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管理论文篇1
现代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其它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对这些风险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以下三大基本因素实现的：(1)董事会确定总体的风险管理原则和基本的控制战略；（2）确定风险管理的组织构架和体系;(3)指定风险管理的一整套政策和程序;(4)运用风险管理的技术监测工具。因为风险管理技术的专门性，我们将不在此进行讨论。
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现代金融机构控制风险的基本措施是：分散化、交易限额、信贷限额，即通过对其产品、交易伙伴、业务活动领域的分散化降低风险;通过为每种产品、每一交易单位设置交易限额，为每一交易伙伴制定信贷限额以规避各种风险。金融机构根据各项业务的获利能力、市场机会、公司的长期战略定期调整各业务、各部门间的资本配置，力图使获取给定收益的风险最小化。
一董事会对总体风险管理理念和基本风险管战略的确定
总体上说，董事会对金融机构承受的风险承担最终责任和义务，因此应负起监控职能。公司整体的风险管理及控制政策应由董事会审批，为保证战略和政策得到遵守并保持适应性，决策机构应通过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和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进行实施和评估。
（一）风险管理基本原则的确定
一般来说，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首先要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确定风险管理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并要求风险管理委员会和相应的风险管理部门积极予以落实。
我们可以简要地比较美林和摩根等公司的风险管理原则。
1美林公司的风险管理原则
在美林公司，尽管风险管理的方法和策略一变再变，但以下述6个原则为基础的基本理念却几乎没变。这主要包括：任何风险规避方案中，最重要的工具是经验、判断和不断的沟通；必须不断地在整个公司内部强化纪律和风险意识；管理人员必须以清晰和简洁的语句告诫下属：在资本运营中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风险管理必须考虑非预期的事件，探索潜在的问题，检测不足之处，协助识别可能的损失；风险管理策略必须具备灵活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减少难以承受的损失的可能性。这样的损失通常源自无法预计的事件，大部分的统计和模型式的风险管理方法无法预计。
在过去几年，用数学模型来测量市场风险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众多风险管理的要点，风险管理几乎成了风险测量的同义词。美林公司认为，数学风险模型的使用只能增加可靠性，但不能提供保证，因此，对这些数学模型的依赖是有限的。
事实上，由于数学风险模型不能精确地量化重大的金融事件，所以，美林公司只将其作为其他风险管理工作的补充。
总的来讲，美林公司认为，一个产品的主要风险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管理的方式。违反纪律或在监管上的失误可导致损失，而不论产品为何或使用何种数学模型。
2摩根公司的风险管理原则
摩根斯坦利则认为，风险是金融机构业务固有特性，与金融机构相伴而生。金融机构在经营活动中会涉及各种各样的风险，如何恰当而有效地识别、评价、检测和控制每一种风险，对其经营业绩和长期发展关系重大。公司的风险管理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是一个与有关的专业产品和市场不断地进行信息交流，并作出评价的独立监管过程。
应当说，这些基本的风险管理原则既是其长期进行风险管理的经验的总结，也是其实施风险管理的基本知指导原则，在整个风险管理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确定风险管理的基本程序
董事会制定风险管理及控制战略的第一步是，根据预定的风险管理原则，并根据风险对资本比例情况，对公司业务活动及其带来的风险进行分析。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要规定每一种主要业务或产品的风险数量限额，批准业务的具体范围，并应有充足的资本加以支持。此后，应对业务和风险不断进行常规检查，并根据业务和市场的变化对战略进行定期重新评估，并将结论应直接报告决策层。
在识别风险和确定了抵御风险的总体战略后，公司就可以制定用于日常和长期业务操作的详细而具体的指引。为此，风险管理的政策和程序中应包括，风险管理及控制过程中的权力及遵守风险政策的责任，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内部和外部审计等。如果公司较大较复杂，则需要建立集中、自主的风险管理部门。就风险管理和控制部门而言，最重要的是配备适当的专业人员、并独立于产生风险的部门。
因为控制结构的有效性取决于运用它的人，因此，有效控制的前提是机构内所有员工都具有高度的责任。在确定风险管理及控制过程的权力和责任时，一个重要的因素应是将风险的衡量、监督和控制与产生风险的交易部门分开。高级管理层应保证职责适当分开，员工的责任不应互相冲突。
二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架构的比较
(一)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基本架构
