的一条途径，也仅仅能提供阐释的一种可能。正如“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再完美的阐释，也总会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找到一种相对适合相对比较好的阐释方法来尽可能对诗歌进行阐释。对于现当代特别是当代诗歌，更强调个人性，注重经由自我心灵的审视、感悟、升华而达到精神超越的文本境界，我认为，在阐释的时候更要注意把握诗歌的本质与内在价值，把握本质的语言，达到倾听诗人的目的，这就是于现当代诗歌阐释相对较好的一种方法。
注释：
①郭沫若，《天狗》，选自龙泉明主编《中国新诗名作导读》，第16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
②海德格尔[德]：《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5-54页。
③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
④海德格尔[德]：《在通向语言的途中》，31页，211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修订译本）
⑤瓦尔特本雅明[德]：《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
中国现代诗歌篇4
论文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诗歌作为高校中文系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除了本身所具有的专业价值以外，也蕴涵着深厚的育人价值。诗歌是一门优美的语言艺术，也是最古老的文学样式，它既感性又抽象，大多数都直接表达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本文以诗歌教学为例，分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诗歌教学的育人价值。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高校中文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其教学内容一般由两大板块构成:“文学史”和“作家作品”。从20世纪纪50、60年代到80年代，该课程较注重“史”的勾勒，强调所谓文学史“规律”的掌握以及对文学性质的判定，且偏重于思潮争论的介绍评价，而轻视对文学审美能力的训练。80年代以后，教学重心向“作家作品”转移，对审美能力的培养渐渐被提升到突出位置，既照顾到低年级大学生的接受能力，又适应了时代要求。然而，近年来，随着各种外来理论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学说的涌入，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又出现了“科学主义”的趋向，在文学作品分析过程中追求可操作性，追求类似自然科学式的本质规律的分析，这固然会有些新意甚至生机，却又暴露出明显的弊病:扼杀审美灵性，远离文学的感悟和想象，忽略了文学教学中育人价值的挖掘与体现。
现当代诗歌在思想上，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人的命运，社会的命运，诗人们自觉地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将诗歌作为一种启蒙、宣传、教化的手段;在形式上从早期的用白话写诗，分为自由诗、格律诗，到后来不断地吸收传统和外来的经验，“格律诗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朦胧诗派”，诗歌的手法不断地创新。现当代诗歌形式可长可短，行数可多可少，语言或直白或朦胧，艺术风格更是多种多样。鉴于目前我国教育的现状仍未摆脱应试教育的案臼，在高校课程设置上依然强调其工具性、知识性、计划性，导致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传授知识、讲授“操作”技术，即使文科教学也不例外，缺少新世纪所要求的注重经验类的、领悟性的课程及教学意识。于是，本来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诗歌教学中的育人价值被忽视了、遮蔽了。本文以诗歌教学为例，分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诗歌教学的育人价值。
一、诗歌鉴赏的方法与课堂应用
诗歌最注重的就是抒情，除叙事诗以外一般没有故事情节，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有时会显得比较难理解，甚至是枯燥，所以必须有好的教学方法，才能够引导出学生对诗歌的兴趣。有一种观点认为，诗歌是很抽象的东西，无法用具体的方法去讲解，其实诗歌并不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东西。只不过诗歌所侧重的并不是知识的介绍，而是注重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宣泄，诗歌所给与大众的，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慰籍和震撼。从某种意义上讲，诗歌可以被分为声音、意象、意义三部分。
以戴望舒的成名作《雨巷》为例:这首作品是诗人的早期代表作，戴望舒也因此赢得了“雨巷诗人”的称号。这首诗最大的特色就是具有极强的音乐美和节奏感。诗中运用了复沓、叠句、重唱等手法，造成了回环往复的旋律和婉转悦耳的乐感。因此叶圣陶先牛称赞《雨巷》为中国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只有让学牛反复诵读，才可以体会到作品的音乐美和节奏感，如果再加以音乐的衬托和场景的渲染，就能更准确地体会到整首诗的主基调——诗人“寻梦”的过程。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诗歌教学育人价值的实现途径
1.文本细读是基础
中国诗歌向来就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特质”，白话新诗也不例外。通过诗歌教学培养训练学生的悟性思维，实在不失为一条好途径。因为悟性思维排斥认知过程中具有共性的“演绎”、“归纳”、“推理”、“论证”等思维方式，而追求从主体出发去体验事物，讲求“直觉”、“顿悟”、内心体验等极具个性化的认知方式。
诗歌文本的细读，体现为解读者对文本特殊韵味、独特风格的精细辨识力和判断力。具体而言，可以从它的外形式和内形式两个层面入手。诗歌的外形式，是指它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可直接感知的语言组合形式，这是一种能给读者某种特殊的视觉感受和听觉感受的文本样式，主要体现在句式和音韵上的特点。诗歌打破口常语言运用的散体文形式，视觉上分行排列，句式井然;听觉上抑扬顿扑，节奏分明。比如徐志摩《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2.意境分析是关键
这一教学内容在此有双重含义:一为诗歌本身所刨设的语境与意境的分析，另一指读诗者经由诗中意境所获致的鉴赏趣味与审美境界的升华。这二者的关系，从本质上看就是“词语的组合构成诗篇，意象的组合构成意境，境生于象而超乎象”、意境研究是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揭示意境的形成，既可看到诗人的构思过程，又可窥见读者的鉴赏心理。在诗歌艺术的殿堂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进入诗歌特定意境，方可称得上是“登堂入室”。因此诗歌的奥妙，从意境中可以获得许多。
在诗歌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注意区分意境的不同层次:诗人意境之形成、诗歌意境之表现、读者意境之感受、第一层次的赏析着眼于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的互相交融;第二层次的赏析立足于诗人营造意境的艺术手段;第三层次的赏析则是读者基于前两层次的“超越”和“升华”。在此过程中，一种高雅纯正的鉴赏趣味也在养成。当师生进入意境的第一层次时，有一种温馨亲切之感，过去的审美经验被唤起，仿佛回到热悉的环境和氛围之中，有故友重逢、旧地重游、旧梦重温的快慰。吟《再别康桥》，我们也会随诗人一起沉浸在夕阳西下的轻悄与伤感;诵《雨巷》，我们便怀着同样的戴望舒式的寂寥与惆怅……告别“康桥”、走出“雨巷”，我们自然而然会惊奇于诗人营造特定情境的手段:从意象语境的设置到象征隐喻的运用，无不给我们以艺术的启迪。最后，当师生在诗人的引领下穿过缪司女神的艺术殿堂，会油然生出一种人格或智力上走向完美的喜悦之感。好象超越了故我，变得更纯净、更智慧、更完美了。由诗歌艺术境界之美而熏陶了接受者精神境界之美，这种“境界教育”，对于师生纯正艺术趣味的培养是非常有益的。
3.情感体验是升华
诗缘情，诗主情。诗与情感，好比生命与血肉。但是如何在诗歌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说，诗歌教学中的“细读教育”是对“诗味”的捕捉与体味，“意境分析”侧重“诗意”的把握，那么对“诗情”的感受则属诗歌教学中的情感人格教育了。同样以刚才提到的诗人戴望舒的作品为例，他的创作以抗战爆发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代表作《雨巷》的写作背景是大革命的失败，诗歌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灭、迷茫，却仍对未来寄予希望的心态，整首诗是诗人的一个寻梦的过程。而他的后期代表作《我用残损的手掌》则是1942年春诗人在香港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在身陷囹圄、备受摧残的情况下所写的。诗歌的风格由软变硬，诗歌由具体可感的动作—抚摸祖国的地图开篇，进而转入虚幻想象，仿佛看见了祖国大地的种种隋形，沦陷区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和解放区的温暖、明亮，表现自己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之情。
