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论文篇1
把语言当作社会现象来研究由来已久，研究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是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缘起。研究语言必须联系社会实际，这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出发点。在二语习得领域，1970年代以来，心理语言学理论占有重要地位。主流研究把语言当作心理现象，关注学习者的个人心理特质，而忽略了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环境的作用。1990年代以来，推崇Vygotsky社会认知发展理论的学者则强烈反对把语言和语言习得与社会环境相分离，开始探索该理论在二语习得发展过程和教育中的应用，由此开创了从社会文化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作为一种研究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理论，Vygotsky社会认知发展理论强调社会活动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语言是联结个体与外界之间关系的主要工具，在高级认知中起着中介作用。语言具有双重属性，对外是社会互动的单位，对内是思维的单位，通过对话活动来协调社会活动和高层次的心理发展。语言作为符号工具使用包含着间接经验，与带有独特社会特征和文化信息的社会情境紧密相连、无法分割，言语能力的形成是在社会支持系统下通过认知过程实现的。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3］。语言社会化在二语习得的社会化路径中占据重要一席。语言社会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虽均受到Vygotsky心理学的影响，在研究目标上却不尽一致。社会文化理论关注的是认知能力及语言能力的发展，而语言社会化理论则关注的是文化知识与语言使用能力的共同发展。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他们将其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这方面的研究表明，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依存、难以分割，语言习得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其与社会文化相适应的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特定的语言和其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整体，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围绕结合社会因素探索语言问题这一观念，Firth继承和发扬了malinowski关于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功能的观点，强调要把语言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去研究，提出了言语情景的概念，创立了语言学研究中的语境学说，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其在语境中的可能。随后陆续发表的语境和语域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在人使用语言认知和交流的过程中，肯定会程度不一地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当然环境中也包含历史文化风俗等因素。正因为如此，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人的高级层次的认知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最新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语境的各个方面都影响着语言学习的过程。如norton从身份构建这一切入点出发，揭示了社会文化语境形成的二语习得者与目标语之间的权势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二语习得过程的影响。［5］正因为语言具有社会性，所以语言习得（即语言知识的构建）很难与语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文化割裂开来。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二语习得的社会学转向肯定了语言的社会性，认同语言是社会现象而非心理现象，语言知识和能力的构建与学习者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角度来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二语学习的社会因素理论化，并且通过这个宽泛的框架，为二语研究注入了社会化理论。
二、研究视角的靠拢：对交际互动的重视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当前较为活跃的社会文化派与认知派理论上的最大分歧在于，社会文化派不赞同学习发生在个体内部，而认为人的高级认知来源于社会交往活动，因此特别强调交际和互动在认知及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于交际本身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这样，身心、内外或思维和交际活动就通过语言符号得到了统一，即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但交流不仅仅只是语言学习的工具，按照Hymes的看法，交际本身也是一种能力。语言交际能力问题涉及很多因素，除了语言结构、语境文体、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等方面外，还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1960年代，受人权运动时代的影响，语言问题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基于Fishman对移民语言状况的考察，Bernstein对不同阶层成员，特别是儿童语言的考察，以及Labov对黑人英语的调查，社会语言学在兴起之初已发现三条重要的原理：语言与社会是相互作用的；人们有可能掌握几种结构各异的语言或变体；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语言规划和社会规划加以改变。也就是说，在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看来，社会中的语言使用者具备使用变体的能力，对变体存有主观态度，可以在交际中加以选择使用。语言系统是异质性的，充满内部变异。语言作为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从心理学角度考察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变体的主观认识和态度，以及上述带有社会性质的评判对语言使用者言语行为的影响，是社会语言学主流之一语言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课题。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从个人角度研究说话人对语言的态度是可行且必要的。语言态度归根结蒂反映了对语言使用者和用法的态度。对社会心理的考察，主要是通过心理实验的方法获取研究素材，如配对变语法测试受试者对操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态度，并且经常结合使用语义微分尺度，使说话人的特点得到更确切的分析。语言社会心理学对语言态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的理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二语习得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ambert和Gardner的二语习得中的态度与动机理论，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态度、动机对他们最终的成功所具有的影响之上。研究结果表明，二语学习者对所学语言的态度会影响其习得效果。Giles的言语适应理论是继Lambert方法后该领域在理论上的新进展，也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语境中交际者的心态和言语选择行为。语言使用者趋同或趋异的言语选择，突出强调了社会交流中语言使用者对对方的认同或不认同的态度和行为，解释了言语交际中风格变化的策略背后的主观情感和动机。［6］言语适应理论为语言变体研究增添了动态的角度，体现了社会语言学自身从典型描写到解释预测的研究发展路径。这种解释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Labov对语言变异描绘精细但局限于静态的不足。另外，这方面的研究也凸现了个人是如何通过语言选择来显示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在社会建构主义影响下，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与社会因素可以被视为是相互建构的：身份影响语言的使用；语言的使用也是塑造身份的过程。总的来讲，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与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注重真实语境、身份和体验，这与多种语言互动的主张不谋而合。从理论上讲，当前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中语言变异研究的成果，如语言变体的辨识、语域的认知等，为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评价提供了系统的、受社会条件影响的二语变体数据，对二语学习具有指导意义。语码混合、语码转换及言语适应策略等交流中的言语选择，使交际语言运用能力目标得以形象化地表达。对交际中的语言行为，如道歉、赞美、邀请、拒绝、请求等的研究，为二语习得跨文化言语行为意识的培养勾画了发展目标。
三、学习观的认同：基于使用的学习
如前所述，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主张学习是一个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始于人际交往的。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与人交往，在交往互动中进行意义的建构。比如，学习者很容易注意到词汇的习得伴随着对一定社会文化情境的深入了解，在不同的语境中，词汇意义可能会发生改变，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固定。对范畴的掌握意味着根据交流需要对语言规范遵从或背离。事实上，语言的习得和使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语言是人际交流、社会活动的中介，而言语交流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因此语言学习即语言使用。反过来，语境中对于语言使用也可以巩固和加强语言学习。由此可见，社会文化派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习得过程即语言的使用过程，认为真实世界中使用的语言对学习来说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辅的，使用不是习得的结果，也不是手段。正因为社会文化派坚持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间划等号，如此强硬的立场招致了认知派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二语习得而不是语言的使用的激烈批评，反对把二语习得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二语在真实语境中的运用［7］。在习得即使用这一点上，社会文化派完全可以从社会语言学领域中的最新流派———认知社会语言学那里找到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和经典社会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的普遍原则与人的认知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语言意义并非孤立存在，是在人类互动中产生及传递的，因此认知语言学所理解的语言概念及其基本结构也关系到社会和文化情境下的认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从话语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越来越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基于用法的主张本来就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立场，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知识来源于使用，说话者为了交际和社会交互的目的识解自身体验，而听话者也为同样的目的识解说话者的话语，因此认知语言学渴望对语言的社会交互性做出自己的贡献［8］。上述原因将认知语言学引向社会变体研究。对于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体系中该如何理解语言系统、为什么变体研究具有重要性的问题，认知社会语言学家Geeraerts认为，由于语言使用的行为是语言学的最基本事实，语言系统只被看作是对语言行为中出现的模式进行抽象和概括。他谈到，“thereisusage，thereistheinteractionbetweenpeople，theinteractionissociallystructured，andthelinguisticsystemisanabstractionoverthatsocialstructure……”［。可见，语言使用者学习语言的过程并不是将自己与所谓的系统进行校正的过程，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与其他语言使用者相互调整的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Geeraerts认为，由于每个人的接触范围有限，这些调整都是不完全的，并具有各自的社会结构。因此，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论里，语言变体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互动影响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语言知识系统。综上，结合语言习得，可以有如下理解。第一，任何语言的使用者都是学习者；第二，习得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结果，更应将其看作是一个永远的、不间断的过程；第三，应重视真实的语境、不同的参与者、不同的身份，应重视不同的社会语境、交际者、社会群体导致的隐喻变异，重视隐喻背后的文化模式，其重要性可能不次于教室语境。
四、对学习对象的共识：关于规范和标准
语言的变异性和标准化都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面对语言内部变异和动态发展的事实，有必要编撰一整套言语社会遵循的统一规范，来对上述情况有意识地压制，以便服务于国家化进程、国家象征、社会统一、实际需求与学校教育的开展等。这就是标准语产生的缘由。其本质也是一种发生在一定社会和历史空间中的语言变异现象。按照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语言变体没有优劣之分。从功能的角度看，语言形式对应社会功能，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是交际功能和交际任务的完成及其效应。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标准语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能满足适应较高语体的功能需要，但不能由此认为标准语就比其他变体更为优越。从学校教育角度上来讲，课堂教学也需要一套规范，因而标准语是很好的选择。由于学校教育的强化，学习者倾向于认为标准语形式是正确的，而其他方言和变体形式是错误的、不规范的、听起来是不对的。事实上，在交际者感情不认同的场合，如团结模式中，由下而上的力量有可能出现对标准语的趋异和背离，比如，标准语显然难以适应较为低端的语体。另外，标准语虽然保守，其变化虽然缓慢，但是它仍然是有变化的。标准语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的标准化程度是不一致的，其程度最高的是书面形式，较低的可能是它的语音。特别是在当今语言国际化、多元化、多文化、多变体的形势下，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看，二语学习者应尽量了解语境和身份的多样性，尽可能地增长变体的知识和使用变体的体验，以有利于二语学习。
五、结语
社会语言学论文篇2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3］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y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4］。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5］。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6］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rf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3］。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7］。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8］。