现代金融机构因其业务的偏重点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风险管理体系，但其基本构架都大同小异。一般来说，金融机构设有"风险管理委员会"集中统一管理和控制公司的总体风险及其结构。"风险管理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公司董事会，其成员包括：执行总裁、全球股票部主任、全球固定收入证券部主任、各地区高级经理、财务总监、信贷部主任、全球风险经理以及一些熟悉、精通风险管理的专家等，下面直属不同形式的风险管理部门来实施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战略和要求。
同时，金融机构应具备风险管理及控制的报告和评估程序，包括检查现行政策和程序执行报告和发现例外情况的制度。一般来说，风险暴露以及盈亏情况应每日向负责监控风险的管理层报告，后者应简要向负责公司日常业务的高级管理层汇报。另外，金融机构要对风险战略、政策和程序的评估应该定期开展，评估应考虑到现行政策的结果、业务以及市场的变化。风险管理及控制政策的方法、模型和假设的变更应由决策层审核。政策和程序应要求风险管理及控制部门参与对新产品和业务的考察。
"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设计或修正公司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签发风险管理准则;规划各部门的风险限额，审批限额豁免;评估并监控各种风险暴露，使总体风险水平、结构与公司总体方针相一致;在必要时调整公司的总体风险管理目标。"风险管理委员会"直接向董事会报告，它每周开一次例会(需要时可随时召集)讨论主要市场的风险暴露、信贷暴露与其它各种头寸，研究潜在的新交易、新头寸以及风险豁免等问题。
"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不同形式的、分离或者整合的风险管理部门（如分别设立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信用风险管理部门等，或者整合为一个完整的风险管理部），他们均独立于公司的其它业务部门。市场风险管理部门负责监管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风险结构(包括各地区、各部门、各产品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部门负责监管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业务伙伴的暴露额度;审计部通过定期检查公司有关业务和经营状况，评估公司的经营和控制环境。
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采用多层制，除了"风险管理委员会"及其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审计部外，其它如融资部、财务部、信息技术部以及各业务部的部门风险经理均参与风险的确认、评估和控制，并接受风险管理部的监督和评估、考核。这些部门的经理及代表每隔一周开一次例会(需要时可随时召集)以求沟通信息、交流经验、正确评估风险、调整风险管理政策。
以下是对美林等几家公司的比较。
（一）美林公司的风险管理架构
为了在基层交易部门强化风险管理机制，美林公司制定了公司风险控制策略和操作规程，要求相关的区域机构和单位在识别、评价和控制风险时予以遵循。
这些策略和操作规程的实施涉及许多部门，包括全球风险管理部、公司信贷部和其他的控制部门（比如财务、审计、经营以及法律和协调部门）。为了协调上述风险管理部门的工作，公司还成立了由风险管理部、公司信贷部和控制部门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风险控制和储备委员会，该委员会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
风险控制委员会和风险管理部对所有的机构交易活动进行总的风险监督。风险控制委员会独立于美林的交易部门，定期向公司董事会下属的审计和财务委员会汇报风险管理的状况。
储备委员会监测与资产和负债有关的价值和风险。美林公司针对那些可能导致现存资产价值损失或带来新的负债的事件，确定在目前形势下使公司资产和负债保持平衡的储备水平。储备委员会通常由主要的财务官员任主席，主要负责考察和批准整个公司的储备水平和储备方法的变化。储备委员会每月开会一次，考察当时的市场状况，并对某些问题采取行动。美林公司在决定储备水平时会考虑管理层在下述方面的意见（Ⅰ）风险和暴露的识别；（Ⅱ）风险管理原则；（Ⅲ）时效、集中度和流动性。
（二）摩根斯坦利的风险管理架构
摩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通过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和规程予以保障，以便在对各种各样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控制过程中，提供管理和业务方面的支持。随着对不断变化的和复杂化的全球金融服务业务认识的提高，公司不断地检讨风险管理策略和操作规程，以使其不断完善。
公司的风险管理委员会，由公司大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组成，负责制定整个公司风险管理的策略及考察与这些策略相关的公司业绩。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几个专门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帮助其实施对公司风险活动的检测和考察。除此之外，这些风险管理委员会还考察与公司的市场和信用风险状况、总的销售策略、消费贷款定价、储备充足度和合法实施能力以及经营和系统风险有关的总体框架、层次和检测规程。会计主任、司库、法律、协调和政府事务部门及市场风险部门，都独立于公司业务部门，协助高级管理人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公司风险状况进行检测和控制。另外，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也向高级管理人员汇报，并通过对业务运营领域的考察，对公司的经营和控制环境进行评价。公司经常在每一个管理和业务领域，聘用具有适当经验的专家，以有效地实施公司的风险管理监测系统和操作规程。
