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史论文篇1
一、魏特夫的东方水利社会
在讨论水利社会的问题时，美国汉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wittfogel）及其“东方水利社会”理论，可以说是我们至今依旧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理论。
卡尔·魏特夫早年曾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对东方水利社会的思考，一个直接的思想渊源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在欧洲的东方观中，从“治水社会”推演出“东方专制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从孟德斯鸠到黑格尔都或多或少地表达过这类看法。在左派思想谱系中，这种偏见也是从马克思、普列汉诺夫直到列宁、托洛茨基都一脉相承的。但是从学术上系统论证这种观点、并把它发展成一套完整的史学理论的，无疑还是首推‘异端马克思主义者’卡尔·魏特夫。”[6]
1957年，魏特夫在脱离国际共产主义阵营20多年后，出版了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①一书。该书出版后，因其提供了了解人类社会的一个思维路径，在西方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甚至被认为是超越《资本论》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魏特夫把“治水”作为理解世界历史的一把钥匙，将世界分为“治水地区”与“非治水地区”两个大的类别，而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治水国家”。在魏特夫看来，东方社会的水利灌溉是一个严密的系统，需要强有力的管理、控制和高度的一体化协作，方能维系其运行。正是由于这种大规模的水利灌溉维系之需要，才产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专制主义的制度。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由于暗含着对东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挑衅，在出版后即受到东方学界的批判。如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在中国学界曾有几次针对魏特夫的专题研讨及批判会。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东西方的学术对话中，大多的学者则从逻辑链条和学理上与其展开论辩与对话。实际上，对于传统的中国农耕社会而言，从大禹治水到各朝各代水渠、运河的修建再到清代黄河的治理，从各个历史时期地方官员的治水政绩到官方或民间的治水表演，水、水利与地方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存在着很多的关联。但是在任何一个“治水地区”，水不论是作为国家、地方攫取权力的工具，还是作为乡村社会争夺资源的一种象征，水权均具有极为复杂的多元表现。针对魏特夫的理论，有学者指出，国家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和水利灌溉系统，是一个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关系，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直线因果链条。[7]就中国的实情，王铭铭（2004）在批评其理论时也认为，中国古代虽然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但其覆盖和延伸的范围较为有限，治水的中心与政治的中心之间、中心与边缘之间依然有很大的空间是无法用一个单一理论来解释的。魏氏企图用一个宏大的理论，“将所有的现象融为一体，当作自己论点的‘支撑’，将‘治水’这个古老的神话与古代中国的政治现实完全对等，抹杀了其间的广阔空间。”[8]当然，也有学者开始倾向认同治水派学说，并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方法对该学说进行演绎，认为中国在文明早期，由于治水等跨区域公共事务供给面临高昂的合作成本，驱使国家治理利用纵向的行政控制代替横向的政治交易，以较高的管理成本为代价换取合作成本的节约，导致了大一统体制及其自我强化特征。[9]
二、冀朝鼎的“水”与“基本经济区”
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冀朝鼎在留美期间，用英文写作完成题为KeyeconomicsareasinChinaHistory的博士论文①，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36年，冀朝鼎的博士论文由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Georgeallen&UnwinLtD）出版之后，引起学界关注。日本学者佐渡爱将其译成日文，于1939年在日本出版。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大加赞赏，称该书是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卓越著作，并以该书和郑肇经《中国水利史》为参考，撰写了《中国科技史》中的“水利工程”部分。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以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和地方史志材料为基础，历史地考察了中国水利事业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古代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古代中国国家经济职能的治水起源以及海河流域的开发，黄河流域的土壤侵蚀，江南的围田以及山区土地利用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并把中国古代水利史和水利灌溉的发展演变脉络同中国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等联系起来考察，以高度的概括力，抽象提炼出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这一核心概念。
对于水利与基本经济区这个概念的关联性，作者在序言中指出：“本书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对了解中国经济史是大有裨益的。通过对灌溉与防洪工程以及运渠建设的历史研究，去探求基本经济区的发展，就能看出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的一种工具和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所起到的作用，就能阐明基本经济区是如何转移的，就能揭示基本经济区同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问题的重要关系，因而也就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方面，给予了一种具体的同时又具有历史表述的分析。”同时，作者在该书的第一章还进一步阐释到：“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利用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就有可能剖析在对附属经济区进行政治控制时成为支撑点的经济基地的作用。因而也才有可能去研究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从政权与地区关系的观点出发对它加以探讨，以及根据农业生产的发展过程，对它加以系统的论述，——而这种农业生产是随着灌溉事业、防洪事业以及人工水道系统（最初是为了向政府运送贡纳谷物）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再也找不到别的方法能如此清晰地说明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了，即：政权同中国地理区别之间的关系，一地区何以能一再地控制另一地区，以及具有显著地区差异、范围广阔的地域在职能上得以形成统一的途径等问题。”[10]
三、弗里德曼和巴博德的“水”与“宗族社会”
在人类学界，弗里德曼关于古老中国社会的“迷思”，以及和他的弟子巴博德之间围绕着“水利”与中国乡村社会宗族组织的论辩，可以说是非常有趣的“学术事件”。
二战以后，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在与埃文斯·普理查德等人关于非洲“宗族”理论的对话中发现，“宗族”组织作为联系社会的纽带，不仅在非洲一些社会结构简单的国家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东方古老的中国社会也有其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于是，他将英国人类学家的非洲宗族模式运用于中国研究，运用世系理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涉及中国乡村社会的婚姻、家庭、宗族、民间宗教等问题。其中，尤以对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组织研究而颇受关注。这当中，《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①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②为他获得了崇高的学术声誉。在这两部著作中，弗里德曼力图通过“宗族关系”把国家和村庄联系起来，力图以“宗族系统”超越村庄社会、以“宗族网络”展示区域社会，进而模型化宗族社会。他认为，广东、福建及华中地区宗族社会的形成与边陲状态、稻作经济和水利灌溉等因素相关联，具体环链是，处于边陲状态下持有父权意识的人们，由于国家权力不在场，他们为了垦荒和自卫、发展稻作经济、合作水利灌溉的需要而组织起来，于是宗族组织得以发展。
巴博德是弗里德曼的弟子，他以自己在台湾屏东和台南的“中社”（Chung-she）村和“打铁”（ta-tieh）村两个村落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写作完成了KinshipandCommunityintwoChinesevillages（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2）和theSociologyofirrigation：twotaiwanesevillages（w.e.willmotted.economicorganizationinChineseSociety.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2）两文，阐释了自己的“水利社会学”思想，并对弗里德曼的“边陲”之说提出了挑战。在巴博德看来，边陲之地并不直接与宗族组织相挂钩，非边陲之地亦有宗族，边陲之地同样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地域组织，水利灌溉并不一定促成宗族团结，具体要根据各地区的水利灌溉性质及土地分布情况而定。同时，他还认为，在一个地域社会，冲突与合作、劳力的供给与需求、家庭的规模与结构等均是影响区域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地方不同的灌溉方式，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社会文化适应与变迁，这不仅在中国社会，而且在所有以灌溉农业为主的社会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尽管弗里德曼（m.Freedman）与巴博德师徒之间关于“水利社会”的观点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他们过分强调研究社区的“边陲化”，好像也使水利设施完全成了地方社会的存在物，致使其理论带有明显的“地方主义”倾向，然而，二人把水利、宗族与村落穿缀在一条主线上的思考视角，无疑是富有创见的，对于我们今天开展水环境与村落关系的研究，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四、杜赞奇的“水”与“权力的文化网络”
1988年，曾师从汉学家孔飞力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杜赞奇，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作出版了Culture，power，andtheState：RuralnorthChina，1900—1942③一书，即刻获得美国历史学会与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两项大奖，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
在这部著作中，杜赞奇建构了一个研究村落社会的模式——“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nexusofpower），其基本内涵是：“这一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hierarchicalorganization）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networksofinformalrelations）。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一词是指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symbolsandnorms）。这些规范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它们由文化网络中的制度与网结交织在一起。这些组织攀缘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symbolicvalues），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威，使它能够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所。”[7]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中，权力、文化、网络分别把国家与村庄、农户与社会、特殊与一般联系起来，实际上他不是以村庄为单位与边界的研究，而是以水利组织、宗族、宗教等文化价值符号所影响的边界为单位的研究，从而在村落社会研究中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模式。
为了更好地说明文化网络是如何将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融入一个权威系统之中，杜赞奇选取“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对当地水利组织——“闸会”及其相关的祭祀体系、祭祀制度、祭祀仪式的深度分析，总结出文化网络的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文化网络内部各因素相互联系，例如行政区划与流域盆地相交叉，集镇与闸会在某种程度上部分重合，祭祀等级与不同层次的水利组织相互适应。第二，各种组织的权力资源相互混合，例如，在争斗中往往将集镇、乡绅甚至行政机构引为后援。第三，在对龙王信仰被各组织引为己用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不同的利益和愿望如何相互混杂而形成乡村社会中的权威代表。”[11]
五、从“水利共同体”到水利社会与文化的研究
水利史论文篇2
关键词：唐代；辽代；黑龙江；政区地理
由于唐代是中原王朝在黑龙江地区设置正式政区之始（有学者认为西汉的真番郡不在今朝鲜半岛，而治于今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古城[1]，姑不论），是有本文之作。限于能力和篇幅，本文无意全面总结前人对唐、辽时期黑龙江政区地理研究的成果，只就笔者在阅读文献中注意到的若干问题做几点述评。还需指出的是，本文所言的黑龙江地区，包括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以及俄罗斯斯塔诺夫山脉（外兴安岭）以南地区。
一、唐代设置在黑龙江地区的羁縻府州
（一）唐代是否设置过室韦都督府
“室韦都督府”一称，史无明文，但学界对唐代曾设置过室韦都督府不存异议。按《旧唐书・室韦传》言室韦部在“开元、天宝间，比年或间岁入贡”，而《册府元龟》卷972言贞元八年（792）有室韦都督和解热素来朝、贞元九年室韦大都督阿朱来朝、开成四年（839）室韦大都督秩虫来朝[2](p.232,235)，《唐会要》卷96言会昌二年（842）室韦大首领都督热论来朝[2](p.352)。孙玉良（鉴于本文的性质，一律省略“先生”等尊称）推断，室韦都督府大概置于玄宗时期[3](p.50-51)。
然笔者却有些疑问。《新唐书・奚传》言：“咸通九年（868），其王突董苏使大都督萨葛入朝。”唐代在奚部置有饶乐都督府，此处的“大都督”显然不能认为是唐所册封，则室韦“大都督”、“都督”之称焉知不是自封？又，按《旧唐书・室韦传》的记载，室韦各部“不相臣制”，则“大都督”、“都督”仅可能为一部之都督，决非管理所有室韦部落，且很可能有不同部的首领被封为都督。上引文提到的和解热素，当来自和解部，就是一例。谭其骧认为：“史文只称此辈为都督，别无爵位、将军等称号，可见唐仅以不重要的远夷相待，”[4]亦表明室韦都督权微职小，不可能统领整个室韦。则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以下别称《谭图》）将“室韦都督府”与“室韦”等量齐观的画法是欠妥当的。
（二）仅存目于《新唐书・地理志》的安静都督府
安静都督府,仅存目于《新唐书・地理志》，加上黑水州都督府、渤海都督府，是为三府。金毓黻认为其当在今吉林境内或朝鲜东北部[5](p.250-251)，然未释理由。一般学者对其均存而不论。然近来张亚红、鲁延召撰文指出：“安静”当即安居骨部的雅译，而安居骨与金代之按出虎、清代之阿勒楚喀显系一音之转，可定安静都督府于今阿什河与松花江交汇处至牡丹江与松花江交汇处一带[6]。可谓发千古之覆。该文并推测安静都督府置于开元十年（722）。但该文认为勃利州为安静都督府属州（讨论详后），故强拟出一个未见史籍记载的“安静州”作为安静都督府的附郭，则未免失于胶瑟。唐代羁縻府州的设置并无严格的制度，且从历史上看，即便是正州，亦未必都有附郭县。
（三）一度堪比正州的黑水都督府
为方便问题讨论，不惮文繁，先录相关史料。《册府元龟》卷970载，贞观五年（631），黑水就向唐朝“遣使朝贡”[2](p.223)；《唐会要》卷96载，贞观十四年，“以其地为黑水州。自后或酋长自来，或遣使朝贡，每岁不绝”[2](p.353)。又《旧唐书・传》言：“开元十三年（725），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兼领之。”《新唐书・黑水传》言：“开元十年，其酋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于是安东都护薛泰请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新唐书・地理志》言黑水州都督府置于开元十四年。）而《旧唐书・渤海传》言，开元十四年，“黑水遣使来朝，诏以其地为黑水州，仍置长史，遣使镇押”。
以下是几点讨论。一是尽管贞观后黑水部朝贡不断，但由于黑水部一度支持高丽王室后裔高藏反唐，并扰掠安东都护府辖境，引发其与唐的军事冲突[7]，故唐在黑水部的建置没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二是按《新唐书・黑水传》所言，似开元十年所置勃利州就是黑水府，《谭图》即将勃利州作为黑水都督府的附郭。但据张博泉的考证，黑水州―黑水军―黑水府当为一个传承关系，系以黑水部中“最大部落”设置，而勃利州当是以黑水部中另一部设置[8](p.201-204)。三是参考魏国忠《唐代渤海都督府长史》[9]一文的分析，可知唐代在羁縻府州中置长史的政治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只是元和（806―820）后，黑水部为渤海役属，所以笔者认为黑水都督府“一度堪比正州”。四，关于黑水都督府和勃利州的地望，《谭图》定于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清代伯力）；孙进己、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同；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以下简称《释文汇编》）定勃利州于哈巴罗夫斯克，而置黑水都督府于哈巴罗夫斯克东北阿纽伊河河口附近。而前揭张亚红、鲁延召文，另辟新说，认为黑水都督府在今黑龙江同江市（然未释理由），勃利州在黑龙江依兰县一带（铁利部所在地，即认为勃利因铁利为名），且勃利州为安静都督府属州[6]。按黑水都督府、勃利州当不在一地，前文已做出说明。至于对勃利州所在地的分歧，涉及古音问题，难有定论。又，如果说张亚红、鲁延召文对安静都督府的推断堪称卓见，那以勃利州为安静都督府属州，则未免失于求之过深（仅因为两地相近？）。一则史无明文，再则前引《新唐书・黑水传》文已明确说明了黑水都督府与勃利州的隶属关系。
（四）“徒具虚名”的忽汗州都督府（渤海都督府）
谭其骧在讨论唐代的羁縻州能否算得上唐王朝的领土时说：“有些羁縻州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虚名，当然应视作唐朝境外的邻邦邻族。”并举忽汗州都督府为典型例子[4]。这个说法虽是事实，只恐有些治东北史的学者从感情上难以接受。
名义上，渤海国都即为忽汗州都督府治所。渤海早期都于“旧国”，关于“旧国”的概念及所在地，围绕着今吉林敦化市的几处渤海遗迹，学者间有较多争论。笔者以为刘晓东的观点[10](p.31-42)比较平实可靠。而王禹浪则另有看法。据民国《宁安县志》记载，1911年曾于今黑龙江宁安市镜泊湖畔城墙砬子山城内发现一颗印文为“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的铜印。王禹浪撰文认为此一官印或即是大祚荣所用，则可能反映渤海国初期时其政治中心在今镜泊湖一带，“旧国”所在地需重新探讨[11]。
二、渤海设置在黑龙江地区的政区――以怀远、安远二府为例略谈关于十府、三独奏州所在地的争议
