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网篇1
中国诗歌的现状如何？写诗、读诗、评诗的人还有多少？诗歌是不是真的衰落了？在近日举行的第一届中国诗歌节上，诗人、诗评家和爱诗者一起探讨了这个问题。
作者多了，名家少了
诗歌界权威人士告诉记者，我国的诗歌作者队伍人数在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在省级以上传统诗刊发表作品的新诗作者约有60多万人，旧体诗作者有200多万人，每年发表诗歌几十万首，而近5年来，网络诗人更是多如繁星。但与过去相比，特别优秀的诗人，即所谓名家少了，优秀的作品更是罕见。
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张同吾认为，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大众娱乐方式日趋多样化，高科技条件下产生的文化娱乐品种越来越多，诗歌自然而然从中心走向边缘。
张同吾说，尽管如此，我国诗坛内部仍是一片繁荣景象。还有许许多多的作者仍然痴迷于诗歌创作，诗歌协会内部积极参与各种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的诗坛还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一是“官员诗人”和“企业家诗人”多了。不少干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有了闲情雅趣，又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良好的知识结构，创作诗歌表达内心的感触。还有一些干部一直坚持创作，比如这次参加诗歌节论坛的朱增泉中将，作为军中的干部，他写出的诗也相当漂亮。而那些名牌大学毕业后下海经商成功的“儒商”，也不忘对诗歌的爱好而坚持写诗，他们经济实力雄厚，常常自己出资出版诗集。
二是诗歌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和90年代的沉寂后，21世纪以来，诗人们在追求审美的多样化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逐渐走出了过于朦胧和晦涩的误区，重新回归诗歌的“真、善、美”。默默耕耘且拥有一定实力的诗人多了起来。
诗人群体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局面，诗坛中的活跃分子既有朦胧诗人余脉、知识分子或学院派主力，也有泛口语写作的新生代诗人，他们各自的诗歌主张不一，风格不同。
作品多了，读者少了
在今天这样一个大众传媒和信息技术日趋控制人们闲暇生活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诗歌。诗歌的读者群日渐凋零。张同吾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诗歌确实有衰落的趋势，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读者数量大大削减。
即便这样，仍然有坚持用心感悟生命的“真性灵”作家在诗歌的园地里辛勤耕耘。近年来，诗歌作品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多了起来。
表面上看，现在公开发行的诗歌报刊不多，出版社对诗歌也缺乏热情，公开发表的诗作有限，但民间的诗歌报刊和自费诗集以及网络诗歌却红红火火，作品不断问世。“民间”诗人们在圈子内部相互交流，基本上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定期保持联系，互相阅读、评价作品，但在圈子之外影响甚微。
颇有影响的《诗刊》主编叶延滨分析说，20世纪80年代，一首好诗全国人民都传看，那是因为当时开始提倡思想解放，许多新观念成为诗歌的内容，比方说反腐败、环保、科学是生产力、冤案等等都成为诗歌的热点。随着时展，诗歌曾担负的新闻、政策、民情表达等附带作用，都在正常渠道得到了宣泄，诗歌为诗歌爱好者所关注而不再是大众的聚焦点，换句话说，诗歌回到了文学本身，这是诗歌读者减少的最根本原因。近年来一些诗人在关注诗歌本身创新的时候，忽视了大众读者的感受与接受，也直接导致读者减少。
叶延滨说，以前，一条“古典诗歌和民歌相结合的道路”全体诗人都在走，现在作者创作风格和流派多了，作品差别也大了，每一种样式甚至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读者群”，各个读者群之间的审美趣味大相径庭，而这些读者都不是普通的读者，往往也会写诗和评诗。这种态势，使诗坛从金字塔式变成平面花园式，而其受众与过去相比，规模小了，水平高了。
有诗评家尖锐地指出，有了民刊和网络两块自由阵地，发表几乎不受限制，鼓励了“小圈子”诗人甚至已经有所建树的诗人的创作热情，有的诗人一天能写几十首，但仔细一看，却难以发现真挚感人，让人动心的诗句，多的是重复的意象，重复的立意，重复的比兴，当然得不到广大诗歌爱好者的青睐和共鸣！这也是诗歌读者减少的原因。
传播渠道多了，传统刊物少了
当前，诗歌传播渠道正在从单一的传统纸质刊物向民间刊物、民间沙龙、互联网、手机等多种方式发展。网络诗歌的出现和发展，对传统意义上的、在纸质媒体上发表的诗歌带来很大的冲击，传统诗刊数量逐渐减少。
叶延滨说，用纸张传播的传统刊物和民刊都在向网络转移，阵地越来越小，民刊更多地汇流在网络上，一些传统刊物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网络促进了诗歌的传播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网络诗歌版图的不断扩张，名家、新人，精品、习作都可以在网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越来越多的诗歌爱好者参与编辑诗歌电子刊物，发表诗歌作品，浏览和评点诗歌作品，在网络上畅通无阻地宣泄自己，由于网络的互动性强，诗歌作者与读者之间可以更直接、更充分地交流。
记者在网上浏览发现，个人诗歌网站多了起来，主页上不仅有诗人自己的个人简介、照片、诗歌作品、创作观点，还能看到别人的评论，具有了“互动创作”的新特点。比较活跃的网络诗人多是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而写作执着、作品风格成熟的网络诗人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诗歌网站这一新传播媒体的成熟见证和推动了中文诗歌在新世纪的发展。
一批著名的诗人也开始通过创建诗歌网站来阐释诗学观点，聚拢写作人群。目前以围绕在核心诗人周围为特点、较有影响的诗歌网站包括：韩东的“他们论坛”、伊沙的“诗江湖”、陈先发的“若缺论坛”、余怒的“不解论坛”等。这批诗人通过网络宣扬自己的诗歌主张，如“若缺论坛”率先提出“兼容汉诗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观点。一批新锐诗人也通过个人博客网站扩大着自己的诗歌影响。
网络诗歌的勃兴，使得诗歌的传播体系显出空前的繁荣与庞大，而且更加驳杂。有学者指出，电子网络传播是人类诗歌由口头到纸质书面传播后的又一次大飞跃，是诗歌传播史上的深刻变革。这种新媒体在改变诗歌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诗人书写与思维的方式，并直接与间接地改变着当代诗歌的形态。
诗歌复兴指日可待
叶延滨说，中国有悠久而优秀的诗歌传统，李白和杜甫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名片。
现代诗歌网篇2
关键词：赵丽华梨花体论争
从2006年9月13日开始，一个叫“梨花教”的iD，在天涯社区的八卦论坛，发出一个题为“在教主赵丽华的英明领导下，‘梨花教’隆重成立”的主帖，8天之内，这个iD一共发出28个与赵丽华有关的主帖，有关回复不计其数，最终使得赵丽华红遍天涯，红上新浪，制造出了“万人齐写梨花体”的壮观场面。一夜间谩骂、仿写和恶搞狂潮迭起。由此而形成了“赵丽华诗歌事件”，被媒体称为自1916年胡适、郭沫若新诗运动以来的最大的诗歌事件和文化事件。
同年9月30号，由废话派代表诗人杨黎、荒诞派代表诗人牧野组织，各个流派的代表诗人齐聚北京，举办以“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为标题的朗诵会，活动吸引了大批媒体记者。11月27日，《诗歌月刊》、《乐趣园》、《伯乐》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共同主办了题为《颠覆！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语诗歌建构专题研讨》的研讨会，几十位重要诗人参加了的会议。研讨会把现代诗歌放在急剧转换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考察，放在全球化语境下审视“恶搞事件”暴露出来的有关现代诗歌的问题和矛盾，并对中国整个文化环境问题进行了讨论。
2007年5月之后，人们开始纷纷重新评价和支持赵丽华。南京大学中文系傅元峰博士认为：“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诗歌现象了，而是一个网络现象，一个文化现象。”他认为，所谓的“梨花体”，只是赵丽华很少一部分的作品，而真正代表赵丽华水平的并不是这些所谓的“梨花体”，并且赵丽华也不能代表中国当下的诗歌创作水平。整个时代是浮躁的，这种浮躁态势下，诗歌遭遇恶搞，并非偶然。平民化、大众化和普及化对诗歌所产生的影响，都对诗歌起不到积极影响，并且还可能有损诗歌的审美思想。文化专制的时代，诗歌被利用为宣传工具”。就赵丽华事件而言，傅元峰直言不讳：“需要反思的不是赵丽华和当代诗歌，而是盲目参与的网民们的集体无意识，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文化浮躁病。”
“她的诗还是有趣的，但是毕竟只是小聪明。”诗人徐勇韬如此表示。“她的诗本身是对经典文本和经典诗意的一个反讽，而网友则又对这种反讽进行了反讽。”女诗人马淑琴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是不是诗歌很难说清楚……现在有很多先锋诗人，写的诗歌连专业诗歌评论家都看不懂，这是一个极端。但要是变成了大白话，一点韵味和意境都没有，也成了一个极端。”
在挺赵与灭赵的混战中，我们发现，众多网站、网民起哄、围观和娱乐本身——其巨大的俗文化能量，大大削弱了诗歌“问题”本身的探讨，却在媒体的“怂恿”下，不断演化为连续的噱头、闹剧。只有少数人真正进入深层次的批评。有网民评论道：这场风波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不出现“赵梨花”，也会出现“赵桃花”。其实，赵丽华早已经为这场混战给出了答案。她说：“我个人的好诗标准，依然坚持我以前的观点，那些人性的、客观的、本真的、有奇妙的好味道的、有汉语言的原初之美、有伸展自如的表现能力、给你无限想象的空间和翅膀的诗歌我认为才是好诗。[1]