三对主要类型的风险的管理战略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主要涉及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其他风险的管理，同时针对不同的风险的特点，确定不同的实施方案和管理战略。
（一）主要的风险类型
1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波动而使得投资者不能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包括价格或利率、汇率因经济原因而产生的不利波动。除股票、利率、汇率和商品价格的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外，市场风险还包括融券成本风险、股息风险和关联风险。
美国奥兰治县（oRanGeCoUntRY）的破产突出说明了市场风险的危害。该县司库将"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大量投资于所谓"结构性债券"和"逆浮动利率产品"等衍生性证券，在利率上升时，衍生产品的收益和这些证券的市场价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奥兰治县投资组合出现17亿美元的亏损。GiBSon公司由于预计利率下降，购买了大量利率衍生产品而面临类似的市场风险。当利率上浮时，该公司因此损失了2000万美元。同样，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参与了与德国和美国利率相连的利率衍生工具交易，当两国的利率上升高于合约规定的跨栏利率时（要求宝洁公司按高于商业票据利率1412基点的利率支付），这些杠杆式衍生工具成为公司承重的负担。在冲抵这些合约后，该公司亏损1.57亿美元。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包括贷款、掉期、期权及在结算过程中的交易对手违约带来损失的风险。金融机构签定贷款协议、场外交易合同和授信时，将面临信用风险。通过风险管理控制以及要求对手保持足够的抵押品、支付保证金和在合同中规定净额结算条款等程序，可以最大限度降低信用风险。
近来，信用风险问题在许多美国银行中开始突出起来，根据1998年1月的报告，其季度财务状况已因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危机而受影响。例如，由于亚洲金融风暴，Jp摩根（JpmoRGen）将其约6亿美元的贷款划为不良贷款,该行97年第四季度的每股盈利为1.33美元，比上年的2.04美元下降35%，低于市场预期的每股收益1.57美元。
3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因交易或管理系统操作不当引致损失的风险，包括因公司内部失控而产生的风险。公司内部失控的表现包括，超过风险限额而未经察觉、越权交易、交易或后台部门的欺诈（包括帐簿和交易记录不完整，缺乏基本的内部会计控制）、职员的不熟练以及不稳定并易于进入的电脑系统等。
1995年2月巴林银行的倒闭突出说明了操作风险管理及控制的重要性。英国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巴林银行倒闭的原因是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一名职员越权、隐瞒的衍生工具交易带来的巨额亏损，而管理层对此却无丝毫察觉。该交易员同时兼任不受监督的期货交易、结算负责人的双重角色。巴林银行未能对该交易员的业务进行独立监督，以及未将前台和后台职能分离等，正是这些操作风险导致了巨大损失并最终毁灭了巴林银行。
类似的管理不善导致日本大和银行在债券市场上遭受了更大损失。1995年人们发现，大和银行的一名债券交易员因能接触公司会计帐簿而隐瞒了约1亿美元的亏损。与巴林银行一样，大和的这名交易员同时负责交易和会计。这两家银行都均违背了风险管理的一条基本准则，即将交易职能和支持性职能分开。
操作风险的另一案例是Kidder，peabody公司的虚假利润案。1994年春，KiDDeR确认，该公司一名交易员买卖政府债券获得的约3.5亿美元"利润"源于对公司交易和会计系统的操纵，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一事件迫使Kidder公司将资产售予竞争对手并最终清盘。
操作风险可以通过正确的管理程序得到控制，如：完整的帐簿和交易记录，基本的内部控制和独立的风险管理，强有力的内部审计部门（独立于交易和收益产生部门〕，清晰的人事限制和风险管理及控制政策。如果管理层监控得当，并采取分离后台和交易职能的基本风险控制措施，巴林和大和银行的损失也许不会发生，至少损失可以大大减少。这些财务失败说明了维持适当风险管理及控制的重要性。
（二）对市场风险的管理策略
金融机构维持合适的头寸，利用利率敏感性金融工具进行交易，都要面对利率风险（比如：利率水平或波动率的变化、抵押贷款预付期长短和公司债券和新兴市场资信差异都可带来风险）；在外汇和外汇期权市场做市商或维持一定外汇头寸，要面对外汇风险，等等。在整个风险管理框架中，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作为风险管理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执行部门，全面负责整个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及控制并直接向执行总裁报告工作。该部在重点业务地区设有多个国际办公室，这些办公室均实行矩阵负责制。它们除了向全球风险经理报告工作外，还要向当地上一级非交易管理部门报告工作。