这一教育过程也应注意几个方面。其一，切忌给诗情贴上政治的、道德的标签，把文学欣赏变成道德说教或思想评判。诗歌中的情感教育是为了丰富我们的心灵世界。充分理解尊重诗人的情感，怀着一种开阔博大的包容胸襟，既能欣赏诸如郭沫若式的狂放不羁，也能认同徐志摩的缠绵绮丽。这样的情感教育，既是对精神世界的丰富和陶冶，也体现出现代教育关注人、理解人、尊重人、发展人的人性化教育理念、其二，摆脱对诗人风格的单纯艺术分析，秉持风格即“人格”的理念，将艺术风格的分析延伸到诗人的人格领域，实现对诗人创作的总体把握，进而将人格教育渗透到诗歌教学当中，使现当代文学的诗歌教学成为“人性化”教育的潜在课堂，似春风化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参考文献】
[1]陈国恩.国学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中国现代诗歌篇5
我开始新诗研究的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知识信念与学术热情暂时受挫，全民下海经商，人人做着发财梦的年代。我的一些朋友，纷纷南下，到海南，奔深圳，豪迈悲壮地告别学术，告别讲台，我却被学校派遣北上，去北京大学进修，作访问学者。我的导师是孙玉石，这样就跟着他作了现代诗歌研究，在一个人们远离诗歌的年代，走上了诗歌研究的道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就是孙玉石给我定的方向。那个时候，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起步不久，也是一个正好开发的领域，北大的资源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每想到别人去开发财源，自己在故纸堆里开发“知源”，心理并不安静。北上培养的做学问的兴致便压倒了发财的欲望，老老实实坐起了冷板凳。到1995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终于修成了正果，很快被我的老同学程继松看中，并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拙著在1995年10月出版后，的确是受到了学术界的一些关注。学术界的师友刘纳、李德尧、李怡、宋剑华等先后发表评论肯定、推介。特别是九叶派诗人、西方现代诗歌研究专家袁可嘉专门撰文，给与了拙著较高的评介。还有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在他们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也引用了拙著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研究风气好转，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开始受到普遍关注，1998年拙著得以再版，起到了一点为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新诗与现代文学研究经历了十多年的行进后，又跨入了一个相对冷滞的时期。社会的发展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物欲化的消费时代，诗歌的边缘化处境成为了精致文化消费萧条的典型佐证。追随物质享乐的潮流让我们疏忽了心灵的滋润。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要重建新的人文精神氛围，延展传世的千古美德，我们多么需要清新爽朗的人文空气，高尚雅致的精神营养。诗歌，永远是现代人类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精致文化，人类的生命需要她的滋养。中国诗歌走到今天，出现了困惑，这种困惑是文化转型与诗歌变革时期新质的孕育与思考。我们从大量的民间写作与校园诗歌写作中，已经感受到了新的诗潮涌动的青春气息，一个诗歌复兴的时代将伴随着民族文化的繁荣到来。这部过去了10多年的诗歌研究著作的再版，希望对喜爱诗歌的年轻朋友们有所裨益。
在这部著作再次以新的面孔（换了一个更大气的包装）问世时，我的另一部新诗研究著作《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我这10多年来研究现代诗歌的又一部作品，其中融入了我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路线的检讨与未来方向的一些思考。我认为中国现代诗歌作为三千多年中国诗歌的新形态，它行走过的轨迹，是在接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又融入了中国传统诗歌元素的过程中呈现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经验与教训，应该是四点：
一是要坚守与发展中国诗歌的意象传统。诗歌的意象是诗歌区别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核心元素，它是中国文人用文学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思维方式，又是诗人用来传达内在情感与心理的寄托物。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构造功能都具有意象意义，语言本身具有隐喻功能。有的年轻诗人主张抛弃意象，召唤诗歌回到语言本体的主张是不可靠的。当然传统诗歌过多关注意象，意象形成的某些程式化等是可以改造的。西方现代诗歌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意象诗学影响了我们现代诗歌意象形态。我们现代诗歌意象比之传统，尽管不成熟，但是在传承中更加开放多元，形成了自身的意象形态特征，中国诗歌的未来形态是离不开诗歌古今意象传统的。这是我在《中国诗歌意象论》中探讨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二是进一步丰富、发展诗歌的白话语体与自由诗体。中国现代诗歌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主要是自由的诗体对古代格律诗体的替换，白话对文言的取代。尽管自由体是一种没有固定形体的新诗体，白话语言没有了文言的精致含蓄，但是现代白话语体与自由诗体从根本上适应了复杂丰富的现代生活的表现，顺应了现代人开放自由的心理向度，更能让人们把注意力由形式的局部关注转向整体诗意的建构。同时它们能更便利地容纳与改造多元化的外来文化思潮与诗歌形态。白话诗歌导致的现代诗歌的散文化趋向，也带来了诗歌芜杂、散漫的弊端，这些弊端有待我们在今后白话语体与自由诗体的锻炼中去规避、去改造。
三是不可忽视诗歌的现代节奏。诗歌的节奏是诗歌的血脉的流动，是诗歌葆有乐感之美的重要元素。现代诗歌的乐感已经不同于传统诗词的韵律，它把中国古代诗词主要遵循平仄的韵律规范打破了，把诗歌乐感建立在以现代汉语音节和谐为主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包括音节节奏、现代汉语韵律节奏、诗歌内部的情绪节奏、诗歌整体的外部构造节奏的现代节奏艺术。是一个较多借鉴了外来诗歌节奏艺术，又继承了传统、改造了传统的开放性现代节奏形态。当然，有人主张诗歌不要节奏，读屏时代的诗歌可以不需要像古代诗歌那样吟咏口传或唱和作为传播的工具，把诗歌转向诗意的内敛与诗境的深发，这是一条完全可以继续开展的诗歌途径。但是，诗歌的现代节奏是可以有效地凝练诗意，提升诗意表现力的，它兼具传统之美，又不为传统所限，具有散文化语体之长，又扬弃了散文化语体之短。失去诗歌节奏的诗歌，诗歌的美感效果是会大打折扣的。
中国现代诗歌篇6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胡适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着《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胡适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①,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写口语,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胡适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②,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胡适),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致使专说大白话,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③。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④,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具有倡导性意义。
胡适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芜中矗立起新诗的旗帜,难免显得创造力的贫乏,便不得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灵感。伴随20年代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现在诗坛,意味着新诗的长进。与其说是从西方闯入的“女神”,不如说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这就增强了自由的新诗的形式内涵,弥补了草创期新诗的不足,具备唱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⑤。那种“天狗”式的绝唱,“凤凰涅*$”似的再生,“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郭沫若可称为“中国的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⑥,将诗视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诗人任其情感随意遣发,无拘无束,让自由精神之马冲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诗的疆界,导致诗体语言的失范、粗糙,散漫无纪。郭沫若对“裸体美人”的比喻,不尽妥贴。因为“裸体美人”本身首先是人体美的展示,而“不采诗形”,岂不丧失了诗美传达的媒体?