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反应—反馈）模式和iRe（激发—反应—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9］。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10］。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
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2］，Zuengler和Cole［11］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12］。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13］，Kasper［14］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的作用。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15］。
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16］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8］。Lantolf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17］。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11］。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2］）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社会语言学论文篇3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商务英语;写作课程
中图分类号:H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750(2016)01－0195－04
商务英语写作作为国际商务往来经常使用的书面沟通方式，是开展国际交流和商务活动的重要工具。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英语写作尤其是商务英语写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商务英语写作既涉及英语写作知识与技能，又涉及一定的商务知识与技能，还与跨文化交际、国际商务沟通、国际商务礼仪等有一定联系。无疑，商务英语写作这种跨学科性、应用性、实践性的特点必然加大该门课程的教学难度。目前我国商务英语写作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实施评价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从事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及一线教师共同努力，探寻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社会文化理论从人类社会文化历史和人际交流互动等视角，对语言学习尤其是二语/外语的学习提出全新的诠释。同样，该理论也为创新商务英语写作课程改革带来了全新的非常重要的启示。本文基于社会文化理论所倡导的语言观、学习观和评估观，对商务英语写作课程目标、教学实施及评估作了全面系统的探究。
一、社会文化理论概述
“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theory)，也叫维果茨基文化心理学或文化———历史心理学，在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领域常被称为社会文化理论。该理论因强调个体心智发展的社会来源和文化中介而得名。社会文化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十八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学、经济学，但主要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社会文化理论包含了维果茨基本人的思想及其同事在他去世后对其理论的发展，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引入西方后所形成的体系。社会文化理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文化理论包含维果茨基文化心理学、语言社会化、情景学习理论、批判话语和社会关联理论等。狭义的社会文化理论主要是指维果茨基的文化心理学。社会文化理论主要包含中介(mediation)、控制(regulation)、内化(internalization)、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支架(scaffo1ding)、私语(privatespeech)/内语(innerspeech)、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以及心理发展研究方法(ge-neticmethod)等核心概念和思想。其中，与语言学习(含二语/外语学习)密切相关的概念有中介、内化、最近发展区、支架、活动理论。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社会环境在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认为语言的学习是由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决定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语言学习过程中，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互动的重要性。这为语言习得(含二语/外语学习)及教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非同寻常的理论视角。
二、社会文化理论语言观与商务英语写作课程目标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包含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信息，语言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相互渗透，互为一体，无法分离。每个国家、民族、地区都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特色，这些文化特色都与其对应的语言息息相关。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存在于社会交际活动中，人类语言的认知与学习是他们和自身所处的环境，尤其是社会文化历史环境通过中介持续不断互动的结果。因此，中介在人类语言的认知与学习以及社会环境交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介一般通过调节工具如文化制品、概念和活动等发挥作用，文化制品含物质工具如笔、电脑和心理工具/符号如语言等，其中语言是最重要的心理工具。社会文化理论学者指出，物质工具和符号工具如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活动”。据此，他们提出了“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活动理论强调社会活动是人的认知学习和心理发展的最重要形式。中介和活动理论告诉我们，语言的认知与学习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语言学习者(二语/外语学习者)借助中介工具展开的认识外部物质世界和调节内部心理世界的一系列活动及过程。中介和活动理论在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学习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传统的商务英语写作课程目标通常为:培养商务背景下学生五项语言技能中的写作能力，培养学生掌握商务英语写作字词句段篇以及商务文体的写作规范，在国际商务背景下运用英语成功进行书面沟通的能力。显然，该目标背后的理据是传统的结构主义学派的语言观。结构主义学派认为语言是由语音、词汇、短语、句子、段落、篇章等语言结构单位组成的一套符号系统，认为各语言结构单位互为基础，呈层级关系，是抽象的，静止不变的。结构主义学派把语言当作一套由不同层级结构组成的符号系统有其合理之处，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也便于教师开展教学。但是，随着人类对语言认识的不断深入，发现语言并不完全是由一套脱离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抽象的符号系统组成，语言是活生生的，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存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语言是具体的，会不断发生变化。由此，根据社会文化理论，按下述来确立商务英语写作课程似乎更为科学合理:商务英语写作是以商务书面英语为中介，以国际商务活动为载体，主要培养学生撰写语词准确、格式规范、结构清晰的商务英语文书的能力，培养学生在跨文化商务环境中运用英语成功进行书面沟通的能力，培养学生在商务英语写作过程中关注写作对象的商业心理和心理接受程度的思想意识。
三、社会文化理论学习观与商务英语写作教学
社会文化理论学者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心理内化的过程，Lantolf(2006)将学习定义为:“社区成员通过交际活动获得交际需要的符号工具，继而转化为心理活动工具，作为心理活动中介的过程”。Lantolf指出内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人际交流(interpsychological)，即学习者在社会活动中通过与社会各成员的互动习得社会文化符号工具———主要是语言;第二阶段为人内交流(intra-psychological)，即学习者通过自身探索学习，将社会文化符号工具如语言转换为个人内部心理交流的工具。Swain(2006)认为语言产出是人内交流活动与人际交流活动的接口，是促进语言学习者思维发展，帮助他们理解复杂概念的重要媒介。也就是说，语言产出使得语言学习者个人内部的心理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相联系，这一联系主要通过中介和活动(包括个人内部心理活动和与外部社会文化互动的活动)进行。由此可见，语言产出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听说读写四项语言基本技能中，写作属于语言产出技能，是一项能够反映出语言学习者语言综合能力的重要输出技能。写作是一项高级思维活动，是写作者内部心理和外部社会文化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通过写作，语言学习者把内部活动与人际交流联系起来，并达到向他人传达自己意图的目的。商务英语写作主要是在跨文化商务环境中，结合相关商务知识和商务礼仪，在掌握和了解对方商业心理情况下开展的一项书面沟通方式。纵观目前商务英语写作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过于注重单项写作技能如词句选择、句子仿写、段落重构等写作基础知识讲解与训练，写作任务设置脱离真实社会文化语境，写作课堂成了教师一言堂，师生、生生之间互动很少甚至近乎没有。鉴于此，有必要以社会文化理论为依据，改革商务英语写作教学理念，创新商务英语写作教学方法。具体如下:1．基于任务驱动开展教学从社会文化理论可知，商务英语写作既是学习的对象也是学习的工具。而任务型教学法倡导通过用语言做事，在完成相关任务过程中掌握习得语言技巧，即“做中学，学中做，学做合一”。因此，在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可虚拟真实商务环境，布置相关英语写作任务，要求小组合作完成。这样，学生在与他人合作完成任务过程中、在与他人讨论协商过程中、在与他人不断互动过程中，学会商务英语写作技能。2．基于案例分析开展教学商务英语写作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灵活运用书面英语在涉外商务环境下与国外客商进行有效的商务沟通，处理国际商务中实际遇到的问题。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首先把跨国公司或涉外企业真实的写作案例，作为写作教学素材分发给学生，并要求学生通过分析、归纳、总结案例内容，撰写出相关商务英语写作作品。案例分析过程本质就是个人与外部社会环境、个人与自身内部心理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过程，这一点与社会文化理论所倡导的语言学习观不谋而合。3．基于网络平台创设学习情境如前所述，商务英语写作既涉及语言又涉及商务，还与跨文化交际、商务沟通与务礼仪等有一定联系。课程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在各种商务环境下熟练使用英语成功进行书面沟通的能力，商务英语写作跨学科性、实践性和情景性的特点需要教师模拟或创设真实商务文化情景和国际商务工作环境。基于网络平台的数字化资源如网络课程、微课视频等可为教师模拟或创设真实商务文化背景和国际商务环境。另外，教师还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仿真商务工作场景，培养学生商务英语写作能力。
四、社会文化理论评估观与商务英语写作评价
社会文化理论学者指出，影响学习者认知能力发展的两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文化环境和人际间的动态互动;认为人的语言认知与发展的过程实质就是他们与社会互动的动态历程，学习障碍学习者是社会互动环境不佳所致，经由教学介入与引导，可予以克服。由此，社会文化理论倡导者对语言学习效果评价提出动态评估观。动态评估观核心思想是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论和“支架论”。维果茨基认为儿童有两种发展水平:一种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另一种是在有经验的成年人指引下或与能力高的同伴合作解决问题时所体现出的潜在较高水平，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个体的最近发展区。“支架”，是指儿童在学习过程中在父母、老师或有经验的同伴引导下不断发展自己的认知能力;随着自身经验的逐步积累，他人给予的协助便越来越少，直至儿童最终形成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长期以来，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主要以课堂小测、期中(期末)考试、水平测试(考证)如BeC资格证书等静态性评价为主。这种评价存在着评价内容不全面、评价方式单一、评价标准机械、评价环境脱真、评价主体一元、评价结果不科学等弊端。另外，这种静态性评价因过份强调写作结果、过份关注学生写作能力在其群体中所处的水平，忽略了学生的写作学习过程，忽略了学生在写作学习过程中认知行为和内部心理方面的变化，一直以来广受诟病。因此，有必要依据社会文化理论动态评估观，改革商务英语写作课程教学评价方式。第一，评价内容要全面。依据商务英语写作课程目标，商务英语写作课程评价内包含对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评价。(1)知识评价主要指对学生商务英语写作知识如商务词汇、基本句型、段落篇章等掌握情况进行评价。(2)能力评价主要指对学生商务英语写作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评价。(3)素质评价主要指对学生学习态度、参与意识、竞争意识、团队精神、职业素养、人文素养等方面的评价。第二，评价主体多元化。商务英语写作评价主体除写作专任教师外，还必须含有学生本人、教学督导、学生家长、企业人士、第三方专业写作评价机构等。在评价实施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发挥学生参与评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提高商务英语写作教学效果服务。第三，寓评于教，评教相融。社会文化理论评估观认为评估与教学是一个以促进学生发展为中心任务的辩证统一体。换而言之，教学即评估，评估即教学，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商务英语写作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时刻关注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各种反应，了解他们遇到的困难，并及时予以评估，必要时给他们提供帮助。
五、结语
社会语言学论文篇4
论文摘要：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决定了语言交际的重要性。研究语言学对于外语教学，特别是以英语为目的语的外语教学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立足于语言学的基础发展，着眼探讨其发展趋势，试图从其中把握其研究热点。
1语言学的发展
语言学的前身应该可以被既定为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comparativelinguistics)，追溯更早则称之古代语文学阶段。现代语言学是从索绪尔开始的，索绪尔开创了结构主义新时期，这一时期索绪尔（F.De.Saussure）著有《普通语言学教程》（theCourseinGenerallinguistic）。结构主义中以美国结构主义影响最大，F.Boas，e.Sapir，L.Bloomfield三者较为出名，他们创立了新结构主义学派——美国描述语言学，三者中以后者较为出名，所以美国语言学也叫“布龙非尔德主义”。
1.1美国的结构主义