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负责撰写和报送风险报告，制定和实施全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大纲。风险管理大纲向各业务单位、交易柜台经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批的风险限额，并以此为参照对执行状况进行评估、监督和管理;同时报告风险限制例外的特殊豁免，确认和公布管理当局的有关监管规定。这一风险管理大纲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定期对各业务单位进行风险评估。整个风险评估的过程是在全球风险经理领导下由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各业务单位的高级交易员和风险经理共同合作完成的。由于其他高级交易员的参与，风险评估本身为公司的风险管理模式和方法提供了指引方向。
为了正确评估各种市场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部门需要确认和计量各种市场风险暴露。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测量是从确认相关市场风险因素开始的，这些风险因素随不同地区、不同市场而异。例如，在固定收入证券市场，风险因素包括利率、收益曲线斜率、信贷差和利率波动;在股票市场，风险因素则包括股票指数暴露、股价波动和股票指数差;在外汇市场，风险因素主要是汇率和汇率波动;对于商品市场，风险因素则包括价格水平、价格差和价格波动。金融机构既需要确认某一具体交易的风险因素，也要确定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有关风险因素。
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不仅负责对各种市场风险暴露进行计量和评估，而且要负责制定风险确认、评估的标准和方法并报全球风险经理审批。确认和计量风险的方法有：VaR分析法、应力分析法、场景分析法。
根据所确认和计量的风险暴露，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分别为其制定风险限额，该风险限额随交易水平变化而变化。同时，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与财务部合作为各业务单位制定适量的限额。通过与高级风险经理协商交流，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力求使这些限额与公司总体风险管理目标一致。
1美林公司的市场风险管理策略
美林公司市场风险管理过程包含了下述三个要素：（i）沟通；（ii）控制和指导；（iii）风险技术。
风险管理按地理区域和产品线组织，以确保某一特定的区域或某一产品交易范围内的风险管理人员能进行经常和直接的沟通。同时，风险管理部门应与高级的交易经理进行定期和正式的风险研讨。
为了弥补基层交易部门风险规避技术的不足，公司风险管理部门制定了一些规范和准则，包括交易限额，超过限额必须提前得到批准。另外，作为新的金融产品检测过程的一部分，新的金融产品交易要由风险管理部门和来自其他控制单位的代表批准。某些业务，比如高收益证券和新兴市场的证券承销、不动产融资、临时贷款等，在向客户作出承诺前，需要事先得到风险管理和其他控制部门的批准。风险管理部门有权要求减少某一特定的柜台交易风险暴露头寸或取消计划的交易。
风险管理使用几种风险技术工具，包括风险数据库、交易限额监视系统、交易系统通道和敏感性模拟系统。风险数据库每日按产品、资信度和国别等提供库存证券风险暴露头寸的合计数和总数。交易限额检测系统使风险管理部门能及时检查交易行为是否符合已建立的交易限额。交易系统通道允许风险管理部门去检测交易头寸，并进行计算机分析。
敏感性模拟系统用来估算市场波动不大和剧烈波动两种情形下的损益。每一次测算时仅考虑一个重要风险因素，比如利率、汇率、证券和商品价格、信贷利差等，同时假设其他因素不变。以此为基础，风险管理部门可以检测到整个公司的市场风险，并根据需要调整投资组合。
2摩根斯坦利的市场风险管理策略
公司利用各种各样的风险规避方法来管理它的头寸，包括风险暴露头寸分散化、对有关证券和金融工具头寸的买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包括互换、期货、期权和远期交易）的运用。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按交易部门和产品单位来管理与整个公司交易活动有关的市场风险。公司按如下方式管理和检测其市场风险：建立一个交易组合，使其足以将市场风险因素分散；整个公司和每一个交易部门均有交易指南和限额，并按交易区域分配到该区域交易部门和交易柜台；交易部门风险经理、柜台风险经理和市场风险部门都检测市场风险相对于限额的大小，并将主要的市场和头寸变化报告给高级管理人员。
市场风险部门使用Value-at-Risk和其他定量和定性测量和分析工具，根据市场风险规律，独立地检查公司的交易组合。公司使用利率敏感性、波动率和时间滞后测量等工具，来估测市场风险，评估头寸对市场形势变化的敏感性。交易部门风险经理、柜台风险经理和市场风险部门定期地使用敏感性模拟系统，检测某一市场因素变化对现存的产品组合值的影响。
（三）信用风险的管理策略
信用风险管理是金融机构整体风险管理构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由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的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全面负责。信用风险管理部门直接向全球风险经理负责，全球风险经理再依次向执行总裁报告。信用风险管理部门通过专业化的评估、限额审批、监督等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信贷调节和管理。在考察信用风险时，信用风险管理部门要对风险和收益间的关系进行平衡，对实际和潜在的信贷暴露进行预测。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对信用风险进行优化管理，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建立有各种信用风险管理政策和控制程序，这些政策和程序包括：
