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论文篇1
《economyandSociety》，由其遗孀根据他1919—1920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的讲稿整理汇编而成，这说明韦伯在1920年之前已经产生了社会经济史的理念。该书于1936年由郑太朴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重版。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家计、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农业状态”;第二章为“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之工业及矿业”;第三章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第四章为“近代资本主义之起源”。书中重点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诞生的历史，及其产生的独特社会条件。另一位在这一学科领域具有开创作用的学者是俄籍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他于1926年出版了英文本《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1930年出版德文本，1932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57年出版英文本第二版，影响广泛。他采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碑铭、钱币、建筑遗址、器皿、苇纸卷等文物为依据，并利用古代罗马作家著述中的相关内容，阐述了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及外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该书由马雍、厉以宁译成中文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斯托夫采夫还著有《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等社会经济史的著作。第三位对社会经济史学科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是美国的汤普逊(1869—1942)。他在1929年和1931年接连出版《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此二书的主要内容为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后者较多着力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重点记述了在欧洲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城市同盟，意大利羊毛工业和教廷及其君主国的财经政策，行会、银行、商业、外贸，以及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该二书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61年和1992年出版。192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佛尔和马克·布洛哈合作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提倡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们的这一提法是针对以往历史研究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只是研究政治、军事、外交的历史，其用意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要把经济史和社会史特别是经济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法国年鉴学派的这一倡议，日益引起欧洲和日本历史学家的重视，到19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由此社会经济史学科及其研究开始在欧洲和日本兴起。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国学者的相关著作主要有:英国学者亨利·皮朗(1862—1935)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原版1935年，中译本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贯串着商业发展农业和农村阶级变化城市和市民阶级变化发展工业产生和发展国家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路径。同时，又有日本学者的一些相关著作传入中国。如森谷克乇《中国社会经济史》、猪谷善《美国社会经济史》、崛经夫《英国社会经济史》、加田哲二《德国社会经济史》、伍纯武《法国社会经济史》、山口正太郎《意大利社会经济史》、内田繁隆《日本社会经济史》、小林良正《俄国社会经济史》以及佛尼威尔《缅甸社会经济史》等。统观这一阶段欧日学者这些著作的内容结构，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大多属于经济和社会，或经济+社会的历史，即韦伯所谓的“economyandSocie-ty”，其他西方学者所谓的“economicandSocialHisto-ry”，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机械相加，且大多内容结构不太完善;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著作内容更显单薄，大多只有100页左右。二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或称社会经济史，或称经济社会史。欧洲学者对这两种称谓都有采用，早期的主要称社会经济史，法国年鉴学派之后主要称经济社会史;日本学者则几乎都称为社会经济史。这可能与翻译上的不同习惯有关，或将经济放在前面，或将社会放在前面。这两种称谓虽名称各异，但内涵类同，即均是经济+社会的历史。至今，国外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在延续和深入之中，但大多仍属于专题性的研究，通史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尚属少见，而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则显得更为广泛而多样。就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其广泛性和多样性显而可见。如美国学者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重点论述了20世纪前60年代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状况的内在关系。美国学者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二书，在论述小农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中，既涉及了生产技术和规模的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因素的问题;美国学者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在分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和竞争时，涉及了企业家精神、组织技巧、国际环境等问题;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对比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同期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原因时，着重论述了技术因素和资源因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涉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商业网络、传统社会因素等问题。由上可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学科在西方国家已经产生、流行一百多年，并取得了许多力作，其中所包含的思维逻辑、内容结构、研究方法无疑是社会经济史学科内涵的重要元素，有待我们去提炼、总结和整合。
二、中国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
在中国，就笔者所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的最早采用是在1936年，比韦伯《社会经济史》采用这一名称晚十四年。是年，王亚南署名王渔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王亚南于1928年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该书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据作者自述，自第二编以下大体根据日本学者森谷克乇所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编译而成。继王亚南之后，汪洪法著《中国经济社会概论》一书于1940年由四川曲江新建设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势概说、国人的观念与习性、国人的生活动态与劳动效率、历代货币、交通问题、商业组织、商业清算与度量衡等。汪洪法系民国晚期较为著名的经济学家，1930年前后留学日本，1937年曾出版《国民经济建设概要》一书。傅衣凌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公认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他从1940年代开始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1942年出版《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此后又相继出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年)、《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年)。他主要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以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阶级斗争为研究路径。他还于1960年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首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社会经济史研究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即已出现，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其学科概念的认识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内容也主要限于生产关系、商帮、行会、阶级之类。汪洪法著作虽涉及面稍宽一点，但仍显单薄。19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史开始受到重视，认同面逐渐扩大，有日益增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自1990年以来，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陆续增加。除了傅衣凌这样承前启后的专家继续出版著作之外，一些新学者的著作相继出版。如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1991年)，显恩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2年)，范金民等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1993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6年)，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1997年)，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2000年)，张晓辉《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2005年)，以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2006年)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两个研究状态:一是以区域的明清时期的研究为多。即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大多是区域性的，涉及全国性范围的唯有《民国社会经济史》一种;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大多是明清时期，明确以近代为界的只有三种。二是在研究内容上，虽然仍以经济状况、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为主体，但有的亦兼及商帮、行会，还有涉及其他方面者，如人口、土地因素，这与此前的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显然拥有较大的完整性。在普通经济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朝着社会经济史的方向迈进。如汪敬虞主编、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册)，与以前严中平、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已有明显的增加和加强，其中能够体现这一特色的内容主要有:农业经济中租佃关系、雇佣状况、生产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税收、财政、公债、工商政策和法规等，这反映了普通经济史学科内容体系向社会经济史扩展的新动向。此外，在专题研究中，具有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和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法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商会、农会、经济协会、同业公会等经济团体;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及其现代化改造等方面;还有一些论著着力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或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经济，等等。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
经济史概念和研究体系的讨论迄今为止，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作进一步深入探讨。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有的学者亦在探讨这一学科的概念含义和研究体系等问题。对此较早进行探讨的是西方学者，如成立于1956年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于2001年提出了“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命题，并认为经济社会史有三大特点:一是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即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二是整体的历史，即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三是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即人民日常生活史，也可以说是由下至上的历史。在中国，有原本从事普通经济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个人见解。最早对社会经济史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进行设计的是陆仰渊，他在《民国社会经济史·绪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中提出:“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所研究的内容，则“必须兼顾重视”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以及政府的决策、政策，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2001年，著名经济史研究学者吴承明在谈论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也涉及了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问题。他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吴承明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学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关于研究方法，他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言下之意，经济史研究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以及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方法已不同于普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而应该说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即专门探讨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时隔四年，行龙又在其著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谈及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他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对社会经济史学科有所采用。例如，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1992年)一书，虽为专题性研究，但视角颇为新颖。徐泓和邱澎生1998年编制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题”课程，虽未成著作，但亦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经济史构成体系的一种理解，不乏值得借鉴之处。其课程的内容构成包括:人口与耕地、田赋与徭役、政府的经济管制、农业生产力与土地经营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工商业、市场扩展与商业制度、都市化的发展、人群的分野、家族制度与乡绅社会、民间社会的发展、政府政策与民间社会的互动等。体会和总结上述相关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阐释，以及众多学者的各种专题研究，笔者觉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体系包含六个层面:一是思想观念层面，以能够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思想观念为主体，包括经济方针决策者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的集体性经济主张;二是经济决策层面，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决策者的经济诉求、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制定;三是环境层面，以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及经济影响为主体，包括国际关系与经济、外贸和投资状况，国内的制度变革和时局状况;四是经济活动承载层面，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包括他们的参与国家商政活动、组织状况、经济外交活动以及与政府的互动渠道;五是技术层面，以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为主体，包括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及创造、新产品的发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六是经济运行层面，即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状态。
四、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未来之路
