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领域论文篇1
1.这些论文的选题要求比较好，或者别人没有研究过的，或者你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使用的方法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的，或者你和别人的研究视角不一样的，总之，如果有几篇类似的文章，你采用相同的方法，并且没有得出新颖的结论的话，你不用投这些期刊了。
2.这些期刊发表的论文至少60%以上是由国家或各部委或各省份等基金资助的项目，没有基金资助的项目也同样可以发表。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期刊都是比较牛的，而能发的人一般也都是有一定的地位的专家或者其所带的博士生，硕士生，自然发的文章看上去有很多都是项目资助的。
3.要注意各期刊的口味，有些喜欢实证的，有些喜欢偏理论的，比如经济学（季刊）所倡导的就是严格的，规范的分析方法，很多同学学过经济学分析方法，应该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虽然不排除定性分析，但主要的或者说我所看的该刊物的文章几乎全部都是计量的。经济研究虽然说并不必然要求文章全部要计量，也喜欢非计量的文章，但大家看一下经济研究的文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再比如自然资源学报（我们土地领域非常牛的期刊了），你如果投的是资源经济的文章，要求有数据，但计量模型不能过多，而资源科学则不是这样，比较偏爱计量的文章。建议大家投稿前，先阅读一下所投期刊的文章。>>>更多博士毕业论文
经济领域论文篇2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经济领域论文篇3
关键词：中西方经济学；文化与经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关系
经济学虽然是社会科学门类中的一种，但是其研究的具体方向也可以说属于科学领域，因此经济学领域研究富有科学性，科学领域的研究有时间的推移和发展，根据对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其发展过程也有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学领域如今属于一项科学，因为其研究过程秉承着公平、公开、公正，拥有一定的客观性，没有人文主义色彩.在早期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十分单一，而且，其研究方式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研究，并没有和其他领域有所关联，因此也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处于一个一成不变的状态。延伸到如今的中西方经济发展，中西方虽然在文化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是针对主流的经济发展趋势仍然存在一定的共通性。
一、关于中西方经济发展的背景
（一）西方经济发展背景
其实在本质上，中国的经济学领域中有西方经济学的影子。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说，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两种经济形式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西方经济学自发展到今天已经经过了200多年，其经济形式的创造经过了很长的研究过程。在最开始，研究者执着于如何利用经济学创造财富，于是在西方创造了早期的流通领域，并且科学家也承认了经济与财富的某种联系，这一思想在西方的传递比在东方传递的更久远。在这一阶段代表科学家首次以重商主义的思想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慢慢的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进行产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是在该阶段出现了所谓的真正经济学，也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思想。起初亚当提出了国富论，提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把经济学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移到了生产领域，进而丰富了经济学思想，使之处于一个自由的状态，但是这种经济学思想比较禁锢：希望政府不要干预经济的发展。亚当之后，西方经济学主要属于古典经济学，其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即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价值由劳动决定。但是在此基础上，该时期有经济学家提出了反对思想，提出了所谓的边际效应，认为价值来源于消费者，所谓的经济也必须有一个标准，这种潮流称为边际革命，于是出现了一定的思想误区，关于价值和经济的关系也出现了混乱。之后阿尔弗雷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二者并不冲突，在他的观点中，将边际效应和生产成本论结合，对主观的价值论和客观的价值论做了个折中，古典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十分迅速，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遇到了停滞不前的大问题，问题一度没有解决，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出现了很明显的边缘效应即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在这个问题面前，出现了很多经济学说派，并且分别提出了对眼前危机的看法，后公共选择学派胜出，提出理论观点公共选择的主体是公共选择者的行为研究。以上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领域发展至今的一个发展背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经济学理论基础，如今的西方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济领域已经注入了很多创新方法和手段，丰富了经济学领域的相关发展，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连带其他领域文化形式有所发展，为西方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少的帮助。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
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指导思想，以中国的文化背景为基础开展的经济发展研究。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稳定的阶段，1996年，中国进行了利率降低，这一举动明显的刺激了股市，减轻了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中央财政的负担，除此之外对其他方面都没有太明显的影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带来明显的效果。中国的经济领域所存在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1997年香港的回归和中共15大以来，中国经济直面的政治事件有很多，但是如今经济领域的动态已经没有前几年那样丰富，从1996年经济周期标志开始，1997年经济领域被拓宽，经济领域和政治事件被捆绑在一起，经济形式主要以宏观经济为主，政治事件会影响经济领域的发展形式。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结构转换，不可能通过扩大货币发行继续刺激经济发展，所以预计在未来三年，中国主要的经济形式应该不会有所改变。如今的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逐渐达到了小康时代，90年代以来农业的发展非常平稳，粮食及其制品大幅度的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并进一步控制了物价的走势。1996年粮食收成非常平稳，粮价也属于比较平稳的状态，这也是物价一直波动不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之后农民已经倾向于土地的兼并，这改善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增加了粮食的进出口空间，丰富了经济领域的发展渠道，提高了生产速度。还有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1992年的重工业产业结构的发展，是当时比较重要的一个经济发展点。如今没有特别明显的经济发展点，所以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比较平缓的一个状态，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需要继续抓紧农业和基本设施建设，并且需要通过住宅、汽车、通讯、旅游等产业的带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增加经济领域新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属于宏观经济，大方向上需要很多的领域共同发展才能够促进其经济形式的多样化。
二、中西方经济的异同点
中西方主要的差异是文化差异，但是相应的中西方的文化和经济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国的文化倾向于多方向上的发展，并且经济发展需要有一个跟随的方向，比较明显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一个的时间点，每一个时间点的代表事件不同，涉及的领域和方向也不同，但是共同点是都与经济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两者从本质上有一定的区别，微观经济讲究从经济学每个小单位入手，而宏观经济则考虑的是整体国民经济，需要考虑的是一个整体控制的过程，可以说是过程决定结果的一种经济形式。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简单来说是从微观经济发展到宏观经济。中国经济通常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吸取国际上的经验、以国际事例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总结分析本国经济形式上的漏洞和弊端，整体来看，中方经济不仅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同样也有中国自身的经济文化传承，中西方相同点都存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而且都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思想，其宏观经济学都是经济领域中相对重要的形式。主要区别，西方经济学缺乏统一的方法论，而中国的经济学则有统一的方法论，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没有共同的前提假设，也没有方法论作为指导，所以西方经济学现状是微观经济上鲜有分歧，而对于宏观经济学来说没有一个具体的指示，有不同方向上的分歧存在，却没有一个主流的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周围领域也没有可以作为参考的方向。其次，西方经济学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总是以这一个问题作为改进源头，以其作为假设，假设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却忽视了影响因素，极大的影响了宏观经济学的创新与进步，使其缺少面对不同影响因素的一种控制措施，经济发展缺少完整性和实践性。另外，西方经济学经常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矛盾，还有经济学领域和其他相关领域的矛盾，一旦优化这方向上问题对于相关的方向又会存在新的问题，甚至是两者都存在的问题不能统一化解就存在了矛盾。