美国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四种：替换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分布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其主要内容如下：（1）替换分析法(Substitutionalanalysis)，即用一个语言单位代换另一个语言单位是否得到新的事实。（2）对比分析法(Contrastiveanalysis）是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语言单位，找出他们相同或不同部分从而确定单位性质。（3）分布分析法(Distributionanalysis)为研究词位出现的位置，词类（实、虚）分布的位置。（4）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constituentanalysis)一个句子首先可切分成两个部分，切到词素为止。（5）序列分析法(Stringanalysis)是把句子带有修饰或不带有修饰的基本单位、结构成分或基本单位、修饰成分。（6）转换分析法(transformationalanalysis)为把任何的结构看成核心句（Kernelsentence）的转换，所谓核心句是基本句型（SVo，SV等）其他是核心的拓展或是从核心句转换而来的。
1.2系统功能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m.a.K.Halliday(韩礼德)师从伦敦学派J.R.Firth(弗斯)。后来，我国的两名学者罗常培和王力，打破传统语言或结构主义的根本，把语法形式意义、语言用法等系统地有机地连结起来。
1.3转换生成语法
20世纪50年代Chomsky对美国结构语言提出挑战，创立了转换生成词法或形式语言学，提出研究重点人是如何从有限的语言单位创造出无限的语用句型。这一时期的发展共经历了五个阶段：经典理论时期、标准理论时期、扩充标准理论时期、修正式扩充标准理论时期、最简的解释理论时期。这个时期Chomsky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深层和表层结构。这两个概念对“同形异义、异形同义”歧义能做出科学的解释。
2语言学的动态研究
语用学(pragmatics)即语言使用学，其主要研究问题包括：指示语（Deixis）包含人称指示、时间指示、话语指示、承接指示；前提(presuposition)，语用推论，以语言结为根据，靠逻辑推论语言的前提条件；语用含义(implicative)话语含义，给语法事实提供重要功能解释。
2.1语篇学
语篇学是在句法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叫篇章语法或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语言学由静态到动态的大转变，由结构研究到功能研究。篇章语法主要解决篇章结构研究；篇章语义主要解决篇章意义连贯，研究篇章的层次。篇章的语用研究，重点探讨会话结构、话轮（说话顺序）邻近配对(前者说话的反应)，也解决影响会话因素（心理因素、文化），篇章理论研究，研究篇章的产生。
2.2社会语言学
社会于语言关系的科学，它是一门交叉科学。从社会变化与发展来研究语言变化，又由语言变化来研究社会的规律。其分为微观社会语言学与宏观社会语言学。微观是研究具体的语言与社会关系，如语言与性别、语言与民族等，也研究语言的细节，如语言世界、语言等。宏观主要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对语言的选择，如国际文化交流中采用哪几种语言、在本国推广哪几种语言、语言的推广和文字改革等等。转贴于
3我国语言学研究的热点
3.1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
单以核心刊物《外国语》上发表有关系统功能语言学就有30多篇；《外语教育研究》上发表有10多篇；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胡壮麟先生的《系统功能语法概念》于1989年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语篇的衔接语连贯》；程琪龙的《系统功能语法导论》。论文集有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语言系统与功能》；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语篇·语境》；任绍鲁的《语言·系统·结构》等等。系统功能的基本概念的引进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胡壮麟为首，系统功能的语法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系统功能语法的语言观于方法论；对系统功能语篇研究理论进行实践和补充。
3.2语用学的研究
近年来，《外国语》在语用学发表文章达30多篇；《外语教学与研究》有10多篇；出版的专著主要有：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何兆熊的《新编语用学概要》。语用学在90年代最现风光，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最核心的科目，其研究有三个特点：（1）在继续引导外国的方法的同时，通过对语言具体事实提出修正何补充。例如：何自然的《国外语言学的研究》。（2）对语用学的内涵进行了新的开拓。比如何自然的《语用模糊》、《情态动词的语用分析》由卫国的《现在完成时的语用含义》。（3）从翻番而论转入专题研究。把汉语与外语的研究联系起来。例如刘绍忠的《“清”字用法汉英对比》。
3.3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外国语》和《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共有10多篇；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特点主要表现在：（1）由宏观方法转入微观具体语言现象分析，例如：《委婉语社会语言研究》、《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2）从解释的社会学角度转向心理学语言运作的社会心理机制。例如：王德青的《社会心理语言学科性质语研究对象》和素定芳的《委婉语研究》。
3.4话语分析研究
《外国语》中有将近20多篇；《外语教学与研究》有10多篇。从80年代中期开始系统介绍西方话语分析基本概念与理论。90年代转入英汉对比分析。从话语口语转入语篇研究。近几年来，话语分析有交叉和重叠趋势。
4我国语言学研究的趋势
（1）研究对象看，由微观转入宏观，语言本身系统转向跨学科研究，出现交叉学科，如跨文化交际学、国情语言学；由结构研究转入功能和应用研究，由静态到动态，如描写构词句法规则到句法结构的不同功能；单个词的意义到单词在特定环境中的意义；由单一语言研究转向多语言的对比研究，如对比语言学，包括双语对比、多语对比，包括同族语对比、非同族语对比，即有语言自身的对比，也有语言与文化的对比，如跨文化交际学。（2）研究方法看，由单层次和单角度，静态研究转入多层次、多角度、动态研究。（3）研究目的看，目标不断从窄到广，从肤浅到深度；从描写转向解释Chomsky试图从大脑的遗传基因来解释语言的事实；从理论的探讨转向应用价值分析，如计算机的发展离不开语言学，语用学的分析应用到法庭审讯中等。（4）发展趋势看，语言学研究有三个：①侧重宏观语言学，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②着眼认知语言，语言与大脑关系；③鼓励用科学技术研究，如《对学者个人差异研究》。
参考文献
社会语言学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文化合流；阐释学；交往行为理论
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主要研究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与学习规律，是一门跨学科的理论。在语言获得的研究中，经历了从“教”到“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重心的转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教”放在主导地位，重视语言教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才开始受到应有的关注，第二语言的学习理论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假说。其中舒曼(Schu—mann)的“文化合流理论”是最具影响力的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理论之一，它享有与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假说、克拉申的“语言监控模式”假说、塞林格的“中介语”理论等着名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模式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与这些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不同，舒曼把“文化认同”作为第二语言获得的着力点，认为这一因素对第二语言的获得极其重要。文化合流的第二语言获得理论顺应了当前全球化的趋势，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为此，非常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这一理论。此外，由于文化合流是在心理语言学背景下诞生的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理因素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出发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本文从阐释学这一角度论述这一获得理论的合理性，并且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论述良好的交往环境能促进第二语言获得的研究。
一、对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与反思
舒曼在1978年提出了文化合流理论。文化合流是指一种逐渐适应新的文化的过程。这一模式的中心命题是：第二语言的获得是文化合流的一个方面，一个人能将自己的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多少决定了一个人获得第二语言的成败，也就是说，文化合流理论强调的是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学习者的学习愈成功，反之亦然。文化合流理论力图说明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对第二文化的认同感对于语言获得的关键作用。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也证明了如果学习者对于第二文化有崇拜感、亲近感和认同感，他就越容易获得第二语言。
自文化合流语言获得理论提出以来，尽管其实践效果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争议也是颇多的。例如，有的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驳斥了这一理论，认为其并没有说明第二语言规则是如何在大脑内部建立的，学习者综合各种语言信息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该理论未能进一步解释第二语言知识是怎样在“黑箱”中被内化和吸收的，即输入是怎样变成摄入的，然后又是怎样进入学习者现存的中介语系统而改变中介语知识结构的。诚然，文化合流理论缺乏对大脑的语言学习规则的深入的实证研究，但文化合流理论避开这一复杂心理现象的说明是有客观理由的。
心理学是植根于经验和假设的实证研究，尽管实证研究极其重要，但实证研究往往是带着某种先人为主的理论指导的研究，或以验证某种假设为目的的研究，不仅如此，其结果常常与理论并不相符或与假设并不相关，使研究陷入困境。例如，关于双语者的语言是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探讨，就遇到类似的困难。问题就在于实证研究是基于一些自以为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和假设”而操作的，而这些理论恰恰最值得反思。也许舒曼正是意识到用实证的方式来研究大脑的运行规则会有诸多的“未知”，毕竟这些关于人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规则是不可感的，即使是可感的，你也无法确认你的可感是否与他人相同。所以，对于文化合流是如何通过大脑的规则运行影响第二语言学习及学习者如何综合语言信息，舒曼并未作出任何阐述。他的这一做法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某些研究，尤其是关于大脑的心理学问题也许是无法从实证科学研究中得到确切的结果的，或许某些人文科学的问题如文化合流的问题，可以应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即寻求元理论性的问题得到深刻的揭示。
除此之外，与第二语言学习更为密切相关的是，有些学者指出它不适于课堂学习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一种强调学习者深入到第二国自然习得第二语言的模式，而非本国的课堂教学.不可否认，对于与第二语言文化的心理距离，当然是深入到第二语言学习的国家而能够更加的接近。但这种学习语言的条件并非所有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都能够实现，所以只能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尽量创设这一条件。许多课堂教学实践证明，文化的导入无疑比拒绝渗入任何第二语言文化去学习语言要有效的多，尽管没有深入第二语言国家学习语言有效。正像舒曼所指出的那样，心理距离决定了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功与否，只要是能够让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距离趋近，就能够有效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并非只能通过深入第二语言国家才能实现文化合流。为此，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课堂要尽量导入相关的文化因素，建构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让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第二语言具有良好的学习动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合流，更好地取得第二语言学习的效果。
可以看出，对于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其一，是针对文化合流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模式进行论证，人文科学的方法是否能够迎难而上?其二，文化合流理论的适用范围问题：如果没有条件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内学习语言，文化合流是否可能?其三，如果文化合流可能，如何才能加强文化合流，从而能更好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以下就这3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论述。
二、文化合流的元理论建构：阐释学视角
对于第一个争议的问题，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深层次问题似乎要轻松得多。因为语言和人文学科关系密切，语言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具有本源性的意义，一切人文学科的问题都要到语言里去寻求答案，反过来，人文学科又为研究语言提供方法。阐释学就是一门与语言联系紧密的学科。很多人认为阐释学与语言的联系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事，然而阐释学从来都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阐释学的演变尽管历史久远并数易其貌，但始终与语言相伴而行。施莱尔马赫曾指出，在阐释学中所预设的一切问题都是语言的问题。第二语言获得与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语言的理解是分不开的，研究它当然离不开阐释学。阐释学为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极强的元理论支撑。
首先，第二语言的获得离不开理解，因为理解的可能性为第二语言的获得提供了信心。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语言是思想符号，虽然语言存在差异，但是所有思想是一致的，理解还是可能的。到了中世纪，人们认为具有一种普遍的，独立于任何语言外壳的思维内核“精神语言”。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为了反驳怀疑论者皮罗的“一切都可以怀疑”的观点，提出至少“我活着，我存在，我理解”还是不能怀疑的。即使是现今，也不乏持这种观点的人，最为典型的就是着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这些观点为第二语言的获得、世界文化合流及人类的相互理解提供了理论上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阐释学是一种理解世界(把世界作为一个篇章进行理解)的理论。阐释学提出理解不是一种认识模式，也不是一种行动模式，而是此在的原始性的实在形式和根本活动，人的一生就是以理解这一方式生活的。所以说它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阐释学的原则对于人类的各个方面普遍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阐释学原则也适合于研究在第二语言获得中有什么样的理解活动发生以及如何促进这种理解活动。