五京加上十府、三独奏州，构成了渤海政区的基本框架，然而诸家对十府、三独奏州的定点，分歧太大了。这既是缘于史料的缺疏，也在于对史料的理解。比如，《新唐书?渤海传》言在越喜故地置怀远、安远二府，由于对“越喜故地”的看法不同，导致了对怀远、安远二府定点的不同。
关于越喜部的所在地，向有两种说法。按《册府元龟》卷959的记载，其位于渤海之西[2](p.212)。又《辽史・地理志》（以下简称《辽志》）信州条：“本越喜故城，渤海置怀远府。”据此，《释文汇编》、《东北历史地理》定怀远、安远二府于今吉林公主岭市秦家屯古城（即辽信州所在地）及吉林长岭县一带。但《通典》卷180则言：“安东府，东至越喜部落二千五百里……北至渤海一千九百五十里。”[2](p.360)金毓黻推测越喜部位于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一带，渤海“于其地设怀远、安远二府。二府均以远命名，即以其处于极东边远之地也”[12](p.466)。郑英德[13]与王[14]的观点与此大略相同。但唐代安东都护府初置时所辖的越喜州都督府，实难设于如此遥远之处，且安东都护府初置时幅员几同高丽旧土，高丽旧土也无有史实证明曾达于此处，故当以前说为可信。然而，《新唐书?黑水传》既以拂涅、铁利、虞娄、越喜四部并列，置于黑水名号下，而拂涅等三部均分布于今黑龙江东南部，不当单有越喜部处于今吉林西北。刘统认为：“《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反映了唐太宗时，越喜、拂涅等部依附高丽，居住于今铁岭一带的状况。唐平高丽，即以降伏的部落置羁縻府州，隶于安东都护府管下。”[15](p.94)也即认为安东都护府所领越喜、拂涅、识利（或即铁利之讹）三府州同三部故地非为一地，似较合情理。
又，《新唐书・渤海传》言在扶余故地置扶余、颉二府，“常屯劲兵契丹”。《释文汇编》、《东北历史地理》定扶余府于今吉林农安县，颉府于今辽宁、吉林交界处（惟前者认为即辽宁昌图县八面城，后者认为在吉林梨树县北）。考虑到前述两书对怀远、安远二府的定点，则扶余、颉、怀远、安远四府相距太近，也令人生疑。王认为：渤海的五京十府设置在肃慎等十个民族故地，“‘故地’和府，应该都是自然环境相对独立的区域；因此，其首府布局亦当相对均匀”[14]。此言极是。
顺带提及，《太平寰宇记》卷175有“黑水界南至渤海国德理府……”[2](p.397)之语。关于德理府，一般认为即定理府；也有人认为是上京所辖之渤州[16]；有人则认为可能确有德理府，是渤海后期所设，故未载于《新唐书・渤海传》[17]。但无论如何，其为渤海设置在今黑龙江地区的政区。
三、辽代是否在黑龙江渤海故地设置过政区
前文提到，诸家对渤海府级政区的所在地分歧很大。除上京外，关于渤海设置在黑龙江地区的府级政区，《释文汇编》认为有铁利、定理、安边、东平、率宾五府（对《谭图》进行了修正）；《东北历史地理》同，但所在地有分歧；王认为除上述五府外，还当有颉、怀远、安远三府[14]。
我们知道，辽灭渤海后，对渤海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迁徙：一是渤海灭亡时，辽太祖将战争中俘掠的军民迁到上京临潢府周围；二是辽天显三年（928），辽太宗将东丹国民大量迁往辽东等地区（详细研究可参考杨保隆《辽代渤海人的逃亡与迁徙》（《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及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三章第五节）。又，一般认为，《辽志》所言某州县“本渤海某州县（地）”，除渤海西京所领四州外，均是指辽代以渤海某州县迁徙人口所新置的州县，也即渤海的各级建置均已不在原地[18](p.5-6)。
翻开《谭图》第六册辽代东京道图幅，在黑龙江渤海故地，我们只能找到一个政区标记――率宾府。按《辽志》：“率宾府，刺史。故率宾国地。定理府，刺史。故挹娄国地。铁利府，刺史。故铁利国地。安定府。长岭府。”上述五府（安定府，一般认为或即安边府），均是渤海所置，其中长岭府位于今吉林境内，可不论。向南认为，此渤海五府辽代已废，《辽志》不当再列入[19]，似可商榷。
《辽志》兴州条云：“中兴军，节度。……渤海置州。”《金史・地理志》（以下简称《金志》）邑楼县条云：“辽旧兴州兴中军常安县，辽尝置定理府刺史于此。”按渤海兴州属显德府（今吉林和龙市西古城），不属定理府；辽代兴州位于今沈阳市附近。若《金志》所言不误，盖辽迁渤海定理府民来居，仍置定理府，地位比刺史州；不久又迁渤海兴州民来居，更名兴州，升节度州。如是《辽志》定理府条当为重出。笔者以为，若说辽代时率宾等五府并无“府”的地位，且已不在渤海时期原址，差近实情（前揭杨保隆文以累见于《辽史》的“铁骊”及《辽史》卷46记载的“铁骊国王府”为据，认为辽代铁利府仍在渤海故址，待考）。
又，《辽志》载有湖、渤二州，均谓“渤海置”。此二州，渤海时为上京龙泉府辖州，辽时是置于故地，还是迁其民于他处另置，学界迄无定论。至于渤海时期此二州的所在地及领县情况，学界亦有不同说法，可参考杨雨舒的总结[20](p.98)，不赘述。
此外，《契丹国志》卷22《州县载记》载有“古州”，《辽史》不载。1984年在牡丹江市北郊，出土一方印文为“古州之印”的铜印，印背錾有“天泰二年”年款（天泰是金末东夏国年号）。冯永谦认为古州当是辽代始建，金代承袭，并推断其治今黑龙江宁安市、海林市一带[21]。而向南考证，《契丹国志》所载之古州实为“岩州”之讹[19]（辽代岩州位于今辽宁境内），其考甚辩，可从。
四、关于辽代东北重镇泰州的研究
为方便问题讨论，先录相关史料。《辽志》泰州条：“泰州，德昌军，节度。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族累犯通化州，民不能御，遂移东南六百里来，建城居之，以近本族。……统县二：乐康县。倚郭。兴国县。”《辽志》静州条：“静州，观察。本泰州之金山。天庆六年（1116）升。”《金志》泰州条：“泰州，德昌军节度使。辽时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海陵正隆间，置德昌军……大定二十五年（1185）罢之。承安三年（1198）复置于长春县，以旧泰州为金安县，隶焉。”泰州是辽代东北重镇，学界研究成果丰厚，以下分为三点略述之。
（一）通化州与泰州的关系及泰州的始建时间
按《辽志》的记载，似乎通化州是泰州的前身，学者多如此理解。但冯永谦考证，辽代当始终设有通化州，通化州与泰州是两个州[21]。而据郭珉、董玉芬的研究，所谓“黑鼠族累犯通化州”盖发生于904―909年之间，即辽太祖尚未称帝时，则泰州当置于此时[22]。又据《辽史》卷17的记载，太平六年（1026）尚有“安哥通化州节度使”的字样，似乎冯说可从。至于通化州所在地，学界基本认为即今内蒙古陈巴尔虎旗东北浩特陶海古城。顺带提及，有学者根据《辽史》纪、传的记载，指出泰州辽末降为观察州及刺史州，《辽志》失载沿革[23]。
（二）关于泰州所在地的争议
金毓黻大概是首位明确比定辽泰州（金旧泰州）所在地的学者。他承袭王国维的推测，认为今吉林白城市东南城四家子古城（旧称西伯城）为辽泰州所在地[5](p.427-428)。在城四家子古城曾出土过刻有“泰州主”字样的铜镜（1957年）和刻有“泰州”字样的铜风铃，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城四家子古城为辽代泰州的证据[24](p.145)。《谭图》同。而1956年，在黑龙江泰来县西北塔子城遗址出土了辽大安七年（1091）残碑，碑文中有“泰州河堤”的字样，贾敬颜认为这正与辽《贾师训墓志》中的记载相吻合，是辽代泰州在塔子城的明证[25](p.25-26)（按《贾师训墓志》中有“寻扈驾春水，诏委规度春、泰两州河堤”的记载[26](p.478)，贾敬颜引文作“提调泰州河务”，似误）。
李健才是主张城四家子古城为辽泰州的代表性学者，他撰文从交通路线及城四家子古城与金代边墙的距离两个角度进行了考证；至于大安七年残碑，他认为“正文已失，仅剩下末尾的题名残断”，不足为凭，并认为塔子城是辽代镇北州所在地[27]。而景爱认为塔子城是辽泰州，指出：一，大安七年残碑，“除了题名人的姓氏、职衔外，别无正文可言”。二，该残碑碑文中有“同建办塔事”、“提点塔事”的字样，这与塔子城得名于辽塔（1953年倾圮）正相吻合。三，金代铜禁很严，是否有签押文字是鉴别金代铜器的重要标志，城四家子古城出土的铜镜、铜风铃是金代的器物。四，镇北州仅一见于《辽史》卷20，《辽志》不载，可见不甚重要；而塔子城规模仅次于辽代五京，比一般辽代州的城址大得多，比定为镇北州是失当的（冯永谦认为镇北州当在今吉林西北白城、松原两市境内求之[21]）。五，《金史》卷3记载天会二年（1124），金太宗“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此处的上京是指辽上京，而不是金上京，因金上京之名要待金熙宗继位后才出现。李健才误读此处上京为金上京，故有――完颜亮迁都时经过泰州，若辽泰州在塔子城，则绕道太远――的误解[28]。笔者以为景爱的考证更近实情，而孙秀仁[29]、张柏忠[30]等亦撰文论述塔子城是辽泰州。
至于泰州所领兴国县的所在地，《谭图》定于塔子城，现在看来已不能成立。究其所在，待考。
（三）关于金山县（静州）
按上录《辽志》的记载，泰州所领金山县，辽末升为静州。陈汉章据《辽史》卷28天庆七年（1117）“女直军攻春州，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复下泰州”的记载，认为静州仅存一年即陷女真，并推测“天祚欲以此州联络东北路统军司与西北路招讨司”。陈述赞同这一说法[18](p.61)。关于金山县所在地，《谭图》将其标于今黑龙江龙江县与内蒙古扎兰屯市、扎赉特旗交界处一带，但由于泰州属上京道，为《释文汇编》所未及，故不详其据。1975年，考古文物工作者调查了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东北前公主岭一、二号古城，并于距一号古城75公里处发现了带有“金山县”字样的摩崖题记，推定一号古城即辽代金山县所在[31]。这一结论得到了景爱[28]、孙秀仁[29]等的赞同。
又，《辽志》言：“辽国西北界防边城，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其中静边城条言：“本契丹二十部族水草地。北临羽厥，每入为盗，建城，置兵千余骑防之。东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谭图》定静边城于今内蒙古满洲里市东北不远处俄罗斯境内。对此，景爱认为这一定点“是适当的”[32]。再者，《辽史》卷94有开泰三年（1014）“敌烈部人夷剌……叛……攻陷巨母古城”的记载。巨母古城，《辽志》不载。《谭图》定巨母古城于满洲里市东南，景爱认为即指扎赉诺尔辽代古城[32]。由于史料所限，学界对静边、巨母古两城的研究不多，略记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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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史论文篇3
一、围绕社会史理论与方法的讨论与创新
会议最大的热点是对三十年中国社会史成就的反思。回顾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成果显著，有目共睹。但仍存在缺乏理论创新的缺陷，加强理论建设成为社会史发展的当务之急。首要问题就是要处理好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的关系。田居俭认为，社会史研究者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同时应借鉴年鉴学派的治史经验，坚持为我所用。夏明方提倡要重读马克思理论经典，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活力，服务于现代化建设。针对学者提出的中国社会史依赖年鉴学派理论的观点，安介生提出疑问：中国学术界是否需要年鉴学派的引领和我们是否真的读懂年鉴学派？他认为，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资料，所有的问题会在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展开。
近年来社会史研究受学界诟病最多的“碎片化”问题再次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李金铮提倡用整体史观的方法对待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存在与学者的学术素养有关，真正的学术研究基本不存在碎片化。钱杭认为“碎片”是宝贵的，不等同于“碎片化”。学者们一致认同“碎片化”是社会史研究深化的表现，社会史是研究普通民众的一切历史，研究者要站在整体史的角度，把这方方面面的历史“碎片”串联起来，展现丰富多彩的历史场景。
张佩国、刘平、黄国信围绕历史人类学的对话则反映了学界对于社会史是否做到跨学科的不同声音。张佩国认为历史人类学是跨学科整合之后新的知识形态，对研究历史是很有作用的。刘平认为作为史学三大坐标之一的历史人类学，其化解史学危机的作用只停留在表面。黄国信提倡应掌握其他学科的学科脉络，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迎接来自文化史、环境史、生态史和人类学的挑战，实现新的综合。
会议期间，围绕宗族问题的讨论显示了社会史研究极高的理论水平。其中，杜靖和钱杭就能不能把五服作为判定家族与宗族范围的依据展开了讨论。杜靖以山东闵村的人类学研究为基础，提出“喷泉社会”和“九族连环”理论，认为本村与村外的五服群体通过婚姻形成“五服-姻亲”结构。本宗五服之上为宗族，本宗五服之下（包括本宗五服）为家族，“五服九族”应包括本家九族和姻亲九族。钱杭从经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五服的概念并不能构成宗族，用覆盖的范围来讲这就是一个宗族，于理不合。“五服九族”只包含父宗，是否包含姻亲还有待商榷。钱杭和杜靖的争论代表着来自历史学和人类学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激烈的交锋与碰撞，这对于传统优势领域的宗族研究，有望实现更大的理论突破。与此相关，饭山知保、陈爽、邱源媛关于宗族碑刻、丁册、家谱资料的发掘与解读亦体现了宗族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围绕史料运用的讨论并不限于宗族领域。胡英泽发现“太湖模式”研究所用鱼鳞册的部分错误，指出精细严密的考辨是研究的关键。赖惠敏利用蒙古共和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还原出清代山西商人在恰克图茶叶贸易的盛况，认为在讨论社会史的同时不可忽略国家的存在。王广义对近代中国东北社会外文文献的述评，运用了俄、满、日、蒙等多种资料，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钞晓鸿通过对关中明清水利文献的解读，发现这些史料在经过今人整理后，增加了整理者的判断，埋没了原始资料的信息。黄国信认为社会史的发展要有“侵略性”，把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入侵”到其他研究领域中，在他对清代盐政的研究中，认为应把历史时期数字的解读放到历史场景中去理解当时官方的决策。姚力、卫崇文提倡应重视口述资料在研究中的运用，为开展口述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社会史专题研究的新突破
区域社会史研究已成为社会史研究的趋势，它既注重区域特征，更寓于整体史关怀，显示出区域史与整体史、小传统与大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会议期间，主办方推出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行龙主编的田野·社会系列丛书，郝平、胡英泽、张俊峰、韩晓莉四位青年学者的新著集体亮相，展示了该中心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
行龙主张将社会史研究引入现当代，积极开展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研究，响应田居俭、朱佳木等人大力倡导的当代社会史研究，使得当代社会史研究成为今后社会史学界努力深入的一个新领域。郝平立足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资料，主张开展集体化时期医疗卫生领域的研究。马维强、常利兵分别从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乡村实践和生活变革角度探讨了国家政策与地方社会民众的互动关系。
近年来水利社会史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新热点，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张俊峰提倡从类型学的视角出发开展不同类型、地域性的水利社会史研究，丰富“泉域社会”概念和理论，对话祭祀圈、市场圈和宗族圈理论。周亚和王长命分别以晋南龙子祠灌区和平遥官沟河为例，论述了建国前后国家干预下的乡村水利组织和清代以降乡村的洪灌水利社会问题，展示了制度与权力背后乡村社会的运行实态。井黑忍注意到水利碑刻上的水权买卖契约文书资料，并运用这一资料讨论水权转让的问题。谢氵是考察了16世纪太湖流域水资源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之间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是当前社会史发展中一个最前沿的领域。夏明方在《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一文中，对环境史的发展作了历史的、辩证的思考。侯甬坚从县域范围出发，结合当地群众的实际生活来探讨区域性的人类如何适应环境的问题，填补了以往只注重大范围而忽略县域范围的空白。安介生将历史地理学与社会史紧密结合，探讨明清时期北湖地区的世族历史和景观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极富启发性。
此外，近代乡村社会和社会团体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唐力行和廖大伟对同乡会的关注引起了学者的共鸣，二人分别对民国徽州、湖州两地同乡会的变迁作了阐释，引发了大家对像同乡会这样的社会团体在当代存在的价值和应以怎样的社会形态存在的思考。婚姻、娱乐、信仰依然是学界的热门话题，且不乏新颖的选题。梁景和、苏智良、李禹阶分别考察了“两性研究”角度的婚姻文化、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历史和晚清，令人耳目一新。温春来站在少数民族的角度研究民国时期西南非汉族群的“夷族”意识，引发了学者关于“族群”和“民族”概念的讨论。
总体而言，本次会议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理论探讨更加深入，学科发展愈加成熟。多位学者提出要加强学科理论的建设并纷纷尝试把各自领域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总结，形成本土化的社会史理论。
二、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既有从理论、宏观的方面去回顾和展望，也有个案、实证的方法去探讨，更有田野调查与村庄研究风气的盛行，促使研究者去搜集第一手材料。
三、研究领域更加多元。社会经济史、水利社会史、生态环境史、医疗史、心态史等多门前沿性受到学者关注，越来越重视资料积累和实证性研究，问题意识越来越明确，跨学科对话更加突出。这些都有利于今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社会史年会会议质量、学术品味的提升。
水利史论文篇4
摘要：灵渠，位于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全长约30公里，属中国最古老运河之一，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秦代三大水利工程，被誉为“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目前不少学者对灵渠水利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本文主要从灵渠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灵渠工程的分析与研究；历史上灵渠的使用、维修与管理；灵渠个别问题的考辩与探讨四方面进行了灵渠的水利史研究回顾。
关键词：灵渠水利研究回顾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2
灵渠，古称秦凿渠，又称零渠、陡河或兴安运河，秦史监禄于公元前214年为输运军粮而凿，位于现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全长约30公里，属中国最古老运河之一。它沟通了湘水与漓水两条河流，将长江与珠江连接起来，成为了历史上中国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之间的最主要的水路交通要道。灵渠的工程主要包括南渠、北渠、铧嘴、大小天平、秦堤、陡（斗）门、堰坝、泄水天平、水函等。灵渠的修建福泽了沿岸地区的人民，为他们提供了充沛的农田灌溉用水。鉴于灵渠工程的复杂与巧妙以及灵渠在中国乃至世界航运史上的重要地位，学者们一直将其列为中国水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灵渠的研究成果颇丰。
对于灵渠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灵渠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二，灵渠工程的分析与研究；三，历史上灵渠的使用、维修与管理；四，灵渠个别问题的考辩与探讨。
一、灵渠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关于灵渠的记载，自古有之。目前关于最早记载秦凿灵渠这一史实的资料可见西汉刘安《淮南子》卷十八：“……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君吁宋……”。东汉高诱注《淮南子》，称监禄所凿之渠是沟通湘水离（漓）水之渠，故此可知即为后来的灵渠。此后历代的地理志，当地的地方志及文人文集等多有灵渠整修与扩展的相关记载。《桂州重修灵渠记》记载道：“……乃导三江，贯五岭，济师徒，引馈运，推俎豆以化猿饮，演坟典以移舌，番禹贡，尧化也……”。这是唐人鱼孟威对灵渠的历史作用进行了精辟的概括。唐兆民花费约30年时间于1982年编写出版的《灵渠文献粹编》一书，从源流、凿渠、修渠与用渠及其他四角度入手，将先秦至民国时期的灵渠资料进行了汇编与考订，指出许多前人以误传误的地方，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厅与水利学会合编的《灵渠考察文集》记录了灵渠主要工程设施测量成果，海洋河与灵渠流量实测成果，灵渠大小天平工程勘测报告。黄继聪的《今日灵渠》介绍了建国以来灵渠的整修情况，概述了灵渠的灌溉事业与旅游事业，对解放后到八十年代间水利水电部门、文物部门、城建部门向灵渠的投资情况进行了汇总。