新诗自由体的匆匆登场,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可以说,“五四”“诗体解放”并不属于自觉的文体革命。但“诗国革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却实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和转变。先驱们致力于使诗和文学从森严壁垒、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识王国里突围,回到人性复苏、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现代精神家园中来。“新造的葡萄酒泉/不能盛在那旧了的衣囊/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不在于引进自由体,而在为高扬新诗的自由精神创造了现代隐喻的诗意方式,这个“新鲜的太阳”,揭开了20世纪诗歌的黎明的天空,使汉语诗歌进入了现代精神的家园。
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体”,如何植根于中国诗苑?回答很简单:要契入中国诗体艺术,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体。郭沫若的大多数自由体诗是激发型的,伴随“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汉语诗性语言那种不可磨灭的光芒。“五四”以后,他明显重视了汉语诗歌的音节和“外在的韵律”,甚至趋向半格律体创作,出现了《天上的市街》、爱情诗集《瓶》中的《莺之歌》等具有汉语特色的作品。但后来多数篇什已经意味着他的诗力不足而失去了艺术探索的能力。
旧诗体在“五四”诗体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个人化写作的性质。郁达夫一方面肯定和称赞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⑦,一方面又有对“诗国”的眷恋,表现了运用旧诗体创作的兴趣和才情。他和田汉形成与郭沫若之间新旧体诗互比互补的“创造”景观。这一典型个案,构成了第一次汉语诗歌转变的窘迫情境。
二、从“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汉语诗歌艺术转变的契机
任何民族的新旧语言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新诗与母体的隔膜是暂时的,终究要返回对母体的追认,不过历经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过程。
中国新诗的“贫血症”,以西法治疗滋补,尽管不能“治本”,但也会“活血强身”,拓宽视野。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百无禁忌,是诗人敢于试验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国门与留在国内的诗界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找新诗的出路,20年代中国新诗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态势。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艺术那种富有内含力和迷离色彩的诗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诗的灵验秘方。这一时期新诗明显向内在、含蓄、浑沌方面转变,虽未很快转化为汉语诗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种模仿或复制,然而,新诗即使充当西方现代诗歌的“拿来文本”,也会给汉语诗歌带来新异感,进而反观自身,达到对异质语言艺术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现代汉语诗歌文本。
一位优秀诗人不管接受多少外来诗歌艺术的影响,都离不开深厚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诗歌传统艺术的支撑。2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人从“打开国门看世界”进入“从世界回首故国”。创造社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1月4日)⑧,与稍后周作人的《<扬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⑨,颇能表明这一历史性转折,也可以理解为新诗开始对母语的追认。穆木天留学日本,从熟读法国象征派诗歌和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作品开始新诗创作,但他没有一味陶醉于“异国熏香”,而是审视和反思新诗自身,主张“民族彩色”。他认为“中国人现在作诗,非常粗糙”,批评胡适“是最大的罪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是“大错”。周作人明确提出建立新诗与汉语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并认为汉语诗歌的字词组合及修辞方法具有超越时间的延续性。即是被认为“欧化”的诗人李金发,也批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无人过问”的倾向,主张在创作中对东西方的好东西进行“沟通”和“调和”,而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只是欧化句法与文言遣词兼而有之⑩。穆木天从对“诗国”艺术的勘探中,提出“纯粹诗歌”的要义有四:(一)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二)诗不是说明,而是表现;(三)诗是大的暗示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四)诗要兼造型与音乐之美。这显然是对胡适的新诗理论的反拨。如果说穆木天的“纯粹诗歌”已找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契合点,那么周作人特别强调的“融化”概念,则是实施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他认为“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融化”,是实现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环节。新诗由于发生了诗歌语言传统之力与现代诗歌艺术方式的双重危机,因而“融化”意味着新诗向民族化、现代化的双向转化。新诗从“模仿”到“独创”的实现,是一个寻根和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从“诗国”中汲取母乳,恢复和增强汉语诗歌的固有特质,一方面使“拿来”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真正为汉语诗歌艺术所汲收和消化。新诗彻底摆脱“模仿”的印记,表现为回归母语的自我消解。“独创的模样”,固然要使汉语诗歌的特长和优势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也透视着世界诗歌潮流的艺术折光。“融化”发生的基因,在于中西诗艺的相通之处。譬如,19世纪末西方开始流行的象征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包含有象征因素。穆木天称杜牧的《秦淮夜泊》是“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诗”。周作人认为“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真正的中国新诗”正是以复苏汉语的本性与孕发更多的诗意为目的,与以前的“新诗”划清了界限。
二三十年代诗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确的现代汉诗意识,即使突入“融化”的创作状态,也并不意味有了实现汉诗转变的艺术自觉。我们只能从各路诗家勇于求索、自由发展的扑朔迷离的态势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一种是从诗形切入,试验作汉语形式的新诗。1926年4月新月社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晨报·诗镌》,提倡“诗的格律”,无疑是对初期新诗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造成了新诗形式重建的氛围。然而闻一多所说的“格律”,是英文form的译意,具体指“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听觉方面的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瑏瑡。中外诗歌在视、听觉方面的格律因素,固然有相通之处,但汉语方块字有着自身独有的组织结构和美学特征,也更易于造成诗的视觉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并表现了与字母文字不同的语境方式和操作程序。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并非如有些论者和教科书中所说是“中国古诗传统与外来诗歌形式的结合”。考察当时在《诗镌》、《诗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节的“豆腐干块诗”,包括被认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很难说体现汉语诗歌的“格律”,更谈不上与汉字词汇的诗意方式融于一体。光图有词句的整齐排列,而缺乏炼字炼句炼意的工夫,就建构不起汉语诗歌意义生成系统的优化结构和诗意空间。这种不能发挥听、视觉方面的汉语诗歌特长的“格律”,难免有西洋“格律”的汉译化之嫌。朱自清评论“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瑏瑢。当然,他们有些作品,如闻一多的《一句话》、《收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沙扬娜拉》第十八首等,比较切入现代汉语的音乐节奏,自然流畅,在整饬中求变化,避免了因对字词的相等对应的刻意追求而出现的滞留感。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试验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现代汉诗的特色。这位对西方诗体和诗律学研究颇深的诗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意识,自觉发掘古典词曲和民歌的形式结构的美。如《采莲曲》,即是从六朝骈散和江南民歌中脱出来的。《摇篮曲》、《催妆曲》、《春风》、《月游》等,是将英国近代格律体、歌谣体与我国民歌民谣相融合而创造出的歌谣体,音节流转起伏,韵律回荡优美,并构成整体匀称的方块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汉语诗意空间?仍处于探索之中。如果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创造了人类自由性灵所依恋的“康桥世界”这一意味弥深的音乐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坟墓》、《废园》等篇什,则在对某种情绪和灵魂的深度显示中造成了较大张力的诗意场。这对于汉诗传统形式的开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月派作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客观上沟通了诗人对新诗汉语艺术形式的重视,影响了一代人的创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诗、九行诗、对诗行、节奏和口语化的追求,也体现了现代汉语特点,有人称为“现代绝句”。
十四行诗(Sonnet),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特殊的格律体,为不少诗人所喜欢、试验着写过。但真正能够切入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诗意的方式、试验出色者,当数早年加盟沉钟社的冯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严格遵守十四行的传统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体结构上的特点,适当融入古典汉语诗词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语调的自然,体现了浓郁婉转的东方抒情风格。在诗意表达上,虽明显受里尔克的影响,却完全从自身的艺术体验出发,以精妙含蓄的汉语,抒写内心真实。冯至的十四行诗,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诗歌语言之间的转化,是对西方十四行的一种变奏体。