社会经济论文篇2
1.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目前关于“入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入世”与政府农业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管理权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权和农产品流通管理权在商业行政主管部门，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管理权又在外贸行政主管部门。这种贸工农分割、产供销分离的运行机制显然不适应加入wto后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需要，（注：田利琪、李清柳：《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农业政策的选择》，《经济论坛》2001年第15期。）现行农业管理体制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不适应农业国际化对农业进行灵活、有效的宏观调控的需要。（注：张开华：《wto框架下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但也有学者指出，中国贸易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化，而wto规则对贸易体制的规范化有一定的要求，对加快国内流通体制改革将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注：金丽馥、周德军、周爱春：《面向wto的中国农产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001年第5期。）
第二，“入世”与我国农产品的国际贸易环境。加入wto大大改善了我国农产品的贸易环境。在wto框架下，我国进入了一个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可以享受无条件贸易最惠国待遇，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使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量增加，扩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注：张开华：《wto框架下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可以灵活运用国际贸易规则及争端解决机制减少其它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非关税限制措施等不公平待遇。（注：朱泽：《wto与我国农业政策改革》，《调研世界》1999年第8期。）也有学者指出，中美协议中就含有对我国出口农产品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标准和美国国内法律中的特殊保障措施的内容，使我国农产品对美出口在较长时间内仍然受制于单边措施。如果类似条款也出现在与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协议中，就无法保证未来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能完全置于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框架之下，增加了贸易法律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注：曾令良、韩桢：《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安排与发展中国家—兼论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与对策》，《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
第三，“入世”与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尽管有学者认为“入世”后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将丧失，（注：陈敏敏：《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农业保护》，《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5期。）但更多的学者却认为，不同的农产品情况不同。劳动力和机械替代较容易的农产品生产，中国不具有生产竞争优势；劳动力和机械替代较困难的农产品生产，即我们常说的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中国具有生产竞争优势；耕地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中国不具有竞争优势。具体来说，粮食、油菜、糖料和一些地区的棉花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比较优势；畜产品、水果和蔬菜比较优势较明显。（注：黄季kūn＠①、马恒远：《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国际比较和差别》，《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我国农民、农业加工企业和营销组织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国际市场所需农产品，更没有大型的农业跨国公司，自然就无法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注：余良军、于建东：《“入世”后行业走势及命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
第四，“入世”与农民收入、城乡收入以及地区收入差距。在中国大多数传统农业区，农民从种植得到的收入仍然占60%以上。“入世”后，外国农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冲击会进一步加重国内主要农产品的“卖难”矛盾，引起流通渠道的混乱，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由于“入世”后增加进口的主要是小麦、玉米和豆油等，所以会对相应的主产地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带来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南方一些需要饲料的省区“入世”后可以直接从国际市场进口价格低廉的玉米，它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成了受益者。（注：应育松：《“入世”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现代财经》2001年第6期。）农民之间，特别是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农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将增大。（注：雷海章：《wto与中国农业应对策略》，《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据预测，“入世”后至2005年，全国农民实际收入将会下降2.4%左右，而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则会增加4.6%，城乡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加剧农村“贫困永久化”危机。（注：张玉和：《农业入世：想说“平等”不容易》，《江苏经济》2000年第11期。）但也有学者指出，“入世”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注：田利琪、李清柳：《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农业政策的选择》，《经济论坛》2001年第15期。）
第五，“入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入wto后将加重农村的就业压力。（注：乔海曙、邓琼：《加入wto后的中国农业：成本、收益分析及政策选择》，《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期。）2000年，按劳动年龄人口计算，我国有5亿农村劳动力。如按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计算，则有6亿多劳动力，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大约有1亿人口，绝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有4亿至5亿。“入世”后，乡镇企业解决就业的能力大幅度下降，每年向外排斥300万到400万劳动力。农民进城就业又受到重重限制。外资进入能够促进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就业，对低素质的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难以起到拉动作用。（注：何帆：《21世纪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温铁军专访》，《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6期。）但也有学者指出，“入世”能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注：应育松：《“入世”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现代财经》2001年第6期。）
第六，“入世”与我国的粮食安全。有学者担心“入世”可能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一方面，一些动植物病虫疫情有可能通过贸易渠道传播到我国，从而对我国农业生产构成潜在威胁。另一方面，在国际冲突仍然是一种潜在威胁的情况下，粮食进口需求的扩大，有可能对我国的粮食安全供给构成一定的威胁，其极端情形是少数处于垄断地位的出口大国对我国实行粮食禁运。（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特别是粮油产品总体上不具有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下生产将相对萎缩，粮食自给率可能下降，不利于保障粮食安全。（注：王兆阳：《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及应对措施》，《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粮食自给率较高，有65%左右的粮食由农民自产自销。尽管进口配额将有所扩大，粮食自给率不会有多大下降。（注：杨鹏飞、洪民荣等：《wto法律规则与中国农业》，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83页。）而且，配额是进口机会，并不等于实际进口量。（注：徐景峰：《入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第七，“入世”与我国的农业结构调整。一般认为加入wto有利于中国进口资源型特别是土地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进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注：卫龙宝：《加入wto与中国农业发展政策的调整》，《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但也有学者指出，加入wto也将对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关税降低和非关税措施取消后，对部分地区一些质量和单产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产品带来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农业结构调整其本质是农业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有效手段是市场机制，而我国目前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尽完善，尤其是现行农业管理体制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无法适应加入wto后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需要，也不适应农业国际化对农业进行灵活、有效的宏观调控的需要，所以，从短期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入世”后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与创新。（注：张开华：《wto框架下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的若干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7期。）
第八，“入世”与我国的农业保护。“入世”后，由于农产品关税只能减不能增，而我国因关税减让基期即1986-1988年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关税化后的关税等值为负值，无法使用贸易规则规定的关税化手段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同时，由于各种非关税措施将被禁用，我国不能再用传统保护手段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只能去学习和探索我们所不熟悉并且在某些方面尚不具备条件的“绿箱政策”来保护农产品贸易，从而使我国在农产品的贸易保护中处于不利地位。（注：：《加入wto与农村市场化建设》，《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1期。）我国传统的农业保护理论、保护政策和保护做法将面临调整和修正的压力。（注：高滨淮：《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农业发展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与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年第4期。）农业保护的空间大为缩小，保护成本急剧上升：市场准入的保护空间缩小、国内支持空间缩小、出口竞争的保护空间可能缩小。（注：乔海曙、邓琼：《加入wto后的中国农业：成本、收益分析及政策选择》，《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期。）
2.加入wto对中国工业的影响
从国际经济的角度看，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是中国三次产业中竞争力最强的产业。（注：金碚：《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业》，《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5期。）按照有关协议，加入wto后我国的产品关税将进一步下调，同时，我国工业产品也将进一步享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因此，加入wto后，我国工业既存在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一般认为，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将获得进一步扩大市场的良好机遇，而技术密集型工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将会在短期内面临一些困难。（注：杨帆：《加入wto对中国产业发展》，《财经科学》2000年第3期。）按照比较静态分析，中国工业品进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状况呈现出下列倾向：第一，进出口产品中具有较高比较优势的产业种类少，但它们在工业品出口中所占份额较大；较高比较劣势产业种类也少，并且出口比重也小。第二，中国多数工业行业基本均处于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处于比较优势的行业少于处于比较劣势的行业。且处于比较优势行业的出口比重较小，而处于比较劣势的行业出口比重较大。第三，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产品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与中国现阶段资源禀赋状况基本相适应。第四，大多数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或相对属于资源密集型工业产品在中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第五，某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有些产品已成为劣势，而在某些具有比较劣势产业中，有些产品则具有比较优势。第六，中国经济发展中某些工业产品比较优势强化与某些产品比较劣势强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注：潘文卿、张伟：《90年代中国工业产品外贸优势变化及入世后的战略选择》，《统计研究》2001年第12期。）以下是理论界关于“入世”对几大行业影响的研究：
第一，“入世”对纺织业的影响。纺织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加入wto后仍然会具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能够保持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面对相对宽松的出口环境，纺织业有可能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注：《经济管理》特约评论员：《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经济管理》2001年第3期。）但是，“入世”后竞争加剧，头5年还要受美国的配额所限制，因此该行业依然面对一段竞争激烈的日子。（注：丁元竹：《加入wto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若干问题》，“入世”后我国必须削减纺织品进口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的限制，这样一来纺织业作为我国相对具有优势的行业将率先撤除保护伞，纳入自由化进程，我国纺织行业中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如化纤、染整、产业用纺织品、纺机行业将受到冲击，面临严峻的考验。（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87-88页。）
第二，“入世”对汽车工业的影响。我国汽车工业有6个方面的劣势：一是生产规模狭小。二是劳动生产率低下。三是产品开发能力低。四是技术水平落后。五是市场占有率不高。六是汽车消费环境差。（注：袁木：《加入wto后我国汽车工业面临的形势与对策》，《管理现代化》2001年第2期。）加入wto以后，随着国内市场的全面开放，国际知名汽车跨国公司必将大举进入，这意味着依靠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的国内企业，将直接面对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形成严重的威胁和冲击。降低关税和取消配额许可证将会使更多的国外汽车整车和零部件进口，从而对国产汽车产品造成冲击；开放汽车服务贸易，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加畅通；取消鼓励汽车产品国产化的优惠政策，部分国内汽车整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将可能被挤垮，造成部分职工失业，而另有不少企业因竞争力不济，面临生产经营困难；地方财政收入也面临挑战，并且对相关产业会造成冲击。（注：王文彬：《加入wto，中国汽车业何去何从》，《改革》2002年第2期。）有学者指出，在进口汽车竞争态势下，大部分汽车整车生产企业必然会被挤垮，转而生产汽车零部件，实现与国内外厂家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注：严瑞珍：《中国加入wto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河北学刊》2001年第4期。）也有学者认为，“入世”后，价格对国产轿车的冲击是有限的，但是，国产与进口轿车在技术水平和质量水平方面差距很大，中国汽车市场将会受到价格与品质因素的双重影响。（注：刘光卫：《wto情势与我国汽车行业政策矛盾之解析》，《经济前沿》2001年第7期。）但“入世”也将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有利影响，会加速汽车产业调整的步伐，进行重组合并，关掉一些产品质量不高的小厂，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使用；促进中国企业与国外汽车跨国公司的全面合作，有利于中国企业熟悉现今世界同行的国际规则，学习它们的经营理念和操作，也有利于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缩短我们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入世”后，总体上会造成轿车价格的下降，有利于扩大汽车消费，也有利于汽车进入家庭。（注：于良军、于建东：《“入世”后行业走势及命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273页。）