二、灵渠工程的分析与研究
相对于灵渠历史资料多集中于古代而言，灵渠工程的分析与研究则多出现在近代以后，且研究成果多出自专业的水利工作者，他们大多从历史和工程技术角度着手加以探讨，以期为日后的水利建设、科学决策及正确政策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借鉴。1985年《广西水利水电科技》第3期收录了水利部工程师郑连第的《灵渠工程及其演进》，该文从渠首、渠道、工程建筑、灵渠的古代形态四方面对灵渠工程进行了详细描述，而文章的第二部分依据时间顺序，划分为水利工程的创始、发展和完善、维护使用三阶段，简述了灵渠工程的演进。后郑连第又几经现场考察、收集资料，撰写了《灵渠工程史述略》一书，该书在《灵渠工程及其演进》的基础上对灵渠的建筑物作了更为具体的介绍，同时增加了对灵渠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作用、灵渠的管理、抗日战争时期改造灵渠计划等问题的阐述与考证。1985年，广西水利学会水利研究会组织了有测量、地质、水文、水工、航运、历史、考古、文学、兵器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的对灵渠工程进行的综合考察。考察队员魏在《灵渠枢纽工程浅议》一文中分析指出，本着现代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基本原则，灵渠工程在地形条件、地质条件、总体布置、平面布置、坝形的选择、断面结构形式、铧嘴结构形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科学性与合理性。考察队员吕祖弘的《灵渠的工程地质》对灵渠所在区域的地质地貌、渠线和枢纽区的工程地质做了详实的报告。他指出，南渠的第一段（秦堤）和第二段（大湾陡至始安水）边坡失稳的问题较为严重。此外，通过公式计算，吕祖弘认为，关于坝基渗漏和渗透稳定问题对灵渠工程的影响不大，因此，灵渠枢纽建筑物的基础对于低矮的坝较为稳妥可靠。燕柳斌、刘仲桂、张信贵、吴雪茹的《灵渠工程的功能分析与研究》利用价值工程原理对灵渠工程的历史、现状、未来进行功能分析与研究，以促进灵渠功能的可持续发展。李都安、赵炳清所撰《历史时期灵渠水利工程功能变迁考》一文，将灵渠水利工程功能变迁情况分为秦汉创建阶段、唐宋发展完善阶段、明清至近代繁荣与转型阶段三时段。
三、历史上灵渠的使用、维修与管理
历史上关于灵渠修渠与用渠的记载从汉代就开始了，尤以清朝记载最多，但都较为零散，八十年代后，就灵渠的使用、维修与管理的整体研究、局部研究、比较研究等渐次出现了。范玉春在《灵渠的开凿与修缮》一文中认为，灵渠的开凿与通航不仅大大加速了秦始皇统一岭南的军事进程，在开发广西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中，范玉春重点叙述了历史上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主要由李渤、李师中、乜儿吉尼、严震直、单渭、陈元龙、李秉衡主持的七次修缮。刘范弟在《唐代两次灵渠整修工程略论》中高度评价了李渤和鱼孟威二人主持的两次整修工程。他赞道，李渤创设的大小天平、铧嘴和斗门是灵渠工程史上的首创，奠定了灵渠工程的基本格局；鱼孟威的工程材料的革新，工程主持人选的慎重，工程施工的精细概算对现今仍有重要意义。在《清代灵渠的使用、维修与管理》中，林卓才提到，清代的灵渠主要用于运输与灌溉；在维修方面，探究了清统治者不愿自觉维修灵渠的原因与清代维修灵渠在工程设计、施工组织和工程技术等方面较之前代更为进步的原因；管理方面，陈述了清朝逐渐制定并采取了一些灵渠管理制度与措施的过程。
四、灵渠个别问题的考辩与探讨
关于灵渠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如湘漓源流问题、三七分水问题等，而学界也一直将这些问题视为灵渠研究的热点，学者们或挖掘资料，或实地考察，各抒己见，自圆其说。1、湘漓源流问题，1986年，苏为典曾在《对灵渠几个问题的探讨》中针对出现湘漓同源与异源两种说法的湘漓源流问题，提出了实为河源标准问题的见解。王双怀发表文章《“湘漓分派”说质疑》，指出，湘水源出广西临桂县海洋坪的海洋山西麓，漓江发源于广西兴安县境内的苗儿山，湘漓并不同源。邓锦荣通过实地考察与对科学实测技术的借助，批判了湘漓同源之谬和唐兆民先生坚持的“出一山而分源”说，考证到漓江干流为大榕江――六峒河――乌龟江，正源为老山界，湘江正源应在海洋河的上流东、南源之间选定，此观点收录于邓锦荣发表的文章《湘漓源流辩》中。2、三七分水问题，最早记载于曹学的《阳朔山水记》，“……人知漓水之分于湘，仅得十之三，而不知湘源之分于漓，已得各半……”，显然可知，曹学并不认同三七分水的观点；而苏为典认为，三七分水在特殊情况下是可能出现的，但说成是固定比例是不对的；向黎的《灵渠三七分水问题的探讨》从水文和水力学观点探析，南北渠的过水能力与分水比例有直接关系，“若铧嘴将河宽分为1：2时，可以近似满足三七分水的需要”，理论上三七分水有可能；2003年，专家通过模拟实验得出结论，三七分水并非恒定值。
综上可知，灵渠这一古老的水利工程在历史上不仅具有运输、灌溉等实用价值，同时，在学术界尤其在中国的水利史研究当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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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史论文篇5
论文摘要：分析了在建筑设计中时历史文化保护的种洲误区.并就城市设计中历史文化镶护的内笔进行了才探讨。
要了解城市设计的内涵，就必须关注城市中的生活的人。在城市设计中，人是第披关注的主体.而关注人的思想也显得地位重要。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思想是在千百年发展中提炼、沉淀而形成了城市的文化，而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也深刻地印刻在城市的历史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城市人。因此，城市设计与城市文化、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许多城市建设得n益繁荣，城市人口的增加，往往对城市的历史文化带来极大的破坏性，这就有必要从认识上加以提高，重点防范。在城市设计仁对历史文化明确予以保护，从法律上给以保证。
一、目前城市设计中对历史文化保护存在的几个误区
一种是往往在想毁掉先人的东西时，就有人打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历史’的招牌.历史是大家创造的，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枉自独尊，笔者赞成“让每个人都占有历史一页”的提法。据说在英国古城墙要修复，砖川以不用古砖，就是荃于这种邢论的做法之一有的城市任旧城瑞遗址处修的街道广场上还特意标l泪原城墙的位置走向。历史不能像割韭菜，长一茬割一茬。城市建筑更不能几年就拆一茬。
第二种是“保护历史文化妨碍了经济发展”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一方而在破坏历史文化，一方面又在大谈自己城市的历史t往㈣城拆了占建筑．叉到新区搞明清一条衡。这种做洼既破坏了很好的旅游资源，义不能形成新的经济热点。
第三种是旧的建筑不适用，需要改造”的浇法。这一改就是火拆欠建，耐口垒=倘若西安也把城墙拆掉修成环路，其古都风貌及旅游价值就蜚；色不知多少。还有的地方为丁突出自己的城市特点，在任何价值上部搞上地区。民旌历电的特征．以示“文”的延续。侄个城前里应有不同历电时期的建筑及J礼貌，怛绝没必要在每个建筑上看其五干年。只要对历史做了大胆的保护．觥叫毫虻顾忌地作对现代化的追求。这样，殳就自然延续且通畅。
第四种是要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指导全盘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特打e千姿百态，文化底蕴备不相同．需要也不同。用一种理论指导垒盘，显然不切际中国有自己的城市文化传统，亩目套用西方理论，只会牺牲自己的城市特色。作为中国文化代袁的北京城借用功能主义系统的犬拆大建、内外环道路超K度衡使北京传统城『l亍特色几近灭绝，便是前车之鉴。然而中国的现代城市设计教育思想，方法义一直在承袭两方的城市设计体系，无法摆脱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影响．当然惜鉴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十如何往借鉴、套用中研究西方城市设计理论对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适应性．逐步建构适应自己城市的地域特点．地方风貌、文化韵味、经济规律，叉具备时代印记的1脏动性城市理论，是当夸亟待解决的课题。
还有，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仕佧忽略对古树名未的保护，为J逛筑可以任意砍伐树是J玎史的活的见旺．是无法仿造假造的文物，难道不应该更加霞视吗?城市既是经济社会疑腱的载体，义是历电文化的象征。这足任何一个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者都不应该忘记或瞳师的两方。
二，城市设计中历史文化保护设计的主要内容
历史文化的像·盐叶是城市设讣的重要内容．其魅力不仅在下它具有很高的艺术，反映…当地的地方特色与风格．而且它具有寓的文化内汹．能充分反映时代的延续性将历电史化占迹和城市设计结合起来．组成几文、{l：会景观的结台俸，是一郝知识性科学性、艺术性很强的活生生的教材历史文化的保护，苒内容包括：侏护对象的确定，保护方法、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
其一，保护对象应该是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历史遗迹和风嚣名胜包括：园家。省，市、县各级文物削i】已定的历史文物和名畦点。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古迹业已榻毁怛具有蘑修，重建价值的文物古迹等但在城市改建中，有时会对古旧建筑是否是历史文物占迹是否保留等问题提m质疑。我们可以参考英国公民信托社”提出的5条标准：是一件艺术品，能丰富环境t是某一特殊建筑风格或某-n期的迎匀[=代表，在社会i二【有定的历史地位与重大事件或甫要人物在历也l：有联系。能使周围环境具有一种时间上的延续感。
其二．历史文化的保护方法是根据各保护对象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经济意业来确定其保存，发展利用的办法。为此，血首先弄清各保护计象的历史年代，文化等绒、性质特点，功能内客．容量。交通条件窄0i特征与经济利用价值等，井尽量从社会、文化、经济，精神、习浴以及心里情感上去完蒋和发程。保护的一般方法有保养维修、改造等几种，通过保持和恢复文物古迹的本来面貌，来示明当时的历史陈迹。
对古建筑加以改造，使其外形不变，而内部更添现代化的设备和装修，以充实它们的使用价值，使其得以新生。
通过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达到保护的目的。如日本横滨步行道公园设计中，设计者认识到由于横滨经济的发展，随之也产生了大城市所具有的一系列弊病，如“绿”在消失，“水”被疏远，自然生态遭到破坏，造成城市中自然的匮乏。因之在整个设计中构思了3个相关联的主题段，来追念与城市文脉有关的历史。设计者创造了：绿化步道——这里绿树葱郁，鸟语花香，一派自然景象，成为人工环境中的一块绿洲；“水”的广场——运用喷泉、瀑布、跌水、滚水和漩涡等水的表现来赋予广场自然的气息，使人摆脱城市的喧闹，获得了片刻的宁静；“石”的广场一是供纪念、演出等集体活动使用的露天广场，并制作了几十种有历史性代表的图样方案制作的陶块，铺砌在步道或嵌于指示牌上，给长者以历史的回忆，给少者以乡土的教育，给客人介绍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而留下特殊的印象。
划定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的保护范围，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所处的历史环境，同时，还考虑满足景观的观赏要求，完善原计划的意境，保护古建筑的历史格局和景观，提高其环境质量。
其三，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范围常根据不同保护对象的需要，划分为严格控制区、环境协调区和视线走廊区，现分述如下：
严格控制区：指文物古迹自身占有的地域。在此区内严格保护文物古迹及环境的历史原貌。一般除维修外不得有任意拆迁和改造，更不能新建。
水利史论文篇6
历史上的动植物，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已进行了相关研究。动植物分布变迁显示了其他自然环境要素的变化及生物对这一变化的反应；在人类历史时期，也反映了人类活动对其程度不等的干预过程及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所以也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一部分，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有关历史时期森林分布变迁的成果为数甚多，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关注该方面的研究。史念海就我国历史时期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不断变化，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变为草原、甚至沦为沙漠。①文焕然分别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②近年来，学术界分不同区域、就不同时期、采用多种资料与方法进行具体探讨。朱士光考察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等地的植被变迁，强调这一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西周之前，华北平原北部为亚热带种属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南部则分布着亚热带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但西周以来，由于气候变得冷干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天然林几近消失，华北平原南北均成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分布区。③蓝勇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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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史念海：《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
②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③朱士光：《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植被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4期；《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
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退耕还林，恢复森林植被的重要性。①其他各区域如秦岭、黄土高原、祁连山区、福建等地均有关于该方面的论文。②关于植物分布的一些研究动向值得注意，比如研究野生作物分布，曹永生等考察了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的地理分布与特点，野生稻、大豆及半野生小麦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阐述了保护野生种质资源的紧迫性。③还有考察木材采伐包括特种木材及薪柴供应对环境的影响。如明代长城沿线森林的采伐与禁伐，长安、北京城的薪炭供应，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等等。④这些研究在考察森林植被及其变迁的同时，大多强调人类活动对生态植被的负面作用与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呼吁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
相对于植物分布变迁而言，历史时期动物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者较少。文焕然等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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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森林资源分布变迁》，《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②如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李并成：《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林汀水：《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曹永生等：《中国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地理分布》，《作物学报》1999年第4期。
④暴鸿昌：《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学术交流》1991年第3期；龚胜生：《唐代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龚胜生：《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燃料供销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行了一系列研究，就海洋动物、扬子鳄、孔雀、鹦鹉、亚洲象、大熊猫、马、驴、双峰驼、犀牛等动物的地理分布与变迁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探讨这一变迁的各种原因。①在该领域，珍稀动物受到格外重视。何业恒等研究指出，大熊猫近200年来的濒临灭绝，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多、开垦土地，使得大熊猫向高海拔地区迁移，出现食物的种类与数量减少、大熊猫近亲繁殖引起的；野生水牛、四不像鹿、中国鼍距今2500年以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而到了东周至西汉时期则从这一区域相继退出。广泛分布是由于当时气候温暖多雨、河湖密布、人口稀少，适宜于这些动物栖息繁育，后来退出除了气候变得冷干之外，还与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增多、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等存在密切关系。②何业恒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该丛书对我国165种珍稀野生动物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分布状况、迁徙或灭绝等进行系统考察，并将这一变迁与自然环境演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区域差异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是作者集20余年潜心研究的结晶。③另外，蓝勇、刘正刚等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的变迁情况，为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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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②何业恒：《大熊猫的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周跃三、何业恒：《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
③何业恒：《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珍稀兽类(ii)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并参朱士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之作——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源提供了经验与教训。①