三、结语
如今，世界经济发展逐步趋近于统一化，中西方文化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其经济上的发展是相互借鉴的，中国的经济属于政治经济型，但是对于西方经济的多元化模式仍然可以学习；同样，西方经济可以借鉴中国经济的传统形式，解决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还有宏观经济学上的问题，促进中西方经济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经济领域论文篇4
关键词：自由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
一、引言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被誉为“联邦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国际论坛都能看到哈贝马斯活跃的身影，为寻求理论与实践完美锲合而努力着。
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一样，都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对世界进行改造。而改造世界的前提是需要清楚世界哪里出现了问题，在哈贝马斯认知里，西方社会现阶段出现的问题是是合法性的。自人类的社会正式现成到现在，一直以来就受到合法性一问题的困扰，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形式都在为了合法性问题而努力着。合法性问题存在于一切命令―服从的统治关系中，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命令者来说，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另一方面是对服从者来说，就是对于统治的认同问题。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如果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出现了问题都会爆发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对服从者来说对统治的认同问题这一方面。
二、合法化危机的形成
在哈贝马斯所阐述的危机中，合法化危机指的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一种全面性的危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所以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生活领域来讨论和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危机问题，而应该结合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
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经济的控制问题，使经济系统的整合危及到了社会系统的整合。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过剩，表现为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生产资料被闲置、大批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等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矛盾造成的。这种危机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危机――停滞――恢复――繁荣――危机的循环。
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新的情况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形态开始出现了转变，从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国家统治和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由“看不见的手”指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转变为国家政权强行干预经济发展。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为国家干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最著名的例子来自于1933年经济危机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的新政，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凯恩斯主义之后已经对资本主义国际的同治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了。此后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威胁重心开始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文化和公共政策领域转移。其危机的构成已经从结构和功能上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是每次都能全身而退，而二战的爆发也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不是国家的主要威胁，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和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社会危机。因为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和干预，是的经济领域的经济危机出现变化。虽然haunted处于经济方面的领域，但是其状态已然变得“温和”了，对于大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度依然影响着，但这并不是主要的，更加重要的是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干预和控制，从而直接造成了原有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原来用以维系资本主义国家合法统治的“公平竞争”的原则受到质疑，因而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产生了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对资本主义统治的信心大打折扣，而原有的一整套的社会文化制度，无法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提供必要和充分、可靠的实践依据，因此，资本四大重要的国家需要寻找新的法律依据来重新执政合法性。合法性的丧失和合法性的寻找，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说到底，危机其实是一场信心危机，身份危机或可以说是同一性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最终解决方式还得要到社会文化系统中去寻得，这也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三、哈氏的“合法化危机”理论的理论意义
首先，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来说，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危机理论对其具有强大的毁灭性和巨大的冲击力。但是这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来说就有些力量不足，缺乏彻底性。当代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已看到问题的所在，并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认同。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出现的理论，他的理论与其他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相比，可以说是很另类的。对哈氏的“合法化危机”理论的研究和借鉴，一方面可以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补充说明，弥补他的理论的不足，另一方面哈氏的该理论对于了解当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具有新颖的视角和观点，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的很多方面。当这些国外的东西涌入中国的时候，它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精华，也包含一些糟粕，面对输入型危机的存在，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为我们带来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良方。因为哈氏的危机理论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对危机的分析也相对比较全面点。
最后，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而且还逐渐转移到政治、文化领域里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哈贝马斯的理论来找出我国应对危机的途径和方法。同时对于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11）.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3]陈媛媛.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6）.