阐释学认为，人是理解的动物，只要活着，就会拥有一定的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能力，缩小间距，即人具有去远、定位、去陌生化、把世界周围化的，从而把自己融入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去的能力。所谓“间距”，其本质是指理解者与对象之间的差异。如果没有差异，理解就成为不必要——差异产生理解。间距是一切理解的前提，因为间距的存在，理解才成为需要。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当中，间距主要表现为心理间距、语言间距、文化间距。从根本上说，这些间距的存在使第二语言的获得成为必要，但是同时也成为第二语言获得的障碍。从这一意义上说，第二语言获得也属于“在世之在”——人的理解活动的一种形式，为此，理解中所发生的一切基本活动，必然也发生在第二语言获得当中。
那么在第二语言的获得中，发生了什么样的理解活动，间距是如何被缩小的呢?正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常常是已经归属于特定的“传统”，因而被抛入到一定的成见之中。无论怎样的理解都总是以成见为立足点，都以成见开始。但是面向未来，我们一面筹划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一面以过去为现在的媒介，自觉地跨越间距，将过去的“真理要求”适用于现在的修正。这就是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即将过去的视野和现在的视野相融合，结合事件的真理会在更高的层次实现。视域融合对于经验是开放的，也说明理解是具有创造性的。通过这种视域融合，并不一定最终能够到达“绝对真理”。根据每一次的历史状况，自我理性的完结性会不断地被打破，这是理解的不尽源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接触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文化合流与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相伴相随，即使没有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同样也是可能的。理解作为此在的根本存在方式，不管学习者是否意识到，理解活动确实在发生；而第二语言初学者又必然是带着本国文化“成见”的人，所以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即理解过程中，本族文化是敞开的，第二语言文化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本国文化成见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形成新的“成见”，在新一轮的交流学习中充当理解的立脚点。此时的状况又会成为新一轮学习的源泉，即语言的基础。如此这般，视域融合不断发生，理解不断循环，即第二语言学习者以及所在国成员的成见都发生了改变。经过这样的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实现了本族文化和第二语言文化的合流。这是第二语言学习和获得的必然趋势，即使在课堂教学上，文化合流也不可避免。
可见，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文化合流理论的元理论问题得到深刻的剖析：第二语言学习同时是理解活动，在学习过程中，第一语言文化与第二语言文化不断发生视域融合，文化合流必然发生，为此，即使是非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也是可能的，这是第二语言学习的起点也是归宿。
三、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交往行为理论视角
如前所述，文化合流贯穿了整个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舒曼提出，文化合流程度的大小有赖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自身对第二语言文化归附动机的强弱，更详细地说，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第二语言越易获得。可见，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社会距离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心理因素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决定社会距离的各种社会因素可以影响学习者的动机、对目的语及其社团的态度、目的语输入的品质和数量以及总体学习环境的优劣。能带来“优质的”学习环境以及质和量均合乎要求的目的语输入的社会因素应具有以下特征“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互视社会平等，并均希望前者被后者同化；两社团自我封闭性小；学习者社团规模不大且缺乏凝聚性；两社团的文化冲突不大；两社团对彼此有好感；学习者社团打算在目的语地区长期居留。若上述各社会变量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如当学习者社团自视社会地位优越或低贱时，“劣质的”学习环境便会产生，从而对文化适应和语言获得构成障碍。
同时，舒曼特别提出，在第二语言的课堂教学中，心理因素的作用要强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主要是在社会距离难以确定，即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不构成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时才发挥作用。所以，在外语教育环境下，学习者不能与目的语社团直接接触，反映两社团关系的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的作用变得模糊，学习者个人对目的语及其文化的心理感受，即心理距离的作用可能变得更加突出。这时，如何帮助学习者克服语言和文化震惊，选择合适的学习动机，跨越语言自我的心理屏障便成为外语教育工作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自然习得第二语言也好，课堂学习第二语言也好，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是可以缩短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不良的心理因素的关键，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主观和客观上的优越条件，增进了文化合流，对第二语言的获得起着关键作用。
当代西方着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出，交往是以言语为媒介，通过对话即“话语民主”达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一致”的行为。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他把交往的最终目的归结为“理解”，他所说的“话语民主”的含义就是指人们展开自由、平等的辩论、对话、商讨并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同时，哈贝马斯认为，真理由共识构成，而共识是人们在没有内外压力和制约下的理想情境中通过交往达成的。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会追求一种平等而真诚的人际关系，对这种道德理想的追求先验地存在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对话必须是基于对话双方的平等、真诚，参与愿望和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表达清晰的基础上。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构建良好的第二语言学习环境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争辩(对话)双方必须具有沟通的真诚愿望，这是进一步争辩的立足点。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对相互文化的认同，希望互相借鉴交流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参与对话双方必须是平等、自由的，这样的对话才是民主的，才能真正进行下去。参与对话的双方必须能够相互抗衡，因此第二语言学习者应该团结一致，统一起来，让所在国成员与之对话成为需要。对话双方的表达必须是清晰的，如果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的文化相差太远，表达无法清晰顺畅进行，将为平等顺利对话带来障碍。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行为理论为如何促进文化合流提供了理论指导：建构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能有效缩短第二语言学习的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的不良心理因素，促进文化合流，进而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
四、结语
文化合流理论是一种顺应世界文化大合流时代的第二语言学习模式，它提出，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是学习第二语言的关键。它有着诸多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合理性，对第二语言获得的动力机制以及获得过程中的洋泾浜化现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为习得理论的深入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尽管如此，文化合流理论也不乏值得商榷的地方。
例如，“社会距离”缺乏客观的测量手段。因为文化合流理论没有规定一个可以衡量社会距离及各社会因素的可信尺度，围绕该理论所进行的实验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甚至互相矛盾。研究发现，社会距离与第二语言获得水平之间联系紧密，舒曼模式理论中所列出的社会因素中绝大部分与第二语言获得水平成负相关。按所起作用大小顺序排列，这些因素分别是：社团的态度、社会阶级、凝聚性、打算居留时限、第二语言社团规模、社团的封闭性、对地位的感觉。但也有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与舒曼的理论相互冲突。有的研究发现，在社会距离较大时，心理距离与高水平的获得相关，也有的研究发现社会距离与获得发展没有关系。可见由于没有一个可靠的标准，文化合流理论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效果检验就显得不够客观。
社会语言学论文篇6
摘 要：新世纪以来，我国语言学概论教材的编者在教材基本内容的编写上取得共识，秉承继承、发展与创新的理念，注重对语用与语言学交叉学科的积极引介，教材在框架、观点、编写形式上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内容庞杂，主次不明，重理论，轻方法，没有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关键词：语言学概论教材继承创新
一、引言
语言学概论（以下简称“语概”）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的必修课程，是普通语言学的入门课。作为研究全人类语言共性规律的一门课程，语概课程的任务是阐明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学生学习各门具体语言类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新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了大量的语概教材，这些教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具特色，总体上反映了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
本文选取了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2000年4月）、叶宝奎主编《语言学概论》（修订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申小龙主编《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修订本）（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黄智显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年）、伍铁平主编《普通语言学概要》（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胡晓研主编《语言学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韩宝育主编《语言学概论》（网络远程教育教材，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王红旗编著《语言学概论》（修改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彭泽润主编《语言理论》（第五版）（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刘富华，孙炜编著《语言学通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崔希亮主编《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叶蜚声、徐通锵主编，王洪君、李娟修订版《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邢福义、吴振国主编《语言学概论》（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张先亮、聂志平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8月）、张树铮主编《语言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岑运强主编《语言学概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等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18部语概教材。这些教材针对方方面面的学生和读者，既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学生，也有自考学生、电大学生，以及通过网络参加远程教育学习的学生。本文通过对上述教材从内容到形式等方面的比较，探讨目前我国语概教材编写的现状，总结已经取得的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以后的语概教材编写有所借鉴和助益。
二、编者对语概教材基本内容的编写取得共识
我国的语概教材总体上继承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注重对语言本体进行静态描写，注重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通过下表可以看出，18部教材基本都包括了以下内容：语言的性质、结构、功能、语音、词汇、语义、语法、文字、语言的发展变化等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核心内容。这18部教材中，有5部没有单列出词汇一章，而是将词汇部分的内容分别融入语义和语法一章，如将词义与句义相并列融入语义一章中，将构词法和变词法融入语法一章中的组合规则与聚合规则中。有2部教材的编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文字不是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是文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没有将文字部分列入教材。通过梳理可以看出，编者在教材总体内容的编写上基本达成了共识，语概教材要向学生呈现语言本体知识和核心理论，使学生了解语言系统的整体面貌特征。除此以外，不同教材编者还在教材中渗透了自己对有些问题的独特理解以及自己的某些研究成果。18部教材的主要内容比较见下表。
三、与时俱进，反映学科研究新动态
语概教材既要继承传统语言研究的成果，从而保持学科体系的稳定性，又要引进“活水”，反映学科研究的新动态，这样教材才能保持理论的鲜活性。新世纪以来语概教材的编者秉承与时俱进的编写理念，重视理论的鲜活度和理论的实际应用，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研究的新动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语用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20世纪30年代，美国哲学家莫里斯首先提出了“语用学”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和美国哲学家赛尔先后发表了“言语行为”理论，美国哲学家格赖斯提出了“合作原则”的理论。1977年出版于荷兰的《语用学杂志》确立了语用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的独立地位。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进西方的语用学理论，并将西方的理论与汉语特点的研究相结合，语用研究逐渐兴起。通过上表可以看出，18部教材中，有11部都单列语用一章，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教材主要从言语行为、言语过程、言语交际的原则以及语境对言语交际的影响等方面讲述语用学知识。进入新世纪以来，受国外语用研究的影响，我国语言学界在重视语言内部研究，静态研究、本体研究的基础上，逐渐从语言基本要素的研究扩展到语言运用和语言功能要素的研究，开始将目光转向语言的外部研究、动态研究与应用研究，语用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二）语言学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迅猛发展