再一种是从诗意结构切入,运作现代汉语诗歌的象征艺术表现。象征诗派与新月诗派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从李金发最早以“诗怪”出现在诗坛,到戴望舒被称为中国的“雨巷诗人”,表明象征派诗的演变,以汉语诗意质素的增长为标志。李金发的诗,既是异端,又是垫脚石。“异端”相对于传统而言,带有“革命性”意味。李金发诗的深层的内心体验的个人象征意象,以几分生涩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浑沌感深度感,显示了突破传统象征、给个体生命内涵赋形的可能。然而这与现代汉语诗歌还相距甚远,仅是汉语诗歌转化中的特有场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这一场景中推动了象征派诗的汉语化进程。他们不是照搬波德莱尔、魏尔伦、叶芝、里尔克这些象征派、现代派大师,而是着眼于寻找西方诗与汉语诗的艺术契合点,“做‘化古与化欧’结合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认为戴望舒开始写诗,“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瑏琐。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将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意象的朦胧性与我国晚唐的婉约词风相融合,使“中国旧诗风”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雨巷》的现代汉语意味,不仅表现在“雨巷”这一富有民族情结和充满汉语诗意的象征体的朦胧美,还突出体现了以诗人情绪为内在结构的现代汉语音节的韵律美,叶圣陶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瑏瑶。诗人注重汉语音节,并不影响内心开拓及诗意发掘,因为音节安排服从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诗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亲切和暗示、中国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戏剧性处境”、“戏拟”相沟通和融合,形成了汉语诗歌的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现代口语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韵节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层象征蕴涵的诗境建构方式。诗的口语化叙述方式的戏剧化、非个人化倾向,决定了诗中的“我”、“你”、“他”(“她”)互换的特点,有利于达成曲径通幽的诗意传达和多方位、多层次的诗意结构空间。这即是卞之琳诗歌的现代汉语的智性结构和深邃的哲学境界。
象征派诗歌艺术对于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力,拓深意境,实现汉语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艺术实践意义。在后来民族救亡和长期战争的背景下,多数诗人转向爱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仍以象征性而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
对新诗的现代汉语形式的创造和探索,未能成为后来诗人们的自觉。甚至戴望舒后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的影响,也在追求诗的情绪自由表达和口语化中,失去了汉语音律的节制和用语凝炼。30年代后期有论者明确提出:“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口语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诗”,因而提倡“诗的散文美”瑏瑥。这实质上是郭沫若自由体诗风的延续。当时萧三、李广田等曾对新诗形式的欧化倾向、“散文化风气”提出过批评,但对新诗的“完美的形式”的具体建构也说不清楚。40年代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论下,民歌体诗盛行,由于诗人的感情定势、缺乏汉语意象营造的深层结构而流于诗意肤浅。
三、五六十年代海峡一隅风景看好汉语诗歌转变的延续
当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笼罩诗坛,大陆诗人的内心真实封闭起来,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峡彼岸却异军突起。从“现代”、“蓝星”、“创世纪”等诗社的兴衰沉浮中,可以窥视台湾现代诗歌对母语的回归和探寻。这些诗人大都是从大陆抵达台湾,其中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等本来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纪弦以笔名路易士活跃于诗坛,并与戴望舒创办《新诗》月刊,1953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诗》,继续倡导和发展现代派诗。他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西化”主张,瑏瑦对于输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观念和技巧,打破台湾威权政治禁锢文艺的僵化局面,使诗人获得创作自由,发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离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理当受到覃子豪等诗人的批评。在西方文化无遮拦地进入台湾的特殊文化环境中,骨子里有着炎黄语言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传统的撞击中站稳脚跟,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轨迹。这就使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并未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而中断,新诗在海峡一隅获得了生存环境和艺术发展。
中国现代诗歌篇7
本文认为，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1917年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文章对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具体表现，总体特征，历史意义等问题作了详尽的阐释。
【关键词】近代诗歌;传统;现代;转型
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1917年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诗歌由使用典雅的文言，有着严格格律形式规范和传统美学规则要求的古典诗歌，逐步转变为初步采用白话，不重格律，形式自由，有着新的审美追求的现代新诗。在这场转变中，像体育运动的接力赛跑一样，中国诗歌通过具有革新精神的爱国诗派、维新诗派、革命诗派和前“五四”白话诗人一棒接一棒的不懈努力，终于胜利地把“棒”交到了“五四”新诗人手中，艰难地完成了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历程。与此同时，以“实用”为本质的太平人国诗人和以“宗古”为特征的宋诗派一一同光体，也曾为中国诗歌的重现生机作过一些尝试，但他们由于受内外因素的影响，采用了不正确的革新方法，最终成为了时代的落伍者，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也只是和其间活动着的以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为代表的“守旧”诗派一样，从反而为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提供了经验教训。
一、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
19世纪上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实然加速，特别是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引起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危机，暴露出了它那令人吃惊的空虚、衰疲和落后的木质，而且还从根本上冲击、动摇了长期以来国人心目中赫赫天朝上国的“中国”意识。在当时无论是从“大气候”还是从“小气候”来看，对于中国人都是压抑的、窒息的和异常痛苦的。然而，没有哪一次压人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随着欧风美雨的袭来，也促使了不少志士仁人的觉配，使他们纷纷走上了自强、拼搏之路。而当时的志士仁人大多还兼具诗人的身份，是在生活与诗间生存着的人，且“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2），因此，在时代促使不少志士仁人在政治、思想、实践等领域荜路?缕，身体力行，开拓前进的同时，也给他们的诗歌带来了新的变化。中国近代生活的骤变，为诗人的自我成长和诗歌创作提供了最起码的前提和动力，使诗人与社会生活之间有了一种深层的依存关系，促成诗人们去创造性地将外在生活与内心生活结合起来，从而将其提升为艺术生活。其具体表现为:其一，改变了当时诗人们对诗歌功能的看法，使他们开始用诗歌表达真情实感和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其一，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内容，使其出现了富有近代意义的爱国反帝性质和个性解放的意识以及介绍新知新学的内容;其三，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或质朴自然的新诗风。
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把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唤起民族诗歌的生命力相结合，以挣脱封建诗歌的桎???佣??湮?执??璧墓?獭?/p>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贯穿着一条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规律，即水平较高的先进文化总是更多地影响水平较低的落后文化。这一规律也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时至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已远远地落后与世界发达的资木主义国家。在这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不仅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而且也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先进文化的输入，给中国“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使中国开始“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多少是变化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趋向”【3】并“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使‘停滞’和‘封建’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4】具体地说，它一方面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开阔了眼界，使他们再一次从传统儒家文化的迷梦和复古主义的氛围中惊醒过来，逐渐改变了他们那种固步自封、夜郎自人的心理，开始了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使在中国封建经济母体中滋生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可资借鉴的范型，促进了其发展，由此促生了一种与封建文化有异，与“五四”文化相通的“新”文化。西方文化的输入既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价值取向，也给中国古老的文化殿堂吹进了清新的气息，引起了其质变的开始。泰纳说:“有时出现一种新哲学、新文学、新艺术、新科学，而思想在既已更新之后，于是人类的一切行动也就慢慢地都起了变化。”这此变化也引起了中国诗歌的变化，它唤起了中国民族诗歌的生命力，使中国诗歌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即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诗歌变革的参照系和可供吸纳的养分，同时它也使中国诗歌开始带上了近代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与政治追求(救亡图存)紧密结合，提倡民主，崇尚科学等等。
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启动，也受到了明末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早期的中国文化本来也是具有着人文主义因素的。汉代以后，随着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取得和逐渐强化，儒家的伦理观念遂超出了一般个人道德上的规范，而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言行准则。宋明理学盛行之后，这种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逃于天地之间”【5】，“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6】而且提出“夫所以害吾人者何也?欲也。……欲去，则心自有矣”【7】，公开宣称人的个性和欲望是罪恶的渊薮。这种完全抹杀个人权利、价值和人格的极端主张，使中国人完个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驯良的奴仆和工具。至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对于后儒戕害人性的理论，晚明一些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以人文主义为武器，对其予以了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幼弱，市民阶层发育的不成熟，封建统治及文化势力的反攻倒算，再加上明清之交的社会大动乱，使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势头没有长久保持下-去，待到李贽等人被迫害致死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便逐渐平息，但这股思潮却作为一股暗流延续了下来。