地表植被由植物变为沙漠景观则出现沙漠化。关于沙漠化的含义，董光荣等将其定义为，“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以及原系沙漠地区环境条件的强化与扩张过程”。②该方面在侯仁之等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沙漠化在中国主要出现在北方，学术界分别就各区域进行探讨。例如，李并成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沉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河西走廊绿洲边缘的植被破坏在西汉大规模开发之前即已存在，唐与西夏破坏更大，明清时期的破坏也引起了严重的沙漠化。③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旱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④熊黑钢等通过对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分析，认为当地生态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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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勇：《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蓝勇：《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讨》，《历史地理》第12辑；刘正刚：《明清南方沿海地区虎患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刘正刚：《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清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苏志珠、董光荣：《中国土地沙漠化研究现状及问题讨论》，《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③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④陈育宁：《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迁的因子中，自然条件决定了演变的特征与基础，并在早期起到了主导作用，而人类活动是最活跃的因素，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①
沙漠化的主因是自然还是人为因素，学术界的分歧较大。一种意见认为是人类活动。如杨根生指出，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植被繁茂之地或商贸通道，沙漠化除了气候因素之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如破坏植被、不合理使用水资源造成的。②有人分析认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环境恶化是由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引起的，但后者更居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人为改变水资源的地域分布与对植被的破坏。③另一种则认为主要是自然界自身演化的结果。如乌兰布和沙漠等，有人认为是由于西汉时期屯垦造成的。牛俊杰等研究认为，该沙漠北部的形成是在西汉之前，并非之后，其成因是由于黄河改道与湖泊干涸，而不是人为原因。④贾铁飞等人也认为，历史时期以来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主要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制约，沙漠化过程是自然因素为主，人为因素为辅，后者只是一个叠加因素而已。⑤而董光荣等人就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分时段分析，其观点是：一万年前，人类活动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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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熊黑钢等：《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历史变迁的耦合关系》，《地理学报》2000年第2期。
②杨根生：《中国北方沙漠化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或“林桑翳野”之地》，《中国沙漠》2002年第5期。
③吐尔逊·哈斯木等：《人类活动对塔里木盆地历史时期以来环境变迁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④牛俊杰、赵淑贞、任世芳：《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中国沙漠》1999年第3期。
⑤贾铁飞等：《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的沉积学记录与沙漠化防治途径分析》，《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环境的影响甚微，沙漠化出现或逆转主要是受万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所控制；近2000年来，人类因素的作用在加强，但沙漠化仍主要受制于千年或百年尺度的气候波动；20世纪，沙漠化虽然受到数十年或数年尺度的气候干湿作用与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但后者是主要原因。①景爱长期以来从事沙漠研究与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了北方沙漠化的过程与影响；关于沙漠化的成因机制，他提出了“二重性”理论，即沙漠化既是自然现象又社会现象，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历史时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②
在沙漠化研究渐趋深入的同时，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该方面的研究。③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楼兰古国和汉唐时期塔里木河中上游的绿洲农业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建立“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④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形成过程及内在机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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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董光荣等：《中国北方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沙漠化的成因》，《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2期。
②景爱：《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景爱：《中国北方沙漠化的原因与对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
③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④谢丽：《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⑤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五、自然灾害及疫病史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与伤害。在人类社会之前实为自然现象而已，在人类历史时期则成为灾害，它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并对生产、生活造成明显影响。同时社会对灾害也有一系列被动或主动的反应，受灾程度除了与自然灾害的强弱有关外，还与自然、社会环境存在密切关系。例如同样是降水量异常，生态植被好坏、水利设施优劣、社会救济制度完善与否等等则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有的灾害引起饥馑、造成灾荒，或诱发疫病；有的则未必或未必如此严重。自从人类出现以来，有些自然界的异常变化部分来自于人类活动的干预，因而灾害往往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灾害及疫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灾荒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现代意义上的灾荒史研究至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现端倪，竺可桢、邓拓①是该方面的开拓者，两人不同知识背景及研究风格的差异，对此后的灾荒史研究路径与侧重点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末以来的有关灾害史研究概况，学术界相关综述已有专论，②这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就已发表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在此仅围绕分析视角与若干学术成果举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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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原载《科学》第12卷12期(1927年)，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例如：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对各种灾害本身及发生规律的考察。一些研究落实到某个自然或行政地域与若干朝代。华林甫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①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②另外，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与卞利分别对明清江汉地区与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等进行考察与分析。③区域灾害、灾荒史已有系列论著出版，④此不赘述。另外，李文海等人出版了灾荒专题论著。⑤这类分析类型的论著在灾害史研究中最为普遍。
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历史时期灾害发生频率、周期、地域范围等方面的数理统计，
①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②薛平栓：《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③王双怀：《明代华南的自然灾害及其时空特征》，《地理研究》1999年第2期；张建民：《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卞利：《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治理对策》，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钧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⑤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分析各种灾害的发生特点与变化趋势。例如，陈家其建立了近2000年来我国重大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分布，发现11世纪之前是低发期，11—12世纪之后迅速增多，经两峰两谷于19世纪之后进入群发期；气象灾害群发期均在数百年气候变化暖(冷)的背景下的暖期(冷期)。①袁林就陕西隋朝至民国时期水涝灾害的类型、频次、周期、阶段、区域差异等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②如此等等。
另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以往研究薄弱的历史时期、灾害类型等得到了明显加强。例如，元代的灾害史学术界以前较少探讨，王培华等对元代的蝗、雹、水旱等多种灾害进行量化研究，并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统计发现元代蝗灾暴发具有11年与60年周期，这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关，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蝗灾无周期性、韵律性是不同的。③特大风暴潮，又称风暴增水、气象海啸，是由强风作用与气压剧变等引起的海面水平异常升降现象，以前的研究讨论也很少。潘凤英研究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认为从唐代以来其发生有增多趋势，除了经济中心南移之后对该方面的记载重视因而史料增多之外，也与小冰期的气候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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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家其：《近二千年中国重大气象灾害气候变化背景初步分析》、《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均载《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②袁林：《陕西历史水涝灾害发生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
③王培华：《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王培华：《元代北方雹灾的时空特点及国家救灾减灾措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点与申检体覆救灾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桑树灾害及国家对策》，《殷都学刊》2000年第1期；王培华、方修琦：《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气象异常等存在对应关系；这种灾害的年际变率较大，其暴发与台风及天文大潮耦合、也受地球自转速度周期变化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影响。①许炯心研究黄河流域历史上的泥沙灾害的宏观分布规律，指出发生频率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地震因子及地形因素之间关系密切。②
在灾荒的成因方面。从学理上讲，学术界大多既分析自然因素，也重视人为原因，但在具体分析中存在不同侧重点。灾荒的成因比较复杂，往往以不同类型、时期、地域等自然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李德民、周世春虽然也分析了自然原因，但认为社会原因即吏治腐败是陕西近代旱荒发生的最主要与最终原因。③王日根讨论明清时期苏北水灾的成因，认为黄河改道、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及官府的(河政、漕政)政策导向是主要原因；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④有的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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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风英：《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研究》，《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②许炯心：《黄河下游历史泥沙灾害的宏观特征及其与流域因素及人类活动的关系》，《自然灾害学报》2001年第2期、第3期连载。
③李德民、周世春：《论陕西近代早荒的影响及成因》，《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④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马雪芹：《明清河南自然灾害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态失衡导致灾害发生，而灾害又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而使灾害进一步加剧。①灾害则直接涉及到国家的相关政策法令，以前人们多从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等方面寻找原因，批判统治者腐败无能、救灾不力，百姓死于灾荒。近年来关于荒政的某些观点已发生变化。例如，李向军在系统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清代的荒政已发展至中国古代的鼎盛阶段，只是道光之后收效甚微而已。而此前法国的魏丕信对清代的荒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18世纪中叶直隶救灾为例，对清政府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效果进行考察与评估，充分肯定当时国家在救灾过程中的组织与效率、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正面作用；不过作者也指出，18世纪大规模地官方赈灾活动到嘉庆朝之后逐渐难以实行，救灾越来越依赖地方慈善事业及商人力量，其中既有经济、也有组织方面的原因。②
应该承认，在总体上就目前的灾害史研究现状而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取向还是有所侧重的。前者多强调自然灾害的地球物理、化学以及生态系统自身变化，分析灾害的成因、周期并预测其未来变化，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③后者则重视社会因素与灾害过程，试图以灾害为视角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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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康沛竹：《生态环境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96年6月29日。
②李向军：《清代救荒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效果》，《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魏丕信(pierre-etiennewill)著、徐建青译：《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并参中文版《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文初版于1980年)。
③请参陈家其：《199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太阳活动背景》，《灾害学》1992年第1期；陈家其：《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例如，李文海探讨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①王振忠将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联系起来，分析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的区域地理背景。②夏明方从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来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点、规律与后果。他还系统地研究了民间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③吴滔考察清代江南的社区赈济活动，分析其与地方仓储、交通水平、宗族、地方社会构成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当地基层赈济之所以长期存在实得益于其与当地社会资源的相互融合。江南社区赈济也反映了地方社会职能的多元化与地方社会组织的重新组合。④如此等等。
灾害史研究的技术方法、资料建设也受到学术界的注意，推动了灾害史研究。例如郑景云等尝试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卜风贤探讨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的量化方法。⑤王静爱等使用“受灾比”概念即流域内受灾县域占整个流域县域个数的比例，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水灾的统计，指出黄淮海地区“受灾比”最高，向南北逐渐减少；“受灾比”月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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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王振忠：《历史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复旦学报》1996年第2期。
③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分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1999年第1期。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