[4]余波.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思想述评[D].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6）.
[5]潘西华.商谈伦理：合法性危机解决之途――哈贝马斯商谈伦理思想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4）.
[6]（加）约瑟夫・希斯.哈贝马斯后期著作中的“合法化危机”[J].张太星摘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9）.
[7]陈振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合法化危机――评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J].岭南学刊，1996（3）.
[8]阳海音.论哈贝马斯的玩起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理论[J].世纪桥，2011（1）.
经济领域论文篇5
关键词：财产权 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intellectualpropertyrift）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经济领域论文篇6
第一，该书是一本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理论话语中独立出来进行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专著。
现代公共领域是伴随着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并壮大起来的。西方思想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但他们都是仅仅探讨了这部分社会空间的某些部分，而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立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最早从哲学上关注这一问题的是康德，他在对启蒙问题的思考过程中探讨了公共性问题，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公共领域”概念。阿伦特最早明确提出了“公共领域”，但她仅是在复兴古典共和主义意义上对“公共领域”进行了政治学的研究。哈贝马斯是系统研究公共领域问题的第一人，但他的研究或者局限于某个层面、某个领域，或者局限于市民社会的话语之内，而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话语进行研究。可以说，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中探讨公共领域问题的，公共领域只是依附于“市民社会”的一个子概念、子问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论域和理论话语。这不仅影响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深入研究，同时也减损了它的学术价值，致使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通约性的哲学定位。《公共领域论》一书的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公共领域的古典传统、近现代生成、现论发展、理论特征、运行机制、民主功能以及中国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该书对公共领域进行了社会史的考察，对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对公共领域进行了机制分析，对公共领域概念行了政治哲学界定，同时还在东西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了公共领域及其理论的民主功能和时代价值。这种研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公共领域理论体系，其全面性和系统性在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是目前国内学术界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理论成果。
第二，该书对公共领域问题进行了社会史与观念史的系统梳理和研究。作者探讨了公共领域的古典传统、中世纪演变和近现代历史生成，全面分析了公共领域的不同历史形态及其形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现代公共领域的社会基础。作者认为，公共领域虽然是一个现代话题，但其历史源头却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公共空间构成了古典公共领域的实体性形态，城邦制度及公民行为构成了古典公共领域的社会性形态，以理性为基本内容的城邦精神构成了古典公共领域的观念性形态，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形成了公共领域的古典传统。中世纪的西欧社会，没有形成像古代希腊罗马社会那样的古典公共领域，也不存在像后来以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社会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但中世纪的封建庄园制度、政教二元结构和多元文明形态的社会特征却孕育了一种具有展示性特征的公共领域，并成为古典公共领域与现代公共领域的联结桥梁。现代公共领域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产物，它与古典公共领域和中世纪公共领域既有着历史继承关系，又有着原则的不同，它是一个从市民社会中产生、处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并对二者进行调节的社会文化交往领域，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孕育于西欧中世纪后期，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自身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可以说，市场经济是公共领域及其观念生成的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是公共领域的社会组织基础，而现代民主政治则是公共领域及其观念生成与发展的政治前提。该书对公共领域这种专门史的研究，大大拓展了公共领域理论的学科范围，深化了其理论内容。
第三，该书对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描述性意蕴、分析性意蕴和价值性意蕴的探讨，确定了一个能够自圆其说并具有哲学通约性的“公共领域”定义。作者认为，“公共领域指的是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依托市民社会又独立于政治国家、介于国家权力和市民社会之间并联结沟通二者的社会中间地带；是由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私人组成并向所有社会公众自由开放，通过对话商谈、公众舆论、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国家权力和其他社会势力进行监约，并能够推进国家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民间自治领域；它是以参与者、沟通媒介和（达成）社会共识为内在结构，以能够形成公共伦理和公共理性的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为外在形式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1］。