“实学”一词，最初是被两宋理学家用来批评佛老虚空出世，标榜儒家的天理人伦观念的。但理学家好谈性理，不重实用，于是明清人又用“实行”来反对理学的空疏，倡导实事实力，由此便形成了一股内容颇为庞杂的“实学”思潮。它包括如下一此内容: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以杨慎、陈第、焦?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对“实证”的重视，以徐光启、宋应星为代表的科学家对脚踏实地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看重，以丘浚、张居正为代表的政治改革家对“明体适用”、“义利双行”的强调。这一思潮到明末清初以张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清大家出现之后达到了最高峰，他们对其先辈的思想作了整理补充，使其具有了反思、批判、重实际的内涵，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康熙中期后，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稳定，“实学”便蜕变为考据之学，此思潮也由此趋于沉寂。
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都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就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看，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就出现了以祝允明、唐寅等为代表的吴中才子，他们以疏狂拓落的文风，显示出对传统礼教与审美规范的冲击。以后又出现公安派“三袁”，他们以“主性灵”、“求新变”为宗旨，对于明初以来笼罩于文坛的拟古之风给予迎头痛击。就“实学”思潮的影响看，它的出现不仅使当时的文学多了一种直面人生、关注时政的现实主义内容，而且还使其多了一种敢于揭示阶级矛盾的批判斗争精神。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固有社会结构的动摇，以及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空谈性理的宋学和专事考据的汉学生命力的逐渐丧失，长期处于暗流状态的人文主义思潮和遭受冷落的“实学”思潮，又重新显现出来，它们以一种潜在的力量:，在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同时，也直接带来了诗歌的变化。其最初的表现就是在一部分诗人的诗作中，出现了个性解放意识和肯定主体能动性的内容，出现了为救国救民而探讨各种实际社会问题、揭示时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世致用内容，使诗歌开始突破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朝着与时代思潮相一致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前面三个方面的因素都还只是作为外部动力，间接地促动了中国近代诗歌发展，那么诗歌自身发展规律则作为一种内部原因，自接影响到了近代诗歌的转型。
库恩有一种“科学革命”的理论，按照他的说法，某一科学理论在形成发展中必然表现为一种“典范”的形式，它能成为该学科的常态情形所共同遵奉的楷模。而当这种“典范”由于新问题的不断提出而难以按常规加以解决或容纳新的因素时，便出了“危机”，科学革命的时代便因此来临。其表现为旧“典范”和旧“楷模”的崩溃，以及新“典范”和新“楷模”的诞生【8】。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也与库恩所说的“理论”更新一样，经过几千年超稳定的发展和历史的积淀，到鸦片战争前夕，已发展到了一种“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极致，成为了一种“典范”与“楷模”，若想再按传统的范式继续推进已几乎不可能。因此，“求新意识便作为一种新的传统开始透露出来”，一种打破原有的规范，另辟蹊径，建立新的诗歌秩序的革新要求便不可避免地从诗歌内部开始产生。于是，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也就因此获得了动力。
在19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刻，中国诗歌终于在时代生活、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和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启动了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车轮，开始了其迈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二、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具体表现
一般说来，诗歌这个特殊的艺术类型是由诗人的诗学观、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这三个因素所组成的，因此，所谓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实就是近代诗歌中这三个因素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首先体现在诗学观的转换上。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释、道三家一直是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但在这三者中，“道家道教不如佛家佛学，佛家佛学又不如儒家儒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卜，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以儒家礼教为中心的“载道”诗学观，它认为诗歌是内心思想意志的表达，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事父”、“事君”的。“载道”观虽然也不排斥言情，但这种情却必须受儒家“礼义”的约束，即“发乎情，止乎礼仪”，在“情’与“礼’中达到一种“温柔敦厚”的境界。虽然，在中国诗论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境论”、“格调说”."肌理说”等诗学主张，但它们要么是“载道”观的补充，要么与汉儒的腔调无异，要么就带有一层浓厚的程朱理学的光环。很明显，中国诗歌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首先从观念上冲破“载道”观的束缚，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近代的革新诗人正是从这一点上着手突破，并使中国诗学最终实现与现代诗学接轨的。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派打出了以“尊情”为核心的诗学主张，最先撕开了“载道”观的封建性画皮，让“人”和“事”开始与诗歌发生深刻的联系。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维新诗派以“三长具备”、“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等诗歌主张，让新的时代内容昂首步入了诗歌神圣的殿堂，开始对“载道”观的核心内容予以置换，使中国诗歌出现了生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诗派进一步发展了维新诗派重视诗歌政治教育功能的观念，使诗歌由传统的“载道”工具，变为了“救国新民”的利器，较为彻底地置换了诗歌为封建礼教封建政治服务的实质内容。与此同时，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王国维，则着手纠正维新诗派以来过分强调诗歌功利性的做法，提出了“超功利”的主张，第一次把中国诗歌从传统“载道”观的束缚下彻底解放了出来，恢复了诗歌的本体地位。前“五四”时期，鲁迅在西方文化的启悟下，在个面总结了前人诗歌革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具有开放、发展特征，以人为中心，既重视诗的审美职能，又注重诗歌社会功利的诗学观，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基石。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次体现在表现内容的转换上。爱国反帝和启蒙新民是贯穿中国近代诗歌始终的两大基本内容，这是由中国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一方面因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力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政治斗争始终是这一时期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9】;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近代思想史的视野下，可以察知爱国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同步进境关系显然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现象”，而“在理性主义旗帜指导下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其侧重点乃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革命”和“以唤醒人的觉悟为其核心的革命”【10】。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揭露并封建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介绍西方新知新学，输入西方民主思想，培养国民“人”的意识就成为了近代诗歌的核心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变化，这两大内容的内涵与特质也处于不断地发展和递变过程中。就反帝爱国而论，爱国主义是任何国家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凝聚剂和驱动力，是国之魂、民族之魂。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一直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主动力，但爱国主义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以讴歌汉民族抵御四周少数民族的侵略为主要内容的，它既爱国又爱民族也爱君王和封建朝廷，带有相当的狭隘性。进入近代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它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⑩，由此使近代爱国主义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爱国诗派的笔下，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齐心反帝的热潮.并开始出现反清倾向，忠君意识也有所淡化。在维新诗派的笔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高涨，形成变法自强的社会主潮，反对列强瓜分的热情也日益强烈，反清意识增浓，但同时也还带有一定的保皇观念。在革命诗派的笔下，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但反帝意识有所减弱。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反帝爱国内容被深刻内敛，表现出了在更深层次上的向“思想启蒙”的趋同。至此，具有“现性精神”的爱国反帝内容已基本形成。就启蒙新民而论，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中，人的意识表现的主要特征是重集团轻个人，强调个人对集团秩序的和谐的遵守与维护。“修身、齐家、治国、平人下”就是其对社会成员的标准规范。在如此牢固观念的约束和钳制中，中国人失去了作为“人”的一切特性。随着近代的到来，西方自由、民主、个性主义思潮的输入，以及晚明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复苏，开始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人”的观念，把人从封建传统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当时代把培养救亡图存的重担压在近代诗人肩上时，也使他们的诗作相应地有了一种崭新的启蒙新民内容。在爱国诗人的笔下，表现出一种反叛传统的精神指向，尤其是对封建专制压抑人才、压抑个性的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使顽固的封建专制堡垒裂开了一道缝隙。在维新诗派的笔卜，不仅出现了大量:对西方新知新物的介绍，而且还出现了比较自觉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以及对独立、自强精神的倡导，在他们的诗作中，个性在萌芽，新知在增长，民权在渐立。在革命诗派的笔下，不仅加人了对西方新知新学与民主制度、民主思想输入的力度，而且其锋芒也自接对准了封建君权与封建专制统治。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爱国反帝的内容与启蒙新民的内容则相融相会，成了一种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新的时代内容，这一内容的出现，自接促成了“五四”“人的文学”思潮的出现。