朵渔在《掌声有请鲁迅先生讲话》中认为，诗歌被公众恶搞，既有咎由自取成分，也有被曲解的因素。恶搞以至于狂欢，对诗人而言是一场悲剧，对公众而言未必就是胜利。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他所恶搞的对象，对诗歌也缺乏起码的素养。“梨花体”并非就是一张“馅饼”，它背后有诗人对汉语的体悟。很多人可能一生都不曾读过几首诗，却在恶搞诗人时热情高涨。
王珂认为，“梨花体”事件和“羊羔体”事件既是网络时代的“诗歌事件”，也是“文化事件”甚至是“政治事件”。两次事件都有利有弊，都可能误导诗坛，损害新诗和诗人的声誉；也可能通过全民性的大论争，各种诗学观在既对抗又和解的生态中共生，从而有利于新诗的健康发展。[2]
诗人牧野认为，赵丽华的诗歌，使“浅者不觉浅，深者不觉深”，她在“为诗歌解蔽的过程更像为诗歌大动手术，目的是要保持诗歌的生命，或者说，恢复诗的生机。这无疑是在平衡木上做后空翻高难度动作，没有对诗歌艺术及其技巧游刃有余的掌握以及过人的胆识是极其危险的。”
赵丽华在《诗观我不喜欢诊释的艺术》一文中说，“一直以来，我感觉我们的诗都太滞重了。我们让诗承载了太多的东西，历史的、现实的、命运的、道德的、民族传统的、个人信仰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等等。我很想在我的诗中卸下这些负累，让诗轻松一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轻松一些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幽默一些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日常一些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沉重的生活轻松化，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一些呢？”
王仕强认为，显然，网友的恶搞主要是出于对无意义、简单化、口水化诗歌的不满，其中固然有解构和游戏的成分，但主要的还是抗议和嘲讽。在“恶搞者”与“被恶搞者”，究竟孰是孰非？在事件的发生动力上，我们看到，并不是网友闲极无聊，、故意寻衅滋事，，而实在是诗歌自身出了问题。实在是因为诸如梨花体之类的虚假作品混迹并横行于诗歌界，才出现了“恶搞”事件，这毋宁说是诗歌外部力量对诗歌发展弊病的一种抵制和纠偏。[3]
其实，网络恶搞事件所贴出的诗歌，是赵丽华2002年刚刚接触到网络时的即兴之作。她想尝试一下转型，她原先也在博客上写到：“如果把这个事件中对我个人尊严和声誉的损害忽略不计的话，对中国现代诗歌从小圈子写作走向大众视野可能算是一个契机。”但现在赵丽华认为，“我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整个事件都是针对我个人而来，并不是针对诗歌。”
针对有读者指出赵诗是对艾米丽？迪金森的模仿，赵丽华表示：“艾米莉？狄金森是我极端喜欢的一位……但在创作上，我赵丽华非常骄傲地说，我甚至不愿意重复自己。我说过我宁可走到岔路上去也不会重复别人的老路。”她还表示：“这位网友能够看出我的诗歌与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有相似之处，说明他眼光还不错，但用抄袭这样的标题恐怕是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我在自己的博客里也列出了我和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就知道是否抄袭了。”
总之，针对梨花体网络诗歌事件，所有争论基本分成三派，即倒赵派、挺赵派，和对网络诗歌事件及网民行为进行的反思的一派，他们从多个角度，对梨花体事件进行了论争。事隔几年之后，当喧嚣过后，再回首，我们也许能更从这些事件中看到“只缘身在此山中”时看不到的东西，吸取到对促进中国诗坛进步的有益因素，这才是回顾梨花体网络诗歌论争事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注释：
[1]赵丽华.声明[J].扬子鳄论坛，2006（9）.
现代诗歌网篇3
关键词：诗歌口语化口语狂欢
一、口语化诗歌的生长土壤
文学来源于生活，脱离了生活的文学便是没有生命力的空中楼阁。上个世纪20年代，胡适的为了反封建，解除思想禁锢的“以白话文作诗”的主张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新的一幕。而50年代的“新民歌运动”则是为了响应主席的号召，其并无诗美，但很贴切地与时代共鸣。七十年代末，从黑暗十年走过的年轻人都有一个由信仰的狂热到理想破灭后坠入绝望的共同的“”经历，而朦胧诗派则充当了最早进行反思的使者，其诗歌在人道主义基础上树立起对“人”的关注，朦胧诗的出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也是与时代共鸣的，
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发生了转型，传统意识形态的格局也发生了调整，知识分子原先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渐渐失落，向社会文化空间的边缘滑行。知识分子感到了迷惘，他们不再是以担当道义的身份出现，且其自身的精英意识的膨胀的缺陷也显露出来，这些都迫使诗人必须直面生存环境，并探寻从琐屑的生存现实中发现诗意、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歌材料的可能性。这便达到一种对于新的诗歌原则的追求，自然而然，诗歌的口语化路径开始了其坚持不懈的探索。随着一声“pass北岛”的呼喊，“第三代”以反叛姿态在诗坛树立起他们的地位。他们认为诗歌语言就是真实的生命表现，并直接导致了诗歌语言的“口语化”。接踵而至的民间写作、“70年后”诗人群、“下半身写作”以及当今的“网络诗人”、“梨花教主”、等等的“各领”，真实地让我们见识了“口语化”诗歌的“蓬勃发展”态势，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切都是根植于生活的土壤。
二、“后朦胧”以来“口语化”诗歌的情状
“第三代”诗人群开启了诗歌的口语化道路。韩东提出“诗到语言为止”，于坚则倡导“拒绝隐喻”的诗学主张。他们都强调要恢复日常生活的尊严，把诗歌语言提到了与生命表现同等的地位，用口语的自然流露来呈现生命的本真。在于坚的《感谢父亲》一诗中，我们看不到华丽精美的词汇，但于坚用极度日常口语化的语言，表达自己对父亲无言的感激。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剥离了杨炼的《大雁塔》中大雁塔的种种人为的附加价值，让其就作为一种最真实的存在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第三代”诗人群的确带给了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90年代初，西川开始倡导知识分子写作，此时诗坛内的“民间写作”也开始崭露头角。“民间写作”的代表人伊沙针对西川的诗歌表示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非得是“思考”而不能是“感受”。有意思的是，伊沙对世界的“感受”是如此独特，且看他这样一节诗：“结结巴巴我的嘴/二二二等残废/咬不住我狂狂狂奔的思维/还有我的腿……”读完这几句诗，笔者不禁疑惑，难道就是伊沙所谓的对世界最真实的感受？
随后的“70年后”诗人群诗歌的日常性取向更为明显，更让人大跌眼镜的“诗坛流氓”沈浩波为首的“下半身写作”则是裸的粗俗与浅露的诗作。而近年来，对网络诗歌现象的关注以及对网络诗人写作状态和网络文本的审视与分析，成为了诗歌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之一。我们每天只要随意接触一下网络，便能发现口语化诗歌的存在。就在诗歌口语化道路已发展到白热化阶段的06年，赵丽华的“梨花体”的走红成了诗坛不小的一次文化事件。事件源于主人公一组即兴写作的组诗被人传到网上，好事者取“赵丽华”名字谐音将这类诗称为“梨花体”。仿作她的诗成为一种风尚，逐渐形成一种名曰“梨花体”的“诗歌流派”。赵丽华最有名的一首“梨花体”诗《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是这样的：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读罢这首诗，笔者真的相信多敲几次回车键，任何人都能成为诗人。相信但凡认识中国汉字就能明白它们的意思。当然，这样的诗风遭到了许多网友质疑。
无独有偶，继“梨花体”事件之后，又出现了一位“梨花姐夫”，他便是有“湖南第一先锋诗人”之称的“七窍生烟”，他本名叫汪志鹏。且看其这首《一个头发白了一半的人》：市政府/后面的山坡上/有一个地方/种着茶花罗汉松/茶花已经开花了/今天早晨/一个头发白了一半的人/在给罗汉松浇水。在笔者看来，这首诗换成日常的谈话都是多余的。对于30年代的象征诗人废名而言，他的诗歌让人读不透，所以拼命去揣测。而“七窍生烟”的诗是大家都懂，反而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口语化会给他的诗歌带来怎样的命运，这一切暂时都还是未知的。
可以说如今有多少个诗歌网站就有多少个诗歌团体，他们各自坚守着自己的诗歌理念，自得其乐地在网上发表诗歌，或在网下出版诗歌，拉帮结派，互相吆喝，不时来一场关于诗歌理论的论争。如此一来我们不难理解继“梨花姐夫”之后出现的“羊羔体”。其“羊羔体”代表作如《徐帆》、《刘亦菲》等诗歌也是和“梨花体”一样，就似大白话，遭到了网友的起哄与调侃，但这也是基于对诗歌常识的怀疑。我们谁也不知道在“梨花”、“梨花姐夫”、“羊羔”之后，来到我们身边的又是什么。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以何种态度来对待“时代宠儿”呢？这也是笔者下文行将探讨的问题。
三、诗歌口语化道路的选择――一把“双刃剑”
诗歌口语化道路探索以来，部分诗人的确是带来了让我们耳目一新的好作品，在“第三代”诗人那里，诗歌“口语化”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口语化的散文和非诗意化的倾向，是任何一代诗歌语言口语化实践者都不避免的宿命。纵观“后朦胧”以来的诗歌口语化探索，其发展不是日趋走向成熟，反而是江河日下，其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忧。
当口语创作被标榜为“先锋”，其便走上了物极必反的道路。首先，口语化诗歌语言平直、毫无韵味。类似《一个人来到田纳西》这样的诗歌能够唤起我们没得感受吗？答案显示是明确的。“先锋口语诗”的最大问题是取消了诗歌语言与日常口语的差异，使诗歌语言既没有了感悟性，同时也不具有逻辑性，完全是生活的呆板照抄。笔者认为诗歌的口语化写作体现了文学创作方式的多样化，是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反映，是值得肯定和推广的，但如若超过这个度，剑走偏锋，那么只会得不偿失。如果诗歌语言成了日常的大白话，那么口语化诗歌的生命或许就走到了尽头。其次，口语化诗歌的语言叙事性掩盖了抒情性成分。口语化诗人追求真实再现生活的质感，但在创作过程之中诗歌的抒情功能却被异化为了叙事性的再现。我们不能否认叙事性是语言的基本功能之一，但诗歌的本质还是抒情而非叙事。再次，口语化诗歌的游戏功能膨胀，审美功能剧降。诗坛已经出现了太多的口水话一样的诗歌，但更让我们愤怒的是，借着口语话道路探索之名，诗坛竟还出现了“段子”式的书写，不得不说，这样的诗歌其本身便是对诗歌的一种亵渎。