④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⑤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早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3期；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
南北各流域存在明显差异，南方的峰值多出现在6月份，而北方在7月份，这与雨带的南北推移有关。①在资料及工具书方面，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水利电力部主持编辑的清代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韩江流域、海河滦河流域等洪涝灾害史料集。李文海、张波等人先后出版了相关资料。②等等。
自然界的异常并对人类产生明显影响是自然灾害，人身出现异常或相互传染则为疫病。疫病史长期以来基本局限于医学、公共卫生界探讨研究，近10余年来，其他研究者也加入其中，成为新的学术热点。③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分析疫病时空分布。龚胜生等指出：近2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我国瘴病的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疫灾分布，魏晋南北朝与明清时期是发生的高峰期，与社会的治乱相关，在千年与百年尺度上，疫灾的多少与气候的冷暖成正相关；在疫灾的空间方面，城市多于乡村，区域开发过程与人地关系演变对疫灾发生有重大影响。④关于明清时期的传染病，梅莉等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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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静爱、方伟华、徐霞：《中国清代中后期(1776—1911年)水灾受害比动态变化及风险评估》，《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
②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波等：《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③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这里仅与环境变迁相联系进行简单勾勒。
④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例如明清时期的瘴病分布与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曰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①范家伟以古代岭南为例，考察了地理环境与疾病及其认识方面的密切关系。②这种研究理路力图揭示人类疾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主要考察病疫传播防治史。如余永燕分别考察了中医眼科、喉科发展简史及猩红热病史与防治，詹心如、王文华概述了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徐建云介绍了人痘接种术发展简史，詹绍琛考察了福建鼠疫的死亡率、发病区、疫病监测防治等方面历史概况，为当今的疫病防治提出相应对策。③这类研究人员大多是医务、卫生防疫工作者，大致均重视研究对当代疫病防治的作用与意义。只有个别人员也注意结合自然环境与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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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的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②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丛》2000年第1期。
③余永燕：《近代中医眼科发展史略(1840—1949年)》，《中国中医眼科杂志》1997年第3期，余永燕：《近代中医喉科发展史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年第4期，余永燕：《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3期；詹心如、王文华：《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中国共患病杂志》1995年第6期；徐建云：《人工免疫史上的光辉篇章——人痘接种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詹绍琛：《从福建鼠疫流行史看当前的鼠疫监测》，《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1994年第3期。
迁等方面来分析，例如，赖文、李永宸以现代流行病学为指导并结合中外文献，认为东汉建安年间的疫病流行是流行性感冒，联系到东汉末年的气候转冷，作者推断这种流感应属寒邪所致；两人还将清代岭南瘟疫流行放在当地历史的纵向比较之中进行考察，分析瘟疫种类、分布等与人口增加、兵乱、经济结构及中外交往之间的关系。另外，研究者还注意发掘传统医学史料，讨论这类史料的研究方法与价值，评估中华传统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①
主要探讨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当然也是建立在对疫病传播史、生态环境的具体考察之上，②但这只是手段、基础而非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其更重要的目的是揭示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有机联系。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引入注目，《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将疫病研究与社会变迁有机地联系起来。③杜家骥考察了清代天花病的流行及防治，并以皇族为例，讨论其影响及防治措施。①曹树基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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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赖文、李永宸：《东汉末年建安大疫考——兼论仲景(伤寒论)是世界上第一部流行性感冒研究专著》，《上海中医药杂志》]998第8期；李永宸、赖文：《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2月创刊号；符友丰：《论古籍疫史资料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年第7期；李禾、赖文：《罗芝园（鼠疫汇编）在岭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价值》，《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2期。
②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12辑；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一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李尚玉：《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历史地理》第17辑。
③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华北鼠疫大流行情况，探讨其与生态环境、人口变化等方面的关系，指出明末华北社会变迁可视作生物圈变迁的一部分，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李玉尚、曹树基考察了鼠疫在和平、战争时期的传播情况，认为战争期间生态环境受到强烈干扰，人口大量流动，加速了鼠疫传播，因而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鼠疫流行模式的异同反映了各地社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异同；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②李玉尚还具体考察鼠疫在部分地区流行情况及官方、民间的防治措施及其变化。19—20世纪前期云、粤、闽三省鼠疫流行期间，面对这一传染病的高死亡率，在1940年之前官方与民间均为无效应付，民间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作为最主要的防疫手段，1940年之后官方采取了现代防疫措施；近代民众与中医对鼠类活动及患者症状已有相当的认识，但尚未达到将其与其他传染病区别这一高度；民国期间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是造成西北人口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30年代虽然政府在防治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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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玉尚：《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净2003年第9期；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及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传染病方面已有成效，但终未遏制急性传染病、产妇及婴幼儿疾病对人口造成的严重影响。①等等。
六、生态环境与中国历史文化
在以上的探讨中，主要是从某一生态因子或自然景观来探讨自然环境的演化史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多种因子或生态系统来分析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这里谨就研究的思路与重要方面作一勾勒分析。
自然环境、生态变迁及其原因。就自然环境诸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的论著数量较多，既有较大区域的，也有针对某一较小范围；既有纵向的大跨度综论，也有针对某朝某代细致分析。例如，唐亦功就京津唐地区展开考察，探讨金代至民国时期人类活动及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分为人口变化、土地垦辟及植被破坏、河流变化、自然灾害等方面：于希贤从森林、城池、动物、饮食、水资源、积雪等方面分析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②程遂营研究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认为以12世纪为界，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前后不同，此前开封城生态环境优越，此后则逐渐恶化。③史念海系统考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就河流的侵蚀、侧蚀、下切、堆积、流量，黄土高
①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3期；李玉尚：《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以新疆、甘肃和陕西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1期。
②唐亦功：《京津唐环境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沦丛》1995年第1期。
③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原的发育、生态环境演变及其治理等进行了深入分析。①赵冈则勾勒探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化。②
由于边疆、山区及生态相对脆弱地区环境变迁比较显著，故近年来的不少论著就这些地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如在北方地区：梁四宝、李心纯分析了明代“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指出明代在北方边疆的屯田引起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也加剧了该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恶化。③陈可畏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今天到处是荒山?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④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⑤在西南地区。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及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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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②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李心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加剧的祸根：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替》，《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④陈可畏：《晋陕蒙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农牧变化、上地开垦与环境关系研究》，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⑤⑤王广智：《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
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①秦巴山区及汉水流域，鲁西奇进行了系统纵向考察；该地区晚近以来环境变化显著，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近年的论文有明显增加之势，主要是从经济开发、移民等方面考察生态环境的诸多变化。②
在探讨各地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具体原因时，一般均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强调人为原因、人类活动的影响。如吴敌认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③有人分析所谓的“人口压力”、移民及其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④有的甚至强调汉代人为原因的明显影响，如认为两汉时期手工业特别是冶炼业、浮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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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梁四宝：《清代秦巴山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1998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其中张建民长期以来致力于该区域的研究，近年的成果如：《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③吴敌：《清代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境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④汪润元：《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龚胜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之风及战争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社会因素。①而朱士光等人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亦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黄土高原等地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例如他与唐亦功的文章，探讨了2000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理单元自然因素演变(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河流侧蚀及自然灾害等)与人类因素变化(人口增加、过度开垦、植被减少等)对环境变迁的影响。他总结自己的研究思路是：在总体上，在揭示某一区域生态环境变迁时既重视人类活动之影响，又注意自然因素自身变化的作用；探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变迁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②
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也制约、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例如关于丝绸之路的衰落，王守春考察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后认为，塔里木盆地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丝绸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③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④王建革从生态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变化，他认为：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从而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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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业新：《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
②朱士光、唐亦功：《西北地区丝路沿线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6期；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自序》，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③王守春：《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的地区环境变迁和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④李建党：《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影响》，《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
程；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①在具体历史事件方面，曹树基认为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②葛全胜、王维强指出，人地矛盾、气候异常所带来的全国大范围连年歉收，对太平天国的爆发起到特别激发作用。③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是互动的，有的论著即从这一互动过程展开讨论，例如李民从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④
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虽然近年来的大量论著均强调、讨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绝非只是处于对抗、冲突的层面，也存在着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例如，传统的农业技术选择与环境条件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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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建革：《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及其发展障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王建革：《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生态学杂志》1997年第l期。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③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4期。