这表明，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政治权力领域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之间并独立于政治国家又依托于现代市民社会的社会文化交往领域。它既不同于国家政治权力领域，也不同于经济交往领域，同时也与市民社会不同，而是有其特定本质的社会存在和理念形态。它占据的是一个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理论空间。这种政治哲学的界定，祛除了繁多的“领域壁垒”和复杂的历史演变对公共领域概念的遮蔽而还其以普适性的本质，因而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
第四，该书提供了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公共领域理论的解释范式，并通过公共领域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关联性研究，不仅拓宽了公共领域理论的研究空间，而且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探讨。国内学术界大多是在西方社会话语下研究公共领域问题的，对公共领域话语的中国适应性研究不够，对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出发研究这一问题也很欠缺。该书没有回避这一问题，而是从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把公共领域问题的理论研究与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起来，探讨了公共领域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经济领域论文篇7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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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领域论文篇8
〔关键词〕布尔迪厄；文化研究；场域；文化；惯习；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1-0115-04
从社会学的角度，布尔迪厄对文化转向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结构主义式的理解。他把文化研究中两种范式（结构主义范式和文化主义范式）的差异和对立进行了一种社会学的综合，具体方法是以场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结构方法，阐释了社会和个人二元对立及统一的关系，克服了结构主义的文化批判中把社会与个人简单对立的缺陷，回应了文化主义针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因此，布尔迪厄的“反对文化研究”理论及“场域”观念既是对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主义的批判，在布尔迪厄式的结构主义体系体系中，体现出他的理论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的许多交合歧异之处，也是对结构主义作了社会学的修正。同时，布尔迪厄对马克思主义中诸如阶级、革命、历史等范畴也有所发展。
一、“反对文化研究”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范式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是两种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理论和实践范式。但实际上它们不仅是两种理论范式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也是两种实践范式，前者脱胎于英国文化史上“甜美的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相结合，是一种所谓的“细绎”途径；而后者是布尔迪厄等人的结构主义方法，则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总体性理论。
作为具有结构主义思想背景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明确提出“反对文化研究”，甚至将之描述为“20世纪70年代生于英国的杂种”，一种“法国大学中并不存在”的“学科”。〔1〕表面上，布尔迪厄的文化研究的这种“反对”是因为“他更喜欢通过经验调查，而不只是通过纯粹抽象来提炼理论概念”。〔2〕应该说，布尔迪厄对伯明翰学派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义方法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误解，并没有意识到“情感结构”这一为威廉斯等人反复强调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经验调查和抽象。布尔迪厄对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文化研究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布尔迪厄亲自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左派的内部论争，并在此后相当长时间的社会学建构实践中与新左派和文化研究中的代表人物保持联系，其中很有可能就包括威廉斯。〔3〕应当说，布尔迪厄在思考生活方式的文化实践方面是典型的结构式路径，包括他的《换句话说：走向反思性社会学文献》（1990年）、他和华康德的《反思社会学导论》都是这种结构式的作品。卡尔霍恩等人编撰的《布尔迪厄：批判视角》（Calhounetal.〔eds〕1993）以及舒斯特曼主编的《布尔迪厄：批判读本》（Shusterman〔eds〕1999）都把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思想当做结构主义范式的理论明确予以介绍。从渊源上讲，布尔迪厄的著作属于哲学和社会学，受到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梅洛-庞蒂和涂尔干的影响，但同时，他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直接和长期接触，也是触发他进行文化社会学思考的重要因素。他从英国文化研究的经验传统中深受启发，甚至曾经表示自己“更喜欢基于社会而不是基于文本关系的文化分析模式”〔4〕，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结构主义范式的某种批判和反对，而倾向于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义范式。他对文化主义的不满是由于文化主义“太文化了”，以至于把一切等同于文化：阶级、日常生活、社会、权力领域、经济领域。尤其对于权力领域和经济领域，布尔迪厄不同意将其文化化的做法。相对于威廉斯的文化建构思想，布尔迪厄更关心文化形式和课题如何适应于更广泛的关系网络的问题。他认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范式可以在社会学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范式的结合中找到弥合二者的根据和可能性，从而避免二元论，即那种将客观、决定性结构的放在一边，而将经验、实践和主体关系的领域放在另一边的做法。霍尔曾经设想过将结构主义范式和文化主义范式弥合的前景，做法是将二者做一种宏观的综合，在结构调查的同时结合经验和个案的研究。布尔迪厄的做法与霍尔有所不同，他更重视在突破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同时，在微观的层面上将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整体分析与文化主义的个案研究结合起来，他的“场域”、“惯习”概念便是这种微观化理论的产物。