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语言与人的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方面密切相关。语言学与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交叉学科日益发展的今天，语言学与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产生了很多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上述18部教材中有10部教材都分别介绍了语言学交叉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相关知识。具体包括：语言教学、语言习得、语言规划、语言康复、语言信息处理等语言学的应用学科以及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模糊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多种语言学交叉学科。在教材中积极引介语言学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充分体现了编者与时俱进，反映学科研究新动态以及重视理论应用的编写理念。
四、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
上述18部教材在传统语概教材编写的基础上，各具特色，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或是框架的创新，或是观点的创新，或是编写形式的创新。
（一）框架的创新
岑运强主编《语言学概论》在继承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创新与突破，对索绪尔提出但没有研究的言语的语言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语言研究与言语研究相结合，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构成了贯穿整部教材的框架。教材在第二章（语音）、第三章（语义）、第四章（词汇）中将言语的声音、言语的意义、言语的词汇与语言的声音、语言的意义、语言的词汇相并举进行研究，体现了语言研究与言语研究的结合；将一般教材中所论及的语言系统（包括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等子系统）的发展变化融合在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等各章节知识之中进行阐述，体现了语言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有机融合。另外教材总论部分对语言学发展历史的介绍以及结尾对当代语言学交叉学科的介绍，这种编写框架突出体现了编者“力争将语言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静态与动态，单一与交叉，理论与运用等方面和谐统一的编写理念。”②
（二）观点的创新
上述18部教材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体现了编者各自新的、比较成熟的观点。
伍铁平主编《语言学概论》在吸收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语言机制”的理论。该教材指出：人类的语言之所以能够巧妙地为人类的交际服务，源自人类使用语言的几种机制：预设机制、排除机制、补偿机制、多余机制、类推机制、对称机制和经济机制，这些预设充分地说明了人类使用语言的灵活性和巧妙性③。韩宝育主编《语言学概论》论及语言的形成过程，对荀子的“约定俗成”论进行了现代阐释：指出语音与语义的结合是在具体的交际环境与交际过程中完成的，如果某种人声跟某个具体的行为和环境联系的时间足够长，对应的频率足够高，这里便蕴藏了语言产生的契机，前者便是语言的语音部分，后者便是语言的意义部分。④叶蜚声、徐通锵主编，王洪君、李娟修订版《语言学纲要》将语言看做开放的动态系统，对语言与外界经验世界的关系、语言与语言使用者的关系、句法语义范畴以及语用范畴方面等进行了新的阐释。教材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现实现象分为心理现实和客观现实，心理现实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语言符号是对心理现实的指称。⑤张先亮、聂志平主编《语言学概论》对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提出质疑，编者认为：任意性是符号的根本属性，是任何一种符号都具备的属性，不是语言符号所特有的属性，语言符号的性质应该是指语言符号特有的区别于其他符号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以语音形式为能指，线条性、多义性、历史传承性和层级性等方面⑥，这样的表述更严谨和科学。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理论》倡导词式书写的理念，整部教材从拼音的标注到文字的编排格式，都采用了分词书写的形式，这是对传统汉字书写形式的一次大胆改革。刘富华主编《语言学通论》针对语言符号的性质提出了交缘性。所谓交缘性是指语言同三个世界（自然界、社会以及思维中的世界）之间的一种交叉联系。该教材指出：语言是自然界的产物，语言与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共同发展，语言的实体有一定的物质形式，但语言不是物质，语言与精神、意识有关，但语言不是精神也不是意识。⑦
（三）编写形式的创新
以往的语概教材以理论阐释与介绍为主，语言表达抽象而富有逻辑性，体现了语言学概论理论性与抽象性的课程性质，很多教材所选的语料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距离感。综观新世纪出版的诸多语概教材，在编写形式上进行不断改进和创新，注意结合日常的生活语言来阐释语言理论，注重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的语言意识，积极引导学生运用语言理论分析语言现象，形式的创新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语言通俗，语料生动活泼
上述18部教材的语言总体上都比较通俗浅近，在理论阐述之后，往往结合生活中鲜活典型的语料来帮助学生进一步深入理解。张先亮、聂志平主编《语言学概论》教材在讲述语言符号的约定性时列举了著名艺术家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儿”，通过这个例子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相同的能指可以约定不同的所指，两种不同的约定形成歧解，令人捧腹。王红旗主编《语言学概论》教材在阐释语言和言语关系时指出语言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但是个人的言语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和认可就成为语言。编者举了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中的一句歌词：“投入地笑一次，忘了自己”。这里的“投入”本为动词，但是在这句歌词中被词作者活用为形容词，随着电视剧的走红，歌词也被大众所熟知并接受，“投入”这个词也因此具有了形容词的用法，由个人言语进入社会语言。⑧总之，教材中生动活泼的语料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语言理论的兴趣。
2.课后习题灵活多样
上述18部教材中大多数在正文之后都配有课外习题，还有的专门编写课外《学习指导》（如王洪君、李娟修订版《语言学纲要》）。上述教材在习题的设置上形式更加多样，这些习题中既有对基础知识的识记，也有对理论问题的思考，还有对基本理论的灵活运用。突出了对语言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能力的考察。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和黄智显主编《语言学概论》密切结合生活中鲜活的语言现象，灵活设计练习题，注重引导学生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生活中实际的语言现象的能力。气象谚语有“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请从符号的角度，分析“月晕”与“风”，“础润”与“雨”的关系。⑨语言符号有哪些特点？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叫“狗”为“猫”，秦朝赵高指鹿为马，但结果鹿还是“鹿”，马还是“马”，这是什么原因？⑩彭泽润主编《语言学概论》教材，在附录部分设计了思考练习举例、考试题目举例、毕业论文写作入门知识、毕业论文题目举例等内容，对于学生的课外学习，考试复习，毕业论文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编排体例更趋科学合理
上述18部教材，基本都在章节之后或书后列有
参考文献，有利于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启发学生思维，深化课堂所讲内容。韩宝育主编《语言学概论》教材设计了课前学习提示，课后学习小结，课后扩展阅读小卡片，非常有助于学生自学。申小龙主编《语言学纲要》、彭泽润主编《语言理论》、岑运强主编《语言学概论》等教材在章节前面引用了名言或警句，这种设计一方面有助于学生把握章节的主旨和大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教材浓厚的人文情怀和文化气息。
五、问题与政策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国内语概教材在继承以往教材总体框架与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静心思考，发现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庞杂，主次不明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不同高校语概课程的学时安排大致分别为：32、48、54、56学时，平均为47学时左右。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使学生掌握语言学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并形成对语言学学科体系的整体认知，从而提高教学效率，教材内容的取舍以及主次安排是教材编者必须慎重考虑的重要方面。目前有些语概教材的编者为了体现教材内容的丰富性和个人的创新性，除了介绍语言学学科知识体系中传统的成熟的理论和观点之外，还大量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又加入编者自己的一些新的见解，这样方方面面的内容都涉及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教材越编越厚，如有的教材花大量篇幅阐述中外语言学史的内容，有的教材花大量篇幅介绍近几年新兴的语言学的交叉学科与应用学科，有的教材花大量篇幅阐述编者个人有新意的但是并没有被学界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教材内容庞杂，主次不明，给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讲，了解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以及当今语言学发展的新动向，对于学生了解语言学学科的发展脉络，掌握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应用确实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教材编者一定要注意取舍，注意内容的主次，切不可面面俱到，切不可喧宾夺主。如果教材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可以考虑设置必讲内容和选讲内容或设置前文（核心内容）和后文（扩展内容），这样既体现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又能做到主次分明，课内与课外相结合，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教学效果会更好一些。
（二）重理论，轻方法
语概课程的任务是阐明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学生学习各门具体的语言类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也为学生以后学习其他语言理论课程打下基础。因此语概教材的编写不但要包含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同时也要交给学生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通过阅读可以发现，不同语概教材中提及的语言研究方法有多种，如分布分析法、替换分析法、变换分析法、中心词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义素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法、历史比较法、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语言事实材料统计方法等等。这些方法往往以或隐或显的方式穿插在各章的教学内容之中，目前的语概教材缺乏对这些语言研究方法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和归纳，有重理论而轻方法的倾向。这样的结果是学生学了理论，不知如何去运用这些理论分析语言事实。梳理归纳方法的过程也就是贯通理论内容的一个过程，建议以后的语概教材编写，应将语言研究方法与语言理论并重，适当加强对语言研究方法的介绍，这样可以对于学生将语言理论直接应用于语言实践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教材毕竟不同于专著，教材编写要充分考虑学科体系的稳定性，个人观点如果没有被学界所普遍接受，就不宜轻易编入教材中，这体现了教材编写的继承性。另一方面，教材编写应与学术发展同步，积极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保持教材理论的鲜活度，这体现了教材编写的创新性。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教材编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目前的语概教材编写中，一方面存在着长期炒冷饭，滞后学术发展的弊病，浙江师范大学池昌海教授曾撰文指出，当前学界在语音、词汇、语法、历史语言学、话语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等领域收获颇多，但是教材对于这些方面的吸收较慢，教材中有的内容甚至在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几十年前的面貌?。另一方面，有些语概教材的编者为了一味求新求异，以突出教材的特色而将自己或他人的没有被学界所公认的观点写入教材，这样会影响学生学习的信度和效度。因此，教材的编者一定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稳中求变，切忌盲目求新。
六、结语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我国语概教材的编者在教材基本内容的编写上取得共识，秉承与时俱进，继承、发展与创新的理念，注重对语用与语言学交叉学科的积极引介，教材在框架、观点及编写形式上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教材编写应注意内容安排的主次与取舍，应适当加强方法的引介，应进一步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希望本文的探讨对今后语概教材的编写有所助益。
注释：
①本文为第三届语言理论与教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苏州，2013）提交的会议论文。
②岑运强《语言学概论教学再探——谈语概教材的编写》，福建外语，1997年第1期，第11～18页。
③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47页。
④韩宝育《语言学概论》，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201页。
⑤叶蜚声、徐通锵主编《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23页。
⑥张先亮、聂志平《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8月，第47页。
⑦刘富华，孙炜《语言学概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39页。
⑧王红旗《语言学概论》（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5页。
⑨李宇明《语言学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第9页。
⑩黄智显《语言学概论》，中央广播大学教材，2005年10月，第38页。