第三，“入世”对石油工业的影响。从中国石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来看，无论是在企业规模、品种结构、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还是在技术装备、工艺水平、管理水平、人员素质上，同国外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中国石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强，虽然中国已是公认的石油大国，但并不是石油强国。（注：杨嵘：《中国石油产业竞争力的国际比较》，《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4期。）加入wto后，在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之后，国外产品大量涌入将使这一产业受到很大的冲击，（注：曹建海：《加入wto对我国工业的主要影响》，《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7期。）届时约有40%的石油产品将面临低成本的国外同类产品的冲击。（注：《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是加入wto受冲击最大的领域之一》，中国国家企业网：）但“入世”还有许多对中国石油石化工业有利的方面，突出的一点就是“入世”将有利于推动体制改革，有利于促进企业全面转换经营机制。（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3.加入wto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
“入世”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将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出口创造更多的机会；有利于打破国内的垄断局面，增强国内服务市场的竞争性，促使国内服务业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从而进一步推动本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引入新的服务种类；有利于参与新一轮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也将危及一国的和国家经济安全；会对我国一些刚刚起步的新兴服务业带来不利影响。（注：傅京燕：《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年第1期。）加入wto，国内服务企业将面临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竞争的压力，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会受到严重挤压，将丧失部分原有的市场份额；国内消费结构转换和一、二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第三产业增长的拉动效应将会减弱，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拉动效应可能转移出去，成为国外第三产业的扩张的机遇；服务贸易逆差将会进一步加重，从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人才的竞争和流失，将使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提高受到严重影响；此外，我们还面临体制不适应的严重挑战。（注：俞梅珍：《加入wto与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一，“入世”对金融业的影响。从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角度看，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处于绝对的劣势。（注：方学芹、范爱军：《中国服务业的“入世”承诺和发展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1期。）首先，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急剧增大，主要原因就是外国银行从此可以经营人民币的各种业务。（注：左大培：《入世后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及对策》，《中国经贸导刊》2002年第2期。）我国的银行业因缺乏灵活经营的能力，业务限制在较狭隘的范围内，贷款主要集中在困难重重的国有企业，因而风险集中，增加市场竞争的难度，“入世”后会受到一定的压力。（注：邵望予：《浅论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国际商务研究》2001年第1期。）其次，在发达国家保险业已占金融业半壁江山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保险业总资产尚不足金融业的3%，发展极为落后。狭窄的投资渠道，单一的市场功能，远远落后于国际同行的服务品质和业务技巧，“入世”后将会使内资保险公司在市场份额、客户、险种、人才等方面受到外资保险公司的强力冲击。（注：方学芹、范爱军：《中国服务业的“入世”承诺和发展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1期。）再次，我国的证券市场发育不完善，“入世”后在短期内会削弱我国的证券公司同具有雄厚实力、丰富的市场操作经验和技能的外国同行的竞争力。（注：王胜强：《中国加入wto正、负效应的重新阐释》，《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尽管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会在短期内对我国的金融业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看中的是它的长期效益。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具有引资效应、学习效应和扩大的鲶鱼效应，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将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注：顾卫平：《金融市场：开放需要节奏》，《资本市场杂志》1999年第5期。）对保险业来说，外资的进入有利于形成保险市场的竞争格局，尤其是增强人们对市场经济下的风险防范的意识，转变传统的“福利”观念，对劳动用工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的建立和完善将起积极作用。“入世”有利于加快我国保险服务业的商业化和国际化步伐，也有利于新型保险服务的开发，提高保险服务水平、质量，改善经营管理，培养保险市场，也为保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入世”还将加快我国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为保险基金的合理使用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这对于保证就业压力加大后的社会稳定是有利的。（注：丁元竹：《加入wto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若干问题》，
第二，“入世”对电信业的影响。加入wto为中国电信业带来了机遇，我们可以利用GatS服务贸易中的跨国贸易方式，向周边的wto成员国提供电信服务，开放市场也有利于和电信息息相关的市场经营主体企业的发展，将大大增加对中国电信网的使用，从而促进电信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可以方便地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经营和管理经验，促进网络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有利于开辟新的融资渠道。（注：于良军、于建东：《“入世”后行业走势及命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14页。）当然，电信业的开放也带来了残酷的竞争，垄断局面行将打破，使内资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注：方学芹、范爱军：《中国服务业的“入世”承诺和发展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2年第1期。）将给本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业带来巨大压力，影响我国电信企业的有序发展，加剧我国电信业发展的不平衡态势，并影响国家和安全。（注：周汉民：《中国走进wto》，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142页。）
第三，“入世”对旅游业的影响。我国旅游资源在世界首屈一指，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国外服务业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的示范效应，对国内企业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技术、管理水平产生正效应。“入世”后国外游客增长，国内消费水平提高，游客需求增多，旅游面临大发展。（注：李江帆：《wto：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影响与发展对策》，《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但同时，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速度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在一定时期，局部领域还有可能发生波动。旅游业的龙头企业——旅行社将首当其冲地承受最大当量的冲击；旅游饭店业将在结构、客源、人才等方面遭受一定冲击；旅游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可能导致我国风景名胜资源的流失；我国出境旅游可能将面临新的压力。（注：韩玉军、苗茜：《入世与中国的旅游业》，《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3期。）
二、加入wto对政府的影响
加入wto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首先就是对政府的挑战。从wto的23个协议，492页的文本看，仅有两项条款涉及到企业，其余大量条款均与政府有关，特别是政府的立法与决策。加入wto受冲击最大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因为以管制与审批为基本特征的管理模式，与“公开、公正、公平”的wto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注：李光：《政府在入世后的战略转变》，《决策与信息》2002年第1期。）政府是加入wto的最大应对者，突出的有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按照公平的贸易规则减少对贸易的行政干预，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二，要按照透明度的原则，增强贸易管理的透明度、公开性和可预见性；第三，要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取消对经济行为不公平的行政限制和干涉；第四，要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对本国和外国的企业、商品及服务给予平等待遇。所有这些，势必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运行体制、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注：徐绍史：《深化行政改革积极应对入世挑战》，《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1期。）
1.“入世”对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现在仍然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待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注：丁维顺：《“入世”与我国开放型外经贸管理体制的构建》，《厦门月刊》2001年第8期。）wto规则的核心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市场经济原则。到目前为止，wto的成员国中还有许多国家不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或认为我国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注：李光：《政府在入世后的战略转变》，《决策与信息》2002年第1期。）“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新挑战，就是如何协调在国内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入世”协议的承诺和世贸组织规则清理和调整中国的政策环境、投资环境、市场竞争环境和法治环境，以及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新规则制定和原有规则修改之间的关系；协调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注：张燕生：《wto背景下政府职能的确定及有效宏观调控体系的确立》，也有观点认为，“入世”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系。（注：桑百川：《入世—破解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难题》，《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2期。）加入wto后可以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和通行做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高经济运行的总体效率。（注：陈清泰：《中国加入wto最难的是政府“入世”》，《学习时报》2002年4月15日。）世贸组织的规则实质上是市场经济规则在世界范围内的运用和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的基本要求是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加入世贸组织，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将推动外贸、银行、保险、证券、商业等方面深化体制改革，以适应这些领域逐步开放的需要。（注：《正确认识加入wto的利与弊》，中卫网：）
2.“入世”对现行体制结构的影响
现行体制结构的问题在于：一是体系的不完整与机构的过度膨胀并存；二是机构的设立缺少市场根据；三是缺乏统一协调，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现象仍较明显；四是机构运行缺乏应有的力度和效率。（注：白津夫：《加入wto对政府的影响》，《参考文选》2001年第13期）由于政出多门，在利益协调中也易出现不和谐，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政策法规采取消极理解、变相实施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发展到与地方一些不法分子联合勾结，不执行中央的政令。这极易导致在“入世”后，由于地方政府实施经贸政策、法规与中央政府的政策、法规不统一，而使中央政府被提起申诉的可能性增加，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也严重破坏投资环境。（注：张汉林：《入世：宏观经济体制需调整》，《经济参考报》2001年8月1日。）现行体制结构与市场经济特别是国际市场规范距离太大，加入wto将面临根本性的改造，（注：白津夫：《加入wto对政府的影响》，《参考文选》2001年第13期。）建立符合“规范、统一、透明、高效和服务”要求的体制架构，（注：桑百川：《入世—破解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难题》，《国际贸易问题》2002年第2期。）要求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全球化与政府作用”课题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改革：中国的经验、问题与前景》，《新华文摘》2001年第8期。）
3.“入世”对政府管理职能的影响
从适应wto规则的要求看，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到位，政府管理中的“错位”、“越位”、“缺位”问题十分突出，各级政府部门仍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而许多该管的事却没有管好、管住。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仍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注：王预震、李勇军：《wto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行政论坛》2002年第3期。）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看，政府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仍大量存在，对企业的引导和服务则明显不足，在涉及国家投资、贷款、技改项目时，表现出对国有企业的偏爱。各地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不符合wto确定的非歧视、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从政府和市场关系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问题普遍存在；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看，政府承担了大量本可由社会组织行使的职能。（注：沈荣华：《抓住入世契机加快推进我国行政改革—“加入wto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综述》，《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2期。）因此，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同时仍存在诸多问题，具体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二是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三是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四是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化倾向，公共服务职能弱化，乃至体制性腐败加剧；五是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六是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全球化与政府作用”课题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改革：中国的经验、问题与前景》，《新华文摘》2001年第8期。）在现实经济运作过程中，存在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替代问题，一些应该由市场起作用的仍有政府包办，而一些应该由政府职能到位的却没有真正管起来。我们的政府行政方式现在还不是十分规范，存在许多与市场相悖的问题，不符合世界贸易规则要求。从总体上看，政府行为仍然没有摆脱一靠红头文件、二靠政策手段、三靠保护垄断这样一种行政支配的行为模式。（注：白津夫：《加入wto对政府的影响》，《参考文选》2001年第13期。）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仍然具有浓厚的“部门行政”色彩，必然会对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方式提出严峻的挑战。（注：宋世明、《胡奕军：》从“部门行政”到“公共行政”：“入世”后中国政府基本定位》，《体制改革》2002年第1期。）这无疑将会对我国各级政府的治理方式带来全方位的和多方面的影响，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形成强劲的冲击波。（注：梁仲明：《论加入wto对我国政府治理方式的影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转变职能是政府要面临的最大挑战。（注：王玉琴：《跨进wto大门：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农经研究通讯》2001年第11期。）加入wto后，作为代表我国利益的政府一方面要创造条件，积极利用“入世”带来的机遇，同时要大力建立有效的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保护和监控措施，化解负传递给我国带来的冲击。因此，“入世”后我国政府的职能不是弱化，而是转化，由原来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职能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转化。