二、“场域”取代“阶级”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的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宗教）是这个总体中的基本部分，这些部分有自己的“游戏规则”，然而又遵守社会这个更大的总体的游戏规则的约束。“场域”（Field）与社会总体是相互平行的。从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的观点来看，阶级矛盾和冲突就表现为不同社会力量在场域的利益争夺，场域表征了社会整体阶级划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场域理论也揭示了文化在历史和社会的地位和意义，统治与被统治都充满了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的争夺。简而言之，社会是围绕处于“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之间的基本对立而建构的。因此，布尔迪厄认为，与“阶级”概念相比，“场域”更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和社会的总体性质，更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同时，“场域”比阶级更加具有经验上的可操作性和可解释性。在布尔迪厄看来，马克思的阶级观念无疑是对社会总体性本质的科学认识，然而阶级过于笼统，在应用于实际的政治经济分析时缺乏可操作性。与阶级不同，场域一方面具备阶级的总体性质，另一方面它更精细，与经验的结合更紧密，能够更全面地反映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全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给予文化以社会其中一个场域的地位，这是马克思的阶级范畴所没有明确的。
场域的精细，表现为场域之下有子场域。子场域彼此相对自主，就社会力量区分而言，不同的场域以经济和政治场域的主张来加以区别。在一个上级场域之下，所有的子场域并不是完全自主的。从社会发展的整体结构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场域是完全自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阶级之间也相互牵制。只有当一个场域支配所有其他的场域，整个社会由此仅剩唯一一种可接受的“人类成就的定义”时，就存在着完全支配（totalDomination）。
初看上去，场域无疑是一个结构的结构，或者是系统的系统。布尔迪厄将场域与权力联系起来，场域这个概念使权力概念化，权力散布在、也是自动地定位在和运转于大批复杂的机构和现代社会的社会体中，构成韦伯所说的“科层制”体系。以场域为轴心，布尔迪厄重新划分了文化研究中和社会研究中的诸多范畴。第一个被重新划分的是“阶级”。“阶级”在威廉斯等早期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中占据关键概念，甚至成为文化主义范式的轴心。从马克思以降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是政治经济领域发生变革的必然产物，具有社会革命的功能和文化策源地的地位。在威廉斯那里，“阶级”与文化霸权是一种同构的关系――它们都出于两极分化的其中一级，文化是阶级争夺霸权的场域。与上述以阶级划分社会权力和文化布局，从而将文化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的实在不同，布尔迪厄以“社会域”（SocialSpace）的概念取代阶级的概念，阶级是社会域中的实在，阶级作为特定的社会群体，它的出现是权力场域规定的结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认为阶级的出现首先是一个经济学事件，是生产力推动的生产关系变化的结果与象征。而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中，阶级的产生被从经济领域中抽离出来。这大概应该归因于他对经验分析的偏好。
三、“场域”与“霸权”
场域是一个总体性结构，它的子项目和分结构则表征了社会总体的各个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等等。
按照场域的划分功能，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域被用来作为涵盖文化的差合：文化是一个充满符号暴力的结构。这是一个各色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科学家进行符号创作的场域。文化生产的场域是权力场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处于包罗各社会阶级的“统治极”（Dominantpole）之中。布尔迪厄将文化从经济中分割出来，这不仅是非韦伯化的空间模型，而且从根本上离开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这是典型的结构范式，在阿尔都塞那里同样如是。反对经济决定论和去主体是结构主义范式的一致取向。
在布尔迪厄这里，文化域的生产和再生产虽然不由经济所决定，但是伴随当前经济资本支配文化资本的历史状态，文化生产场域也依次被那些与经济权力最为靠近的场域――经济场域和政治场域所主宰。在文化生产场域之内，这种权力的等级被复制，其中一些场域比另一些场域更靠近“经济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场域是支配性的，其基本构成就是资本和市场经济。文化场域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是那些支配性场域的一部分，但与经济比起来，它们仍然是被支配性的，市场经济决定着它们的实际效应，而资本则决定它们的流向和优劣评判。政治场域，布尔迪厄以场域重新划分社会政治领域，他讲经济范围向外而不是向上扩展，使之包含资本的附加形式，特别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附加形式。
场域为布尔迪厄提供了理解社会结构的一个兼具开放和封闭两种特色的空间模型。在后现代语境中，场域涵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机构和实践的所有层面。这种对总体的划分，与马克思的社会划分几无差别，不同的地方在于布尔迪厄将文化研究中强调的霸权的观念注入了场域概念中。在场域这个总体构造中，任何一个场域都被不同的利益冲突打上深深的印记，不同的群体都试图控制所在场域的资本和权力。在场域中，威廉斯和伊格尔顿所提倡的“共同文化”只有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中才能实现。场域是一个权力分布体系，场域内部的所有矛盾、冲突和斗争都带上了权力印记，在布尔迪厄看来，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具有相同的意义。