可以说，当今口语化诗歌只繁不盛，当今诗坛的作品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凡此种种，给我们敲响一个警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客气地说，诗歌的口语化道路的探索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我们由此在主义成员武靖东等人发起的“新口语运动”或许可以瞥见诗坛发展动向的一些端倪。在我们的有远见的学者看来，未来中国的诗歌还是需要“去口水化”，让口语诗歌能偶成为符合时代成为真正的口语诗歌，而非剑走偏锋，流于口水话。
结束语：
新世纪里诗歌进入了真正的自主发展阶段，众多口语化诗歌的实践便是其重要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口语化诗歌就其本质属性来说，应该是消解那些在精神上具有“乌托邦”特质的虚浮造作的诗歌，起具有更真实、更鲜活的诗歌精神的真正的口语化诗歌。在另一方面来说即是诗人需要回到本真，但回归人类的本真并非是在口语化的遮蔽下为所欲为，不加选择的进行一些低俗的口语狂欢。当今诗坛的口语化诗潮一波接一波，而正像河流一样，其将流向何方，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从目前已经出现的一些具有反口语化倾向的运动中我们似乎能看出诗坛发展进程的端倪，但究竟口语化诗歌的前途何在，这是我们不得而知的。但相信时间会像大浪一样会淘沙，或许当前我们不得而知的，几十年以后，答案便自会揭晓。
参考文献：
[1]彭金山，1949―2000中国诗歌研究，敦煌文艺出版社，2008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晓雪，诗美断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4]侯敏，有根的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林贤治，中国新诗五十年，漓江出版社，2011
[6]文宽，论新诗语言口语化的演变，安徽文学，2012（8）
[7]任玉强，对当前“先锋口语诗”的反思，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5）
现代诗歌网篇4
关键词：历史经验；精英意识；平民化；大众传播
中图分类号：i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3-0018-01
一、诗不是徒有情感，而是经验
里尔克说，诗不是徒有情感，而是经验。情感是诗的荷尔蒙，让诗充满感染力和号召力，但徒有情感没有内容的诗是肤浅的，容易沦为空虚琐碎的情绪宣泄。只有将情感置于现实经验之上，才能获得一种超凡的精神体验。可是说，经验是一首诗的材质和肌理，它决定了情感的纯度，精神的深度。但是经验从何而来？有些经验是可以靠主观努力去主动获得的，但有些经验却是时代的烙印，历史的积淀。
80年代，诗人的情感借以诗如洪水开闸一样倾泻而出，势不可挡。这些诗感性而抽象、天真纯朴、浪漫、理想主义、宏大叙事、粗疏但又生机勃勃。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诗真实反映了一代人的心灵，抒发出了当时人们心中积蓄已久的热情和激情。所以，80年的诗人是从独特的历史经验中凝练情感，又用情感去回应一代人的历史经验，他们能赢得世人高度的认同和赞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步入90年代后，理想主义渐渐被物质主义所取代，社会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秩序中。
二、从“我不相信”到“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80年代是一个“大写时代”，充满时代朝气的青年诗人们在整体反思国家、民族的命运，也探索着了一代人与现实的关系。80年的诗人还具有精英意识，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和气魄。他们对诗歌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些诗承担的是启蒙和先锋的角色，而绝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和谈资。北岛诗歌在怀疑、否定中所表达出的“觉醒者”对于理想世界的争取，顾城诗歌对纷乱社会的记录与“一代人”式的反思，舒婷诗歌对社会重大主题的主动承担，以及江河、杨炼在80年代以强烈的“自我意识”探寻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都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息息相关，透着积极入世的人格追求。
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一种“众语喧哗”的语境下，任何一种写作及其言说方式都可以在寻找合理性的过程中得到一种认同。诗人们活在当下，他们再无意扮演时代的英雄，他们拒绝深度，甚至拒绝现实，在自己的精神夹缝里游走，写的诗枯燥而浅薄，梨花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2006年，赵丽华的诗在网上走红，召来网民的炮轰和戏仿，就拿她的《一个人来田纳西》举例，“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这样一首把一句话分两行罗列拼凑而成的诗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作者似乎想用平实的语言来传达出深沉的情感，但却弄巧成拙，使诗歌完全丧失了审美性。
从北岛的“我不相信”到赵丽华的“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反映出的是诗人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感的弱化，这也是一种启蒙意识和责任意识的淡化。我不知道这是时代的必然性，还是个体的变异，亦或者这两者并无区别？也许在社会前进的大潮面前诗人是无力的，现实似乎也缺少培育诗人的土壤，但至少，他们应该有一点点坚守，有一点点为坚守而放弃的勇气，再一次回忆起，我是个诗人，可能在行走之时只照亮了自己，但至少通体发光。
三、一边“丰富”，一边贫瘠
传播环境的不同也是造成80年诗歌和90年诗歌呈现不同状态的原因之一。
80年代，电视电影都还不普及，人们主要通过书刊来获取知识，《诗刊》《星星》《读书》等一系列的文学刊物成为了诗歌发展的主阵地，推动着诗歌的传播和推广。到90年代，网络开始兴起，小说、散文、戏剧都日益网络化、通俗化，只有诗歌还蜷缩在一些小众的文学刊物中，让读者难以接触，似乎诗歌在通俗化的进程中总是显得有些尴尬。一方面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有着超越其它文学形式的意境和美感，诗歌的解读需要时间成本，而这恰恰是与网络的快节奏相矛盾的；另一方面，某些已经通俗化的诗成功激起了网民的兴趣和热情，但却在网民的戏仿中被消费把玩一通，终还是沦为了娱乐的附庸。
网络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的个性和品格。我们的价值看上去多元而开放，但其实都没有逃脱网络这张大网，我们都是被“塑造”出来的。不疯魔不成活，也许一部分个性的丧失也使我们不再拥有诗，也不再拥有诗人一般的理想和情怀。
总的来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时代大背景及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使诗歌陷入了巨大的尴尬中，“这种尴尬，既是道德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也是生活方式上的，也是文化上的；然而不论是哪一种尴尬，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生命上的尴尬”。虽然中国当代诗歌处在这样一种被边缘化的困境之中，但我从未怀疑过诗歌的价值。我们读诗写诗，非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我一直相信我们能在诗中找到生存的原因。
参考文献：
[1]何雄飞.八十年代思想交锋史.新周刊，20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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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契合点弘扬主流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的文化、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文化多元化也造成了大量低俗文化和不良文化的散播。因此，不让积极、健康的主流文化边缘化，弘扬主流文化刻不容缓。
主流文化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所倡导的、发挥主要影响的文化。而诗歌是伟大时代变革中卓越思想的产物，它表达了一个时代最具壮美的精神走向。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歌大国，有五千年诗歌文化发展的历史。翻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每逢盛世，都是诗歌飞扬的时期。当前，正逢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全国人民满怀激情干事业，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历史时刻，以红色诗歌文化为主题开展咏诵活动，不仅有助于弘扬主流文化，更是提高人们思想境界和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
因此，辽宁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电视文艺栏目《我爱红诗》以担当主流价值和主流文化为己任，本着用经典带动流行，用主流引领多元的指导思想，唱响红色经典，弘扬先进文化。节目定位坚持主题的鲜明性、风格的多样性、参与的广泛性、点评的专业性，力求按照时代要求把握文艺导向，依据民众需求把握文艺风尚。节目内容以健康、向上的“红色”基调激动人心，以真、善、美的“红色”魅力感动人心，以融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红色”品质深入人心。