?池昌海《框架、概念和关联——“语言学概论”类教材略谈》，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9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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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学论文篇7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1926，1986）及其同事就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尽管该理论以“社会文化”命名，但是它不是探讨关于人类生存中社会或文化的因素，而是把社会和文化看作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发展融入了一定的文化、历史和风俗习惯背景，知识的建构过程是社会和文化知识在起作用［1］。经过很长时间后，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们开始注意并研究将该理论运用于心理学、教育学、应用语言学等学科中。同样，在二语习得研究中，JamesLantolf与同事Steventhorne（2006）合写了第一部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研究二语习得的学术著作《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成为二语习得研究中的一种独特和新颖的视角。语用习得研究是二语习得与语用学领域的跨面研究，在二语习得领域起步较晚，在语用学领域被称为语际语用学，又译中介语语用学（interlan－guagepragmatics）。它主要研究第二语言学习者是怎样获得语用能力的，即，怎样用目标语做事和交际的能力，因此，也被称为语用能力习得（acquisi－tionofpragmaticcompetence），简称语用习得。语用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成分之一，是外语或二语学习者最难掌握的语言能力（见Kasper＆Roever，2005：317）［2］。本文期望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四个核心理念构建一个适合语用习得研究的理论模式。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比较少见。本文首先综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以及语用习得的研究状况，然后从中找出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的契合点，尝试建立一个理论模式，以便在语言实践中可以更有效地操作，从而达到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式进行验证的目的。
二、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领域、语用习得的研究动态
早在20世纪80和90年代James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开始致力于将Vygotsky的理论引入二语习得领域。2000年Lantolf编辑了第一本关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探讨论文集，着重讨论社会文化理论与互动论、输出假设以及交际教学法的区别。如，ohta使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探讨二语语法的习得，从而重新思考互动论；Swain通过对话教学讨论中介的作用，并比较输出假设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与poehner又编辑出版了专门论文集，以实证研究报告为主题，重点报告了社会文化理论中的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听说写及评估方面的实际运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语听力的动态评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戏剧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二语课堂中的运用以及mahn的使用对话式教学教二语写作等［4］。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有一些理论层面探讨和介绍的论文，如，马俊波（2008）从社会文化视角讨论二语习得研究［5］；韩亚文（2009）讨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启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语习得领域的认知派和社会派两大阵营的争论，肯定了社会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则把社会文化理论称为“新维果茨基派”，是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兴起［8］；贾冠杰（2010）讨论二语习得社会文化论大家庭中的新成员“活动论”，认为活动论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强调学习者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种近几年来刚刚引起我国部分学者重视的二语习得理论［9］。尹洪山（2011）由社会文化理论分析了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10］。实证研究主要探讨支架概念和最近发展区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如，彭元玲（2008）［11］，贾光茂、方宗祥（2009）［12］等。关于中介理论、活动理论和内化理论的探讨，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比较少，如，高艳（2008）［13］，张剑锋、李雪飞（2009）［14］，朱静静（2008）［1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能力的习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语用习得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研究者对们主要关注语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干预使学习者获得语用能力（Kasper＆Rose，2002：237）［16］。国外研究者在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理论背景、学习目标语、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已证明语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论依据是认知理论，特别运用于对“注意假设”的验证，成果主要发表在Rose＆Kasper（2001）［17］主编的论文集中，其他可见Fukuya＆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pearson（2005）［20］等。国内语用习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绍和总结层面，如，戴炜栋、陈莉萍（2005）［21］分析了语用能力、语法能力以及它们的发展与学习生活环境的关系；刘润清、刘思（2005）［22］对语用习得的认知特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对语用能力的可教性进行了文献评述［23］；毛眺源（2009）语用习得研究理论进行了评述［24］；还有少量相关语用习得的实证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纪初，除了认知理论外，语用习得的理论框架又引入三种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其中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路径已引起语用习得研究者的关注，Kasper＆Rose（2002）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如支架概念，还有语言社交化理论也是语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潜力的理论依据。在语用能力的观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学干预中几乎没有使用。ohta（2005）［27］建议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来研究教学中教授语用能力的教学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帮助与学生和学生的相互帮助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来分析和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三、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结合的理论模式
根据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2006），社会文化理论核心由四个部分组成：调节论（又译为中介）（mediation）、内化论（internalization）、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最近发展区理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调节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指人类意识或大脑的活动是由文化构建的辅助工具来调节的，这种调节作用是社会关联、社会合作和集体行为以及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系统，主要包括物体调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调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体调节，如图表、电脑等，以及他人调节，如教师或同学的指点，可称为明示调节（explicitmediation）；而自我调节是暗示调节（implicit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thorne，2006；Lantolf＆poeh－ner，2008）。语言是最基本的调节工具，社会言语（socialspeech）、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speech）、私语（privatespeech）、内在言语（inner－speech）和手势语（gesture）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必要工具，其中内在言语、私语和手势语的运用是二语学习中的重要调节方式（牛瑞英，2007）。内化论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是生物因素（内因）和社会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人类把社会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对大脑自然发展的控制结果，是最终形成内化的结果（Lantolf＆thorne，2006）。在语言学习中，当学习者还不能完全掌握目标语时，往往会依靠个体话语，如自言自语、自我重复或模仿他人话语以得到自练的目的；当学习者完全掌握目标语时，个体话语会自动消失，内化为内在语言，成为学习者语言体系的一部分，这表明内化的个体话语已经外化为社会话语，说明学习者对语言已经习得了。
活动理论中的“活动”是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行为和认知的概念工具，是一种能够区别于理论分析的实践活动，即社会环境中的集体互动、交流合作等实践活动；它可以解释人类发展的过程（Lantolf＆thorne，2006）。活动是联系外部社会和内部个体发展的纽带，它包括活动的主体、目标和动机、达到目标的行动以及行动的操作手段。活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Vygotsky的文化调节理论过渡到Leontiev的活动调节论，最后发展到engestrom的集体活动系统，经历了个体活动到集体活动的发展。最近发展区指“两个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最近发展区就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在成人的帮助下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Lantolf＆thorne，2006：266）”。要缩短这样的差距可以依靠他人的帮助。在二语学习中，不同语言水平的合作者可以相互提高语言学习能力，比如，老师和学生、讲母语者和外语学习者、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学生的合作学习会有助于相互的外语学习；相同语言水平者的合作也有助于他们的学习；甚至低水平者可以为高水平者提供有益的帮助。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在吸收、发展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支架教学理论，由此孕育而生支架教学模式（彭元玲，2008）。它是以学习者当前发展水平为基础，与他人构建一种互动和合作的关系，如，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支架关系，使学习者像盖房子一样逐步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最终达到从合作学习到独立学习，并把知识内化到学习者个体的大脑中的目的。
根据社会文化理论的以上四个核心理论的理念，本文构建了将他们融入语用习得的理论模式，即社会文化理论的语用习得模式，由三个模块组成：首先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理念”，语用习得过程是一种活动，是社会环境和个体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他可以是个体活动，也可以是集体活动，活动理论的理念构建了语用习得过程的首要阶段，即过程的设计必须融入个体和集体活动的任务或内容。其次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形式”，活动过程可以由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的具体过程来体现，如调节论中的自我调节可以是个体活动，他人调节是集体活动，可以是教师和学生间的互动，这也正是最近发展区理论的精髓，具体理论为支架理论；同时物体调节也是活动重要形式，如网络、通讯等现代高科技的媒体作为调节学习者学习的重要手段。最后，语用习得的“内化”，语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将所习得的语用知识内化，即内置于大脑中储存，供学习者随时提取，此内化过程是第一和第二模块的终极过程，同时该过程也可回溯到“活动理念”和“活动形式”模块。三个模块在整个模式中是循环的，同时社会文化理论的四个核心理论在整个教学过程又是相辅相成的，如图示意：为进一步体现以上理论模式，本文尝试设计了实施该模式的具体教学形式。第一和第三模块主要是理念的形成，所以该教学形式主要是第二模块的具体操作过程。整个教学过程分为课内和课后两个阶段。适用课型可以是精读或泛读课，也可以是听力或口语课，学习的目标内容为语用知识。
课内阶段的任务设计主要以调节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如，词汇讲解和词汇练习，首先让学生模仿所学词汇在课文中表达，然后让学生在互动中使用刚学会的词汇造句和做口头作文，达到内化所学词汇的目的。整个学习过程是个人、他人和物体调节的综合体，也是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的具体表现。课后阶段以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为主要依据。如，课后引导学生阅读有关语用知识材料，根据“支架”理论，按照学生的水平搭配学习小组，一起讨论所读材料，并相互强化所学知识。评估采用动态评估方式，课内和课后都需要评估以检测学生的学习状况。着重考察学生所取得的进步，以最近发展区和调节论为依据。见下表所示：
社会语言学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语码转换，(双)多语，研究意义与方法
一、语码转换的研究意义
1、语码转换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民族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出现了双语或多语现象。掌握双语或多语的人被称为双语人或多语人。严学宭认为，世界上大约有二分之一的人是双语人或多语人。wardhaugh也认为只掌握一种语言变体的情况极为罕见。双语或多语现象的研究表明，如果要更好地理解那些影响并指导我们语言行为的社会、心理及纯语言的因素，就必须联系社会语境来研究语言，并且使我们有机会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真正跨学科的研究课题。在多语社会生活中，通常都面临着选何种语码最为得体的问题。人们会根据不同的交际环境选择适当的语言，必要时还进行转换，甚至混合使用两种语码。因此语码转换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也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2、语言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而语码转换是多语共存的必然表现，是促进语言社会和谐的重要形式和动力因素。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工具。多语言、多方言是国家宝贵的经济文化资源,多语言多方言的共存共荣是语言和谐的追求。高林波等指出，构建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就是在语言文字社会应用中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同时容纳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汉语方言,容纳多种民族文字和多种汉字字形,和谐共处,使得社会语言生活呈现主体化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共同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江结宝指出(双)多语，和谐语言将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营造团结友爱的社会氛围，提供科学诚实的语言信息，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精神的文明，最终推动社会的和谐。语言和谐与否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之一，社会中的语言如果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就失去了基石。语码转换是多语共存的必然表现，是促进语言社会和谐的重要形式和动力因素。结合语言和谐研究多语地区的语码转换，是语码转换研究的新视角。