应当说，布尔迪厄的场域内部冲突理论与威廉斯等人所理解的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威廉斯在谈到霸权的时候，是把霸权与经济斗争和武装革命区分开来，作为前两者不可或缺的革命元素提及的。在威廉斯看来，无产阶级只有在文化上取得霸权，才能获取真正的革命胜利。从这一点看，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式解读显然是有缺陷的，因为在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里，人是创造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存在限制、管理协调人的革命行动的结构和“场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布尔迪厄确实是一个结构主义者。
场域理论是布尔迪厄结合经验调查和抽象思考于一体所得出的概念化实在，它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文化研究工作。
四、“惯习”与“情感结构”
场域是一个结构性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为地位而奋斗，从而在权力关系中占据一个位置。这与马克思把人规定为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总体性观点何其相似。不同的只是场域把决定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因素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间的辩证关系改造为人的另一层次的需求――权力。为了分析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总体性性质，威廉斯以情感结构为工具，在各个时代、来自各个阶级的人写成的文本中寻找总体性，情感结构在个人与水、文学与社会、文化与社会之间起到一种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威廉斯以这种方式为马克思的总体性寻找到了深入分析社会微观现象的工具。
相对来说，场域尽管也是一个总体性，但如上所述，这个总体性与马克思的总体性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因此，这个总体性的微观层面也相应地表现出根本的差异。布尔迪厄分析场域的工具是他另一个关键概念――“惯习”（Habitus）。惯习是一个心理学和民俗学名词，一般是指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习惯的语言行为和心理行为。布尔迪厄借用这个概念在社会学领域描述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惯习优于个体的人，是一种先在的东西，赋予个人一种关于历史的感受性以及特定环境的惰性记忆。惯习标志着人的主体性，布尔迪厄说：“谈论惯习就是断言个体甚至主体是社会的、集体的。惯习是社会化的主体。”〔5〕布尔迪厄对惯习概念的运用表明他从对文化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主义范式）的一概拒绝逐渐演变为认可和接受，惯习概念的推出也许就与他和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们的交往有关。
与情感结构一样，惯习作为群体“习俗”和习惯化的行为的调和剂，包含着群体性的爱好、性格倾向、处事原则。惯习既是一种常规的心理和精神实在，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东西，人们对它的感受是“不假思索”，它几乎是本能地在场域中扮演着社会轴心作用。对于个人而言，惯习包含着传承下来的技能、信息，是个体行为的基础。惯习是属于群体的产物，是社会权力所不能忽视的方面，因为社会权力为了获得和巩固它所需要的稳定性、常规性和预见性，就必须掌握社会群体的惯习。在一定程度上，惯习主导着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参考文献〕
经济领域论文篇9
[关键词]经济学与商学论文；计量分析；研究动态；研究热点；研究力量分布
1文献计量分析在经济学与商学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文献计量学是借助于统计学和数学方法等定量研究方法来评估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预测科学技术发展趋势[1]。运用文献计量法可对总量达13万多的经济学与商学文献进行精细分析，实现对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态势的全面了解，也可实现对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近距离细致分析。关于使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经济学研究状况的我国已经有文献报道，万珊珊对2005-2014年期间eSi数据库中经济学与商学高被引论文进行了全面的文献分析[2]，罗润东以CSSCi经济学期刊为数据源计量分析了2015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了十大研究热点领域[3]，顾海兵基于中国知网对1995-2017年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揭示了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文献特征和结构特征[4]。但国内对于经济学与商学全部国际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还很少，将基于webofScience核心数据库SCi、SSCi数据库中近五年经济学与商学国际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挖掘出世界范围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机构、学者和刊物，揭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密度和发展轨迹。
2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
基于webofScience数据库平台检索近五年数据库核心合集SCi、SSCi数据库中的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具体方法是在高级检索中检索全部经济学与商学相关大类即economics；Business；BusinessFinance；agriculturaleconomicpolicy等四大类中的全部文献，文献类型包括aRtiCLe、ReView、LetteR，时间跨度为2014年至2018年，共得到文献133318篇，其中中国论文有11913篇，下载全部133318篇国家经济学与商学论文题录信息，并借助excel对全部论文的所属作者、机构、国家地区、来源期刊、资助基金、学科方向、关键词等数据进行清洗处理和统计分析，并采用CiteSpace、VoSViewer软件对关键词和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
3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论文现状分析
3.1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力量分布