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再次体现在艺术特征的转换上。在语言上，正如艾青所说，“新的词汇，.新的语言，产生在诗人对于世界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的时候”【12】。近代诗人对语言的革新正是从这一点起步的，他们出于对表达具有真情实感新内容的需要，在其诗歌中首先使用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使其语言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具有了清新、自然、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在“欧化”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他们也走“俗化”的道路，大量:采用民间语言入诗，使其语言具有明白、通俗、活泼的特征。到前“五四”时期，在诗人们的笔下，则出现了一种由“新语词”和“俗语”共同组成的现代“白话”。在意象上，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向是以袭用“原始意象”为主的，其内部结构为“以象含意”和“象意互合”，其组合方式也多为隐!喻式的。在近代诗歌中，由于诗歌语言的变化及其它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取自当下生活或取自西方的“自造意象”，其内部结构变为了“以意驭象”，组合方式也变为转喻式和描摹式。这些新意象的出现，一扫传统“原始意象”的陈腐僵化之气，使中国诗歌意象具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审美特征。在形式上，近代诗歌的变化大致走过了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从通过吸收民间诗歌的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较为自由活泼的“杂歌谣体”，到大量:吸收了西方诗歌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十分自由活泼的歌体诗;另一条是改造旧律诗的形式，从爱国诗派对“真情”的表达引起形式的新变化，到维新诗派以新名词新术语入诗，松动律诗形式规则的要求，再到革命诗派创作较为明白自由的政治鼓动诗。这两条道路在前“五四”时期则合二为一，形成了一种不重格律、形式自由的新诗体。在风格上，近代诗歌实际上完成了两种诗风的转换。其一是现实主义诗风。由于中国近代历史是反帝反封建方兴未艾的历史，故由“反”而来的正视现实、暴露现实、讽刺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间，又由于西方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引入，使其又注入了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黑暗与弊端有着较大反思能力和穿透力，具有着较露性与批判性的现实主义诗风。至前“五四”时期，这股诗风则发展成为一种可与“五四”文学直接对接的写实主义诗风。其一是积极浪漫主义诗风。在近代，由于诗人开始在其诗歌中逐渐增多地打发“真情”，歌唱理想，倡导变革与革命，鼓吹个性解放，这就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新”浪漫主义诗风，同样，又由于西方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使他们的诗歌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近代色彩的浪漫主义诗风。
至此，中国近代诗歌已基本完成了其由传统向现代形态的个面转换。
三、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总体特征中国诗歌虽然已基本上完成了近代转型，但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它还是体现出了相当的不成熟性(其诗歌在艺术上也显得相当稚嫩，在审美表现上也还缺乏在较高层次上的完善)，因此它明显地呈现出了与以前诗歌完全不同的近代性特征。
与时并进，新质渐增，具有着艰巨性是其第一个特征。近代70年的风云变幻，对关切国家命运的诗人们来说，他们的神经不断地被刺痛，心态也屡屡发生变化，在这种心境或精神状态中产生和发展的中国近代诗歌，与现实的交迭变化具有同步性。时代每向前推进一步，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变革便向前发展一步，诗歌也跟着向前跃进一步。不论是从诗学观来说，还是从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来看，莫不如此。中国诗歌具有近代意义的自身形态的完善和审美品格的确立，就是在这样一种时有所进，质有所新的量:的积累中逐步达到质的变化，从而最终完成其转型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处于一种不断地探索与不成熟之中，其发展也受到了较大的制约，增加了其向现代转型的艰巨性。
新旧交织，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是其第一个特征。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矛盾的困扰。在这些矛盾面前，近代诗人也始终处在理智与情感两难抉择的困境中，也就是说，伴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化的过程，中国既显示了其进步的一面(近代化、资木主义化)，又显露出后退的一面(殖民化、封建化)。这种社会现实的存在，使中国近代诗人一方面开始出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追求，另一方而表现出了对旧时代的某种程度的依恋。他们这种矛盾心态的“存在”，也影响到其诗歌形态的形式，导致了中国近代诗歌演变中新旧交织现象的出现。这种交织现象首先表现在新旧诗派的对立上，即一方是为了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不断地接受异域文化成果，摄取民间诗歌的养分，探索前进的革新诗派;一方是在总体趋向上徘徊不前，退身固守，面向过去，最后发展到成为诗歌前进绊脚石的守旧诗派。这种现象其次还体现在新旧诗派内部的新旧交织上。比如革新诗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所谓的“新”也只是“近代”式的。维新诗派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就是其最好的例子。就守旧诗派论，在他们的“向后看”与“宗古”中，也显示了一此新的因素，如宋诗派的“诗为心声，要立诚不欺”之论就含有一定的革新意义。由此可见，在近代诗坛上，新旧交织，新中有旧，旧中含新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正是这样，中国近代诗歌一直处在一种无处不在的巨大矛盾冲突之中，一方而是“新”的为战胜“旧”的而努力壮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而是“旧”的要延续自己的存在而拚命与“新”的争夺地盘。这种矛盾激烈冲突的结果，产生了推动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巨大动力，同时也由于这种矛盾冲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的行进历程和发展形态具有了以进为主，进中有退，退中有进的复杂特点。
中介状态，桥梁作用，具有着过渡性是其第三个特征。近代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和启蒙新民，如何把这种时代主题用诗歌加以艺术地表现与张扬，又如何在表现与张扬中，克服旧有诗歌的传统与社会接受心理等外部压力，克服诗人情感结构、思维定势等内部压力，是摆在近代诗人面前的尖锐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代的局限，诗人们无法圆满处理这种矛盾，因而其诗歌创作始终处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也就是说，它在由古典诗歌，“旧工具”功能转换为近代“新工具”功能的过程中，在取得“功利”效应的同时，也带有了一些相当粗疏、幼稚的非艺术因素，这种非艺术因素在爱国诗派、维新诗派和革命诗派的诗歌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具有“诗史”和“宣传’性质的诗作。钱钟书就曾针对“诗史”的问题发过一通评论:“‘诗史’的看法是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如果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镜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13)o这段话虽然带有一定偏颇，但它也正说明了近代诗歌所具有的“亚型态”艺术这一特点。近代诗歌
这种“中介”状态的存在，决定了它承上启下的地位，使其成为连接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桥梁，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过渡性。近代诗歌的这种“中介”形态与过渡性特征，随着近代诗歌的退居远景，而显得越来越清晰明了了。
四、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意义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既是在特定的中国人文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又是在世界文学的总格局中进行的。即是说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转到现代形态，既是在外国文化(文学)的影响下，与世界文学逐渐接轨，汇入世界文学的潮流，又继承着民族文化(文学)的传统血脉，显示出中国诗歌独有的民族特色，也就是沿着近代化与民族化方向发展，成为世界近代文学总格局中独具特色的一脉的，因此它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终结了在中国存在发展了几千年，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古典诗歌。郭延礼说，在近代文学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近代诗，它带着中国近代社会鲜明的时代特征、审美理想和争奇斗艳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14)。由于近代诗歌转型的曲折性和艰巨性，诗人们的实践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在传统的范畴内进行，他们所创作出的许多优秀诗作也还基本上属于旧体诗，正是这些“光辉夺目的篇章”的存在，才把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推向了临终前的又一个高潮，为中国古典诗歌作了一个有力的总结。同时，它通过在传统诗歌旧形式内纳入大量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使诗歌的旧形式与新内容的不和谐性发展到极致，从实践上证明和宣判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死刑。
其次，它宣告了中国新诗的诞生。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最终完成，标志着中国诗歌的新生，在它那不断进行着的裂变中出现了新的“诗素”，孕育了跨向新世纪的“新诗”。诚然，“五四”新诗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力于对外国诗歌的移植，但仅凭单向的移植是难以养活一种新艺术的。如果没有近代诗人筚路蓝缕的开拓，没有他们对民族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和转化，没有他们为“五四”新诗人提供新的文化环境、生存空间、思想意识和美学心理，“五四”新诗就不会很好地吸收和消化外国诗歌的因素，特别是如果没有它直接完成的在诗学观，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方面由古典向现代的众多转换，就不会产生现代新诗。
其三，它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乃至世界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完成，实质上也就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的完成。另一方面，又由于世界文学是“由许多民族和地域的文学形成的”，“各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这张大网中的一页”，而世界文学的现代化，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中国近代诗歌的现代化，因此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完成也就标示了世界文学一部分的现代化的完成。由此可见，中国近代诗歌“经由中国近代化而走向现代化，同也是走向世界的伟人而艰难的”[15]转型历程的完成，是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见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
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总记》，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④龙泉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析》，《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⑤程颐:《遗书》。