（注：薛荣久：《入世与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国际贸易问题》2001年第9期。）加入wto意味着中国政府对自身行为要更加符合市场机制做出了承诺，通过引入外部规则与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政府职能范围和行为方式。（注：陈清泰：《中国加入wto最难的是政府“入世”》，《学习时报》2002年4月15日。）预示着我国未来的公共行政改革与发展将是由“内部推动力”和“外部推动力”两种动力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一并牵引着我国公共行政的改革与发展。为21世纪中国公共行政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机制和力量源泉。（注：王和平：《wto与我国公共行政》，《新东方》2001年第1期。）转变政府职能，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做到政企分开，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注：黄健：《“入世”后的政企关系—兼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群众》2002年第4期。）政府的经济行为必须符合wto所确定的非歧视原则：领域要准入，国家保护的政策要取消，政策的透明度要增大，政府不再控制企业，而应当提供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注：《厉以宁谈入世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价格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1期。）有学者指出，加入wto后，政府职能部门不是权利部门，而应该是服务部门。（注：张汉林：《入世：宏观经济体制需调整》，《经济参考报》2001年8月1日。）政府要调整自己的职能，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政府的主要作为是提供公共服务、建立市场秩序、建立信用制度、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正有效的执法机制。与此同时，政府必须以市场的方式经营自身以及国有资产，将低成本、高效率、公正作为政府行为的评价标准，倡导公众参与，提升政府的水平和能力。政府有所不为主要是指对资源配置不应有不当干预，对市场行为不应过度规制以及对微观经济不应施加直接影响。（注：孙潮：《wto与政府行为》，《上海国资》2002年第2期。）也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一是要解决制约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利益障碍；二是要建立适应“入世”后开放经济下的宏观调控体系；三是政府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四是政府管理的重点是建立市场经济规则和秩序；五是在不损失效率的前提下解决好公平分配问题；六是如何解决好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外部性问题；七是如何加快实施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八是“入世”后，从提高中国综合实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政府在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中的功能定位和作用，需要重新研究和总结。（注：张燕生：《wto背景下政府职能的确定及有效宏观调控体系的确立》，
有学者认为，“入世”将促进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注：罗进华、李松龄：《“入世”与我国专业化分工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中国企业的运营成本与交易成本太高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的服务成本过高导致的。如何降低成本？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适应wto的要求，对政府职能进行再造。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政府应着重以下几种能力的提高：其一，提高政府的谈判能力；其二，提高政府的法治能力；其三，提高政府的中介应用能力；其四，提高政府的整体能力，建立整体型政府。（注：辛向阳：《加入wto与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加入wto，政府官员要更新观念。有的政府官员自觉不自觉把自己的职务和责任看成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一种权力，一种地位的标志。这种强烈的“权力意识”不淡化，不改变，很难适应“入世”要求。（注：张霁星、顾世宽：《天津市行政管理学会举办“中国加入wto与政府职能转变”研讨会》，《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1期。）wto背景下的政府必须本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理念，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注：刘武俊：《wto与“后立法时代”的中国立法》，《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12月28日。）因而，加入世贸组织也有助于促进我国各级政府更新理念、校正自身行为，规范市场游戏规则，提高行政水平和质量，有效推进各项改革的全面展开。（注：王胜强：《中国加入wto正、负效应的重新阐释》，《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
加入wto后，政府要遵循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原则，依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和中国政府作出的承诺修订与外贸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向监督和服务，政府管理方式趋于透明、规范和法制化。（注：王健：《入世后政府管理方式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有学者将之归纳为，规则导向取代权力导向，服务式替代命令式。（注：黄建春：《论wto与政府职能》，《温州论坛》2001年第6期。）
wto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中国立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入世”首先是指法律“入世”，是中国国内法与规则及国际惯例的接轨。wto为中国法律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契机。（注：刘武俊：《wto与“后立法时代”的中国立法》，《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12月28日。）“入世”将促进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推动中国法律体系、司法制度及执法机制的现代化建设。将有利于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和逐步实行国际公务通行做法。（注：李忠伟：《加入wto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与对策浅析》，《理论前沿》2002年第6期。）有利于我们建设一个有限权力的、遵循正当程序的、负责任的法治政府。（注：袁曙宏：《建设法治政府》，《群言》2002年第2期。）
有学者指出，一般认为政府对wto患“不适应症”主要指对内政府主导经济，对外，特别是政府谈判体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我国在政府谈判体制上存在着“不谋于众”的倾向：(1)不能让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充分表达意见，使谈判协议最大限度地反映各方面利益。(2)不能充分调动自己国内的研究力量。研究归研究，决策归决策，二者没有适当的联系、沟通渠道，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强了谈判决策的非科学性和非理性化。(3)政策信息服务的透明度差甚至采取保密政策。目前，一个在新的背景下新的利益分割的谈判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出现，我国必须抓住时机，改革“不谋于众”的谈判体制，增强政府谈判实力，为国内企业奠定迎接挑战、公平竞争的良好基础。（注：王俊华：《wto与政府谈判体制改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三、加入wto对文化的影响
加入世贸组织，扩大文化市场的准入范围，允许国外文化资本和文化艺术产品、文化服务进入，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挑战。
1.“入世”对价值观念的影响
加入wto后，外部文化对我国文化产业必然形成冲击，但这是表象，它由此将影响到我们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继而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注：陈高桐：《加入wto与我国文化及其产业面临的问题和对策》，《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外国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进入，从积极意义上讲，它对丰富人们多元化的文化生活，对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对学习和借鉴别国优秀文化都是有作用的。但也应看到，一些宣扬西方的个人主义、道德伦理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的涌入，对我们要把青少年培养成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有一定潜在的负面影响的。（注：文华：《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与对策》，《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8-9页。）我国是一个封建主义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家，封建主义糟粕很可能与“入世”后“西风东渐”的资本主义文化同流合污，衍生出一个中西劣质、腐朽文化的共生毒瘤和怪胎，其价值观甚而比单一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价值观都更恶劣和低下。（注：李忠伟：《加入wto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与对策浅析》，《理论前沿》2002年第6期。）如何在理论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文化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如何在实践上正确处理吸收西方文化和抵制文化殖民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在加入wto之后将越来越突出。（注：贺晓光、乔淑梅：《加入wto对我国文化发展的挑战》，《理论前沿》2001年第12期。）
2.“入世”对我国主流文化的影响
加入wto使中国人感受到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在加快，这种全球化首先会对我国的主流文化产生影响。一是消费主义文化、商业性文化，通过大规模文化生产和现代传媒迅速传播；二是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通过各种出版物、传媒不断渗入。其次，会使我国文化的多样性、兼容性更为明显。这为我国文化建构提供了动力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也带来了文化建构的复杂性和某种隐含的文化危机，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再度抬头，主张尊孔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回潮、“买办性”文化的重新泛起和通俗文化的日趋商业化等。（注：俞启义：《全球化的文化内涵及对我国文化建构的影响》，《新东方》2001年第5期。）有学者认为我们缺少制度文化、诚信文化、法治文化、权力文化、管理文化、生态文化和创新文化，提出了加入wto之后要进行文化改良。（注：包国庆：《wto之后的文化改良》，《新经济》2002年第3期。）加入wto不仅仅是对一种法律体系、经贸制度和政策系统的接受，同时也是对一种法律文化、经贸制度文化和政策价值的接受，一种对交往行为理念和文化的认同。它不仅为中国彻底摆脱和走出自近代以来闭关锁国、疏离世界体系重新复归它应有的文化位置奠定了一个全面开放的基础，而且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和提供了一种世界的可能。其对中华文明形态的未来发展将可能产生的作用难以估量。（注：胡惠林：《关于wto与我国文化产业创新体系问题的思考》，《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3页。）加入wto后，外国的文化产品要进入到我国文化产业中来，由于一些外国文化产品大量地运用了现代科技成果，在一定时期会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消费者在欣赏的同时，不仅了解了外国文化和艺术，而且其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久而久之也会对消费者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会在少数消费者思想上形成外国文化比本国文化更能体现人的个性和自我精神的心理。（注：文华：《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与对策》，《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3.“入世”给国内文化产业带来的影响
加入wto可以使我们利用外来资金、技术、信息以及人才优势对目前国内狭小散乱的文化市场进行整合，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注：孟晓驷：《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版，《前言》第3页。）但目前，我国文化市场机制尚不健全，文化产业规模尚在形成过程中，一方面生产能力弱、资金匮乏、质量偏低，经营管理人才也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文化消费需求旺盛，增长很快，市场潜力很大。随着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我国文化市场从事文化经营和服务，会给国内文化经营单位带来巨大的压力。（注：文华：《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与对策》，《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因此，有学者认为，加入wto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又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机遇方面，一是有利于促进对外开放，为文化产业提供广阔的市场与无限的商机；二是有利于借鉴和引进国外的高新技术，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技术含量；三是有利于重新整合我国的文化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四是有利于加强和完善我国文化产业的法律、法规建设。挑战方面，一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造成冲击；二是文化产业市场的准入对中国民族文化产业构成严重威胁；三是对我国文化经营单位的生存和竞争带来极大压力；四是对我国现行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业政策带来影响。（注：王慧芬：《加入wto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和对策》，《中国文化报》2001年12月19日。）
社会经济论文篇3
为了使围场的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各级政府必须本着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国土和自然资源的原则，结合当前农村产业化建设和企业改革的有利时机，制定一个全面、系统、科学的围场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相应地农业、林业、畜牧、水利、科技、教育等行业主管部门，也要编制行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切实做到统一规划，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各行各业协调发展，避免单打一，孤军作战。尤其是对较大的新上的建设项目，必须进行全面的勘查设计，开展必要的可行性研究，召集有关方面的权威人士进行全面的科学论证。对于举足轻重的重大项目，完全有必要进行全县范围的在讨论，听取来自方方面面的不同意见，进行全面论证，尽量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无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搞影响生态平衡的工程项目，更不能搞边呈报、边审批、边设计、边施工的“四边工程”。并根据社会、经济、自然和市场需求，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合理利用物质流、信息流、科技流、妥善调整处理好农、林、牧、工、商、贸、科技等诸业之间的比例和发展重点，挖掘农业发展潜力。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情况下，调整产业结构，深化企业和涉农企业的改革，推行普及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地提高农业和民营企业的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当前侧重发展林业，以林草促进农牧业的发展。如果在既无草又缺肥缺水的情况下，盲目追求牲畜数量，必须出现夏恢复、秋肥、冬瘦、春死亡的恶性循环。俗话说的好：草肥水美则牛羊壮。所以，大力发展林业是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林草发展了才能为牧业提供充足的饲草和水源；林业牧业发展了，也就为发展农业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农业、林业、牧业的发展，也就为发展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条件，进而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促进全县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2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不断推进经济知识化、产业化、市场化进程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正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知识化、产业化、市场化转化的变革时期。围场地处塞外，曾是清代著名的皇家猎苑，开围较晚，科学文化水平比较落后，围场的农业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有计划有重点，分期分批地建立生态户，生态示范园区、生态农林场、生态村、生态乡、生态镇、最后把整个围场建设成生态县。在产业化方面，应在玉米、土豆制种、时差蔬菜、水稻、麦菜两茬等高产高效产业、小杂粮、山野菜、时差菜、林业及林副产品、山野味、土豆加工、牛、羊、兔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大做文章。在市场建设方面，依托棋盘山大牲畜市场和四合永、腰站蔬菜批发市场，加快市场建设步伐，特别在畜产品较多的西三区建立牛、羊、马、驴、骡综合交易市场，同时市场所在地乡镇政府、乡镇经委要与工商部门密切合作，加强对外宣传，在国际国内增强围场农产品、畜产品、土特产品的知名度。通过县外贸部门和赵海楼、刘景文等养殖大户强化出口，将围场农产品、土特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3林水结合，强化林业与水利的基础产业地位