为考察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的研究力量分布，对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的高产国家和研究机构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第一作者地址对全部机构进行甄别、合并和统计。按发文数来讲，2014年至2018年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共46387篇，占世界经济学与商学论文总数的35%；其次是英国和德国分别为17046篇和12186篇，占总数的12.79%和9.14%。中国经济学与商学研究成果数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四，为11913篇，占总数的9%。就发文数量而言，美国一枝独秀，发文量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是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金融领域研究成果的最大产出国；英国、德国和中国发文量位居第二梯队均为1万多篇，是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力量所在国度；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六国位居第三梯队，发文量在5000~10000篇之间，在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力量格局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根据第一作者单位进行统计发现，国际产出经济学与商学论文量前10名的机构依次是伦敦大学（3400篇）、加利福尼亚大学（3993篇）、国家经济研究局（2637篇）、弗洛里达州立大学（1687篇）、国家科学研究中心（1567篇）、美国联邦储备局（1546篇）、格鲁吉亚大学（1500篇）、哈佛大学（1498篇）、德州大学（1407篇）、伦敦政治经济学与商学院（1404篇），详见图2。产量前10名的研究机构中美国有8个，英国的有2个，说明美国和英国的拥有研究力量强大的研究机构，并且许多研究机构内形成了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其中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世界产出量最大的研究机构，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紧随其后。我国经济学与商学国际研究论文发文总量排名世界第四，产量可观，但中国没有研究机构进入前50强，说明在经济学与商学领域，中国研究力量比较分散，未形成较集中的强势研究团体。另外，伦敦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国家经济研究局、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联邦储备等高校或研究机构排位靠前，可以作为我国学者访学和取经的首选单位，同时也可以作为我国学者合作研究的优选单位。
3.2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
发文量仅仅反映研究产出量，为了从质量或影响力的角度来反映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影响力分布，我们综合了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论文被引百分比、高被引论文数量、h指数、引文影响力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CnCi）为论文实际被引次数除以同年、同学科、同类型论文被引次数的平均值，通过标准化来减弱不同学科引文习惯不同而形成的学科间差异，CnCi在不同学科之间具有可比性。筛选出排名靠前的20所学术机构详见图1。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伦敦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克萨斯大学系统、牛津大学等。这些学校在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的学术和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先进的。综合各国研究产量、质量和影响力等多方面表现来讲，美国在世界经济学与商学研究中独占鳌头，英国位列第二，美国远超过其他国家。英国的伦敦大学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产量和影响力均位列前两位，是世界研究力量分布中实力最强的研究机构。另外，新加坡国立大学位列综合影响力前20名中是亚洲地区的领先研究机构。
3.3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重要作者
近五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约有10万名作者，产量最多的前50名作者发文量占了文献总量的13.76%。发文最多的作者分别是比勒陀利亚大学（Universityofpretoria）的RanGanGUpta（143篇）、德雷塞尔大学（DrexelUniversity）的SHawKatHammoUDeH（85篇)、诺森比亚大学的niCHoLaSapeRGiS（70篇)、逢甲大学（FengChiaUniversity）的tSanGYaoCHanG（张仓耀54篇)、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的RUSSeLLSmYtH（54篇)，他们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
4国际经济学与商学研究热点及前沿
关键词表达了文献的主题内容，通过作者关键词词频统计能够分析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分别采用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和VoSviewer对2014~2018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五年整体分析和分年具体分析。首先，采用CiteSpace软件对2014年~2018年五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图6是国际经济学与商学论文的关键词图谱，分析图6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学与商学关于模式（15351）、绩效（10225）、市场（9216）、影响（8148）、行为（6185）、增长（6069）、信息（5947）、风险（5542）、公司（5356）、管理（5023）、政策（4999）、改革（4905）、视角（4549）、价格（4333）、决定因素（3954）、竞争（3906）、工业（3646）、投资（3633）等方面的研究受到广泛的关注，其中绩效、市场、模式、行为、工业、增长等关键词的中心性较高。另外，运用VoSviewer对2014~2018年国际经济学与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主题密度视图进行逐年分析后发现，近五年核心研究热点为改革创新、经济增长、企业管理，五年中这三个关键词均列前三位，且研究热度持续上升，说明近五年国际经济研究主要围绕改革创新、经济增长、企业管理展开；另外，年度的次要研究热点是渐进改变的，2014年次要研究热点为货币政策、金融危机、公司治理；2015年次要研究热点为公司治理、企业家精神、企业社会责任；2016年次要研究热点为教育、人力资本、新兴市场；2017年次要研究热点为社会媒体、不确定性、信任；2018年次要研究热点为企业社会责任、气候变化、公平性研究。可以说，五年主要研究热点不变，次要研究热点从货币政策、金融危机、企业管理逐渐转移到人力资本、新兴市场、社会媒体、气候变化等经济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上。