融入艺术性演绎诗歌魅力
诗歌素来被认为是阳春白雪，高雅的象征。如何让高雅文化走下殿堂，使观众既看得见，又摸得着，营造雅俗共赏的氛围，这就需要对节目进行大众化改良。为此，《我爱红诗》特别策划在节目中融入多种艺术元素，以诗歌文化作为精神内核，以综艺娱乐作为表现方式，力求把优秀的诗歌文化与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巧妙地结合起来，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内容和形式来宣传时代精神。
《我爱红诗》的核心概念是“红诗”。“红诗”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优秀诗作。主要包括被广大人民群众广为传颂的中华民族经典诗篇；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懈奋斗的革命诗篇；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歌颂党、歌颂祖国，反映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赞美人民、赞美劳动，讴歌美好生活的优秀诗歌作品。在节目创作过程中，在“红色”主题下，我们将“红诗”的外延扩大：不仅有诗词篇章，还包括具有诗化语言的散文佳作，以及旋律优美的歌曲经典、戏曲片段；不仅有为人们所熟知的经典，也有来自民间的原创。
《我爱红诗》节目形式以“红诗”诵读为切入点，同时注重运用歌舞等其它艺术门类，以生动的电视语言，深入阐释“红诗”背后的文化精神，传递积极健康的时代风尚。每首诗篇的朗诵，都无一例外地进行了艺术处理，或配以精心编排的音乐和舞蹈，或运用反复、独诵与齐诵结合、吟唱等手段，立体呈现了一唱三叹、余韵不绝、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此外，在每首诗篇的末尾，还设计了能进一步诠释和升华主题的文艺节目。像这样，以朗诵为主要表现形式，同时辅以舞蹈、器乐、演唱等多种艺术元素的创新包装，诗词的魅力就能真正得到艺术化的展现。
联动多元化打造红色品牌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传媒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渠道过剩”的时期。受众接收信息的媒体终端日益丰富，必然造成受众注意力的分散，在这样的情况下，单个媒体往往容易淹没在传媒市场的大海中。因此，《我爱红诗》栏目积极寻求与社会资源、与其他媒体、与自身内部的多向合作，互利共赢，为构建红色品牌形象开拓新的成功路径。
与社会资源联动。辽宁具有浓厚的诗歌创作土壤和浓郁的诗歌朗诵氛围，各种规模的诗词、诗歌社团遍布城乡。正是有着这样良好的群众基础，自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发起“红诗辽宁”群众性诗歌咏诵活动以来，《我爱红诗》栏目组积极组织和引领各地市群众竞相开展诗歌创作、咏诵活动，使诗歌走进乡村、走进校园、走进机关、走进企业、走进社区、走进家庭，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红色诗歌浪潮。
《我爱红诗》栏目在常态运行一个阶段后，策划并开展了一系列行业及区域性的广场诵诗活动，如在朝阳、鞍山、锦州、阜新等各市开展的大型广场诗会活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
与其他媒体联动。《我爱红诗》在做好节目的同时，特别重视节目品牌的宣传推广。栏目已与东北新闻网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利用不同媒体优势共同发展，加大节目对外宣传力度。东北新闻网多次在首页“第一现场”中报道《我爱红诗》节目的亮点。同时，栏目也积极与省内各市各家媒体合作，使各市参加节目的人员在当地报纸、广播及电视的宣传报道频现。以《我爱红诗》其中一期节目《献给当代雷锋郭明义的颂歌》为例，节目从策划、制作到播出，整个过程与多家媒体进行了联动宣传。东北新闻网除了对这期节目进行文字报道之外，同时还进行了视频报道。《辽宁日报》和《沈阳日报》等兄弟媒体也对这期节目进行了文字和图片报道。多家媒体的组合报道产生的联动效应，极大地拓展了这期节目的深度和广度。
此外，《我爱红诗》还在新浪、搜狐网上开通了博客，吸引大量网友驻足。同时，栏目还与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合作，隆重推出了优秀原创诗集。《我爱红诗》与网络、报纸、书刊等媒体的强强合作，大大提高了该栏目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促进了品牌形象的提升。
与自身内部联动。电视文艺栏目《我爱红诗》自开播以来，与本台文艺广播959《红诗会》节目形成姊妹篇，资源共享，以视、听两种方式合作传播，拓展空间。同时，《我爱红诗》还在台内网站设置专题网页宣传，节目视频及资料在网上充分体现。
除此之外，《我爱红诗》栏目积极促进与台内其他栏目的互动宣传。如本台的《第一时间》、《辽宁新闻》、《说天下》、《大海热线》、《生活导报》、《午汇天下》等栏目都对《我爱红诗――献给当代雷锋郭明义的颂歌》这期特别节目进行了相关报道，多个栏目在报道郭明义事迹的同时，也提升了《我爱红诗》栏目的品牌影响力。其间栏目还与本台乡村广播、文艺广播联办节目，取得了较好的收视效果，实现了双赢。
现代诗歌网篇6
关键词：图像诗歌；通变；比较文学；动力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29-03
“诗是一种语词凝练、结构跳跃、富有节奏和韵律、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和抒发思想感情的文学体裁”[1]。然而，伴随着网络文化的繁荣，这一古老的文学体裁在主题内容、表现手法、传播途径和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与诗歌的联姻使诗歌呈现出丰富的情状和活跃的态势。中国网络诗歌在众声喧哗、黎献纷杂、泥沙俱下的十几年中伴随网络技术的突破和用户量的爆炸式膨胀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而图像诗派在中国的网络诗歌大潮中可谓独领，不仅有不俗的诗歌创作实践，更是自觉地进行了相关的理论建设，因而吸引了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以探寻其根本特征和文学价值。本论文跳出前人对图像诗歌的文本内部研究而尝试以历史的审视和比较文学的视角来分析推动我国图像诗歌发展的两大动力。
一、中国图像诗歌发展的纵向驱动力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言：“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2]可见中国古典文学一直以来就有以“通变”即“继承与创新”的思维去看待文学现象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惯例。
因此，要探索我国图像诗派的发展动力，除了分析网络语境造就的快餐文学的阅读习惯、网络技术下视觉艺术实现的便捷化和网络媒体对新生事物的炒作等社会因素之外，还需要对诗歌这一古典文学样式从创作实践和理论阐发两个方面做历史的探寻。
（一）我国诗歌创作实践对图像诗的纵向影响
我国的原始口传诗歌由于没有文字记录多以已佚。目前我国学界一般认为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所记载的黄帝时代的《弹歌》比较接近我国古代诗歌的原始面貌。“断竹，续竹；飞土，逐`。”在内容和节奏上已经初步具备诗歌体裁的基本要素。另外，李镜池在《易经筮辞传》中指出《易经》中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等数十条爻辞在用字、用韵、用意3个角度都有诗化特征。刘大杰更进一步指出：“（这些爻辞）是从卜辞到《诗经》的桥梁。”[3]因此，《弹歌》和《易经》中的诗意爻辞被普遍看作我国诗歌的最初形态。早期诗歌对艺术性的追求仍处太初的“一”的混沌状态。
随着社会经济和先民思想的发展，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被当今学者看作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源头的《诗经》和《楚辞》两部诗歌巨著。这一时期的诗歌已经从第一时期混沌的“一”的状态而渐显为阴阳两极的“二”的状态：重内容性的《诗经》与重音乐性的《楚辞》形成我国古典诗歌最早的两座高峰。汉代诗歌沿袭这两条道路既产生了继承《诗经》风格的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也出现了从《楚辞》发展而来的铺张扬厉、华美浪漫的赋体诗。到了南朝，沈约开始界定“四病八声”，将对平仄、对偶、韵律的追求推崇到极致。自此以后，中国诗歌以内容和音韵为基本的评价标准得以确立。
但是，在我国诗歌艺术“一生二、二生三”的发展史中一直存在着一些潜流，它们构成了“三生万物”中五彩斑斓的各色诗歌景观。比如谢灵运、陶渊明和王维等把绘画中的色彩、光线、远近、构图等技巧运用于山水诗中以达到诗画交融的效果。他们的创作是对我国诗歌过度倚重内容与韵律的矫正。而民间创作的梅花诗、宝塔诗、回环诗、璇玑诗等异形诗更是对传统诗歌过度依赖内容与声律的直接的、大胆的颠覆。近代闻一多以音乐美（诗的律动）、绘画美（诗的意境）和建筑美（诗的形式）的“三美”理论作为对诗歌艺术评价的参照进一步动摇了以内容和音律二元来界定诗歌优劣的传统。到如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这些原来小众的、另类的、实验性、游戏性的潜流正逐步汇集成为当今中国诗歌艺术的一股显性力量：他们就是试图为我国诗歌找到新的艺术支撑点的现代图像诗人。现代图像诗歌因为充分借助网络传媒将诗歌的视觉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因其可以“在图画世界中感悟诗美，在影像空间中聆听诗语……有利于认识并导引新诗在图像时代的现代传媒条件下创造诗歌新的视觉诗意”而得到广泛关注[4]。我国图像诗歌的产生和发展正是我国诗人在传统诗歌创作实践中在形式上从单一到多元、在音韵上从严到宽、在传播渠道上从平面到多媒体的发展道路上的必然产物。
（二）我国诗歌理论对图像诗的纵向影响