(1)对最主要的潜在信贷暴露建立内部指引，由信用风险管理部门总经理监督。
(2)实行初始信贷审批制，不合规定的交易要由信用风险管理部门指定成员审批才能执行。
(3)实行信贷限额制，每天对各种交易进行监控以免超过限额。
(4)针对抵押、交叉违约、抵消权、担保、突发事件风险合约等订立特定的协议条款。
(5)为融资活动和担保合约承诺建立抵押标准。
(6)对潜在暴露（尤其是衍生品交易的）进行定期分析。
(7)对各种信贷组合进行场景分析以评估市场变量的灵敏性。
(8)通过经济、政治发展的有关分析对风险进行定期评估。
(9)和全球风险经理一起对储存时间较长、规模庞大的库存头寸进行专门评估和监督。
美林公司通过制定策略和操作规程以避免信用风险损失，包括确立和检测信用风险暴露限额及与某一订约方或客户交易额限额、在信用危机中取得收缴和保留抵押品或终止交易以及对订约另一方和客户不断地进行信用评价的权利。业务部门有责任与公司制定的策略和操作规程保持一致，并受到公司信贷部门的监督。公司信贷部门实行集中分区管理。信贷负责人分析和确定订约另一方或客户的资信状况，按订约方或客户设立初始或当前的信贷限额，提议信用储备，管理信用风险暴露头寸和参与新的金融产品的检测过程。
许多类型交易包括衍生品和辛迪加贷款要提前报请公司信贷部门批准。公司信贷部门所能审批的交易数量是有限的，限额视该项交易的风险程度和相关客户的资信度确定，超过此限额，须上报公司信贷委员会批准。
借助信用系统手工和自动记录的信息，公司信贷部门能检测信用风险暴露头寸在订约另一方/客户、产品和国别的集中度。这一系统能按订约另一方或客户累计信用风险暴露头寸，维持整个订约方/客户和某一产品的风险暴露限额，并按订约另一方或客户识别限额检测数据。整个公司库存头寸和已执行交易的详细信息，包括现在和潜在的信用风险暴露头寸信息会不断地更新，并不断地与限额相比较。如果需要，可增加抵押贷款数额，以减少信用风险暴露头寸，并记录在信用系统中。
公司信贷部门与业务部门一起设计和完善信用风险测度模型，并且分析复杂的衍生品交易的信用风险暴露头寸。公司信贷部门还检测与公司零售客户业务有关的信用风险暴露头寸，包括抵押品和住宅证券化额度、客户保证金帐户资金数额等。
集中度风险可以视为信用风险中的一个重要类型。集中度风险，即金融机构业务对单一收入、产品和市场的依赖风险。美林公司定期检测集中度风险，并通过实施其分散化的经营战略和计划来减少此风险。最近，美林公司已将其全球的收入来源分散化，从而减少了公司收入对单一金融产品、客户群或市场的依赖。
雷曼兄弟公司通过产品、客户分散化和交易活动在地区分布的分散化，以图实现减少风险的目标。为此，公司合理地分配每类业务资金的使用额，为每类产品和交易者制定交易限额，并对上述额度做地域上的合理分配。公司根据每一类业务的风险特性，寻求相应的回报。根据与公司指南相一致的收益获得能力、市场机会和公司的长期战略，公司定期地重新分配每一业务的资金用量。
（四）操作风险的管理策略
作为金融服务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直接面临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暴露，它们均产生于正常的活动过程中。除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外，金融机构还将面临非直接的与营运、事务、后勤有关的风险，这些风险可归于操作风险。
在一个飞速发展和愈来愈全球化的环境中，当市场中的交易量、产品数目扩大、复杂程度提高时，发生这种风险的可能性呈上升趋势。这些风险包括：经营/结算风险、技术风险、法律/文件风险、财务控制风险等。它们大多是彼此相关的，所以金融机构监控这些风险的行动、措施也是综合性的。金融机构一般由行政总监负责监察公司的全球性操作和技术风险。行政总监通过优化全球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实施各种长期性的战略措施以加强操作风险的监控。一般的防范措施包括：支持公司业务向多实体化、多货币化、多时区化发展;改善复杂的跨实体交易的控制。促进技术、操作程序的标准化，提高资源的替代性利用;消除多余的地区请求原则;降低技术、操作成本，有效地满足市场和监管变动的需要，使公司总体操作风险控制在最合适的范围。
美林公司采取多种方式管理它的操作风险，包括一个维持支持系统、使用相关技术和雇佣有经验的专家。美林公司借助信息系统提供的对主要市场操作风险的评价信息，能对世界范围内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立即作出反应。内部管理信息报告使得高级管理人员能有效地识别潜在的风险，控制风险暴露头寸，并促使众多的内部管理策略和规章彼此相协调。有经验的业务人员应对交易、结算和清算业务提供支持和控制，对客户及其资产行使监管，并且单独向高级管理人员报告。
因此，在现代金融市场的竞争中，西方主要的金融机构之所以能够获得良好的经营成果，其相对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有效运行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这主要包括：董事会确立了恰当的风险管理原则和战略；具有独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框架；拥有全面系统、严格而又灵活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并积极开发强调的风险管理技术工具，而且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这既是一个良好的风险管理体系的主要环节，也是值得当前我国的金融机构借鉴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anthonySaunders,CreditRiskmeasurement,JohnwileyandSons,1999.