林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在山区，它不仅为人民生产生活提供原料，还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的、防汛固沙、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等功能。同时还能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场所。人类的愚智，在绿色植物面前分得十分清楚，你掠夺它、毁灭它、大自然就会对你和你的子孙后代进行无情的报复：你管护它，珍惜它，它就让人们和你的子孙后代受益。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必须把绿化和保持水土放在重要地位。林业与水利的有机结合，是振兴围场经济的基础条件，林业水利上去了，围场经济也就充满了生机与希望。水利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水与人类息息相关。水利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全县8.1万公顷耕地中公有1.4万公顷有效灌溉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6.9%，83.1%的耕地仍然是望天收。因此，水是制约围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发展围场的水利事业，必须大力开发利用围场水资源，为农业业和国民经济服务。重点建设三种类型的水库；一是森林水库。利用林草涵养蓄积水源，进而平衡河川迳流量，变季节性河流为常年性河流。二是工程水库。通过修建小塘坝、中小型水库拦蓄大气降水，以满足工农业业生产的需要。三是土壤水库。通过修水池、水窖、鱼鳞坑、水平沟、梯田、条田、台田储蓄雨水和不失时机的进行引洪淤灌、春灌冬灌，尽可能的让土壤多储存水份，以提高土壤的抗旱能力，如今围场每年约有0.7-1万公顷土地利用冬季固体水库蓄水进行冬春灌，效果非常好。
4深化畜牧业改革，推进畜牧产业化进程
围场的畜牧业，一直是沿袭着传统的经营方式，长期以来在草场建设上重使用，轻建设；在养殖上重数量，轻质量；在经营上重发展，轻管理，忽视了对草场的保护与建设。围场草场产草率和承载率均比较低，每公顷草场年出肉率公11.25公斤。而一些先进国家，每公顷产肉率最高450公斤，最低的也是220公斤，是围场每公顷产肉率的20-40倍。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科技含量太低。所以必须普及和推广适用的养殖技术，强化提高饲养管理水平，调整优化好畜群结构，引进和改良牲畜品种，进而提高围场畜牧业的经济效益。
5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围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后劲
据统计调查表明，全县29.6万名从业人员中，仅有1.2万名为高中和中专学历，占从业人员总数的3.95，而大专以上的仅116名，占从业人员总数的0.04%。也就是说，围场农场从业人员中，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6.01%。农民科技人员全县939人，占全县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0.32%，全县参加农业科技培训的2078人，占全部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0.7%全县非农业乡镇企业人员素质也不高。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为1599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18.4%初中文化程度4890人，占56.4%小学及以下文化的2182名，占25.2%。初中和初中以下仍占从业人员总数的81.6%在美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大学学历占46.5%，中专点44.6%小学为8.2%，文盲和不明学历占0.6%。目前，围场国民整体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人才的匮乏是制约围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古人云，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纵观古今，国家的兴亡，事业的兴衰，事业的成败，核心问题是人才。为了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方面要使用现有“显人才”挖掘“潜人才”；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利用县职教中心、县技校、县党校、县农广校、县电大和乡镇夜校以及社会学校培养好18-30岁的从业人员，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做到全县30岁以下的农民每人要掌握1-2门实用生态技术。对已毕业的初中生，县教育、人才、劳动人事以及农业、畜牧、水利、乡镇企业、科协、科委等部门要统筹按安排，分期分批的进行生态和环保专业技能培训；对在校的中学生要在乡镇初级中学的基础上，增设半年到一年制的技能培训，提高初中毕业生走上社会的实际工作能力。只有农科教统筹，正规学历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短期教育与专门技能培训结合，才能从跟本上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只有全民生态、环保等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围场经济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6结语
社会经济论文篇4
在开展一项经济活动之前，需要对从事的经济活动以及从事的主体进行性质确定，同样也需要对经济行为和后果进行预测，所以在进行决定之前，需要对预期行为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决策的过程中，影响评估结果的主要因素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只有具有足够的经济信息为依据，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开展必要的信息传递，根据各种优惠政策和限制条件确定经济活动的开展。通过这些规定，可以使经济主体对其所开展的经济活动和行为有客观而全面的认识，也可以借助经济法的信息传递功能，帮助经济主体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向，以此来获取更多的信息。
二、激励功能
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经济主体的活动中大多存在着自立性、理性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特征。人在追求利益时，其动力来自于对利益的追求，同时人也存在着理性的约束，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才能保证其行为的可靠性；另外，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利益的分析活动中，始终处在核心地位，这也是经济法激励功能的直接体现。人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使得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形成鼓励和促进的正面效应，提倡任何经济行为的开展都要努力实现经济活动的信息表达，也需要通过经济活动的结果实施相应的赏罚。经济法的激励功能对于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向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断修正人们的偏好，并且严格规范经济活动的选择，以此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法的激励功能是较为明显的，而且对于利益主体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在经济活动和行为中具有显著的激励效果。
三、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交易费用，即交易成本，经济活动的开展必然会产生相应的费用，而在交易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交易的伙伴以及交易的产品，然后再确定交易的费用，交易费用中包括谈判费用、缔约费用、监督履约费用等等，需要将这些费用进行详细的核算，才能得到准确的交易成本数据。节约交易费用功能的体现，在于遵循经济法和有针对性的经济法的创建，二者均是节约交易费用的功能体现。遵循经济法主要是在参与经济互动的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协调处理，同时也可以通过必要的人际关系降低交易成本。从创建有针对性的经济法的角度来说，需要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化，依靠权益保护单位提供的相关信息，通过法律手段对自身的经济行为给予保障，再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该信息属于真实可靠的经济信息，便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在保障经济主体的利益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四、结束语
社会经济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文化建设
加入wto后，我国企业面临着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新形势。国际上全球化进程正在加速，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网络的发展与普及，正在改变着我国企业的内外经营环境，冲击着多年来传统的经营理念、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尤其是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正处于深化改革的时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了解和掌握国际上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既可作为借鉴之用，也是竞争所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生存方式与活动环境，不同的环境会孕育出带有时代特点的企业文化特色和模式。没有人会否定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变革、充满未知数，自然也充满风险、充满机会的新经济时代。
一、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的新趋势
近几年来，以高新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成为了很时髦的话题，成思危副委员长在武汉大学讲坛综论“新经济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报告中指出新经济的“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知识经济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是新的经济活动模式；网络经济是新的经济运行方式。新经济时代，企业特别是知识型的企业依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知识工人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
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吸收世界先进管理理论和方法，并结合时代和自身特点进行综合与提升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体目标、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总和。企业文化是国际上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趋势中的一个更高的层次和阶段，被称之为富有魅力的“管理之魂”。
新经济时代国际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企业文化要适应“结盟取胜、双赢模式”新战略发展的要求。这是一种适应新经济需要的网络型战略，是企业组织制度和经营机制的一种创新，使企业更具生命力、凝聚力和竞争力。②注意学习氛围的培养。20世纪末最成功的企业是学习型组织的企业，企业管理的核心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从线性思维到系统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转变，因而对个人及企业的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③更注重企业精神与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价值观是新企业文化的核心。要努力培育“生死与共”的价值观。④新企业文化将从商业氛围中解脱出来，更重视人。商业化管理的本质是以物为中心，忽视人的因素。新企业文化更注重于人的因素，倡导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管理。
二、企业文化的现状
当前企业文化的现状之一是普遍缺乏对企业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企业文化包括精神文化、环境文化、组织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环境文化、组织文化、制度文化只是企业文化的最部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企业文化只是表层化、模式化了的云山雾罩式的理论，事实上，如何挖掘企业文化的功能，紧紧抓住企业文化这个无形资产向有形资产转化才是关键，让企业文化与生产经营并列的两条铁轨通过交叉再融合成一条畅通的高速公路。
企业文化的现状之二是没有认识到企业文化与企业改革深入进行之间的关系。如果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改革深入进行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我们就犯了一个认识上的大错误，事实上，企业文化和管理体制改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企业文化可以是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铺垫，可以先行于管理体制改革，一个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使管理体制改革进行得更容易、更彻底、更深入。另一方面，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也可以促使优秀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使整个企业勇于开拓，积极向上。正因为在当前的改革过程中存在上述的认识错误，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往往没有同时进行企业文化方面的配套建设，导致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引进常常不够深入，效果不够理想。许多组织结构的优化设置因为缺乏实质性内容，形同虚设，不能发挥正常功能。下载论文
企业文化的现状之三是企业文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一些观念根深蒂固，长期地占据着国人的大脑，同时也对企业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团体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家族团体重于个人，个人无条件服从家族团体，强调家族内部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和谐与稳定。我们要吸收这种持续几千年的家族群体精神的精华，去其压抑个性、封闭保守的糟粕，保留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方面的精华。如青岛双星集团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实施“爱厂如家、理厂如家”的家庭化管理，就是继承了中华民族注重家庭和睦，调动了职工当家作主的积极性。第二，和谐思想。中国哲学向来不认为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关系，而认为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强调群体牺牲精神，勤劳敬业。日本的企业文化起步早，见效快，就是借鉴了中国儒家文化。日本的企业文化是以“和”为核心的，一切指向和谐。第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之魂，中国历史上不乏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
这种爱国主义在今天不仅应成为中国人民的巨大精神支柱，也应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精神支柱。海尔率先扛起民族振兴的大旗，“海尔，中国造”的爱国情结昭示着中国企业已经在着力建构中国企业的价值体系。
三、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总是以思想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为先导，观念决定行为，观念守旧必然导致行为落后，必然阻碍革新。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和经营理念，创新是其最核心的要求，必须随着市场环境和科学技术的变化与发展，随着经济形态的转换，不断创新和变革，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提供永不枯竭的精神支持。受生产力水平、产业构成和体制变革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的传统文化浓厚沉淀与新经济的萌芽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的现代化企业文化的建设增加了难度，需要经历一个整合、创新、提高的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观念创新对构建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体系就显得特别重要。不仅事关企业的前途命运，也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思想基础。所以说，观念创新是前提。根据我国企业的情况，企业文化建设须首先解决几个观念问题：①要有“主人翁”观念。主人翁观念在企业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文化的显著特征。社会主义企业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企业的活力，而企业的活力主要来源于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源于职工的主人翁观念。只有职工丢掉“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思想，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融人企业这个集体中，才能形成荣辱与共的企业文化。②要有目标观念。目标是人的行为的方向，企业的目标只有被广大职工所理解、所承认、所接受，才会激发出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会使职工出色地完成其任务。③要有竞争观念。传统文化倡导的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使人缺乏进取心，压抑个性，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竞争主体，因此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时候，一定要把企业放在市场之中来制定企业的经营战略、发展目标，围绕市场竞争塑造企业形象，这样，企业文化建设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其次应努力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企业文化的核心是共同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是企业形成向心力的基础。所以，企业高层领导者要根据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实际，根据企业文化创新的一般模式，在经营战略、策略付诸实施过程中，善于及时总结经验、并将之上升为员工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企业共同价值观的树立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分析企业内外环境，选择正确的价值观念。我国企业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企业的生存之道在于改革与创新，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观、伦理观、“中庸之道”等思想束缚了人们的创新能力，与现代管理思想不合。因此应建立顺应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加强竞争意识、效益为大等体现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观念。②广泛宣传，强化企业的价值观念。确了合适的价值观念后，就要努力使这一价值观念为人们所接受，并使之成为职工的价值观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首先要确保职工对企业目标的理解，并将价值观念具体化于企业目标实现中。其次，要强化“重在参与”的思想，这样就使得职工们能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企业的这个大家出发正确处理个人与企业的关系，自觉维护企业的形象。③企业领导者要身体力行，坚守价值观念。企业领导者的价值观念将是塑造企业文化的关键，领导的个人能力与人格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经营的价值取向和员工的内聚力，因此，要塑造和维护企业的共同价值观，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行为向职工们灌输企业的价值观。首先，领导者要坚守信念，力求每一项工作中体现这一价值观。其次，领导者要注重与职工们的感情沟通，增强亲和力、凝聚力，以平等的、真诚友好的态度对待职工，取得他们的信任。