我国历来看重诗画的相通性，所以自古就有多种诗画结合的艺术形态：有大量“画中有诗”的题画诗；有“以诗为画”之作，如东晋顾恺之据曹植《洛神赋》而作的《洛神赋图》；有“以画为诗”之作，如南朝宋宗明皇帝刘据画而作赞美先帝的《帝国颂》有；“诗画一体之作（如唐伯虎的《骑驴归思图》、宋徽宗的《腊梅山禽图》等）。古代关于诗与画的辩证关系最著名的论述是苏轼对王维诗歌的鉴赏，“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唐宋时期的诗画理论被看作我国图像诗歌理论的发轫期。在近现代，宗白华提出要使诗的“形”能得有图画的形式的美，使诗的“质”（情绪思想）能成音乐式的情调。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也认为诗与画不但是姊妹，而且是孪生姊妹。袁行霈说：“王维的诗最有写意画的效果，略加渲染，就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5]可见，我国现代诗论继承了古代对“诗”与“画”二者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的认同。
在我国这些重视诗与画的艺术交融性的诗论和大量的诗画结合的创作实践的启迪下，我国当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古代图像诗歌的优秀传统，在创作形式精巧奇特的各种图像诗歌作品的同时也大力进行图像诗歌理论建设。台湾的图像诗理论率先萌芽和发展：台湾最早的图像诗诗人詹冰提出图像诗是诗与图画的相互结合与融合，因而可提高诗效果的一种形式。1974年，张汉良在《论台湾的具象诗》中把图像诗定义为“任何诉诸诗行几何安排，发挥文字象型作用，甚至空间观念的诗”。2000年丁旭辉在《台湾现代图像诗技巧研究》中提出：“图像诗是利用汉字的图形特性与建筑特性，将文字加以排列，以达到图形写貌的具体作用，或借此进行暗示、象征的诗学活动的诗。”
相比台湾的图像诗歌理论建设，大陆的图像诗歌理论更具有系统性。大陆图像诗理论建设者以尹才干为代表，他的《浅谈诗的意向》《关于现代诗歌的评价标准》《中国现代诗的形式断想》以及《关于图像诗》等论文对中国图像诗歌的发展根基、历程、时间、现状、趋势做了开创性研究。他提出：“图像诗，作为一种文本，既是诗歌，也是图像。用真情、理性、潜意识的支架，构筑诗体的图像，扩大和延伸文字的诗性空间，让诗歌目光所及之处，闪耀出新颖诱人的光芒，不断产生撞击读者心灵的力量。”除此之外，寒山石提出图像诗的魅力主要在于形式建构的视觉美，创意设计的奇艺美和内容呈现的诗意美三美之结合。龚奎林提出图像诗是以“非常规形式呈现作者内宇宙与外宇宙共鸣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6]。简言之，图像诗一方面继承我国“诗画”结合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打破把诗情画意作为“意境”而置于读者认知的隐形位置的常规，大胆地将诗情画意以图像的形式置于显形状态，让“显形的画”（文字所排列成的图像）和“隐性的画”（诗歌营造的意境）同时进入读者的视野为读者带来多重审美享受。
二、中国图像诗歌发展的横向驱动力
中国比较文学著名学者曹顺庆教授在《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的绪论中指出：“如果说横向的‘通变’或曰‘继承与创新’为文学史纵向发展的重要规律，那么各民族文学横向的‘移植’与‘变异’则为文学横向发展的重要规律。”因此，文学发展的驱动力应包括纵向“接受”与横向的“传播”两个基本力量。尤其是文学发展的跳跃性、突变型以及断裂性等方面，则多与文学的横向发展密切相关。唯有从这一经一纬的交织中，才能真正认识文学发展的规律。因此，中国图像诗歌的发展必然还得力于异质性文学因子的推动。
（一）西方诗歌理论对中国图像诗的影响
中国大陆图像诗派产生于20世纪70、80年代，正值国外文艺思潮被大量引入和吸收之际。国外的诗歌理论对我国图像诗歌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推动图像诗歌蓬勃发展的横向动力之一。在创作理论上，被我国当代图像诗派常常用以证明其创作“合法性”的名言是“画是嘴巴哑的诗，诗是眼睛瞎的画”。钱钟书先生指出该语受到许多西方文艺大家的影响。比如，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曾说过“画为不语诗，诗是能言画”；除此之外，一本嫁名给西塞罗的《修辞学》中则记载“诗是说话的画，画该是静默的诗”（itempoemaloquenspicture，picturatacitumpoemadebetesse）的说法；而达芬奇也说画是“嘴巴哑的诗”（unapoesiamuta），而诗是“眼睛瞎的画”（unapitturacieca）。可见，西方艺术丰富的理论养分的确是我国图像派诗歌理论中不可忽视的来源之一。除此之外，华兹华斯、马拉美、莱辛、罗斯金、波德莱尔、克莱夫・贝尔、列德・邦恩、阿恩海默等西方著名文艺理论家提出的关于诗画关系的一系列理论对我国诗人的创作也产生了或显或隐的影响。其中，波德莱尔《哲学的艺术》说：“若干世纪以来，在艺术史上已经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权利分化，有些主题属于绘画，有些属于雕塑，有些属于文学。今天，每一种艺术都表现出侵犯邻居艺术的欲望。”马拉美是第一个在诗歌创作理论唤醒人们对书写符号、版面布局以及书籍整体存在形式的视觉资源的自觉意识的诗人。他的创作关注符号、语词、语句和语篇布局的空间关系，令读者的文本阅读行为不再仅仅是单向的持续活动，作品的整体性不再仅存于横向相邻关系和承接关系之中，也存在于纵向或横切方向的期待、提示、回应、对应和透视等效果中。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时代》中指出：“从本质上来看，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由于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因此传统的阅读方式也随之变化。越来越多的读者依照理解图像的方式去理解文学作品。图像诗歌的创作可以说是传统诗歌在“读图时代”文化语境下的顺应之举。中国大陆图像诗人尹才干在2000年提出中国图像诗理论：“中国汉字源于图像。没有图像，就没有中国汉字。中国最初的汉字，大都是象形文字，又谓之图画文字。它具有单一结构的象形美，组合群体的图画美，内涵丰富的意境美。文学作品是用文字按一定规矩排列组合的艺术作品，就汉语言文学作品而言，也可以说是由一笔一划组合的图形排列的艺术作品。”如果将这一论述与西方对“诗”与“画”或“图像”与“文学”的关系的论述进行梳理，不难看出二者在观点上的相似。
可见，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以显性的图形和有意蕴的文字共同营造“诗情画意”以达到双重审美愉悦并非汉语诗歌的独创，也并非仅为我国图像诗创作的审美宗旨。中西诗歌艺术虽然是产生于两个不同文明的艺术结晶，但以诗歌这一人类共有的艺术形式以表达人类相通的思想情感时，我国的文学艺术和文字特点能够成为国外诗人创作的灵感源泉（如庞德）。同时，国外图像诗歌的创作理论和实践也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我国图像诗派发展的巨大横向推动力。
（二）西方文艺批评对中国图像诗的影响
德国著名美学理论家莱辛在《拉奥孔》中讨论了诗与画的界限问题。他认为画描绘在空间中并列的物体，而诗则叙述在时间上先后承续的动作。因此绘画是空间的，而诗歌是时间的艺术。他批评图像诗和寓言画，因为图像诗尝试以文字来作画，而寓言画尝试以绘画来叙述故事。二者的目标背离了自己的艺术体裁特点，侵越了其他的艺术边界，因而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艺术形式。莱辛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中国学者的认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郭春林。他在《读图时代文学的处境》论及图像与文字的差异时指出：图像的平面化是其深度匮乏的表征之一，图像的传输方式是迅速的，而就大脑接受图像的方式而言，既不可能，也无需做出过多的思索，或者，干脆地说，图像没有给上帝赐予我们用来思考的头脑以相应的时间，它只有空间形式……而语言在给我们时间的同时，还给一个无限大的空间。唯其如此，我们方能在时间中思索，在空间中展开“精鹜八级，心游万仞”的想象，唯此，也才能领略造化无与伦比的丰富性、生动性和深刻性。郭春林对于图像与文字的差异性的看法深受莱辛的影响。他对于图像化诗歌的诟病也主要源于体裁的侵越：图像是“空间”性的，语言是“时间”性的。英国艺术哲学家佩特在《文艺复兴》一书中指出：“出思”（andersStreben）是一种普遍规律。艺术都具有“部分摆脱自身的局限”的倾向。这种“出位之思”是艺术追求新奇、摆脱束缚的本性。中国著名符号学家赵毅衡教授在《符号学》中论及图像诗时，吸收了前两者所代表的西方对图像诗的不同意见。他提出：图像诗人的创作是一种有意识的跨体裁的“仰慕”。他们寄望于“部分摆脱”原有艺术形式的限制而创造一种新的表意方式，并不是真正进入另一个体裁。“如果诗真的做成绘画，即所谓的具体诗（concretepoems），反而受到双重限制，大多勉强，鲜有成功……艺术家也都明白符号文本的体裁规定性，是难以跨越的障碍，出位之思只能偶尔一试，着迷于此只能自露其短”。赵毅衡教授在对符号行为的深刻洞察、对佩特的艺术观点思考后，为中国的图像诗创作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西方批评家对图像诗的负面评价对我国学者产生了影响。他们对图像诗歌的局限性的分析与认识正是我国图像诗要取得进一步发展所不得不正视的问题。而我国图像诗创作在网络环境下所呈现出的热闹局面与在学术界遭遇的冷遇这一反差尤其值得图像诗歌理论建设者深入研究。
“在照亮人类文化进化中的黑暗过程中有两种伟大的发现：一是用语言把握有声世界，二是用图像来把握有形世界。”如今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图像的快速、便捷、广泛而经济的传播成为可能，这极大地促进了图像诗这种以图像与听觉、文字的结合共同表达人类思想和思维的新的文学样式的蓬勃发展。然而，图像诗的发展除了网络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环境这一外部因素之外，其横向和纵向的推动力才是它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考察其动力时，如果对我国图像诗派的产生和发展仅仅从纵向的文学史来研究，其结果将是片面且单调的。只有在纵向考察的纬线上织以比较文学研究的经线，才能将中国图像诗歌置于整个世界诗歌艺术发展的潮流中，让读者在比较和参照中认识中国图像诗歌的价值、特色和地位。通过对中外图像诗歌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图像诗创作由于跨越“诗”与“画”双重边界而必然受到来自两个“边界”的双重压力，因此寻找两个“边界”的适度平衡将是图像诗歌创作成功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92.
〔2〕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7.305.
〔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4.
〔4〕梁笑梅.读图时代的新诗嬗变[n].人民日报，2010-7-20（24）.