许建华，《国外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模式和方法》，载《证券市场导报》2000年。
证监会国际组织技术委员会报告，《金融机构及其监管当局风险管理与控制指引》（征求意见稿），中国证监会网站。
金融机构管理论文篇2
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界关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及如何监管才更有效的质疑声四起。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研究,涉及不同的参与主体,包括: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同其他监管行为一样,金融监管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其中最突出的是委托—问题。
国外较早利用信息经济学对金融监管进行研究的是Stiglitz和weiss(1981),他们将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引入信贷市场的分析,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Kane(1981)提出一种“辩证”分析监管的框架,利用“规避管制”理论和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因。他的研究表明,金融监管当局提供监管的激励不足是引起监管低效的主要原因[2]。Boot和thakor(1993)以及walsh(1995)等也通过实证得出了类似的结论[3,4]。Laffont和tirole(1993)在其《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theoryofincentivesinprocurementandRegulation)一书中,系统地将激励问题引入监管问题的分析,成为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分析监管问题的典范[5]。Dewatripont和tirole(1994)的《银行审慎监管》(theprudentialRegulationofBanks)着作中运用的也是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分析工具[6]。
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存在着社会公众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之间的多层委托关系(如图1)。不难看出,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问题仍然是这些多层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国内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研究金融监管问题相对较晚,但相关研究成果却不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1.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郭根龙、冯宗宪(1999)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如何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7];谢平、陆磊(2003)就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行为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通过建立监管当局与被监管对象的跨时博弈模型,分析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胁迫与共谋[8];刘晓星、何建敏(2004)对我国金融监管运行机制进行了博弈分析[9];李明扬(2006)的研究表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这种“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强化了银行的道德风险,解决的办法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行为进行监管约束[10];张仰谦、叶民强(2007)在引入声誉机制的基础上用博弈论方法分析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间的寻租行为[11];王春梅(2009)指出金融市场各方主体间存在着目标上的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实施准入监管的过程成为一个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博弈的过程[12];吴桐、徐荣贞(2010)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对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与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进行分析[13]。
2.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①之间相互博弈。王定元(2001)认为,伴随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违规投资行为普遍存在,这是监管者与投资者博弈的结果[14];蒋海、刘少波(2004)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金融监管者的目标会偏离,导致监管者提供有效监管的激励不足和监管的低效率[15];饶育蕾、王颖(2011)通过建立监管条件下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的多方博弈模型,分析信息结构对冲突、监管行为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16]。
3.监管机构内部博弈。王振富、冯涛(1999)针对我国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的金融目标多重性和矛盾性、金融监管机构的内部博弈分散有限的监管力量、金融监管双方存在着同谋行为等问题进行了分析[17];陆磊(2000)分析了信息非对称和利益集团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利益的负面影响[18];李成、马国校和李佳(2009)应用进化博弈理论透视中国人民银行与三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协调行为,发现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处于低效率状态,监管各方在博弈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19]。
4.政府与监管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金融监管治理)。江曙霞、郑亚伍(2012)针对监管者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分别就政府部门与金融监管人员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委托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激励机制设计有借鉴意义的建议[20]。
纵观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在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问题(委托-问题)。本文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委托关系的角度出发,结合博弈双方不同风险偏好,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有效性进行研究。不同于以往从整个金融系统角度出发的研究对微观个体的关注不够,本文从金融机构个体的角度出发,尝试研究微观个体风险偏好和经营效率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影响。力求避免从整个系统角度出发研究监管有效性而可能存在的不足,即顾及了整体的系统性风险,但提出的对策却过于宏观,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3年第5期2013年第5期(总第185期)江曙霞,夏徐斌:风险偏好、监管强度与金融监管有效性基于委托理论的博弈分析