④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①李心纯也就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展开研究。②人类对荒茅之地的开发改造，既会出现稻香鱼肥，也会导致秃山浊溪，如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在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却是水土严重流失。③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更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并与之合谐相处的典范。④再以长安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例，史念海指出，汉唐以长安为都，故有其政治与军事考量，但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时人选择长安、并使其成为雄伟瑰丽都城的重要原因，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取得的成就。朱士光认为，西汉历史发展证明，以长安作为都城是因为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而西汉中央政府对京畿附近的重视也对关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⑤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处在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人类既改造环境，生活其中也需要、必须适应环境。自然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冯贤亮以明清江南地域社会为例，对此进行了系列研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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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5期。
④该方面此前已有系列研究，近来的论文如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⑤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⑥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一些学者重视并探讨生态环境与文化习俗之间的关系。葛剑雄撰文，论说并呼吁学术界应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影响。①于希贤以西周至南北朝文风演变为例，分析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之间的对应关系。②李心纯从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分析当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探讨环境变迁与习俗传承之间的关系。③王玉德、张全明等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与其他文化及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揭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的发展轨迹、生态与文化的内在联系。④张晓虹重视横向比较，她详细地考察了陕西文化地理的区域差异，并分析其原因及机理，揭示出自然环境具有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异机制这一功能。⑤
七、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存在着“天人合一”观念与“三才”理论，历史上的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另外，针对晚近或区域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是不会熟视无睹的，因而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各个方面的、效果或大或小的环境保护。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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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学报》1992年第6期。
②于希贤：《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文风演变与地理环境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
③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④王玉德、张全明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下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年来学术界主要是从以下展开分析的：
考察不同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环保行为，分析时人的环境认识水平。张建民指出我国有关自然保护的思想早已产生，先秦以至两汉，先哲们的思想紧紧围绕生物资源的保护、持续利用而展开，且往往与宣扬社会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以自然法则、规律比拟社会秩序，视天道与人伦为同一：魏晋以后则更多地注重资源破坏的影响；资源、环境意识决定于资源、环境的存在。①郭仁成也认为先秦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相当深刻，其保护生态平衡的经验，已达到很高的水平。②倪根金通过分析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指出秦汉环境保护是构筑秦汉社会文明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③陈业新强调秦汉时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的思想已引起时人重视，并已提出保护土地、林业、动物资源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生态保护法令。④王子今考察了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⑤李丙寅则先后发表文章就秦代、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机构、立法和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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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建民：《论传统农业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②郭仁成：《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求索》1990年第5期。
③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④陈业新：《秦汉生态法律文化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进行研究，揭示中国环境保护思想的发展轨迹。①邹逸麟以秦、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强调古代人民所具有的环境意识。②刘华从环境保护机构及建设、森林资源保护、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与开发等方面对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考察。③张全明、刘华分别撰文考察宋代的自然环境保护，认为宋人在保护生物资源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既自觉而明确地采取保护措施，又带有朦胧模糊的生态意识。④明清时期的环境保护也有系列论文。杨昶则先后发表文章对明人的生态观念及有关环境保护的政治举措和政令律令进行系列研究。⑤王社教、赵珍重点分析西北地区清人的环境保护意识，指出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当地人的环保意识亦逐渐增强，并采取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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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丙寅：《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黄淮学刊》1990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汉代的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②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编委会：《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刘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④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张全明：《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第5期；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⑤杨昶：《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1期；杨昶：《明朝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变的政治举措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杨昶：《明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列相应措施。①罗桂环、舒俭民则纵向考察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②
发掘利用古代文献、遗址及碑刻资料，考察其中所蕴涵的环境保护。古文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论著大多认为这些典籍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天人”关系，主张“天人合一”。例如，陈瑞台对《庄子》，郭文韬对《月令》，胡远鹏、宫玉海对《诗经》、《山海经》，田龄对《周礼》以及屠承先对《盐铁论》，郑学檬对《状江南》诗组，高玄英、赵文姝对《聊斋志异》的考察分析。③叶坦就宋代帝王诏令中所包含的生态环境思想进行分析，认为宋代社会生产发展和富国富民的时代要求，使当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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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赵珍：《清代陕甘地区的森林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②罗桂环、舒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
③陈瑞台：《〈庄子〉自然环境保护思想发微》，《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郭文韬：《〈月令〉中的生态学思想初探》，《古今农业》2000第1期；胡元鹏、?m玉海《从〈诗经〉、〈山海经〉看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文史杂志》1999年第5期；田龄：《试论〈周礼〉的环境保护意识》，《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屠承先：《〈盐铁论〉的环境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郑学檬：《从〈状江南〉组诗看江南的生态环境》，《唐研究》1995年第1期：高玄英、赵文姝：《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环境保护意识》，《内蒙古学刊》1996年第5期。
者在关系农业生产、组织合理经营、保护生态平衡方面较其它朝代具有明显进步。①倪根金、梁中效与陈小赤、胡同庆等或利用碑刻资料，或利用遗址残存来探讨相关时期、部分地域的环境保护。②
历史上的环境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仅从上文提及的论著可以发现，关于宋代的环境保护水平、宋代与此前比如先秦至秦汉的环境保护水平，学术界的观点反差很大。如何正确看待、评估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水平及环保历程，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③
八、主要存在问题与应加强的方面
从上文可见，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各个学科采用多种方法考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努力揭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环境史专家伊懋可说到：“似乎在未来几年内将可见到更充分发展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于大陆”。④面对成绩与前景，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不足与需要加强的方面，这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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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坦：《宋代帝王的经济观：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
②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知见录》，《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胡同庆：《初探敦煌壁画中的环境保护意识》，《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③参本书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部分。
④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21页。
(一)加强学科整合，促进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本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体。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原本应具备多学科的学术素养与知识，但从我国的教育体制及研究者的经历考察，真正具有这一知识结构者恐怕还不是很多。研究中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从历史文献的找寻与解读出发，来探讨晚近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大都十分强调其中人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则一般从实验分析、数理模式入手，讨论历史时期包括文献记载之前的自然环境变迁，大多强调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规律及非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除了个别方面与学术小群体之外，学科之间的沟通不够。各种方法均有自己的优势与特色，或分辨率高、或误差小、或连续性强，一些学者正是注意跨学科研究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①因此在以后研究中应继续加强联合研究与学科之间的整合，进行学术对话与综合研究，推动中国生态环境史建设。
(二)正确把握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原因、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深入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由于当今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恶化、有些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环境，某些环境史论著也存在过分强调历史时期环境恶化及人为因素影响的倾向。生态环境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自身的演变规律，自从有了人类以后，人类活动固然是重要因素且在现代社会其影响力愈益显现，但这只是环境演变的众多诱因之一，既不是唯一原因也未必是主因，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有自己的范围、程度与方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方面，其作用或大或小、或主或从，因此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人类作为一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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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张德二就十分重视历史文献，该方面的专题论文如：《中国历史文献中的高分辨古气候记录》(《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1期)、《中国历史文献档案中的古环境记录》(《地球科学讲展》1998年第3期)等。
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当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哪怕再小，也不能成为人类可以破坏、不重视环境的理由与借口。应该明晰，人类处于生态系统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链环，人类无法超越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而为所欲为，否则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另外，当今环境恶化是全球性问题，但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生态环境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趋于恶化，不能因为一些地区人为导致的环境恶化而无视人类合理干预、适度开发对维护生态平衡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因为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存在制约而认为所有的历史现象、事件也受到制约，处处标榜此乃环境所致，把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近乎“自然”的过程。生活其中，人类社会当然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存在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事情都与环境存在必须联系，例如据资深学者的研究，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即无明显关系，冷期未见上升，暖期亦未见下跌。①因此，两者之间有无联系、是什么样的联系、相关程度若何等等均需具体分析，深入揭示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永恒主题。