现代诗歌网篇7
关键字：诗歌教学网络教学课程整合
“一曲新词，天高海阔”
——基于网络环境下诗歌教学例谈
江泽民主席出席“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时号召大家学一点古典诗文，以“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思想”，“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是具有远大文化战略眼光的见解，一语道破人文血脉的传承对于民族的重大意义。古老的《易经》有一句至今犹值得深思的名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华古诗文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既然它出生在中国，我们就有责任为全人类而守护它、传承它。令人感到担忧的是当前的诗歌教学存在着很多弊端。
面对波涛汹涌的信息社会，语文课上以教师一支粉笔一张嘴的信息传输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电脑这一“旧时王谢堂前燕”，已经“飞”进了宁静的语文课堂。“网络教学”是一种新生的事物，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以计算机为核心的多媒体网络教学改变了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也改变了教师的教学方法。在现代化的教室里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加浓厚，学习的自主性和选择性都得到增强。网络教学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它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已经被众多教育工作者接受并得到逐步应用。
如何将小学语文诗歌教学与信息技术进行整合，在网络环境下进行教学，如何用“诗歌教学”这个“夜光杯”来装“网络教学”这杯“葡萄美酒”，使教学内容问题化、教学过程探究化、教学活动网络化、教学结果创新化，让学生在开放性的教育环境中，学诗、吟诗、赏诗、作诗，使学生知书达理，学会做人，从而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笔者是一位长期处于教学第一线的小学语文教师，在“基于网络环境下诗歌教学”方面也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和探索。在教学实践中，形成了几点认识，现提出来与广大同行商榷。
一、诗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1、社会大环境从侧面影响了诗歌教学，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的时代早已过去，现代人早就没有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的情怀。
2、教师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直接影响了诗歌教学效益的提高，教师的教学观念保守只是着眼于某种狭窄的语言因素和知识因素，而忽视了思维因素与情感因素，影响了诗歌教学整体效应的发挥。教师的教学方法陈旧，教学过程的程式化和教学形式的单一化。
3、现阶段，教师的知识结构陈旧，仅仅满足于教学参考资料中对诗歌的鉴赏。教师上课时有机无人用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具有中级计算机水平、能较好的开发研制教学所需的Cai课件的教师只占80%，很显然，相对于硬件设施来说，从教者的素质明显滞后了。这也使有限的资金投入没有产生相应的教育产出，实际上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4、学生的自身条件间接影响诗歌教学的效果，由于学生年龄、文化水平等各方面的原因导致学生对于诗歌的学习缺乏兴趣。特别是古典诗词因年代相去甚远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5、以往的教育阻碍了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诗歌教学在以往属于“死记硬背”的范畴，在对学生的教育属于生搬硬套，学生独立思考探究的时间、空间少得可怜，没有起到熏陶教育的作用。
二、针对以上诗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实际教学中可以借助多媒体和网络环境进行如下的尝试：
1、情境创设——诗歌教学的“金钥匙”
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学习情境的创设和学习兴趣的激发是教师组织教学的“第一道难题”，诗歌教学更是如此。而多媒体和网络环境恰好可以方便快捷地将静态的语言文字转化为生动的情境和抑扬顿挫的有声语言。这种融声、光、色于一体的形象刺激，能迅速地集合学生的有意注意和思维指向，拉近学生和诗文的距离，唤起他们的生活体验与情感体验，从而获得对诗文的视觉感知与听觉感知。如在教学《望天门山》时，让学生先观看一段“天门山”的风光片，再进行古诗的教学，学生对于诗意的理解简直就是易如反掌。再如再教学《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时，让学生乘上“网络快车”来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畔欣赏那千姿百态的“荷花”，看一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象，体会“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独特感受，应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良好的情境创设是打开诗歌教学大门的“金钥匙”，它能够拉近学生与诗歌之间的距离，使学生对于诗歌的学习不会望而生畏。
2、课文“旧知”——诗歌教学的“铺路石”
在小学语文课本里有很多文章的内容与一些诗歌所描写的情景相似，利用网络这个强大的资源平台，把学生原有的“旧知”与“新知”联系起来不失为学习诗歌的好办法。如教学《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一诗时，可以联系学生在以前学过的课文《要下雨了》、《雷雨》、《雨》等，这些相关课文的文字资料，图片、音像资料对于学生对诗歌的理解起到了很好的促动作用，学生借助这些资料就能很快进入诗歌描写的情境，进行诗句的品读、赏析。课文中的旧知以及学生的生活实际是学生学习诗歌特别是学习古典诗词
的很好的“铺路石”，通过多媒体和网络的再现，学生在学习诗歌的过程中尝试到的是成功的喜悦，他们能够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这样既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又调动了学生学习语文课文的热情，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
3、电脑游戏——诗歌教学的“兴奋剂”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些健康有益的电脑小游戏不失为诗歌教学中的“兴奋剂”，它不仅能提高学生的电脑操作能力，更能给诗歌教学增添新的色彩。如在教学《宿新市徐公店》时，先让学生进行“大家来找茬”的游戏，（比较两幅近似的图有什么不同，把不同的地方找出来），教师在最后两幅图中画了与诗歌内容类似的画面，其中一幅中：黄色的菜花上有一只黄色的小蝴蝶。（比较难找）在学生仔细观察后终于把蝴蝶找出来了，这时教师追问学生为什么这么难找？学生的回答其实就是诗歌当中诗意的概括，再进行诗歌的教学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再如“钓鱼”这个电脑小游戏是很多学生乐此不疲的。有一首诗歌也叫《钓鱼》。其中有一节诗：把鱼钓起来，钓鱼的人很快乐，他不知道，水里有鱼的眼泪。在进行此首诗的教学时，先让学生利用“钓鱼”这个小游戏进行一个“钓鱼大赛”比一比在规定时间内谁钓的鱼最多，并把自己钓到的鱼的数量记下来，然后算一算全班同学一共钓了多少鱼。再想一想如果人们都这样钓鱼鱼会怎样？学生通过一些电脑小游戏的操作把原本枯燥的诗歌教学课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课堂，学生学得快乐，老师教得轻松。让学生感到“学习本来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诗歌教学还愁“前路无知己”吗？
4、网络拓展——诗歌教学的“垂天翼”
网络带着它的便捷性、交互性、超时空性以及对资源的共享分配方式，来到了我们的语文学习之中。互联网上关于语文学科类网站、网页不计其数。多数网站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方便了师生语文学习之用。在诗歌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这个浩瀚的信息海洋，让学生在里面遨游。如诗歌的写作背景、作者的生平简介、与诗歌内容相关的小知识、小故事、与诗歌内容相似的其他诗歌等都是帮助学生理解诗文的很好的资料，让学生上网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既提高了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又能利用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诗歌的理解，还可以把自己收集的的资料与自己的学习伙伴进行资源共享。再如在教学《钓鱼》这首诗时，“把鱼钓起来，钓鱼的人很快乐，他不知道，水里有鱼的眼泪。”是诗中的一个教学难点，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对学生进行拓展性的学习，教师呈现或学生上网收集有关人类因为滥捕滥杀鱼类和其它生物造成的恶果和惨痛的教训。在一份份血淋淋的数据和图片资料面前，学生们的心被震撼了，“水里真的有鱼的眼泪”，不还有学生们的眼泪！计算机网络教学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它有助于开拓学生的视野，丰富学习材料，培养他们信息的获取能力和信息的利用能力，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在学习的过程中既提高了学生的语文、信息技术的学习能力又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学习品质。有了“网络”这“垂天之翼”，少了说教，多了实践，诗歌的教学还会“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吗？
5、主题探究——诗歌教学的“试剑石”
很多诗歌的写作内容是类似或相近的，把这些诗歌归为一类，让学生进行相关主题的资料收集、整理，并从中了解此类诗歌的一些共性，产生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或制作成一些相关主题的电子作业（画笔工具或金山画王等画图工具制作的电子图画、woRD文档、poweRpoint电子幻灯片、FRontpaGe网页等）。还有一些诗人的作品非常多，如李白、杜甫等把他们的作品进行收集、整理，并进行研究就能更深层面地贴近作者，进一步了解诗人写作时的情况，既能加深对诗歌的理解，又能增进学生对诗人的进一步了解。例如在学习《春晓》这首诗时，就可以让学生以“春天”为主题，上网收集与“春天”有关的诗歌、图片资料，可以分小组试一试给这些图片选择一些相应的诗句；还可以分组合作创作一份以“春天”为主题的电脑小报，把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编辑、排版全班进行展示交流。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是在他们亲自动手操作中完成，这样使枯燥的学习变成了饶有兴趣的知识求索，学生都非常喜欢这种方式，他们都说：“网络教学使课堂变大了，学到的知识更多了，知识也更有趣了。”网络这个巨大的交互平台把开放的学习环境与诗歌的教学有机地融为一体，学生在探求知识的同时获得了更多的学习品质、学习素养的培养和熏陶的机会，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不再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而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了主题探究这块“试剑石”，诗歌教学还会“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吗？