5结语
经济领域论文篇10
关键词：经济统计学；热点问题；发展阶段
一、我国经济统计学发展的基本阶段
我国的经济统计学有六十年的发展史，特别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是经济统计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学术以及实际应用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国经济统计学的发展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一样飞速前进，数理统计学与经济统计学两个分支分别或得了良好的发展，并且出现了两者对立发展的局面。我国经济统计学发展的基本阶段一般概括为四部分：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的经济统计学发展相对来说比较滞缓，涉及领域范围较小，集中在国民收入和国民所得的统计与计算分析。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是我国现代经济统计学发展的起步阶段。该阶段的研究核心问题是统计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经济统计分析两大部分。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这一阶段是我国经济统计学的高速发展期，掀起了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热潮，经济统计的核心内容有了明确的界定，为推动我国经济统计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四个阶段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全球一体化发展阶段，这是我国经济统计学的完善阶段，也是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系统以及经济统计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二、经济统计学的热点分析及应用
1.统计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应用，应用为统计学的发展赋予活力
“十五”期间异方差性时间序列问题研究、离散多元统计分析研究、数据挖掘理论研究、异常数据诊断的研究、非参数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抽样与非抽样误差理论的研究等将是统计理论研究的热点。知识经济、新经济对统计理论与方法提出更高要求，如何适应电子商务时代统计数据的收集，空间遥感技术的运用等都为统计理论提出新挑战，统计工作者必须创新出适合各种复杂类型数据的统计方法才能适应实践的需求。
2.国家经济安全与金融、保险领域
国家的经济安全及其金融危机的防范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的研究是与统计学方法紧密联系的研究热点，投资项目的风险管理研究也将依赖统计学者去研究解决。保险产品的精算理论与实践在“九五”期间得到一定的进展，为这一领域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何将发达国家保险精算的理论与中国保险业实际相结合值得深入研究，尤其是保险精算方法向社会保障领域延伸的研究是中国国情赋予给这个领域的迫切任务。
3.统计学在社会、人口、教育、环境等领域
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控制、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发展、环境的保护等领域存在着大量急待研究的问题，统计学方法是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有力工具。统计学方法在这些领域将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三、经济统计学的重大事件分析
1.对经济统计学学科性质的讨论
对经济统计学界定的讨论交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将经济统计学当作是数理统计学应用于经济生活领域的产物，另一个则是将经济统计学当作是社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两种解释分别将经济统计学的性质定义为数理统计学和社会学科，两者在应用领域、存在形式以及发展前沿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也就是说将经济统计学划归到两个领域，都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
2.对经济统计学学科改革的讨论
统计改革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统计学学科建设预计统计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新的界定，统一了研究方向。在统计改革的推动下，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统计学体系基本建立，建立了现代化的统计调查体制与研究方法。而对学科改革的讨论主要是对学科发展前景的讨论，从另一方面来说，经济统计学的发展需要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中国统计体制的改革需要的不仅仅是统计理论的支持，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创新研究，这也为进一步扩展我国的经济统计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3.对经济统计学学科建设机制的讨论
国家统计局主导建立的学科建设机制将对以后的学科建设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以及国家的相关鼓励支持政策将会为学术自由发展提供良好的氛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环境下，专家学者对于统计学理论与实际应用的研究热情会进一步提升。对经济统计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学科交叉问题上，因为经济统计学涉及到的领域相对较广，而且各部分之间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统计学、概率、高等数学以及经济学常识，这些都是经济统计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学科建设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学科交叉的现象。
经济统计学自产生出现到快速的发展再到成熟完善，靠的不是单方面的努力，需要社会各界、政府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与配合。相关研究人员更加应该积极探索、开拓思路，深化经济统计改革，完善理论实践研究。
参考文献：
[1]邱东宋旭光肖红叶：《中国经济统计学60年》纪念中国统计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暨第十五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文集，2010（11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