社会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改革；根本区别
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有科学的正确的理解；二要善于识别和抵制那种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所谓“改革”。在这里，前者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后者是指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两者存在着根本区别。经初步思考，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根本区别和各自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一、改革的性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前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目的是通过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部分，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下简称“后者”）的性质，是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目的是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
首先，必须牢牢把握认识中国改革的性质。我们党的重要文件对此作过一系列深刻的表述：“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1]经济体制改革“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叶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2]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阐述，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出现了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割裂开来的新自由主义偏向，严重妨碍改革的健康发展。
新自由主义以利己的“理性经济人”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崇尚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反对政府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然采取敌视态度，竭力主张并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是一种极其鲜明的具有私有制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在原苏联、东欧、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付诸实施，造成了严重危害。
比如俄罗斯1992年开始实施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当年市场零售价格上涨近30倍，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超过30倍，通货膨胀率达到220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44％。为了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金融的紧缩政策必然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导致生产下降；生产下降，造成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又引起物价上涨。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就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尽管紧缩政策对缓和通货膨胀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断出现。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院士t·奥西波夫在《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报告中指出：“激进改革的社会代价最为沉重。居民生活水平大致降低了三分之二。居民在财产方面被强制性地造成差别。从前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当今我们的社会本质上已经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富翁集团（约占10％），与它相对立的是贫穷居民。”[3]
如果中国的改革也采用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办法，后果必将与俄罗斯相同，这是没有疑问的。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经济比重急剧下降、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等严重现象，新自由主义的片面强调“私有化、自由化”的危害性在我国开始明显暴露。
二、改革的理论基础的区别。前者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后者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改革的理论基础出现了偏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行其道，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化”和“私有化”三个方面。
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指市场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是一部能自动运转的配置社会资源的万能的机器。一切生产要素、产品、劳务都商品化，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
所谓“自由化”就是非调控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在认为市场机制作用能形成一种“自然秩序”的同时，还认为个人自由是市场制度的保证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只有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才能使经济效率达到最高。新自由主义将市场规律的自发作用和个人自由主义奉为至高无上的信条。因此，新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推行无政府主义经济模式。
所谓“私有化”就是极力主张全面的私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视为唯一合理的永恒的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全都是极力主张和推销彻底的私有化的。他们认为，实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就不能对私人的经济行为加以限制，从而可以使个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而且实行私有制能够自动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他们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有太多的优越性，因而总是竭力反对公有制，视公有制为万恶之源。他们的目标，总要使全世界的国家都实行私有制，使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永恒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无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存在，不了解其核心观点和科学内涵。我们的回答非常明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决不能用来指导我国的改革。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石和理论指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命题或范畴，包括以下三层涵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或计划市场经济；三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就是这样三层涵义的综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性。
从第一层涵义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选择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而不能选择古代市场经济或近代市场经济类型。这是时代的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是二战后至当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市场经济类型，它是一个中性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属于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通常把我国的经济改革称为“市场取向改革”，就是指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例如，关于强化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开放市场，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放开价格，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由价格引导要素流动，提高经济效率，等等。
从第二层涵义看，在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我们的观点是与新自由主义直接对立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是“自由化”和“非调控化”，不要任何政府的调控和干预，不要任何计划。改革以来，我们始终清醒地坚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是要削弱而是要改善。取消政府的宏观调控，等于走向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市场经济，使改革走入歧途。
从第三层涵义看，十分清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决不能搞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导向，是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为历史业已证明了的公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将不断再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不断再生产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证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
三、改革目标的区别。前者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富民强国共同富裕。后者的目标是通过“改革”推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全面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财产制度），造成两极分化和殖民地化，导致民穷国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越性的同时，在基本制度上则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而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无视市场机制所存在的根本缺陷，把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抛在一边。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他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可分为四步曲：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地领导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私有化之后，第二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理论上讲，就是对资本市场解除管制，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不幸的是，投机的“热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蒸发干净。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为了吸引资金以恢复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结果可想而知：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在这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这些国家拖入第三步：价格市场化，从而进入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这又可预见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称之为骚乱。像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削减对穷人的食品和燃料补贴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骚乱。这些骚乱和动荡又引起了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当然，这种经济“纵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最后就轮到第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这一步叫做“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作为一个内幕参与者，斯氏把这种自由贸易比作用金融和财政手段所进行的鸦片战争。[4]
拉美地区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其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经沦为该地区贫穷国家。拉美国家的经济至今处于停滞之中。
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误导，目前经济的“拉美化”特征已有所显现，如不明确坚持和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也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的爆发。
四、改革对象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即产品经济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不是要改掉公有制，而是要完善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后者的改革对象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要改掉、消灭公有制。所以，俗称为“改制”，“制”者，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国的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完善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而按照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去搞国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公有财产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者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似是而非的理论误导下，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
而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产权关系，就是要使公有制产权关系有机地融入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市场经济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只能通过交换间接地实现为前提，只承认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权利，经济主体利益相互独立，自主经营，这是一种横向的自发的社会分工制度。这种社会分工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体的发展，调动分散、独立的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因而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在社会生产的组织上天然具有滞后性和自发性。公有制经济由自主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具有共同的利益，贯彻按劳分配的利益平等原则。公有制经济必须具有协作劳动的本质要求，就是要使生产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服从一个中心的指挥和调节，因而其内部分工具有自上而下组织安排的特征。这是一种纵向的自觉的分工制度，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但是，这种纵向分工在社会历史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会产生脱离实际的主观性，压抑社会主体个性的积极性，因而导致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病正在于此。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的优点而克服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和市场分工制度的弱点，促进形成既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种具有主观性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
五、改革的依靠力量的区别。前者的改革，遵循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充分调动他们在改革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改革作为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社会实践。后者的改革，只依靠少数“精英”，同时依靠外国人的力量来推动。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广大工人、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不仅不能参与改革的决策，反倒是需要他们这些“精英”人物来教训和开导的。他们对下岗工人不仅不报以同情，反而说他们是在温水里面被煮熟的青蛙，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活该受穷。农民太多，又懒惰，只能一直穷下去。而那些靠投机倒把、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则是社会的“精英”、时代的宠儿。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裸地主张弱肉强食，宣扬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宣称：“要鼓励剥削，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有的甚至建议取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因为这样才能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他们甚至认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国企老工人。这些说法已完全失去良知和道义，失去了为人的起码常识，就连海外的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也觉得不堪入耳，感叹道这些人“给别人做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