总之，网络教学使学生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学习天地，使学生能自由自在地遨游于知识的海洋中，同时，它对推进素质教育，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网络仅仅是教学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教师在开展网络教学的时候应同时依托传统课堂、网络平台等途径实施教学组织，网络教学不一定要事事在网上。“和革命前辈一样，我们的使命是创造。”（《第三次浪潮》），古老的诗歌留给我们灿烂的文化，网络让我们看见世界，两者都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乘着网络教学的春风，诗歌教学一定能“又绿江南岸”。“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让我们携起手，不断地进行网络教学的研究，使它在我们的诗歌教学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吧！
[参考文献]
1、惟存教育being.org.cn
2、吴刚：《网络时代的课程理念和课程改革》
3、夏正江《试论中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层次结构及其培养》
4、侯定元《语文研究性阅读》
5、任长松《探究学习：18条原则》
6、程红兵《语文研究性学习概论》
7、孙力广《多媒体网络教学评价初探》
现代诗歌网篇8
吕进长达七千余言的《导言》介绍了全书的主要内容，阐明了重庆新诗发展的三个重要维度。全书共分两卷，第一卷为“诗歌史”，第二卷为“诗人论”，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史”以“论”为基础，“论”又以“史”为纲。编者抓住了诗人与时代的血肉联系，将诗歌的诞生、发展、擅变、更迭与时代精神的发展两相交织，给人以一种历史纵深感。
卷一是对重庆新诗的过程描述。这是从纵向上的观照，既是对重庆新诗发展的断代(分期)研究，又是对重庆新诗史从总体上的把握，应该说，这是具有恢宏气度和开阔胸襟的。卷二则从共时的角度，谈到重庆诗人与诗评家。编者尤其注意对每一位重要诗人在艺术题材、审美追求、艺术成就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特色加以论述，从而揭示了重庆新诗丰富的内蕴。值得注意的是，本卷列出专章，对以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专家为主的重庆诗评家进行了介绍，更体现出重庆是中国新诗的重镇—不仅为数众多的诗人在这块热土上默默耕耘，而且不少学者也从理性的角度，对重庆新诗、中国新诗进行评价和指导。创作实践因之而有了可依据的方法和规范，诗学理论也有了丰厚的生长基础和可能。附录对何其芳、邓均吾这两位中国新诗坛重量级人物作了详尽介绍。这一方面是对重庆诗歌发展史的必要补充，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两位诗人对重庆诗歌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并各自以其独特艺术风格成为了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这样一来，重庆新诗就更体现出了自己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独特地位。
我不想过多地复述《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的具体内容。追往是为了鉴今，是为了更好地寻找重庆新诗乃至中国新诗在未来的发展之路。通过对该书的细致阅读，除了可以了解大量的史实外，我们还可在其中找到一条贯穿始终的理论线索，它以西南师大新诗所为主的重庆诗评家的主要诗学主张为核心，同时吸纳了其他一些具有生命力的诗学观念，成为编著本书的主要理论依据。对照重庆新诗发展的历史脉络加以考察，这种主张不但没有疏漏重庆新诗史上的重要诗歌现象，而且对它们给予合适的历史与学术定位。这说明，这种诗学观念是与新诗发展的历史事实相协调的，来源于诗歌发展的事实，也可以反观诗歌的发展历史，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这种秉持求实创新原则的诗学理论也在随着新诗艺术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更新。
2004年9月，中国新诗研究所召开了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针对当下诗坛泥沙俱下的现状，提出了中国新诗“二次革命”理论，主张中国新诗的三大重建，就是对中国新诗发展的一次整合和廓清，为今后新诗的发展指明了具有可行性的道路诗歌观念重建之路，诗歌文体重建之路，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之路。诗歌观念重建重在对诗歌承担精神的强调，只有兼具社会关怀和生命关怀的诗歌才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办诗歌文体重建主要应该在完善自由诗、倡导格律诗和增多诗体等方面做出努九诗歌传播方式的重建关注诗与音乐的结合，关注网络对诗歌的渗透和拓宽。实际上，稳健的创新正是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的动力所在，我相信，它同样是重庆新诗借以进入良性发展轨道的重要向度，也是中国新诗重建之维。
正是出于对社会历史的关注，在抗战时期，国家兴衰、民族危亡跃升为诗歌主题，当时活跃于重庆的“七月诗派”就是注重“社会关怀”的重要代表。他们以战斗的姿态，站在抗战的前沿，以诗为旗、以笔为枪，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显示出诗歌宝贵的承担品格。而进入新时期，新诗加大了生命关怀的份量。诗人开始“向内转”，关注人生、人情、人性及诗人自身。无论是傅天琳果园里的歌唱，还是李钢对蓝水兵的咏叹，无论是梁平对重庆历史的亲切抚摸，还是李元胜、何房子等人对生命本身的深度体验，都表现出重庆诗歌发展的新动向。
而在诗歌文体的探索与研究方面，重庆诗人从来就是引人瞩目的。何其芳对建立现代格律诗的提倡对中国新诗文体理论的建设影响甚巨，邹绛、陆桨、万龙生等人不仅从理论上对现代格律诗进行探索，而且从诗歌创作实践上加以佐证，继承了前辈诗人的探索成果，在体式、音顿、音韵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格律诗。吕进的诗歌文体理论在海内外诗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今天，格律诗和自由诗及其他诗体在重庆诗坛多元共生，呈现出诗歌文体发展的良好态势。
现代诗歌网篇9
过早地宣布历史意识的终结，放弃现代诗的人文价值关怀，对中国诗人而言尤其是危险的。我们完全可以具有新的形式的“承担”意识，在容留歧见、尊重差异、矛盾修辞、多元争辩、悖论和反讽写作中，表达出我们对具体历史语境的个人化理解乃至命名。
一
中国新诗已走过近百年历程。发生在“五四”前后的新诗与旧诗的断裂，不仅是艺术趣味的变异，而是现代性的介入，中西文化冲突加剧，诗人的精神视野和历史意识强化和扩大后，力图使代表民族精神的文学艺术能适应并准确表达时代经验的变化，成为现代思想、文化、政治、国民性重新建构的重要部分。除去几个不正常的历史时期外，中国现代诗从价值确认、运思向度、修辞基础到诠释模式，基本还是延续了由“五四”新诗所开创的重视精神内涵和历史关怀的特点。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虽然诗歌写作风尚在自身的历史演进中采取着不同的轮换方式，比如：朦胧诗的“隐喻―象征，社会批判模式”，第三代诗的“口语―小叙述，日常生命体验模式”，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诗人的“异质扭结语型，历史想像力模式”，但是它们都不乏各自的诗歌精神和历史承载力。
相比之下，近年来诗坛的重大缺失是历史意识和生存命名能力日益薄弱了，非历史化的泛口语（有人称为“口水化”）写作竟成为最显赫的潮流。针对对它们的批评，有人反驳说“要尊重艺术的多元化”。我认为，这种反驳只是指出了诗坛的事实，却没有价值判断。诗歌，特别是现代诗，应有其内在的价值系统。它不是某类文化人的审美遣兴或话语嬉戏，而应有对我们置身其间的历史和生存处境的揭示，对我们时代语言状况的深度勘探，对即将来临的历史可能性进行批判的参与，并最终落实到对诗歌本体的更专业、更精审的纵深开拓上。在此，对现代诗之“功能”和“本体”的双重要求是同时到来的，也就是“舞蹈和舞者不能分开”。
基于这种诗歌写作理念，我想先总结一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分子写作”在重建诗歌精神和历史想像力上所做的弥足珍贵的贡献，再以此比照、质疑和分析近年来诗坛诗歌精神和历史承载力的严重缺失。
二
80年代末，历史的剧烈错动给诗人们带来了深深的茫然和无告，在有效写作的缺席中，诗歌进入了90年代。90年代初期的诗坛有两种主要的声音：一种是颂体调性的农耕式庆典诗歌，诗人以华彩的拟巴洛克语型书写“乡土家园”，诗歌成为遣兴或道德自恋的工具，对具体的历史语境缺乏起码的敏感。另一种是迷恋于“能指滑动”，“消解历史深度和价值关怀”的中国式的“后现代”写作。这两类诗歌充斥着当时的诗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共同充任了“橡皮时代”既体面又安全的诗人角色，并对大量初涉诗坛的青年写作者构成令人担忧的语词“致幻效应”。诗歌在此变成了单向度的即兴小札、文化人的闲适趣味、回避具体历史和生存语境的快乐书写行当，如此等等。现代诗的特殊功能再一次陷入了价值迷惑。
大约在1993年前后，现代诗写作中较为集中地出现了新的重大嬗变与自我更新，它以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更丰富的写作技艺，吸引了那些有生存和审美敏识力的人们的视线，很快就由滥觞期发展到涌流期。诗人们普遍感到了以往的写作，“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存在和痛苦在诗歌中的缺席，感到我们的写作仍然没有深刻切入到我们这一代最基本的历史境遇中去”（王家新语）。这是一种吁求历史性与个人性、写作的先锋品质与对生存现实的介入同时到场的诗学。很明显，它的出现，既与当时具体历史语境的压强有关，也与对早期“朦胧诗”单纯的二元对立式的写作，和对本质主义神话失效后的历史反思有关。这些诗人后来被习惯性地称为“知识分子诗人”，在我较为深刻的阅读记忆中，他们是指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臧棣、孙文波、光、萧开愚、西渡等。但是，我们今天完全应当排除诗歌小圈子意识，逸出无谓的“争吵”和舆论化的“习惯性称谓”，从而实事求是地对当时诗坛另一些采取不同的写作方式，而同样抵达了历史命名或生存体验的深度，并在写作技艺上有所创新的诗人予以高度评价，比如优秀的诗人于坚、周伦佑、翟永明、柏桦、王寅、孟浪、梁晓明、默默、阿坚……所以，在下文如果我仍将使用“知识分子写作”这一概念，那也不过是在“借挪使用”，它是指一种我认可的诗歌品质，而非具体的诗歌“圈子”。
在那个阶段，这些诗人对现代诗的重要贡献，主要是改变了想像力的向度和质地，将充斥诗坛的非历史化的“美文想像力”，和单维平面化展开想像的“口语诗”，发展为“历史想像力”。如何在真切的个人生活和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之间达成同步展示，如何提取在细节的、匿名的个人经验中所隐藏着的历史品质，正是这些诗人试图解决的问题。正是这种自觉，使先锋诗歌在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个人化的形式技艺、思想起源和宽大的生存关怀、文化关怀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入的彼此激活的能动关系。90年代诗歌，在我看来，已留下一些重要的典范，如西川的《鹰的话语》《致敬》《厄运》、于坚的《0档案》《上教堂》《飞行》、王家新的《回答》《孤堡札记》、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翟永明《十四首素歌》《莉莉和琼》，等等。这些文本有一种相似的特性，其中遍布着大量由个体遭际中的情境、细节所折射出的历史症候，因而它们含有极大的生存“命名”能量。诗人从具体的个人处境出发，找到个人记忆的重心，将其带入特殊意义上的“公共交流”话语平台，与历史生存进行了紧张盘诘与对话。诗人将个体生命的遭际总结成特殊的“限量”的历史，在限量中凸现了诗人个体主体性的内在穿透力。在此，“正史”与“稗史”（个人心灵史）相互穿插，个人的“小型”经验陡然拥有了对历史生存的寓言。这里，“小就是大”，它或许不追求事件本身的宏大，而是追求历史语境穿透力的博大，和自我反思―对话能力的强大。
三