(三)继续推动实证研究与理论建设。多年来，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与共识之一是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环境演变的区域差异性。在竺可桢等前辈科学家的开拓性研究基础上，还有许多领域、许多区域需要我们去开拓、去扎实研究，而现今的若干文章未免有人云亦云、观点雷同，以偏概全之嫌，在资料的发掘力度与认识深度方面还难尽人意。此外理论建设还存在严重不足，不少研究还停留在叙述史实这一层次之上，从而制约、影响了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因此，应该大力借鉴海外及其他学科知识，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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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四)加强学术史、学术动态与研究理路分析，重视资料积累，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现在史学界不少论著增加了生态环境的相关内容，以所谓的生态环境为背景，但所描述的环境却是当代或是晚近的情况，与其所要论说的历史时期存在较大差距。当然某些环境因素在一定时期几乎没有变化，如地形地质，但气温降水则未必。不少区域研究论著还是以竺可桢70年代实际60年代已经完成的论文为基本依据，不求甚解，信息滞后，将所谓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相联系，但竺文是就全国的基本情况而言，而且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基本指标。现代气候研究证明，各区域的气温变化包括历史上的冷暖变化存在着迟早高低之分，季节间的气温变化既有一致的，也存在相反趋势，比如某年冬季异常寒冷并不意味着该年春季的平均温度也低于往年，不能简单地用某季代表全年，不能草率地用某一季节气候指标宋分析另一季节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础，目前除了个别环境指标外，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料还缺乏系统整理；而且现在常用的资料，有人已指出其存在一定的问题。①如果还单纯利用某一资料进行分析，特别是利用某一存在严重缺陷的史料进行分析，尽管分析手段先进、精确度高，但其结论的正确性还是无法保证。因此今后应花大力气进行资料的收集与鉴别，利用多种资料与多种途径进行分析，建立中国自己的生态环境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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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宏伟：《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华南气候变化问题刍议》，《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并参本书的《台湾故?m“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问题我们自己在学习研究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甚或更加严重，但发现、承认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其次，以上只是对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简单勾勒与感想，既不是严格的学术史回顾，也不能作为相关研究的检索之用，只是涉及几个主要问题、研究思路与相关成果而已，在这里挂一漏万是事实而不是谦词。对论著的选择也是围绕着生态环境史研究、重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至于各位作者的论题中是否包含生态环境一词却并不在意，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威廉斯所说，“在作品上贴上学术标签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强调共性以及每个学科对人与自然怎样互动这一中心问题的贡献”。①
水利史论文篇7
一、教会学生阅读教材
阅读教材是历史教学中重要的一环，阅读历史教材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历史学习效果的好坏。
中学历史教材的语言分为叙述性语言和结论性语言。叙述性语言是对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描述，这部分内容是要了解而不需要记忆的；结论性语言是对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或某一历史人物的总结和评价等，这部分内容既要记忆，又要理解掌握。
教会学生在阅读历史教材时，要把重点放在结论性语言上。要教会学生对结论性语言包含的诸多历史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对历史事件、历史过程或历史过程的理解。
还需要教会学生在阅读教材的过程中，有意识的去寻找知识之间的联系，并加以归纳、总结，形成一个一个的知识体系，再把这些体系连接起来，形成知识的网络，帮助学生形成清晰地历史体系，形成历史思维。
二、运用目录建立知识体系
新教材采用主题式结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由若干课组成。教师引导学生根据主题、目录从整体上把握教材，处理教材的知识体系，使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的基本结构和内在联系，勾勒出历史的阶段概况及其特征。如七年级历史下册第一单元“繁荣与开放的社会”第一课“繁盛一时的隋朝”，第二课“贞观之治”，第三课“开元盛世”，第五课“和同为一家”，第六课“对外友好往来”，从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和谐融洽的民族关系，平等包容的对外政策，海纳百川的文化交流，讲述了隋朝的开放。即构建为：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
从目录入手进行学习，学生不仅系统的掌握了隋唐的基本历史线索，历史特征，而且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三、充分利用课本中的文献资料，培养学生运用史料的能力
新教材中有许多历史文献、史料，包括历史典籍、先贤明哲、诗歌民谣等，这些文献有利于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为学生提供了古典源流，增加了历史亲近感。教师在教学中要交给学生结合课文内容阅读史料，运用史料理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能力。
如七年级历史下册第二课“贞观之治”讲唐太宗具有开明的治国思想，教材引用了唐太宗的“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指导学生阅读理解唐太宗把君民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就反映了唐太宗开明的治国思想，为抽象理论提供了历史依据，加深了对唐太宗治国思想的理解。在学习唐朝民族关系时“动脑筋”，引用了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指导学生阅读理解意思，唐太宗把对中原汉族对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反映了唐太宗开明平等的民族政策。
四、教会学生利用地图读图识史
新教材有许多历史地图，如重要朝代，重大历史事件，伟大古都，杰出工程等等，这些历史地图，不仅增强的历史真实感，使相关内容具体、形象、生动，其中还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要教会学生运用地图，最大限度发掘出有效的历史信息，培养学生以图学史，读图识史能力。比如学习唐、北宋历史时，教学生观察《唐长安平面图》和《北宋东京平面图》，对两城平面图进行比较，了解两城特点：唐都长安有“市”有“坊”，“市”是商业区，“坊”是住宅区，“市”“坊”分离；实行宵禁，商业活动受时间限制。北宋东京打破长安城“坊”、“市”界限，商业活动不再受区域限制；北宋东京有早市、夜市、商业活动不受时间限制；出现了娱乐场所“瓦肆”。通过比较不仅直观掌握两市特点，得出宋朝城市比唐朝城市商业发达结论。这样，还提高了学生比较、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水利史论文篇8
一、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理论基础及二者关系探究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皆以全面反思与试图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追求人类社会持续永恒发展为终极目标，然而其各自的理论基础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深入挖掘与日益完善，这也是当下环境史学界与此次论坛所面临的基本而重要的议题之一。
（一）不同视域情境下环境史基础理论解读
环境史研究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凸显而逐渐推进的，国内环境史研究专家王利华、梅雪芹、韩茂莉分别基于不同视角对环境史理论加以解读。王利华以“生命中心论”为出发点，以中国古代的“农业史”和“家庭史”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人对土地与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论述了环境史的核心内容、基本范畴和价值功效等，廓清了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础；梅雪芹以世界近代史为切入点，通过回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生态反弹和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论述了其对我国环境史研究的影响及可资借鉴之处。此外，她还对当前国外环境史界的多部重要研究论著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实现对包括环境史研究的起源（“富困”问题）、历史研究的视角（上下左右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跨界别与实践）、评介标准（以自然为镜）、考评、分析与功能（回溯性的环境影响评价）等基本理论的“生态史学”（家园史学）的构建。韩茂莉以历史时期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为切入点，对“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与“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证思考，通过对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人类生活、历史时期植被地理分布、农业活动与气候变动之间关系分析，厘清了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
（二）不同学科维度下生态文明基础理论解析
学者们立足于各自学科视野与基于不同视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展开了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积累并提供了诸多学术文献与研究平台，本次论坛就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生态文明实践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的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关于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贾卫列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适应、利用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方式，内涉三层含义：其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其二是社会进步新的发展观――生态文明观；其三是一场席卷全球的以生态公正为目标、生态安全为基础、以新能源革命为基石的全球性生态现代化运动――生态文明建设。尹绍亭基于人类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是不同时代人类认知自然、适应和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知识、技术、教育、伦理、道德、信仰、法制的综合文化生态体系。吴兆录基于生态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应坚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文明意识，利用人类的生态智慧促进“环境―生物―人类”的整体协调演进。刘少航立足于生态危机与文明发展关联之视角，认为深生态学提出生态危机源于文化危机，需要生态智慧去解决。李静基于参与者角度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参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关键作用，社会的合力影响。田挺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采用新思维，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生态文明走向中国政治生活和谐领域的前提是政府、社会、民众之间必要的思维转换。汪庆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认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天人合一”等值得借鉴的生态思想并加以诠释。
其次是生态文明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张修玉指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包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大指导理念；“两山理论”的两树实践模型；生态优势区、经济优势区、均衡发展区等三种分区管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四大目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条路径；构建与发展科学合理的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六大体系；组织、制度、机制、资金、技术、人才、舆论等七大系统保障；区域、行业、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台港澳等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数据管理、工程实践、政策战略等任务；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等六大建设体系、科学发展、新常态、中国梦、人类福祉、一带一路、传统哲学、后现代主义之间等十大关系。
最后是生态文明建设及研究的相关事项。生态文明研究成为当下社会各界的关注点，出现了对生态文明滥用、随意使用的情况。鉴于此，周琼对生态文明研究中存在的“泛化”问题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认为在当下生态文明学术研究、具体实践与建设中都存有对生态文明“泛化”使用现象，着重警予在生态文明学术研究中，应注意树立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高度警惕生态文明不同形式的泛化现象，注意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跟踪调查研究，避免生态文明泛化使其成为无所不包的杂容所。
（三）当下情景环境史与生态文明之深层关联解说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层面关系阐释。韩茂莉认为，环境历史研究的关键点在于人类对其所经历过的且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过程进行反思，尤其是对当下全球性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进行原因追溯与全面反省，她以全球变暖导致绿洲农业发展水源短缺、冻土层解冻等对已修建青藏铁路的破坏性影响为例，深层剖析了环境史研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王利华以中国环境史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为阐述基点，认为环境史是一种强烈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梳理环境发展变迁史与系统反思各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史。梅雪芹指出，环境史研究有助于全面提升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意识自觉，有助于理解生态文明理论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实践建设，是人类探索新文明形态有效途径之一。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相关尝试。崔新婷比较了北京市的两种绿化标准，一种是以频繁拔天然草、浇水、修剪、清除落叶等精细管理为主；一种是尊重自然规律要求乡土植物不少于70%且落叶覆盖土壤的粗放管理。认为这两种标准存在相互矛盾。并以单一植物马唐草和天然植物群落为例，指出杂草具有浇水少、消减雾霾、吸收金属污染、修复土壤等生B价值。建议城市绿化应转变观念，回归传统生态文化自信。刘凯运用综合指数计算2014年中国的289个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水平。指出，地级以上城市绿化整体呈现出从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当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城市空间的绿色化予以关注，提升城市生态功能。曾p等通过对贵阳市花溪大学城建设中产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论述。指出，协调这一冲突应建立冲突协调、公众参与、生态补偿与法律保障等机制。如唐山，王瓒玮指出，大地震后的唐山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及凸显的生态危机为切入点。指出，人类面临无法规避的自然灾害，只能用向自然俯拾身躯的姿态来重新整肃社会系统的发展形式。
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保障相关问题。从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而言，罗艺指出，创建生态城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实现途径和具体表现形式。目前，全国各地虽然掀起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热潮，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从国内外实践来看，生态城市建设亟须法制保障。从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执法机构、执法严格、培养公众生态环境意识等开展。王璐以地方民事诉讼案件为视角，对光绪初年吐鲁番地区的多起民事案件加清代地方府州、吐鲁番同知，以及乡约、阿訇、台吉、伯克等在案件处理中的作用、影响等做了分析，这对于民族地区的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结语
水利史论文篇9
美术史类的课程教学在高等学校艺术设计类专业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全国各大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中都有开设。学生在学习美术史论课程的过程中，了解了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当中出现的各种艺术风格、装饰造型，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了解美术思潮的变迁理解人类文化特质的形成和演变。我们知道，艺术设计专业的核心在于创新、在于创造。而这种创新又常常来源于对世界民族文化特质的了解。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艺术设计专业的创作方式也随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软件成为艺术设计的主要创作的工具。学习艺术设计的学生也越来越依赖软件而忽视对艺术素养的培养。但是学生设计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否却往往并不取决于他的软件操作水平，更重要的是他能否对设计本身有更深刻的理解与思考。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一定是具有深刻的对生活的理解和开阔的艺术视野的，只有这样他才可能设计出具有文化意蕴的作品。所以，在国家不断提倡素质教育的背景下，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进行美术史课程的学习可以促进学生文化素养的积累，让学生了解历史上各种艺术风格的变迁并从中汲取营养，使得灿若繁星的美术作品可以成为学生设计时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例如德国设计师冈特·兰博的作品中就借鉴了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形式，而设计史上极为著名的“红蓝椅”的设计者里特维尔德也是借鉴了蒙德里安的绘画成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志就是来自古希腊雅典卫城上的巴特农神殿的主立面的轮廓，这个标志非常鲜明地表明了该组织的特性。