其实，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同历来的统治者没有两样。那就是统治者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却总是宣传自己是高贵的、智慧的和善良的。而广大老百姓辛辛苦苦、逆来顺受，却被贬斥为低下的、愚蠢的和卑劣的。我们知道，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人有钱，存在着许多偶然的因素，有时候只是他运气比别人好，存在着能力方面的因素，但是与能力并非完全相关的，可见有钱的人未必比没钱的人高明。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一些有钱的人发的都是不义之财，靠的是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根本扯不上什么企业家才能。著名经济学家女士曾撰文指出，那些早已拥有“别墅、轿车、美女、叭儿狗”的90年代四大件的暴发户，不过是全身披挂着现代物质的野蛮人而已。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中国的改革，必须彻底摆脱由少数权贵及其新自由主义者代言人为主导的局面，彻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更多地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的力量。否则的话，只能越改越糟，越改两极分化越严重。
六、改革方式上的区别。前者的改革，遵循的原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经过试验，加以总结提高，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后者的改革，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由少数精英出方案，依靠行政力量，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推动，大搞一刀切。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我们的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实践表明，在具体改革上，凡是能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就能比较顺利地达到目的。反之，就会受到挫折。例如，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首先在安徽凤阳作试点，再向全国推广。同时，对于像华西村、那样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地方，也允许不搞联产承包制，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但是在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却走了弯路。一些地区没有遵循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而是照搬照套在国外理论界也存有争议的“管理层收购”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依靠的是少数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的管理层，结果把全体人民共有的财产，变成了少数企业管理层的私人财产。导致劳资对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引起社会上的强烈不满。
体制的变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众多人的利益，因而需要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广泛参与。缺少群众参与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改革的步伐似乎很快。但这样一种改革，首先无公平、公正性可言，彻底摧毁人们道德的根基，必然会影响一个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导致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配而偏离正确的方向。
七、改革原则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原则，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惠。后者的改革原则，以资本为主宰，为富人的利益着想，搞劫贫济富，大肆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失去社会公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所要依靠的并不是一小部分人的积极性，而是全体国民的努力。阿马蒂亚·森就认为，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一个自由权利的拓展过程。这些自由权利包括公民政治参与的自由、公民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公民受医疗保障的权利、公民自由交易的权利等等。总之，人民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整个社会有更高的参与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越快、越健康。比如印度，由于它在历史上长期实行种姓式的等级制度，忽视了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权利，结果国家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尽管在今天的印度，种姓制度在法律上已被废除，但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下层社会中的影响还在，这严重阻碍了印度的发展。而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就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部分使用权，获得了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和自由支配自己部分劳动成果的权利。再比如在计划产品经济时代所建立的免费公共医疗保障和免费公共义务教育体系，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也功不可没。
要实现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现代化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发展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要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试图依靠少数富人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精英分子来主导社会发展，无视几千万工人和几亿农民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边缘化、弱势化，只会把中国引入歧途，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八、改革效果的区别。前者改革的效果，必是注重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后者改革的效果，必是不断产生新的少量暴富阶层和新的大量弱势群体，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动荡。
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人民普遍得到实惠，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改革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在评论1989年时，曾经指出：“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5]所以，即使在那个群情激奋的时候，人民对于改革也是没有质疑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获益最大的是少数人，特别是少数权贵阶层。而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甚至有所下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前期、后期改革的效果差异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欣欣向荣，整个国家一幅生机勃勃的气象。今天的中国，居然有12项令人痛心的世界排名。[6]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中，中国的医疗公平性程度排第188位；大学学费与居民收入比重世界第一；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居民税务负担世界第一；政府清廉指数第71名；在144个国家当中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排第133位；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矿难死亡人数占全球的80％，世界第一；自杀人数世界第一；行政成本世界第一；死刑罪名数量世界第一；文盲或半文盲人数世界第一。面对这样的排名，不知道那些新自由主义者还如何能够侈谈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美妙蓝图”。在这些排名当中，当然有许多是历史遗留问题，与我们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不无关系。但医疗、教育等方面排名的急剧恶化，与新自由主义者所倡行的市场化改革脱不了干系。
九、两种改革的两种前途。前者的改革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实现富民强国。后者的改革前途是走向权贵市场经济和沦为外国垄断资本的殖民地经济。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前苏联等其他国家通过“改革”达到了这种目的。为了避免这种前途，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
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曾尖锐地指出：“西方各发达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7]因此，所谓新自由主义，在实际上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攻和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而这新自由主义一旦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就必将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义的推行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自1830年以后，从古典学派的阶段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批判精神越来越弱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8]在今天的中国，许多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够，对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劳动群众麻木不仁，却甘当国际垄断资本的应声虫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更重要的是，在改革中付出代价的恰恰不是那些在改革中依靠不法手段致富的人，而是生产价值、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新自由主义者总认为，改革中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代价会在改革中所得到的收益增量中加以弥补，即所谓“帕累托改进”。在公平与效率的天平上，他们更注重效率，说什么“当你把蛋糕切的更均匀时，你会发现到手的蛋糕已经变小了。”其实，这都是些骗人的鬼话。由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导的一些政策只是加剧了不平等，却未能提高效率。比如，搞所谓“以高薪养廉”，现象又减少了多少呢？给国有企业的经营层以各种激励，什么高额年薪制、股权期权制度，企业经营绩效又提高了多少呢？上大学要收费，更让许多贫寒子弟雪上加霜。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处在攻坚阶段。我们必须从上述九个方面系统地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走向改革的正确前途，才能避免权贵市场经济和外国垄断资本殖民地的前途。新自由主义者打着“改革”的幌子，妄图开历史倒车，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是注定不能得逞的。因为，中央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那就是要更“社会主义”，更“市场经济”；就是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人民也开始觉醒，新自由主义者欺世盗名的言论行为，也日益受到不屑与唾弃。孙中山曾说过：“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论是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还是改革实践的决策者，都应当顺应历史潮流，这样才有可能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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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t·奥西波夫主编.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C].莫斯科：1995.81-83.
[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J].国外理论动态，2001，(12).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6－297.
[6]中国搜狐网根据不同媒体的报导，选出十二项特殊情况在世界的排名，并称这些排名“让人沉痛”.
社会经济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社会经济利益；习惯法；社会经济权利；社会经济权力
在经济法的学理研究和立法实践中，对经济利益独立性的认可表现在其作为一个经济法上的基本原则，即社会经济利益原则的确立。但是，社会经济利益原则既出现在私法法域，亦出现在公法法域和以经济法为代表的第三法域。这种状况导致了法律体系内部的混乱与冲突，同时也阻遏了法律对社会经济利益的保护。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和法律保护的有效协调与统一，从历史中搞清社会经济权力或社会经济权利的起源是非常必要的。
一、前国家社会的利益观念、分类及其关系
摩尔根在对印第安人进行了长期观察后提出，处于蒙昧时代的人，“财产是极其微弱的。他们对财产的价值、财产的欲望、财产的继承等方面的观念十分单薄。这里的财产观念单薄指的是私人财产的观念。与此相反，古代人却有着极强的集体观念，如低级野蛮时代的村庄周围就出现了木栅，中级野蛮社会的人们用石块砌成堡垒保卫公共住宅。原始人的这种做法充分表明，他们有着明确而且肯定的集体观念。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对我国鄂伦春族的“乌力楞”制度的考察为我们解析史前社会的利益观念提供了直接证据。鄂伦春人的季节性狩猎一般都采取集体的形式。狩猎工具是各家自己购置的，平常归各家私有。但是在出猎的时候，所有“乌力楞”的财产都是公用的。他们猎获的食物一律在整个“乌力楞”中平均分配。由此可见，鄂伦春人不但有“我们的”观念，也有“我的”观念，而所谓“我的”就是私有观念。简单讲，“我的”观念中体现的就是个人利益，“我们的”观念中体现的就是社会利益。
综上所述，原始人不单产生了“我的”和“我们的”的利益观念，而且还萌芽似的触及了“我的”和“我们的”的关系问题。鄂伦春族的“乌力楞”制度中关于猎物的分配就具体体现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此外，原始社会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还表现在财产继承制度上。摩尔根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使用了“权利”这一概念。摩尔根的考察表明，伊罗奎人曾经出现过三种重要的顺序相连接的继承法。第一种是遗产必须由死者所在氏族的全体成员分配;第二种是由死者的同宗亲属分配;第三种是由死者的子女继承。但是无论如何死者的财产必须保存在氏族之内。
基于以上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原始社会时期利益分为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既相互依赖也存在着长期不间断的冲突。冲突的结果产生了古代社会的分配制度和继承制度。第二，社会利益的产生先于私人利益。摩尔根认为氏族社会是由最初的血婚制家族发展而来的，中间经过合婚制的过渡。摩尔根认为，社会中的个人一开始就是存在于集体之中的(先是家族后来是氏族社会)。卢梭认为社会的形成是因为“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于是，人们之间达成了一个共同的契约，每个人将自己及其自身的一切自然的权利交给整个的集体，于是社会产生了。同样，在卢梭看来私人利益的产生是早于社会利益的产生的。第三，私人利益依赖社会利益而存在。第四，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互限制。私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利益的扩展范围，社会利益一也决定了私人利益的实现和延及的范围。第五，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实现方式有区别。社会利益在一定社会范围内以社会规则来支配，而私人利益则完全由私人支配，这就是利益在实现动力上的表现。
二、前国家社会的社会经济权力或权利的重合
按马克思·韦伯的观点，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进而，迈克尔·曼又将权力分为集体权力和个体权力、权威性权力和弥散性权力。
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首先，本文所指的前国家社会的社会经济权力是一种典型的弥散性权力，同时又是一种集体性权力。值得关注的是，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这种集体性权力对内作用时又有一种向个体性权力转化的趋势，同时，社会经济权力在实施过程中也积淀了一定的权威性。社会经济权力的集体性表现在，这种权力的形成是基于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而结成的相互之间的合作，而不是一个人通过暴力对另一个人强行的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点可以从历史学家们对前国家社会中狩猎和灌溉农业的考察中得到证明。这种社会经济权力的弥散性表现在它对社会内部的调整、规范，个体权利的实现不是依靠明确的命令和有意思的服从，而是从一种更加本能的、无意思的、分散的方式分布于整个社会的人口之中的，是靠着人们之间相互的理解和共同的道德或者来实现的。其次，这种前国家社会中的社会经济权力的功能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中的经济利益。