然而，令我怅惘的是，这种经由艰难探询，已经形成先锋诗写作的有效经验积累的“历史想像力”型式，在90年代末以降特别是近几年来，先是饱受了强大的新一轮的“非历史化”诗潮和无谓“争吵”带来的通俗舆论化批评的嘲笑诋毁，进而又遭遇了更猛烈的网络文化的覆盖和消解。单从诗歌内部机制的自动性和审美趣味嬗变的角度看，问题似乎很明白：新一代诗人为摆脱“影响的焦虑”，必然会采取迥然有别于前辈的方式来写作。当一种写作方式的“能量”被整体开采出来，总是会给后来者投下阴影。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诗歌写作风尚在自身的历史演进中采取的不同轮换方式”。但是，就精神产品特别是艺术价值评价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化地依循庸俗进化论，或“存在即合理”的观念。在诗学批评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应该有所区分。从价值的维度看过去，我认为问题还有更为促人深思的一面。
90年代中后期以降，我国先锋文学界的强势话语就是“后现代主义”。一时间“消解价值关怀”、“历史意识的终结”、“拆除深度”、“平面话语的嬉戏”……成为新的写作时尚。我认为，“后现代”理论本身无所谓好坏，因为它只是个向度纷繁、彼此龃龉的庞大话语场阈。关键是针对我们具体的历史语境，怎样对之进行有效的选择或“借用”。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可见，作为一种话语场域的后现代性，其内部不同的具体含义是广阔的、含混的、可选择的。就此而言，在被人为夸大的主体性神话、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唯理主义、历史决定论等理念失效后，我们未必就一定要进入廉价的相对主义中。过早地宣布历史意识的终结，放弃现代诗的人文价值关怀，对中国诗人而言尤其是危险的。我们完全可以具有新的形式的“承担”意识，在容留歧见、尊重差异、矛盾修辞、多元争辩、悖论和反讽写作中，表达出我们对具体历史语境的个人化理解乃至命名。
其实，上述所言的“历史想像力”的提出，本身也与受到后现代思潮特别是“新历史主义”的启发有关。这些诗人和批评家，意在深度关注历史与人、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文化、历史与语言、历史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探询历史话语、历史修辞，就是为着实现更有效的对当下的文化批判和语言批判。然而，另一些诗人却选择了“后现代”思潮中的其它路向，即上述所言的单维度地“消解价值关怀”、“历史意识的终结”、“拆除深度”、“平面话语的嬉戏”。此类诗人将后现代思潮中的批判精神，降格为无可无不可的话语空转和泛审美的大众话语式的狂欢。或许，在写作中不同的精神向度都可以也应该存在。但是，正如“格雷欣法则”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商品社会，一个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价值不高的东西反而常常会把价值较高的东西“挤出”流通领域。随着新一轮的、几乎是一体化的快乐原则和反智主义的盛行，以及铺天盖地的网络诗歌的放纵游戏，那些本来已属凤毛麟角的真正具有较高精神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先锋诗歌，在此时代竟变得举步维艰乃至动辄得咎。我们看到，当下那些流行的自诩的“口语先锋诗歌”，在消解了朦胧诗式的“精英独白”后，变为了小型的“庸人独白”。这是贫乏中的自我再剥夺，其写作意识及审美流向，呈现出新一轮的狭隘化、简单化、蒙昧主义、独断论。这些自诩的“后现代”，并未理解何谓反对“二元对立”思维。恰恰相反，他们按照某种贫乏的二元对立的想像力原型，在诗歌和诗论中大量制造并输出一种独断论信念：凡是历史意识，就是我们要反对的；消解人文价值，就会自动带来不言而喻的“后现代”精神；人，除了欲望制导的幸福或压抑，不会有其他的幸福或压抑；敢于嘲弄和亵渎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的承担感，才是先锋诗人写作“真实性”的标尺。
在这样的观念制导下的诗歌文本，既缺乏历史厚度，也缺少诗人个体主体性的深度，同时其想像力也极为沉闷或拘泥。正如诗歌理论家耿占春指出的，“没有历史尺度的个人生活的描写，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和生活变成了一种奇怪的逸闻，一幅风俗画，一种个人欲望的陈词滥调。”这些诗人说，自己的诗歌消解历史意识是为了获得即刻生活的真实。但在我看来，这种诗歌只有单维度的“本事”的真实，而没有对时代的观照或精神体验的真实；它们或许有时贴近了表面的“日常生活的现场”，却没有能力抵达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存在的现场”。对后者而言，诗歌中的“世俗生活描写力”和“生存情境命名力”应是同时到位，合作完成的。它们在优秀的诗人笔下不容偏废，难以割裂，本是个“二而一”的问题。说到底，现代诗的吟述，不仅是关于当下事实，也是关于灵魂和历史想像世界的，它需要诗人在现象的、经验的准确性，和批判的、超越的历史视野中保持有难度的美妙的平衡。
四
再看“大众传媒话语”特别是“网络诗歌”对现代诗精神和历史承载力的消解。我们生活的时代被称为“大众传媒话语占支配地位的时代”、“网络时代”。这个时代当然有值得赞叹的一面，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值得注意。今天我们已看到，大众传媒和网络文化的高度膨胀，已形成了可怕的信息污染。它们不惮于恶俗地搜奇猎怪，以大量无聊的话语充塞着人们的头脑，吞噬着人们本已所剩无多的阅读时间，使人在“废话”的漩涡里全速坠落，无暇分辨，互相挤撞。这类话语的泛滥没有激发出人们沉思默想的潜力和对生存与生命的敏识，反而压抑了它们。沉溺于读小报、看电视和上网的人，像是一个古怪的依赖性的双足肉身的接受机器，一旦接触到特定的文字和图像，就发出快意的痉挛。他们需要在可公度的语言符号、图像符号中呼吸，他们的阅读活动已完全拱手奉给了“传媒―网络神o”，他们的思考、抱怨、渴慕、欣快、逃避，都卑屈地受信息源的支配。大众传媒和网络文化构成了一种匿名的大写的权威，它的庞大权势使大量的接受者在认识力和想像力上甘居侏儒的地位。
读过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新的媒体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的确如此，传媒信息和网络话语膨胀时代的文学，已成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商业，它不但浸渍了广大受众的心灵，而且已深刻地改变了文学艺术的质地。它首先体现在小说方面，就是新闻主义和市民琐屑生活的奇怪混合，当红小说家已不懂得（或不耐烦）何为描写，只是一路叙述下去，像是在为影视提供文学脚本。体现在散文方面，就是大量地倾销现成的处世方略、情爱奇观、物欲崇拜、旅游见闻。近年来它更明显地体现在诗歌方面，就是追求现世现报的“明白如话”，“幽你一默”，以恶俗和肉麻当有趣的“先锋流行诗”。
就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而言，“先锋”本来是不“流行”的。先锋就是意识和技艺上超前的先驱的探索。然而，近些年蹊跷频生，我们也见惯不奇了，在诗歌界（特别是大量网络诗坛和某些纸刊）流行的正是崇尚官能化、快餐化、平面化的“日常主义先锋诗”浪潮。它们构成了新世纪初的“流行诗”。我命名的“先锋流行诗”，其基本模样是这样的：反历史意识，反价值关怀，反文化，执迷于青春躁动期的怪癖和里比多的本能宣泄，公共化的闲言碎语、飞短流长，统一化的“口语”语型，俏皮话式的自恋和自虐的奇特混合，琐屑而纷乱的低伏的“记实性”。它们只有一个时间――此刻，只有一种情境――乖戾，只有一种体验方式――人的自然之躯，只有一种发生学图式――即兴，只有一个主题――解构XX。
我们看到，诗人们从半推半就到主动“取经”，与大众传媒和“网络”一道变本加厉地没收着人们已所剩无多的独立思考与感受，将之倾倒到巨大的话语垃圾站中。闲言碎语，飞短流长，无意义书写，经由电脑“分行”排版，竟被视为传播诗意。最后，无聊的书写被等同于精神产品，庸人乃至小丑成为许多诗人争相扮演的形象，“轻松浏览”更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诗歌阅读类型。在这种劳力而省心的写作―阅读流水线上，人们成为彼此无差异的平均数。我们由一个活人变成了一个乏味的阅读动物，无数的动物只构成大写的“0”。置身于这样的阅读环境中，人们自我减缩，并相互减缩。消除歧见、抹平差异是网络的拿手戏，而如果说“诗就是思”（海德格尔语）的话，那么用“口水诗”来软化并庸俗化人们的诗歌趣味，就等于删除人们独立思考独立体验的脑袋。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它们不仅是回避书写，而且是主动贬抑诗歌精神和历史想像力，贬抑个体主体性对存在的形而上观照，从而彻底地丧失了现代诗本应具有的更宽广和更强大的话语辐射力和穿透力，使新世纪的诗歌写作变得无足轻重，将一切纳入轻慢的语言漏斗中，阻塞了现代诗继续精进的可能性。
现代诗歌网篇10
1．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
2．潘维：《同里时光》（外四首），《天涯》2008年第4期；
3．桑克：《桑克的诗》，《诗歌月刊》（上半月）2008年第12期；
4．李成恩：《汴河，汴河》，“中国艺术批评网”；
5．蓝蓝：《从这里，到这里》，《诗歌月刊》（上半月）2008年第11期；
6．沈浩波：《河流》，《天涯》2008年第4期；
7．杨子：《心中的宽恕》，《花城》2008年第1期；
8．哨兵：《洪湖诗简》，《星星》2008年第四期
9．汤松波：《二十四节气》，《青年文学》2008年第1期；
10．白鸦：《白鸦诗五首》，《钟山》2008年第5期。
2008年度最佳个人诗集
潘维：《潘维诗选》，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侯马：《他手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9月版
2008年度最佳诗选
杨克主编：《2007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2008年度诗歌批评家
张清华：《“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与理由》，《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
2008年诗歌贡献榜
世中人：
自1991年开始，在迄今近20年的漫长岁月里，他的热爱与心跳，和诗歌难分难解。他任劳任怨、百折不悔地服务诗歌，协助50余种诗歌民刊的出版，并让40余种诗歌网刊变成纸质出版物，他建立的当代诗歌资料馆，已推出600余部个人交流诗集，这个不断推进着的庞大计划，其目标是完成总量2000部当代诗人诗集。他的劳动成果，将为全面了解和研究当代诗歌，提供宝贵的资料的支持。他已经和正在做着的一切，注定将被历史深深铭记，并随着时间的演进，而与日俱增地益显现其重要价值。
壹周：
他的本名叫周亚平，中国语言诗派的核心诗人。即使在放低了个人歌唱声音的年代里，他也没有淡忘自己和诗歌的姻缘，以及对诗歌所承载的使命。他多次担任央视诗会的艺术指导，2008年以来，他策划和完成的以清明、端午、中秋、春节命名的历次电视诗会，为诗歌面向大众的传播，进行了可贵的实践和探索。他提出复活中国诗歌节的传统，并运用央视这一传播平台，为这一理想的实现，付出了持久不懈的努力。
江雪：
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值得关注的诗歌研究者。而他对诗歌的贡献，很可能将因为他进行中的诗歌出版物《后天》而达到另一个全新的境界。在众多的诗歌刊物中，他主持的这份年轻的刊物厚重、精美，他对诗歌的遴选，既视野开阔，又毫不动摇地坚持着诗歌的艺术标准，维护着诗歌的尊严和诗人的良知。在刊物获得广泛赞誉的同时，作为主持者，他自然也因此获得了由衷的尊重。
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
发起人：何言宏、傅元峰、马铃薯兄弟、黄梵
2008年中国诗歌排行榜评委会：
李少君（《天涯》主编）
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小林（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周景雷（渤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四平（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傅元峰（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马铃薯兄弟（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副编审）
黄梵（诗人、小说家，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