⑤朱熹:《文集·甲寅行宫便殿奏札》。
⑦陆九渊:《养心莫善于寡欲》。
⑧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交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⑩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⑩:《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⑩艾青:《艾青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
【11】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中国现代诗歌篇8
那么，以现代汉语为标志的新诗还有没有出路?古体诗或仿古体诗的道路是否就是今后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我们还是回到原点，从新诗的发生说起。
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发生在20世纪之初中国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革命运动。其影响之广是全方位的，深入思想、文化、文学、政治各个领域，同时又是一场深刻的语言变革运动，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国语的汉语实现了由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现代汉语的现代性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深刻的基础。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是在外在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冲击下逐渐生成的，这种现代性的生成过程其实也是语言的生成过程。”正是现代白话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迅速成功并使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而确立下来”。正是由于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南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型，而语言的转型则保证了新文学的“新的基质”。文学革命的口号早在晚清就已经提出，谭嗣同、夏曾佑等人倡导“诗界革命”，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梁启超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作为最先觉悟的探路者，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特别是黄遵宪取得了令人激赏的创作实绩。但是，新质的文学并没有在他们那个时代出现。他们的诗歌尽管写了“新事”，使用了新的词语，不避俗语入诗，但读来却感觉不到新的冲击，甚至觉得有些不伦不类。有的诗歌气派很大，却有个壳子在包裹着它，显得缩手缩脚。其原因何在?在于内容变化了而形式依然是旧的，即所谓“旧瓶装新酒”。也就是梁启超所谓“三长”中之第三长：“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人之，然后成其为诗。”这当然不能怪梁启超等人。只有到了五四时期，随着现代汉语体系的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格局才得以出现，才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五四迄今的文学正是建立在现代汉语体系上的“言文一致”、“口手一致”的文学。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的跨越与进步!中国诗歌在新诗这条大河流淌了近百年，却要它再回到古体，只能是历史的倒退。况且，古体诗歌的语言体系在今天只是存在于古代典籍和课堂之上，只在个别语言环境中使用，而不是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现代汉语的时代却要选择古体诗歌为出路显然不现实，要求众口齐唱“前朝曲”，到头来只会是一厢情愿的复古闹剧。蔡元培当年在《国文之将来》中苦口婆心地劝诫说：“白话是用今天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思想，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功夫，这是何苦来?”这在当下依然是有效的。
我在这里无意否定古体诗歌在今天依然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我自己也非常喜爱古代诗歌。古体或仿古体诗歌应该成为当代诗坛的一个种类，可以成为一片魅力不减的风景，但它毕竟是和农耕社会相谐而生的一种“过去的形式”，其固定的格式对于表现当下社会生活之中复杂的感情与心境就有很大局限，它只能是支流。我认为当代诗坛的主体还应该是现代汉语新诗，因为它更适宜于传达当代人的思想情感，易于和今天人们的知识结构相融通，灵活多样的形式也更能表现当下社会的节奏和变化。植根于现代汉语的特性，创造出为现代社会认同的现代汉诗范型是历史的必然，而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则是创造现代汉诗范型最重要的营养。现代汉语诗歌的最大优势在于体式和句式的自由，形式随着表现内容的不同而自由创造。古代诗歌的优势一是声律美，二是境界的蕴藉，三是语言的凝练和富含文化意蕴。现代汉语诗歌如何在保持优势的同时，吸纳古代诗歌的长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古代诗歌从上古开始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终于在唐宋时期攀上艺术的峰顶，特别是在诗的声律方面臻于完美。而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相比则仿佛是一种“失律”的文学，这是令人遗憾的。“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现代诗歌“失律”的最初原因是为了打碎古典诗歌格律的桎梏而创造“新诗”，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破壳”之后就应该在“诗性”方面完美其体，有些诗歌流派和有文体自觉的诗人们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如前期新月诗派，再如陆志韦、林庚、何其芳、卞之琳、沙白、严阵等，在新诗的形式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这些都是基于现代汉语诗歌本体建设的明智之举。可惜的是，这种探索未能持续下去，现代汉语诗歌的文体建设在实质上被搁置起来了。
诗歌与其他文学样式的显著不同，是它的“歌性”特征，现代汉语诗歌并非不讲究声律之美。艾青是诗歌散文美的倡导者，但我们读艾青的诗歌总会被诗人情绪的音乐旋律所打动，心灵受到震撼。问题是相当多的新诗人缺乏声律的自觉意识，致使当代诗坛缺美少律的诗歌太多。给读者造成了现代汉语诗歌“失律”的印象。尤其是随着后新诗潮中世俗口语诗流的出现，许多诗歌变“歌性”为“述性”，这类诗歌尽管也有一些优秀诗篇，但整体而言现代汉语诗歌的诗性确实是被过多的“口水”给稀释了。
中国现代诗歌篇9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郑敏说：“诗人的创造灵敏与对生命的敏感与经验都凝聚于意象之中”“它是诗歌独特的叙事方式”诗人常常通过创造意象，将特定的感情与只会暗示其中。读者通过对意象的解读完成诗人与读者的交流。意象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独特呈现。当现代新诗以反叛的姿态横空于世，进入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之时，意象也已赋予了现代性进入了新诗之中，它是考察新诗现代性中不可或缺的标准，也是中国新诗人的独特创造，所以以意象来考察新诗，尤其是考察作为中国新诗拓展时期（1925～1937年）的代表诗人的意象是具有诗学价值的。
戴望舒在30年代的对中国新诗进行了第二次突破，成为新诗拓展时期的代表诗人。戴望舒进行诗歌创作时，正是象征主义创作的热潮时，他的诗学首先是受到了象征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法国象征主义的诗学主张。同时，他也接受了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影响。最重要的，他在对20年代的诗歌的反思中，表现出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重视。所以经过反复的探索，戴望舒为自己制成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成为现代派诗人中的代表诗人，走出了一条宣扬“意象抒情诗”的道路。在《现代》问世不久，施蛰存作为《现代》主编，在1卷第2期发表了自己创作的五首诗，并专门冠以“意象抒情诗”名目。接下来的几期，不管是刊登戴望舒的诗歌创作还是介绍英美意象派诗人和诗论的文章，都是在对倡导“意象抒情诗”作出响应。在这些文章中关于意象派诗的观点，已经不是为了表达的“具体”、“明白”，而是借意象化表达复杂的意蕴，用来表现现代人的诗情，让诗的内容与本质上更接近中国人的现代的诗歌。戴望舒努力使中国传统诗歌中的意象艺术与法国象征意象的艺术技巧沟通，将象征派中的诗歌所呈现的朦胧美与中国传统的意境美相调和。这也正如杜衡在《望舒草・序》中“戴望舒创作就要矫正初期象征派诗人的‘神秘’诗风”。戴望舒的创作追求中西的融会，不是生搬硬套的将西方的象征主义植入中国的诗歌，而是将其转化，努力寻找契合点，借助西方的象征主义，使得中国诗歌进一步的扩展。这就形成了戴望舒意象特点的第一方面：意象意境化。中国诗歌是有着抒情的传统，将象征主义的思致隐奥带入诗歌中，使得意象的主观情思与具体物象的交融呈现出朦胧幽晦，从而使意境更加空灵、浑然一体。“诗应当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而使人感到一种东西，诗本身就是一个生物，不是无生物。”他强调的正是意象与意境浑然一体的生命活力。正如他的《雨巷》就是典型的意象意境化的象征诗。“雨巷”就是一个意境化了的主题意象，只有在这个意象中“我”与丁香花姑娘的单个意象才能与迷惘的感伤意境与氛围浑然一体，构成整体的意境美。这些意象叠加，但却又显示出一致性，一种幽微的、渺小的、空灵寂寥的意境，表现出东方所特有的伤感美的意境。意象的运用与整体意境的融为一体，表现出诗人恍惚的美妙感觉或记忆，或者稍纵即逝的惆怅。
《现代》杂志主编在阐释他们的现代诗歌原则时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他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用现代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行。”“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色各样的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泊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厂，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这种生活所给与我们的诗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们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吗？”在现代的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现代生活的典型的独特的形态，这些也出现了现代诗歌中，成为区别于以往诗歌中独特的意象。在戴望舒的诗作中出现了“大楼”“街头”“酒场”等都市的意象。然而，诗人在作品中更多的是抒发心灵的孤寂，在繁华都市里的怀乡病，这就出现了乡愁的意象。戴望舒《对天的怀乡病》中，“青的天”“一个孩子欢笑又啼泣”。《游子谣》中“游子的家园呢？”“游子的乡愁在那里徘徊踯躅”，中国古典诗歌中有关于游子、怀乡的诗歌传统，而现代派这一群从乡村走向都市的青年，感受着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土的冲突，他们受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返回了内心的世界。在他们的诗歌意象的运用，《百合子》中的女性形象，百尺高楼，《对于天的怀乡病》中的烟斗，《游子谣》中的鲸鱼海蟒等等，已经不同于古典诗歌中的自然景色，扩大了意象的范围。然而这些意象的运用，更符合现代都市人的现代情绪，而同时创造出一样的凄惘迷茫的意境和一颗悲哀的心与漂泊的灵魂。
现代派诗歌中另一成功的探索，是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现代化化用。戴望舒认为“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诗情”“旧的古典”可以呈现“新情绪”。带网速特别钟情于秋的意象，以“秋”命名的诗有《秋》、《秋天的梦》、《秋蝇》等。在诗歌中经常出现秋风、秋雨、秋夜、死叶、枯枝、残叶等。在戴望舒的《秋蝇》中，“木叶”与“苍蝇”两个意象相织，表现了诗人绝望、倦怠的心情。而“木叶”在诗中，也不仅仅只代表衰落的景色描写，而是与苍蝇的死亡的不同阶段相伴。苍蝇的逐渐衰弱，木叶的不同变化，都恰如其分的表现了秋蝇的死之将至。“木叶”的凋零并不是多与少，而是“无边木叶萧萧下”，“昏眩的万花筒图案”，“错杂的回轮”，这些并不是真实的，也不是随便的想象。而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3]这些都是作者自己的人生经验的对象，传统的意象被赋予了新的情绪，成了表现新的生命感受的现代意象。