从上述对前国家社会利益形态的分析中我们得知，社会利益存在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分，并且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见的区别。从外在条件上看，只要具备了利益、自由和度量三个要素，权利就可以形成。因此，相对于社会经济权力，社会中的每个个人也同样存在着个人私权利。若干个个人的结合就构成整个社会，而若干个个人权利的重合构成社会整体的权利，也就是相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对应存在的社会经济权利。在后者的构成中同样存在利益、自由和度量这三个权利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社会经济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力在主体、利益和实现方式上完全是重叠的，所以在前国家社会，社会经济权力和社会经济权利是混同的，或者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重合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由于人类史前社会中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并存，因此，在社会经济权力保障、实现社会利益的同时，社会经济权利在确认和保障若干个体权利的集合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前人类社会中，社会经济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共生也意味着社会经济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力的并存，他们共同的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变迁。同时，社会经济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力在某些特定语境下也能实现并存融合。
三、社会经济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对抗与融合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出现便产生了对权力和权利的渴求，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只有得到其认可才能成为合法的权力或权利，尤其是权力，其合法的拥有者只能是国家。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经过法律确认的国家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对被统治阶级实施的合法武器。
而作为私权的权利是阶级利益冲突和被统治阶级对统治的妥协的产物。其中，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和统治阶级的让步都对私权利的产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两种力量协调的结果是权利和权力的共存。这样，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都被认为是合法的。
但是，社会经济权利或社会经济权力因其本身的弥散性并未在国家产生后融人到国家权力之中，还消极的弥散在社会生活中，也未取得合法性，甚或有时还成为非法的权力或权利。而社会经济权力或社会经济权利本身具有的集体性，或者说具备的社会基础决定国家权力并不能将其瞬间兼容或者消灭，由而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或社会经济权力呈现了一种既对抗又融合、既消灭又补充的发展态势，总之，对国家权力来说，其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兼容社会经济权力或社会经济权利的过程。
与我们的观点不同，国家起源融合论的代表人斯宾塞认为，国家的形成是因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并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因此“各个部分组成了一个在同一个基本原则上构成的集合体”。融合论的观点可以从迈克尔·曼对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国家的形成的分析的得到证明。按照这种观点，国家经济权力完全是前国家社会经济权力的延续或者说是由其演变而来。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其道理在于:在前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冲突论还是融合论都不能否认国家和社会在主体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社会意志体现为一种公共的意志，而国家意志在阶级利益冲突中或者在集团利益冲突中，最终只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阶级的意志和集团的意志。这样就使得以利益为内核的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经济权利相悖离。对社会经济权利来说，如果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利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作为其利益内核的社会公共利益中的经济利益，只能在私人权利中得到保护。而作为私法的核心的私人权利，却反对任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借口的权利。因此，融合论学说的结论只能是，公共利益的社会经济利益在很长的时间被人们所遗忘，并进而使社会经济权利在这一阶段缺失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四、社会经济权利与国家经济权力的分离
接前述，社会经济权利与国家权力的融合是一个历史的持续过程，其中也伴随着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融合，但是在这个过程的任何阶段，社会公共利益都没有丧失其独立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将社会公共利益再次拉进人们视野，引发人们关注的是，现代工业化生产对传统农业生产的冲击。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生产使得人们无论在个人的生活和企业的生产上，越来越依赖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这样导致人们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有助于个人利益的保障，因此，当人们再对社会公共利益实施保护时，人们之间就必然能达成相互合作、理解并且显现空前团结。而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经济权利就很难再次被完全整合到国家权力中去，对峙的结果只能是，立法机关把社会经济利益的保障主要放到私法领域来确立、维护。近现代以来的私法的公法化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在私法领域的广泛使用，实际上就是人们对社会公共利益关注所导致。也就是说当人们不愿意将社会经济利益交由给国家公权力的同时，国家同样是不可能赋予社会上任何一个非国家机构的主体以公权力。
社会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市场经济；大宗商品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
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其实是与意识形态没有必然联系的；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它们都只是种工具，只要顺应市场向好的态势发展，那就是最好的经济制度。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有社会主义下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大的特点，又有市场经济自由度高、灵活性强的特点。一方面保证了高效率，另一方面又保证了公平公正；大力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腾飞。相较于原先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升了企业的活力，也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解放，使中国一步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现存问题
任何事的好坏都是相对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解放了生产力的同时，也给我国市场带来了许多问题。下面将以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现状为例，说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下，商品市场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一）市场监管问题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监管机制存在许多漏洞，比如大宗商品市场的准入门槛较低、企业的权责不清、恶性竞争常有发生、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缺乏约束力；在市场运作过程中，交易规则时常变更，管理者为了追求交易规模而过度炒作甚至违规操作；企业股权结构不合理，以及风险预警等机制的欠缺，都导致了市场内存在大量风险。由于市场监管主体不明确，对于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等经济犯罪行为缺乏有效打击力度，不能有效地防范此类事件发生。以下几个时件：2015年云南泛亚事件、2015年沈阳事件、2014年的青岛港事件等，都是由于我国当前大宗商品市场监管不利，生产者可以从欺诈消费者中得利，最终酿造的一系列恶果。
（二）制度易成本过高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都面临交易成本高，竞争过于激烈，尤其是在很多行业存在恶性竞价的现象。导致很多新兴企业无法抢占市场，许多大型企业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都离不开成本过高作祟搞鬼。而高成本，其中一部分就来源于高交易成本。根据罗纳德科斯的理论，交易成本包括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制度易成本等成本。就过高的制度易成本而言，高交易成本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例如在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政府严格限制营业额及业务范围，对从事境外期货业务的国有企业实现许可证制度，以及强制集中清算及中央对手方制度，都导致了高制度易成本。为我国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带来困难。
（三）资源配置不合理
自从2015年低“供给侧改革”提出以来，供给过剩现状深入人心，供给过剩成为我国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例如在大宗商品行业，钢铁、煤、石油、天然气等资源都严重过剩。然而，事实上，虽然我国某些资源存在严重过剩，另外一些资源却又存在严重短缺。例如我国粗钢生产过剩，然而造飞机、或造圆珠笔头所需要的精钢却又存在严重短缺，需要进口。
（四）恶性竞争严重
由于我国许多市场行业准入门槛不够高，对某些重要资源保护力度不足。市场上恶性竞争严重，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价格战。无论哪个行业，只要基础原材料足够充裕，又有一定量需求，厂商生产销售有利可图，就会出现一大堆厂商蜂拥而上，在短期中虽然获得超额利润，但在长期中造成了严重铺张浪费，也压低了整个行业的价格，使我国在该产品的进出口中，出于被国际垄断巨头打压的劣势地位。我国稀土行业是一种在现代工业、国防领域和高科技领域都非常重要的原材料，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战略资源，中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稀土供应商，供应的稀土满足了世界约97％的需求量。但是，在国际市场中，稀土的价格仍受外国巨头的影响。原因是我国稀土行业的进入门槛非常低，稀土企业无处不在，分散无序凌乱，一些个体经营者经常为了追逐一点小利润就不断压低价格竞争是导致这一步盒里情况发生的原因。
四、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大宗商品市场发展建议
（一）健全完善我国市场管理制度
自由放任是市场经济的特点，由于我国走的是市场经济这条路，企业在追求高利润的动机下，做出一些欺诈消费者、生产时偷工减料的行为很正常。这时就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加强政府监管，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主观能动性，对不法分子进行打击，维护市场的公平与秩序。例如，目前我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管理制度滞后，阻碍了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发展，为了建立健全我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我们要站在全球的战略高度上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完善各种期货市场管理制度，并且政府应该严格执法，擦亮双眼，有效监管，加速国内期货市场建设，以维护我国经济利益，并规避国际市场风险。在良好的期货市场管理办法的保障下，大宗商品交易效率会显著提高。我国有这个严厉监管的基础，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中央的权利大，中央的手段硬，因此我们应该有效利用这只看得见的手，纠正社会在市场经济下走出的一些偏差。
(二)降低制度易成本
在严格监管的同时，我们要平衡好自由与管控的度。既要充分管控，又不要过分干预市场经济，因为看不见的手往往是更高效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要求我国寻找到那“双全法”，在制定健全法律、尽量减少市场纠纷的同时，又要尽量降低交易成本。降低制度易成本的可采用如下措施：多领域的协同改革，对企业经营者行为实行规范，建立第三方平台并进行有效监管；明确市场行为规范，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准则，整治市场乱象。
（三）优化稀缺资源配置
还是以钢铁行业为例，如果市场经济无法解决一部分的稀缺资源配置问题。这时候就可以交给计划经济来管理，通过统筹规划，把多余的钢铁原材料从生产粗钢的企业转移到生产精钢的企业，并且鼓励各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创新创造、技术进步，使生产能更好地与需求对接。合理计划并预先对需求进行估计，或者进行需求管理；预先把需求量的信息转移给生产企业，然后企业按量生产适度生产，在产值最大化的同时减少浪费。
（四）减轻核心行业恶性竞争
为了减弱某些核心行业恶性竞争情况，政府可以提高某些行业的准入门槛，或者把某些企业划归国有，通过限制一部分企业的竞争，减轻我国在对外贸易中遭受的损失。
五、结论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尚存许多问题，但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通过宏观调控、政府介入、政府监管等手段，一定能在自由与管控中找寻到一个平衡点，在保证高效率的前提下促进公平公正，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作者:李云单位:河北省地矿局探矿技术研究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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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论文篇9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平；社会建设
纵观国内基于构建和谐社会而对公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个层次上，这二个层次的问题在不同时期成为当时的研究重点。
一、“经济学领域”的收入分配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学术界对公平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打破平均主义，使人民迅速摆脱贫穷的落后面貌。内容主要体现在：对公平概念的分析；对公平效率关系的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国内学术界最初对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有几种不同的认识：程恩富等人认为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厉以宁等人认为公平主要是指机会平等；张五常等人则认为公平只能是结果平等；万俊人等大多数学者则主张公平是机会与结果均平等。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公平观有了这样的共识，即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公平原则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是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反映了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要求。第二，它的基本内容是承认每个人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第三，这种公平是法律形式上的公平而不是事实和结果上的公平。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公平的含义和内容也不完全相同。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公平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和收入分配的高度均等化方面。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对公平的认识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1)作为市场经济基本规范的竞争的公平。它的实质是人们在法律和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是交易的平等和竞争的平等。这种含义的公平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保证。(2)与社会主义人权原则相适应的权利的公平。社会主义的人权强调要尊重和保障人权。(3)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相适应的劳动的公平。这种含义的公平一方面要求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具有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每个人天然的特权，要求等量劳动相交换。(4)收入分配结果的平等，即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这种含义的公平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讨论公平与效率关系时普遍使用的概念。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经济公平，指经济主体在再生产过程中权利与义务、作用与地位、付出与报偿之间的平等关系。它是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强调的是要素投入与要素收入相对称。它要求在再生产过程的起始环节，企业和劳动者应具有同等的地位和机会支配社会资源，有同等的机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即机会均等；在再生产过程中，竞争的规则对所有参与者都应是平等有效的，即规则公正；在再生产的最后环节，收入应与其效益产出相适应，即以效取酬。经济公平首先强调机会均等和规则公正，在此前提下，由于各经济主体提供的生产要素不同以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不同所导致的“马太效应”的收入差别，不能在这个层次上熨平。否则，价值规律就会遭到扭曲。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公平，是在再生产环节之外的再分配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机制和政策使收入趋向合理化的一种平等关系。它要求在经济公平的基础上，让所有公民都能获得维持一定生活水平的物质条件，消除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社会公平强调的是将人们的收入差距保持在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对应的目标是资源配置效率的长期延续和社会秩序的相对和谐。但这要靠国家通过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以至行政手段进行调节来实现。
社会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public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