3、国内外关于语码转换的研究需要完善。按照社会语言学的定义，语码转换是指在双语（包括多语或多方言）社会人们在交谈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使用一种语言（或方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或方言）的现象。国外的研究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句法学与绘画分析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竞争性的理论和模式，如Gumperz和Blom最早区别了情景语码转换和喻意型语码转换；poplack区分了句间语码转换、句内语码转换和附加语码转换；auer提出了与语篇相关的语码转换和与交际者相关的语码转换；Scotton提出了标记理论；Giles和Smith提出了言语顺应理论。国内的研究从视角上几乎触及西方同类研究的所有方面，其中社会语言学方向的研究成果最多，如祝畹瑾、王润经的《家庭谈话语码转换剖析》（1997）、高军、戴炜华的《语码转换和社会语言学因素》（2000）等等；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有综述、专题介绍评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四种类型。国外关于稳定的多语社群各语言或方言间的语码转换研究十分罕见，得出的理论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尚未可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许多研究采用的语料数量和类型还不够多，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更是稀少。而国内的研究方法比较简单，更多地采用定性的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是验证国外理论的适用性，较少进行应用性或创造性的探索；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人员较少；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领域的研究缺少与外语界的沟通；研究视角狭窄，对语码转换的社会功能研究缺乏实证性。基于国内外现有成果，选取多语地区为对象，对语码转换现象进行拓展性研究，突破参与语码转换语言类型的局限性，立足本土，丰富语料内容，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做出创造性的发现，完善语码转换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4、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语码转换可看作是操双语或多语者的社会语言工具，常被视作协商人际关系的策略，起着重要的交际作用(双)多语，具有社会语用功能。本课题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Scotton的标记理论与Giles和Smith的言语顺应理论。标记理论认为语码代表着一组组权利和义务，会话是一个双方商议“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过程。语码选择既是手段又是标志。语码转换主要有两个交际目的，进行无标记选择和有标记选择。无标记选择是指在惯例语境下交际双方按预期的权利和与义务关系使用无标记语码。有标记选择指说话者转变到一种不能代表双方预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语码。有标记选择意味着改变双方预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改变双方的社会距离。言语顺应理论一方面力图解释为什么一个群体的成员在某种情况下尽力使他们说的话更像另一个群体。这就是言语会聚。这时说话者调整自己的语码，以求更接近对方使用的语码，目的是赞同或讨好谈话对象。结合实际对前人的研究理论作适当的修正和补充，这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模式是一种尝试。
二、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坚持以田野调查为主,搜集文献材料为辅。课题成员都亲自到民族杂居地区记录并在当地分析整理语言使用情况及语言态度等材料，以系统论的观点来研究语码转换，强调从语言接触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中归纳民族杂居地区语言生活的规律。
2、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通过语言态度问卷调查、配对伪装测试、句子判断调查、个别访谈和参与者观察等方法，了解多民族杂居地区人们对所使用语言的态度以及他们对语码转换的态度，强调深入的、微观的调查研究，围绕个案搜集、分析语言材料，以此作为语料分析的依据。
3、建立语料库，对语码转换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变量的研究。使用计量研究,包括使用人口数量、混合词数量统计、语用统计等。统计工具包括SpSS数据统计软件包等，数据分析方法有描述性统计、频数统计、方差分析和配对样本等，统计结果以柱状图、线状图、饼状图、交叉列表等形式体现出来，注重从共时差异分析语码转换中对构建语言和谐有利的规律和特征。
参考文献：
[1]wardhaughR.anintroductiontosociolinguistics[m].3rded.oxford:BlackwellpublishersLtd.,1998.
社会语言学论文篇9
一、结构主义的概念
(一)结构的含义
结构主义从一种语言学理论演变成一股社会思潮，席卷了全世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研究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论。社会思潮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在某一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对社会生活具有某种程度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它对社会的发展起着特殊作用。要了解结构主义，首先得从“结构”这一概念人手。科学上所用的“结构”一词，指的是事物的构成方式。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同成分组成一个整体，都具有某种结构。分析一个事物的结构，有助于发现事物内部固有的规律，所以科学研究常常使用“结构”这一概念。其实，结构主义思潮或方法论中的“结构”起源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一个语言学基本概念“系统”。索绪尔提出的“系统”概念就是语言学家们公认的结构，它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新时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时代，同时也开创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时代。
(二)结构主义的特征
人们常说，要规定结构主义的特征是很困难的，因为结构主义的形式繁多，没有一个公分母，而且大家说到的种种“结构”，所获得的涵义越来越不同。不过，如果把在当代各种科学中和越来越时髦的流行讨论中的结构主义所具有的不同涵义加以比较，似乎还是有可能来做一次综合的尝试的。虽然结构主义者们在许多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有不少共同特征。(1)把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简化为类似语言的符号系统。结构主义者们一般都认为，所有社会现象在形式上都和语言相似，都应该用语言学中的方法原则和概念去进行研究并发现其结构。(2)把一切还原为二元对立。结构主义者们相信，结构是由一个系统内部各因素间的关系构成的；深层结构不可见，但组成结构的关系却是可见的；深层结构投射在事物上表现出来的关系就是二元对立关系。(3)用模式接近结构。对于结构主义者而言，事物的结构，即事物的整体及其内在联系，是以人的理智建立的模式去接近、去理解的。这不同于人们常用的由感性到理性、由实践到理论的认知方式。(4)强调结构的整体性，认定整体优先部分。结构系统中的“关系”决定各成分的性质和作用。(5)强调共时态重于历时态。(6)把社会历史的中心从“个人”或“自我”转移到“结构”上来，即采用“主体移心化”。
二、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起源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思潮的开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索绪尔不仅在为历史语言学的探索和传播作贡献，而且在酝酿着一整套新的语言理论，这就是后来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的理论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与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思潮有着密切联系的，尤其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是分不开的。当时有三位学者对索绪尔理论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
第一位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德克海姆。他创建了一套新的理论，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他给“社会事实”下了定义，把它看作是特质的东西，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性质相同。他认为：(1)社会事实是一种行为，不论其是否有固定性质，它对每个人都有外部约束力；(2)社会事实就是集体心智中的思想；(3)社会事实不受历史发展阶段所限制。德克海姆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索绪尔的语言观。语言也是一种社会事实、一种行为。语言行为也有外部制约，那就是一种抽象的语言系统。这种系统同一切社会惯例一样，是一切成员同意遵守的，约定俗成的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语言可以不受历史发展因素的限制，而独立地描写和分析。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自始至终体现了这些基本原则。
第二位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认为人的行为都受到一定规范系统所制约。社会的规范在于“集体心智”，语言行为的规范在于语言规则，心理上的规范在于心理组织的机能。这些规范系统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作用于人的行为之中。语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一个人从不预先考虑自己的语言知识，但他与人交流时，无不受到语言规则的制约。
第三位是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惠特尼关于语言的“符号性”、“惯例性”、“任意性”、“可变性”等概念，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些的章节中都有体现。索绪尔还肯定了惠特尼对欧洲语言学的影响。他在书中说：“(对欧洲语言学)发出第一次冲击的是《语言的生命和成长》的作者、美国学者惠特尼。”惠特尼对语言学的贡献虽然很大，但是他对语言学的许多问题没有深入研究下去。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系统”的观念，但从未使用今天意义上的“结构”一词。但是结构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书中解释得十分清楚：“整体的价值决定于它的部分，部分的价值决定于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结构主义者的“结构”就是索绪尔的“系统”。结构主义语言学有着严密的方法论，他的发展和传播，启发和影响了其它许多学科。于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大量术语涌入其他学科，其分析方法也渗透到其他领域。这样，结构主义从一种语言学理论演变成了一股对社会科学各学科几乎都产生影响的社会思潮，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和全社会的重视。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结构主义起源于语言学，所以它对语言学的影响是最早、最深刻的。索绪尔关于语言“系统”的学说导致了欧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三大流派：以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等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以叶姆斯列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论文联盟派、以布龙菲尔德等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布拉格学派以音位研究著称。他们继承并发展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系统的观点，其结构一功能语言观就是在索绪尔语言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提出，语言是多功能的结构体系，由多个相互依存的次系统构成。他们建立了音位学说，提出了“语言联盟”的理论和“句子的实际切分”的学说。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布逊认为，对语言系统中的各种成分不能孤立地去研究，而应该明确它们之间共存的关系；要想正确理解语言的演化，就得把它看成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演化。布拉格学派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诸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其突出贡献是创建了音位学。
哥本哈根学派以语言结构关系的研究及这种研究的数学性质而著称。他们接受了索绪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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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2)语言符号是由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所构成的综合体。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叶姆斯列夫把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构成的综合体称为“符号依存关系”，把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称为“依存单位(functives)”。他主张区分语言形式平面和内容平面，两者又都区分为形式和实体，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形式平面和内容平面的关系。哥本哈根学派一般采用假设、演绎的研究方法。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又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理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注重口语和共时描写；注重语言形式分析，回避语义问题；在语言结构分析中主要运用分布和替代的方法；创造了语言结构分析的直接成分分析法。这个学派的先驱者是博厄斯(也译鲍阿斯)及其学生萨丕尔，主要代表是布龙菲尔德，之后是海里斯和霍凯特。布龙菲尔德在其著作《语言论》中制定了语言结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海里斯在《结构语言学的方法》这部著作中规定了语言结构分析的任务及基本程序。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特点是注重语言结构形式的描写和分析。