2艺术设计专业中美术史课程教学的现状及原因
国内各个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中都有开设美术史类的课程，但是目前这类课程所面临的情况却比较尴尬。从20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工艺美术领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被认为匠意浓重的“工艺美术”被“艺术设计”这个新名词代替，这场开始自设计概念争论的变革，继而冲击了工艺美术院校的教学模式。设计学科和与其血缘最近的美术学科表现出逐渐疏离的趋势。艺术设计学科自身发展的需求使得学科名称发生改变，但是这种现象却表明了一种不甘受制于人，力图摆脱传统美术教学的影响的思想潮流在设计学科当中的流行。艺术设计学科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它迫切需要建立独立教学体系的愿望有可能会走向极端———这一切使得同属造型艺术领域的艺术设计与美术之间的距离被人为地扩大。在目前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当中，美术对设计的影响基本被降到了最低点，即便在课程改革当中被保留的素描和色彩课也必须在前面加上“设计”二字，以显示设计专业不同于美术专业的教学目标。至于美术史论类课程，目前只有艺术设计学科下设的艺术设计学纯理论方向会把美术史课程作为必修课学习，这实质上反映了美术史教学在设计专业中被边缘化的倾向。长期以来，美术史论类课程总是处于陪衬地位，很多学生对美术史论类课程有偏见，学习兴趣不高。在学习美术史论类课程时，大多数学生都相对被动，学习动力不足，相对于其他专业课上课的时候更容易走神。这种情况对美术史论类课程的教学效果也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导致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原因一: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美术史论课程师资力量不足。高校美术史论教师的来源主要是本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近几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美术史论专业学生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就业形势整体比较严峻，因此，大多学生都不能进入高等学院从事美术史论教学。同时，有一部分学校虽然有专业的史论课教师，但是却因为艺术设计专业的美术史论课程课时相对较少，教师们为了能够完成规定课时量，常常需要开设多门课程。从艺术概论到美术史再到设计学，以至于只要是理论课就无所不教。这样也就致使他们成了“万金油”，学术方向博而不精。甚至还有些学校让设计教师兼上史论课程，设计教师长期从事实践教学，在史论基础、学术累积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开讲美术史论课程，其教学效果同样难以让人满意。
原因二:美术史课程目前的教学方法比较陈旧。目前大部分的教师还是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教授美术史课程，讲授的内容让人感觉是在口述历史。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比较擅于形象思维，对视觉上有吸引力的具体物象感兴趣，对于纯理论的美术历史的讲述较易感觉乏味无聊。自然比较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如果只用美术发展的历史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来教授，往往不易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的学习兴致不高、上课无精打采，很难顺利完成教学任务。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要强化艺术设计专业史论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师的学识水平决定着艺术设计专业发展的水平。艺术设计专业是一个必须重视实践的专业，艺术设计专业需要具有熟练的专业实践能力并能指导学生设计实践的专业技能型教师，同样也需要具备广博的学识，具有较强教学科研能力的史论型教师。艺术设计院系应出于让教师更加专业化的目的，设置专门的史论课程的教师，让他们专门教授几门在专业上关联紧密的课程。也可以从现有教师队伍当中选择有一定史论基础知识并能起学科带头人作用的专业技能型教师，培训他们系统地学习美术史专业理论知识，使教师学有专长，对教授理论课程产生兴趣。教师对于学术上的热情会感染到学生，使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得到提升。不仅如此，在课程结构的设计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中也要做积极的努力，使美术史教学能够和设计实践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3用启发性教学方法解决当前美术史教学中的问题
工艺美术史课程关注器物的材质研究，注重器物的制作技术的发展演化的历程，设计史课程和工艺美术史课程相互搭配，让学生在人文科学的大构架之中，认识造物艺术的发展规律和表现出来的人类的造物思维的演化。而人类文明对视觉美感的探究过程以及对其间出现的艺术形式的分析和学习的任务该由哪门课程来承担呢?或许不必担心，大多设计院校的基础课中一般都设置了一些实践操作课———素描、色彩等等，但这些课程都是以技法的演示再加上学生动手体验的形式进行的，没有要求教师为他们所讲授的技法在美术史中对应一个合适的位置，同时逼仄的课时数也是不容许的。很明显，当前没有任何一门课程能够替代美术史的作用，美术史课程的缺失会导致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知识结构上的重大缺陷，使得艺术设计学科的学生无法从美术作品中收获灵感和营养。可见，美术史课程在艺术设计专业中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课堂人数多课时少的现实情境之下，传统的课堂讲授的方法越来越显得落后保守，美术史科目自身所具有的繁复浩大的内容体型，复杂的发展脉络也往往使学生感到枯燥而失去学习的兴趣。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只有通过启发性教学的方法，从教学理念方式方法的改革，课程结构安排上鼓励学生进行研究探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引导学生在课后进行自主学习。美术史启发性教学要针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方法与技巧的设计，在选择教学内容时要敢于取舍，在明确教学目标的要求下，选择有助于学生开拓设计思路的知识点进行重点讲授，其他的可以简要介绍，有一些甚至可以根本不涉及。启发性教学的关键就在于使美术史当中的丰富的作品与设计实践相连接起来，在教学中恰当地设计问题，利用问题因势利导地启发学生的思维，深入浅出地讲解内容使学生更易于接受和理解美术史中的深奥规律，发现美术作品的实际作用，研究美术和设计的共通之处，了解美术作品的丰富内涵对设计实践的作用，让美术史课程的实用价值真正被开发出来。
4进行美术史启发性教学的方法
4．1围绕设计专题进行课程内容安排
传统的美术史课程通常以时间、地域为单元进行知识点的罗列，这种讲述方式重点不突出，大量知识的罗列也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所以在启发性教学当中我们对于课程结构的设计采用打破传统的方式，开设以艺术风格为中心的模块式的专题讲座。模块式的课程设计易使学生感到新鲜有趣，在知识传授方面重点突出，给予学生的印象深刻，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课程整体安排可以改变以前按时间顺序分段式的美术史授课，注重中西方美术发展过程的对比，将设计和美术史的内容相链接。比如，可以把课程设计为一些专题，例如:中国山水画与设计，传统书法艺术与设计，西方绘画与设计的联系等，或者利用富有个性的标题“动画设计中的巴别塔”、“山水灵性的设计表达”等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设计专业的美术史教学尤其要重点突出在历史当中发展出的种种艺术风格能够对今天产生什么样的实用价值。因此，利用现代著名的设计案例来引起学生的兴趣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例如，新苏州博物馆水榭后那堵极富写意韵味的片石假山的灵感就来源于中国山水画艺术，我们可以以这个景观设计案例作为设计与中国山水画艺术之间的一个连接点，发动学生在上百张的传统山水画中去找寻这段景观造型的原型，这比教师单纯的演示图片更能调动学生的主动参与的积极性。等到他们终于在水墨山水画传统里找到设计师灵感的源流之后，就可以开始介绍中国山水画演变的过程了。当找到最终的谜底“米氏云山”之后，原本让人觉得深奥难解的传统文人画笔墨意趣就有了现实的价值。经过这样的导入铺垫，学生对于水墨和青绿山水画的差异、文人画意趣的争论才会有更多的切实体验。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来看，一个人积极自主思考得到的知识，比起他人灌输的知识印象和持久性都要强。在教学活动中用美术作品直接刺激学生的感官，调动他们的兴趣，一定会引导学生主动去思考问题，激发学生的创造力。这样就能同时达到既传播知识又培养了学生的艺术兴趣、提高了学生艺术鉴赏力的多重目的。这样的课堂效果是很显著的，使得每位设计专业的学生、特别是环境艺术专业的学生马上就会体悟到，在从事空间造型艺术的过程中从中国传统山水画艺术中汲取营养的重要性。
4．2发现美术和设计的相通之处
设计学院的美术史课程必须紧密联系设计实践，教师要努力让课程的内容能为学生以后的设计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审美经验。这是追求实用审美统一的设计学科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改革高等教育模式的时代要求。教师要让学生在对美术作品的欣赏分析的同时体会美术和设计的相通之处，这样的教学才能帮助学生在设计实践中实现审美与实用的统一。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的设计过程几乎就是中国书法艺术与当代设计艺术的磨合过程，它的造型设计取自于中国传统书法篆刻，它的造型与色调体现着汉字所显现出来的民族气韵，它的创意对于学习设计的学生来说也是很好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在讲述中国印章和书法的历史时可以由这个设计实例展开，在有如此优秀的设计作品的提示下，学生会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书法艺术产生一种亲切的感觉，在教师的引导下他们会发现这种中国特有的艺术类型所蕴含的形式审美经验与现代设计有着相通之处，在文化含义的层面的是单纯的字体设计课无法相比的。
4．3在艺术作品之中探索美术与设计的文化内涵
美术史的启发性教学能够使学生了解美术作品的思想内涵，欣赏其中所体现出的形式美感，使美术史成为设计实践所需要的灵感来源。世界设计艺术中有大量经典实例都可以从绘画、雕塑、建筑当中找到形式的来源，也就是说对于设计艺术实践活动来说，中外美术作品完全可以作为设计时的素材库来使用。种种实例都表明了美术史课程可以更好地填补设计与美术两大学科之间的缝隙，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把造型艺术中的经验及时转化成孕育现代设计的营养。教师在美术史课程的教学中既要介绍中外的艺术大师和代表作品，还要讲述大师的成长经历、学习艺术的艰难历程和伟大的人格，在故事的讲述中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启发作用。培养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和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想象力、创造力，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综合人文修养。
水利史论文篇10
关键词史家笔法《焦点访谈》电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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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丰
厚的文化积淀，浩如烟海的史籍又使这种文化得以传承，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电视新闻作为电视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也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其中不乏从传统史学中汲取的养分。中国传统史家在评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时，形成了一些我们值得继承的笔法，其中最为突出的“史论”笔法和“寓论断于序事”笔法。
《焦点访谈》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评论栏目，也是在全国非常有影响的精品栏目，它的出现和成功一时在中国电视界掀起了一股“焦点访谈”热，从多方面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对中国电视新闻的发展是有益的。www.133229.com本文以《焦点访谈》为分析文本，审视和剖析史家笔法在电视新闻报道中的运用方式。
一、《焦点访谈》中“史论”笔法的运用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所作，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从历史编撰角度来看，《左传》在叙述历史活动时有概述，有直述，对于主要的历史事件必叙述其前因后果，给人以完整清晰的印象。在记述事件的同时，书中又重视记述人物的言行，反映出社会的各种情状。更为重要的是，《左传》创造了“君子曰”等多种史评形式。在《左传》中，冠有“君子曰”、“君子以为”、“君子谓”等语者，约80条。此外还有直接发表议论，直接引用他人言论及论证、预言等形式。《左传》通过以上形式，表述了对历史的看法，从而开创了中国“史论”之先河。
汉代司马迁作《史记》时继承了《左传》作者直接评史的方法，在正文的篇前有序，篇后有“赞”，或加之以“太史公曰”，这些都是作者紧扣史实发表议论的著名文字。有些篇章的序文，则有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或对某一社会问题加以经验总结性质的论述，它比之《左传》的史论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使《史记》既成一部“信史”，同时又是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历史巨著。
这种紧扣事实由作者直接发表评论，阐明观点、意见及看法的“史论”笔法，在《焦点访谈》中有着普通的运用，从位置的安排上看，有篇前、篇中和篇后三种方式。
2001年6月3日播出的《信封里的真相》中，针对存在的“药品回扣”现象，在讲述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药品回扣”事件时，节目就首先由主持人发表评论：“收受药品回扣，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加重国家和患者的负担，而且还会严重破坏医德医风。”
2002年1月17日播出的《兑付不了的假国债》，反映的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假国债事件。在叙述了佳木斯市郊区财政局出售假国债，造成住房公积金流失的事实后，篇中记者直接出面评论：“……而更为严重的是，出售假国债这种行为不同于一般的破坏金融秩序，它破坏的是在百姓中认可程度极高的国债的信誉。”
2002年3月22日播出的《法律不是儿戏》中，对于江西省彭泽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办案人员乱执法的问题，在节目的最后紧扣事实直接用评论来阐发观点：“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是公安局经侦大队的重要工作，而严格执法，依法办案，则不仅仅是执法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代表和维护群众利益的根本体现。所以，我们的执法人员只有时时刻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提高自己的执法办案水平，才能维护法律的公正，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这些位于篇前、篇中和篇后的评论，借鉴了“史论”笔法，精练而准确，鲜明地表述了传播者的意图。
二、《焦点访谈》中“寓论断于序事”笔法的运用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寓论断于序事”，这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这种笔法为他以后的历代史家所尊崇。
在《焦点访谈》中，对于“寓论断于序事”笔法的运用有以下几种最基本的形式：
1.借用他人的话语
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更妙的是，他吸收的这些评论反映的都是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事实。这样写来，落墨不多但又生动、深刻。作者并没有勉强人家接受他的论点，但他的论点却通过这样的表达形式给人以有力的感染。
《焦点访谈》在2002年3月21日播出的《名鳖之争》中，也采用了这种笔法。《名鳖之争》反映是杭州市养鳖协会乱评所谓名牌鳖的事件，对此问题，《焦点访谈》就借用了国家工商总局广告监管司监督处处长的话来作出论断，表达观点：“……它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形成，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2001年11月30日播出的《当孩子落水的时候》中，也借用了村民的话来表明对漠视生命的在场干部的看法：“孩子淹死得冤枉！说老实话，是别人养的娃，心不疼！我说八个车十六人，下去两个都捞上来了，甭说都下去。就是没有人管！我车走我的，死了她活该！死了不是我的娃！我是这么看的。哎呀，我说都是咱们当领导的人，不是一般人啊！”
2.两两对照
司马迁善于用两两对照的方法来突出历史问题，以显其意。《史记》中有不少篇章是用两两相对的写法，两篇对看而意旨更明。《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张释之冯唐列传》和《万石张叔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和《汲郑列传》，都是可以对照着看的名篇。
同样，《焦点访谈》栏目作为一个整体，不同时间播出的节目也是有联系的，也可以两两对照着看，从对照中感受观点、意见、看法。《焦点访谈》在2001年11月30日播出《当孩子落水的时候》，反映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的某些干部面对一个十三岁孩子落水而不施救的事情。播出后不到一个月，在同年的12月28日播出了另一个也是有关落水的事件——《乡亲落水之后》，讲述的是2001年11月30日，安徽省毫州市吴老家渡口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共有四十多名乘客落水。事故发生后，当地许多村民不顾生命危险，主动救助落水群众，被人们传为佳话。两两对照，使受众强烈地感受到了对冷漠无情的谴责，对高尚品德的赞颂。
3.细节的描写
司马迁非常注重对历史人物细节的描写，有时似是不经意的捎带的叙述，但却表达了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司马迁善于用细节的描写从侧面去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政治问题，同时也就在其中表达了作者的褒贬。
《焦点访谈》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笔法。上文所提到的《当孩子落水的时候》这一期节目中，就有许多的细节描写。对于小王萍的落水，“当时是下午三点多，村里的人都去干活了，只有刘庄村六十四岁的徐老汉和一个妇女目睹了这一切。”而当时目睹孩子落水的宁夏吴忠市干部考察车队，“一行共有三十五人”、“都是男的”、“年轻都年轻”、“同车的另两个人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细节的描述说明了这些干部是有能力抢救小王萍的，但就是没有一个人下水去施救。不用直接发评论，观点就不言而喻了。在这期节目的最后，还描写了这样一段细节：“在新堡中学初一（1）班的教室里，这个位子突然地空了下来。在渴望求知的眼睛里再也不会有王萍的目光，在琅琅读书声中，再也不会有王萍的声音。我们在老师那里见到了王萍那天考试的试卷，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王萍这次考试得了九十八分。谁会想到，这竟是这个十三岁女孩的遗作了。”这一段描写，就是对那些漠视一个花季生命的人的谴责。在这一整期节目中，《焦点访谈》没有一句批评之语，但细节描绘却使褒贬自明。
参考文献
[1]李炳泉,邸富生.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
[3]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