另一方面，现代派诗人对传统诗歌意象的兴趣体现在对温庭筠、李商隐代表的晚唐诗风上。戴望舒新诗创作“继承我国旧诗特别是晚唐诗词家及其直接后继人的艺术”。[5]戴望舒努力在晚唐诗词中发现传统与西方现代派诗艺想通的地方，突出的表现在对“梦”的青睐：《秋天的梦》中的“载着沉重昔日的梦”；《妾薄命》“去寻坠梦的叮咚”到“从黑茫茫的雾，到黑茫茫的雾”；《夜行者》以及从《对于天的怀乡病》到《游子漂》，最后到《寻梦者》，都构成了戴望舒诗歌的“寻梦者”形象系列。在这些作品中，诗人书写自己的忧愁和爱情的渴求，孤独者与飘忽幽怨的少女成了主要的抒情对象。这受李商隐喜用“梦”这个意象的影响较大，“梦”成为诗人借以传达情感的象征物，而又作了现代性的转化。从中可以看出戴望舒咏叹的飘零、寂寞、烦忧、痛苦和他所受到的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
戴望舒在传统诗歌意象艺术的现代性创造方面，提升了意象的表现力，丰富了意象的创造性，在本质上推进了意象艺术的现代性转化，因而他的诗歌既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在诗歌的中西融合道路上，戴望舒迈出了稳健的步伐。
参考文献：
[1]罗昌智戴望舒的雨巷情节与中国传统文化[J]文艺争鸣，2008（05）
[2]张婧磊论戴望舒诗歌中的女性意象[J]东疆学刊，2003（01）
中国现代诗歌篇10
关键词:徐志摩哈代诗歌诗歌翻译艺术特征
一、引言
徐志摩是20世纪初新诗运动的先锋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用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的先驱。作为新月派诗人的典型代表,徐志摩曾以其独特的诗风与才情为自己赢得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盛名。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著名左翼诗人蒲风也声称:“堪与郭沫若伯仲的,算起来要推徐志摩了。”事实上,徐志摩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曾进行过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活动,其中包括诗歌翻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徐氏曾提出过独到的译诗理论且译作颇丰,他在诗歌译介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尝试却始终为其诗名所掩,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国内外关于徐志摩的研究中,他的诗歌创作往往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在我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少有关于徐氏的诗歌翻译的评论和研究,这与对其诗歌创作上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为数不多的徐氏诗歌翻译研究与论述里,大多也是对其诗歌翻译的负面评价。有人曾评价徐“译绩为诗名所掩”,其译作也是“貌合神离”,“充满了翻译腔”。也有人认为“徐志摩的翻译‘嫩’了一点”。还有人觉得“他的译诗里失败借鉴有余,成功榜样不多”。本文以徐志摩翻译的汤姆斯・哈代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徐对哈代诗歌的译介方面进行细节分析,以期对徐氏在诗歌翻译实践活动中所作的努力与成绩作一个客观而详尽的评述,认为徐氏的诗歌翻译重在追求艺术新奇感和陌生化的效果,从而客观、公正地认识徐志摩作为诗人译者在新诗运动,以及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
二、徐志摩对哈代诗歌的大量译介
1921年,也就是徐志摩真正开始其文学生涯的那一年,他总共发表了八首诗歌作品,而其中除《草上的露珠儿》一诗外,其他七首均为译诗。在诗歌艺术的理论和创作上,对徐志摩产生较大影响的外国作家有几人,其中,哈代是最重要的一位。在徐氏的诗歌翻译作品中,关于哈代诗歌的译介是最多的。早在1923年,徐志摩在《小说月报》上就发表了哈代的两首诗歌的译文:《窥镜》和《她的名字》。在此后的几年,他又翻译了哈代的十九首诗歌。此外,徐志摩还曾撰写过七篇介绍和怀念哈代的专文和诗歌。在这些文章和评论中,徐志摩极其赞赏哈代的生活观和爱情观,反对称哈代为悲观主义者。徐志摩认为,汤姆斯・哈代和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一样伟大,他的作品中对于现实世界的大胆描述表明了哈代的勇气、真实和坦诚。
汤姆斯・哈代是徐志摩特别喜爱且经常模仿的一位作家,他非常崇敬这位悲观厌世的老人,称其为“老英雄”。徐志摩曾赞誉哈代:“哈代是现存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他在给赵景深的信中说:“能试译哈代,最合我意。”徐志摩的诗重视韵律形式和音乐美,是受了哈代的诗歌的影响。他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它的内在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正的趣味。”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在意象、场景、事件和情调方面都在有意无意模仿哈代。哈代的写作手法和创作风格对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和翻译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徐志摩的主要译诗理论与译诗观点
徐志摩曾提出过颇有见地的诗歌翻译观点。《在一个译诗的问题》一文中,徐志摩表达了他对诗歌翻译的主要观点:“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它的形式,也不单是它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去,像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表现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有的译诗专诚拘泥形式,原文的字数协韵等等,照样写出,但这来来往往神味浅了;又有专注重神情的,结果往往是另写了一首诗,竟许与原作差太远了,那就不能叫译。”在徐看来,“形”与“神”的高度完美的结合才是诗歌翻译的真谛。在徐志摩的翻译实践中,他从不曾放弃对“形神兼备”这一目标的追求,依然坚持“形”与“神”的高度统一才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
在译诗语言上,徐志摩主张采用“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诗体进行外国诗歌作品的翻译。1924年,徐志摩在《征译诗启》中谈道:“我们想要征求爱文艺的诸君,曾经相识与否,破费一点工夫,做一番更认真的译诗的尝试:用一种不同的文字,翻来最纯粹的灵感的印迹。”经过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文坛,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进行诗歌创作与翻译也势不可挡。徐志摩在此篇文章中的号召与其在诗歌创作中同样提倡使用白话诗体的主张是一致的。
四、徐志摩的哈代诗歌翻译
在欧洲文化气氛陶冶中成长起来的徐志摩,他的诗歌创作与外国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一位得益于外国诗歌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新诗人,说得更具体些,他是由诗歌翻译走向诗歌创作道路的。在诗歌的形式和音韵上,哈代的诗歌受到了塞克斯民歌和乡村音乐的影响。徐志摩曾表达,哈代的诗歌“诗段变化”(stanzaicvariation)的试验非常多。徐志摩说,哈代的作诗原则是用诗里的内在节奏和声调,状拟诗歌里表达的情感和神态。在哈代诗歌里体现较多的形式是反复(repetition)手法。这种手法在徐译哈代诗歌时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作为新诗运动的先驱,徐志摩深受新格律诗的影响,在翻译汤姆斯・哈代诗歌的过程中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徐志摩不仅将源语文本的格律形式翻译进目的语文本,而且将自由诗体,不规则的诗行缩进等英语诗歌韵律形式运用于译诗。这些诗歌形式有别于传统的中国诗歌形式,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了译入语文本的异域性和新奇性,激活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感知过程。为了达到诗歌翻译的文学艺术性和新奇性,徐志摩在译诗时并未依从当时中国诗歌的用词规范,即使用正式的文学用语,而是在译诗过程中大量使用白话诗体和口语词汇,以此来打破目的语读者对诗歌用词的期待规范,使目的语读者感受到译文的新颖性和陌生感。徐志摩还根据个人喜好和追求,在翻译中对源语文本的词语进行操控,增加或者删减原诗词语。徐志摩在翻译中注重诗歌的外形的美观,讲究诗歌韵律的音乐性和抑扬顿挫性,这些特征都增加了译诗的多样性和新鲜感。
勒弗维尔强调,考虑到译文的潜在读者群,译文的文本必须要符合所处时代的语境系统。这就是指出,译文的文本选择必须符合、尊重译入语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规范与原则,使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能很好地融合、交流,使外来文学和译入语文化中的民族文学一起,或巩固现存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或破坏现存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不管翻译活动以何种方式在何时何地发生,它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在主题选取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文本选择规范是翻译西方警示作品和现实主义作品,以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唤醒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敌的斗志。然而,徐志摩却违背这一期待规范,将哈代阴郁消极的诗歌作品作为源语文本,翻译其感伤的抒情诗歌。在翻译哈代的《她的名字》时,徐把哈代原诗中强烈的抒情情怀,原诗前半部分的乐观情绪,后半部分的阴郁悲观情绪翻译得恰到好处。徐志摩对译诗主题的选择几乎都与自己诗歌创作中的主题风格和审美情趣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译诗并不遵从社会的期待视野,而大都反映了自己当时短暂的情感和独特的艺术偏好。徐志摩译诗中的这些陌生化特征,均延长了目的语受众的关注时间,增加了审美难度,从而激活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产生了新奇的阅读感受和陌生化翻译效果。
五、结语
本文分析了徐志摩翻译的哈代诗歌的艺术特征,对徐志摩的诗歌翻译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认为徐志摩作为诗人译者,其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密不可分;哈代的艺术创作特点深深影响了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与翻译;汤姆斯・哈代,作为徐志摩最为欣赏的外国作家之一,抛开其诗作谈徐志摩的诗歌翻译,就不可能对徐在诗歌翻译上作出的努力和成绩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我认为,徐志摩的诗歌翻译重在追求文本的异域性、新奇性和陌生化的效果。徐志摩在诗歌翻译上的积极探索,对新格律诗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用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的推广作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andandréLefevere.ConstructingCultures:essaysonLiterarytranslation.1998.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
[2]Lefevere,andré,ed.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1992.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4.
[3]卞之琳.《徐志摩选集》序.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3):35-38.
[4]陈琳.文学翻译的审美陌生化.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6):91-99.
[5]戴拥军,张德让.五四文化语境与徐志摩的翻译.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4,(2):117-22.
[6]韩石山.徐志摩全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7]胡凌芝.徐志摩新评.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
[8]加滕阿幸.试析徐志摩译哈代诗《八十六岁诞日自述》的得体性原则.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3):21-26.
[9]刘介民.类同研究的再发现:徐志摩在中西文化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刘全福.徐志摩与诗歌翻译.中国翻译,1999,(6):38-42.
[11]陆耀东.徐志摩评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