二、金融监管机制模型
(一)基本模型设定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监管的目标是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信心,以降低存款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同时银行监管还应努力建设一个有效的、充满竞争的银行体系[21]。即监管机构不仅要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要保持金融系统必要的活力和竞争力。
借鉴巴塞尔监管委员会的原则,引入变量q,表示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健性的比值,即q=竞争力指标值/稳定性指标值②,q值同金融监管效率的关系如图2所示。
在金融机构发展的初级阶段,机构的活力和竞争力都远远不够,在保证金融机构必要稳健性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会给监管当局带来更多的收益。当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并且慢慢走向成熟之后,稳健性对于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此时提高稳健性会给监管机构带来更多的收益。金融监管当局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在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同阶段,平衡好机构的竞争力和稳健性。
设定1:委托人(监管机构)希望人(金融机构)按照委托人的利益选择一个q值。监管机构收益为S(q),且监管收益最初随着q值的增加而增加,在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定性最佳平衡点q*达到最大,之后随着q值的增加而减少。在q*左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竞争力不够;在q*右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稳健性不足。本文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指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维持金融机构最优状态的有效性,表现为实际q值同q*的偏离程度。偏离程度小,金融监管有效性高,监管收益大;反之,金融监管有效性低,监管收益小。
设定2:
金融机构没有固定成本,成本存在不同类型θ∈Θ={θ-,},>θ-,θ为金融机构的单位成本,体现金融机构效率的高低,低效率对应,高效率对应θ-。虽然单位成本只有高低两种类型,但是它的具体值是变化的,并且随着q值从大到小呈现出从无穷大逐渐降低最后收敛于一个固定值的趋势。不同类型出现的概率为v和1-v,成本函数为C(q,θ)={(v,1-v)θ-q,q}。该函数表明,金融机构要注重平衡自身的竞争力和稳健性。如果竞争力很高,θ逐渐收敛于一个固定值,但稳健性过低,则q值会很高,总成本C(q,θ)会很高;如果稳健性好,但竞争力太低,金融机构效率太差,θ值很高,总成本同样会很高。
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知道自己的类型θ,但是监管机构不知道;非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不确定自己的类型,但是知道自己的类型概率分布为{(v,1-v)高效率,低效率},监管机构同样也不知道,因此信息是不对称的③。
设定3:
契约变量Ν={(q,t)q∈R+,t∈R+},t为监管机构从监管收益(部分源于激励机制实施而节约的监管成本)中拿出的用于激励金融机构的支付,这同传统的监管机制有所区别。这里监管部门的角色定位不仅仅是监管,同时还有激励。从监管实践中也可以看出,传统的监管理念已经很难做到有效监管。
(二)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契约
在完全信息下,最优契约等同委托人自己执行
(三)可行契约设计
在不对称信息下,高效率的金融机构可能模仿低效率的金融机构从而获利,这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因此,设计一种契约,使得高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q-*,t-*},低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t-*}。这个契约必须满足以下激励相容约束:t--θ-q-≥t--θ-,t--≥t--q-。
即高效率金融机构不会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同样低效率金融机构也不会模仿高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从以上激励相容约束可以推导出:θ-(-q-)≥(-q-),因为≥θ-,则q->。
(四)信息租金
在完全信息下,所有的金融机构只能获得零收益,即金融机构相应的收益水平U-*和*分别满足:U-*=t-*-θ-q-*=0和*=t-*-*=0。但是,在不完全信息下,情况有所变化。考虑一组契约,{(q-,t-);(,t-)}是激励可行的,则高效率金融机构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水平为:t--θ-=t--+Δθ=+Δθ。
Δθ称为信息租金,这种收益源于人对于委托人的信息优势。下面,将用U-=t--θ-q-和=t--分别表示每种类型的信息租金。
三、低监管强度下最优契约分析
所谓低监管强度,是指监管机构监管力度小,缺乏相应的审核和惩罚机制,或者是虽然有审核和惩罚机制,但是执行不力,形同虚设。下面分析在这种背景下,不同风险偏好的参与者(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博弈行为。
金融机构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风险偏好；监管强度；金融监管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5-0002-07
一、引言
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界关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及如何监管才更有效的质疑声四起。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研究，涉及不同的参与主体，包括：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同其他监管行为一样，金融监管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其中最突出的是委托—问题。
国外较早利用信息经济学对金融监管进行研究的是Stiglitz和weiss（1981），他们将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引入信贷市场的分析，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Kane（1981）提出一种“辩证”分析监管的框架，利用“规避管制”理论和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因。他的研究表明，金融监管当局提供监管的激励不足是引起监管低效的主要原因[2]。Boot和thakor（1993）以及walsh（1995）等也通过实证得出了类似的结论[3，4]。Laffont和tirole（1993）在其《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theoryofincentivesinprocurementandRegulation）一书中，系统地将激励问题引入监管问题的分析，成为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分析监管问题的典范[5]。Dewatripont和tirole（1994）的《银行审慎监管》（theprudentialRegulationofBanks）著作中运用的也是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分析工具[6]。