(三)索绪尔对语言学的贡献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尽管语言学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有所转移，但索绪尔的理论始终是现代语言学的基石。索绪尔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不仅为现代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而且还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许多学科提供了方法论。索绪尔对结构主义的最大贡献，不在于他关于语言学问题中的一些具体细节，而在于他提出来的一系列思想原则。索绪尔最重要的结构主义原则有四点。
其一，语言是一种社会系统。索绪尔认为，人类的语言现象应分为“言语”和“语言”。前者是指人们平常表达交流思想的话语活动。它属于个人，是具体的、暂时的。后者是指在个人的说话活动之外、互相关联而又有条理的语法关系总体。它属于社会，是抽象的。语言是强加给某个社会中所有个人的一套规则。索绪尔把它称做“一种社会系统”。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应该是作为社会系统而存在的语言。结构主义后来把一切社会现象，文化现象都看作索绪尔所说的这样的语言系统。
其二，语言的结构是共时的。索绪尔区分了共时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他认为语言研究的真正对象不是其历史变化，而是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在一定时间内的相互作用，只有共时性的研究才能揭示语言的结构。索绪尔的共时研究原则成了结构主义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三，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索绪尔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是把特定的声音印象和特定的概念连结在一起。每个符号由“能指”(声音印象)和“所指”(概念)所组成。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的主要问题就是符号问题；人类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是符号学的“总模型”，而且人类的其他活动也是符号系统。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理论和符号学的一些原则后来全部为结构主义所接受和运用。
其四，语言是由各成分之间关系组成的结构系统。索绪尔指出，语言的发展固然和民族、政治制度、地理环境等外在条件有关，但语言这个系统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固有秩序。这种秩序是由语言系统内部各成分之间的对比关系构成的，离开这些外在条件，语言系统仍能独立存在。索绪尔把语言系统比作下国际象棋时各棋之间的规则系统，虽然棋子可用各种材料做成，但其规则系统总是不变的。索绪尔没有使用“结构”一词，他提出的系统的内在固有秩序的看法，就相当于“结构”概念。
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演变和影响
结构主义从一种语言学理论演变成一股社会思潮产生的影响极为广泛，它波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如哲学、文艺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等。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能产生如此巨大影响，主要应归功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文化史学家富科，文学评论家巴特尔，教育家阿尔都塞等一批法国知名学者。他们的著作大多数都采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从而使结构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法国盛行起来，随后扩展到西欧和美洲。在法国以外最著名结构主义学者应该是瑞论文联盟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他的著作《结构主义》促进了结构主义思潮在欧洲的传播。虽然结构主义的生命期并不长久，但是直到今天，没有一位研究者能够忽略结构主义在世界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历史作用。
(一)哲学中的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对西方哲学有着很大的影响，其最主要表现为“反历史主义”。历史主义是一种研究社会历史的观点和方法，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基础，主张人类社会是一个有规律的历史发展过程，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而结构主义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时却把社会和社会历史分割开来，因而是反历史主义的。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结构主义就是反历史主义。
结构主义认为，结构只是由现存的各种关系所决定，与历史无关；人们认识社会也就是认识社会的结构；社会生活的本质是没有历史的，因而只要发现了某一类社会现象的结构，就可以把它应用到古往今来的一切同类社会现象上去。结构主义坚持把结构看作是人的无意识产物。无论在古代和现代，无意识活动都具有同样形式，不受人所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的影响，无意识活动产生的结构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社会重新出现。因而，结构是静止的、永恒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试图用他通过结构主义方法研究原始社会的各种现象所得出的结构或模式去解释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他的研究在哲学上是典型的反历史主义的表现。在社会历史观上，结构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对立的。
(二)文艺学中的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的浪潮也波及到文艺学，导致了结构主义文艺学。结构主义文艺学就是以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当时或历史进程中的文艺现象进行批评或评论。结构主义文艺学认为，文学、艺术是独立的社会现象。文艺批评应该是纯文艺的批评，不是社会学的批评。结构主义文艺批评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注重作品的艺术形式。第二、把一部作品看成是一个系统，然后把系统切分为若干子系统，最后切分为系统的最小的构成成分——元素，而系统就是由元素构造起来的。这种观点是受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符号系统的启发而建立起来的。概括地说，结构主义文艺学是研究作品的结构形式的。具体地说，它研究作品的体式、格局和风格。结构主义文艺学最杰出的两位代表是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列维·斯特劳斯和叙事文学评论家罗兰·巴尔特。
文艺评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本体论的文本派所代表的就是结构主义文艺学。文本派把文学作品本体称为文本，认为文本是文学批评或评论的唯一对象。这一学派与结构主义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它所运用的释义学是结构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或结构主义哲学的变体。
(三)心理学中的结构主义
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心理学领域产生了两大学派：一个是20世纪30－40年代产生的“格式塔”心理学；另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发生认识论”心理学。转贴于论文联盟
格式塔心理学，也称完形心理学。而格式塔学派认为，人的知觉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点的联想构成的，人的知觉是一个整体或结构。“格式塔”结构主义者们就是要找出一些他们可以认为是“纯粹”的结构来。“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就是整体性观念。这种整体性观念实际上与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念是相吻合的。格式塔心理学不仅认为知觉有整体性，而且这个整体是在运动中形成的。格式塔心理学有三个代表人物：伟特海默、比勒、科夫卡。伟特海默认为思维和理解来自结构的重组和创新，整体结构的动态属性是心理现象的本质。比勒认为一切现象经验都是有意义的整体。科夫卡提出了整体知觉理论。
发生认识论心理学是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创立的。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主要解释在历史的和个人生活的过程中，人的认识是怎样发生的，知识如何随时间而变化和发展。皮亚杰认为，认识是通过主体的认知结构与客观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而实现的。他在结构主义的刺激→反应(s→r)的公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公式s(at)r，即客体的刺激s同化于(a)认知结构(t)之中，才算是刺激得到的反应(r)。皮亚杰把主体活动对环境的能动适应概括为同化和顺应。在同化和顺应之间存在一定的稳定状态，即平衡。他把认识的发生过程解释为：当人们受到客体的刺激时，就把它纳入原有图式中，试图去同化它；如果把客体同化了，就是认识了客体，人脑的认知结构便达到了平衡；如果原有的图式没有能把客体同化，那么便作出顺应，调整原有图式或创立新图式，使认知结构不断发展，同化新事物，达到认识上新的平衡。人的认知就是同化与顺应交叉占优势的平衡状态和平衡过程。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一书中对认知结构和发生认识论作了精辟论述。
社会语言学论文篇10
新闻语篇在语言使用、制作和传播过程中均具有特殊性。新闻的特点决定了新闻话语并不是一种自然透明的媒介，而是在语言的外壳下起操纵作用的社会化意识形态的反映。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体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糟糕的新闻》、《更糟糕的新闻》和《实在糟糕的新闻》对新闻语言的中立性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语言与控制》和《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两部批评语言学的奠基之作。首次将社会理论与语篇分析结合在一起，揭示意识形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以《语言与权力》、《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和《作为话语的新闻》为代表的批评话语分析系列著作侧重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宏观阐释。以其独特的语言社会观对意识形态在话语层面上进行分析。格拉斯哥大学媒体研究小组、批评语言学和批判性语篇分析的研究成果充分证明意识形态潜在于新闻话语中，对新闻的生产与消费均具有制约作用。20世纪初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论转向”在语言研究中的反映就是语言学家越来越关注语言与存在、语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对语言与社会辩证关系最直接的关注体现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
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又称批评性语篇分析，“是西方学术界在对话语的研究经历了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话语观后从批评的视角对话语进行研究的一种分析方法”。它在继承和发展批评语言学的“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理论思想的同时，克服了批评语言学中存在的不足。批评话语分析的开拓者Fair-dough指出，批评语言学家在意识形态分析过程中过分强调语言结构的作用，却忽视了语言结构的生成和阐释过程的重要性。针对这种情况，Fairclough结合话语分析理论、结构主义学说和社会学观点，提出和形成了在话语的层面上研究语言、权力及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分析方法。它坚持揭示意识形态的最佳途径是研究语言结构并分析隐含意识形态意义的语言特征观点，把话语视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界面进行社会批评研究。批评话语分析面向所有非文学话语，重点探讨新闻话语。大量的研究证明，运用其理论可以有效地解读新闻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
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自问世以来。在国外受到高度重视并一直稳健地向前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流派。其中nor-mallFairclou曲的社会一文化变革法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广受重视。社会一文化变革法把语言视为社会的一部分，以文化为切入点，以语言功能为基础，提出了全新的话语概念，构建了作为社会实践话语的话语社会理论，首次使用了批评分析方法这个术语。Fairclough的话语三维模式，作为其话语社会理论的经典，为研究者展示了由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维度构成的全新话语概念。形成了包括描写、阐释与解释三个基本步骤新闻语篇分析方法，在媒体和话语分析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社会一文化变革法
Fairclough从批评语言学中汲取合理成分，在结构主义、社会学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础上，以系统功能语法为主要语言分析工具，形成了侧重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宏观阐释的话语分析方法。在Fairclough看来，语言渗透于权力并服务于权力斗争，在社会化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于：Fairclough而言，语言的使用即话语。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由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维度构成的统一体。为了阐明他的观点，Fairclough创建了作为语篇、互动和语境的话语三维模式。首先，语言是社会的一部分。其次，话语是一种社会过程。再次，话语的社会过程受社会其他(非语言)要素的制约。为了充分体现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深刻含义，完善其话语社会理论，Fair-clough将其话语三维的互动和语境分别修改为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话语实践包括生产、传播和消费三个过程，形成了著名的话语三维概念模式(如图一)。
图一话语三个维度的层层包含关系体现了语言与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一点正是批评语言学家与社会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和社会关系上的不同所在。社会语言学家和批评语言学家都认为，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社会语言学家研究社会语境下的语言，认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任意的”。批评语言学家则把语言看做是社会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认为“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辩证关系”。在三维模式的基础上，费尔克劳又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三个步骤：描写、阐释和解释。如图二所示：
描写涉及语篇的形式特征，解释涉及语篇与互动的关系，阐释涉及互动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Fairclough从词汇、语法和语篇结构三个方面通过回答十个问题对语篇描写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后来。他又列举词汇、语法、衔接和语篇结构四个标题对语篇进行分析。词汇主要针对单词。语法针对由单词构成的小句和句子。衔接涉及小句和句子是如何连接在一起。语篇结构涉及语篇更高层面的组织特征。阐释层面的目标是阐明语篇体现了什么样的传统，这些传统是怎样形成的和如何被使用的。解释层面的目标之一是参照社会大背景说明语篇传统的互动作用。另一方面，解释还包括话语对社会活动作用的评价和话语对社会构建作用的评价。对于Fairelough的三维话语分析观，Riehardson比较全面客观地进行了总结，认为“话语社会理论是一种具有阐释性和建设性的话语分析方法，对新闻话语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指导作用”。笔者也坚信它是一种有效的话语分析方法，为新闻意识形态研究者提供了分析过程并应用于各种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