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存在着社会公众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之间的多层委托关系（如图1）。不难看出，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问题仍然是这些多层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国内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研究金融监管问题相对较晚，但相关研究成果却不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1.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郭根龙、冯宗宪（1999）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如何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7]；谢平、陆磊（2003）就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行为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通过建立监管当局与被监管对象的跨时博弈模型，分析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胁迫与共谋[8]；刘晓星、何建敏（2004）对我国金融监管运行机制进行了博弈分析[9]；李明扬（2006）的研究表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这种“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强化了银行的道德风险，解决的办法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行为进行监管约束[10]；张仰谦、叶民强（2007）在引入声誉机制的基础上用博弈论方法分析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间的寻租行为[11]；王春梅（2009）指出金融市场各方主体间存在着目标上的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实施准入监管的过程成为一个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博弈的过程[12]；吴桐、徐荣贞（2010）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对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与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进行分析[13]。
2.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①之间相互博弈。王定元（2001）认为，伴随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违规投资行为普遍存在，这是监管者与投资者博弈的结果[14]；蒋海、刘少波（2004）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金融监管者的目标会偏离，导致监管者提供有效监管的激励不足和监管的低效率[15]；饶育蕾、王颖（2011）通过建立监管条件下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的多方博弈模型，分析信息结构对冲突、监管行为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16]。
3.监管机构内部博弈。王振富、冯涛（1999）针对我国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的金融目标多重性和矛盾性、金融监管机构的内部博弈分散有限的监管力量、金融监管双方存在着同谋行为等问题进行了分析[17]；陆磊（2000）分析了信息非对称和利益集团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利益的负面影响[18]；李成、马国校和李佳（2009）应用进化博弈理论透视中国人民银行与三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协调行为，发现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处于低效率状态，监管各方在博弈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19]。
4.政府与监管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金融监管治理）。江曙霞、郑亚伍（2012）针对监管者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分别就政府部门与金融监管人员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委托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激励机制设计有借鉴意义的建议[20]。
纵观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在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问题（委托-问题）。本文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委托关系的角度出发，结合博弈双方不同风险偏好，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有效性进行研究。不同于以往从整个金融系统角度出发的研究对微观个体的关注不够，本文从金融机构个体的角度出发，尝试研究微观个体风险偏好和经营效率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影响。力求避免从整个系统角度出发研究监管有效性而可能存在的不足，即顾及了整体的系统性风险，但提出的对策却过于宏观，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3年第5期2013年第5期（总第185期）江曙霞，夏徐斌：风险偏好、监管强度与金融监管有效性基于委托理论的博弈分析
二、金融监管机制模型
（一）基本模型设定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监管的目标是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信心，以降低存款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同时银行监管还应努力建设一个有效的、充满竞争的银行体系[21]。即监管机构不仅要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要保持金融系统必要的活力和竞争力。
借鉴巴塞尔监管委员会的原则，引入变量q，表示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健性的比值，即q=竞争力指标值/稳定性指标值②，q值同金融监管效率的关系如图2所示。
在金融机构发展的初级阶段，机构的活力和竞争力都远远不够，在保证金融机构必要稳健性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会给监管当局带来更多的收益。当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并且慢慢走向成熟之后，稳健性对于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此时提高稳健性会给监管机构带来更多的收益。金融监管当局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在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同阶段，平衡好机构的竞争力和稳健性。
设定1：委托人（监管机构）希望人（金融机构）按照委托人的利益选择一个q值。监管机构收益为S（q），且监管收益最初随着q值的增加而增加，在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定性最佳平衡点q*达到最大，之后随着q值的增加而减少。在q*左边S′>0，S″
设定2：
金融机构没有固定成本，成本存在不同类型θ∈={θ-，}，>θ-，θ为金融机构的单位成本，体现金融机构效率的高低，低效率对应，高效率对应θ-。虽然单位成本只有高低两种类型，但是它的具体值是变化的，并且随着q值从大到小呈现出从无穷大逐渐降低最后收敛于一个固定值的趋势。不同类型出现的概率为v和1-v，成本函数为C（q，θ）={（v，1-v）θ-q，q}。该函数表明，金融机构要注重平衡自身的竞争力和稳健性。如果竞争力很高，θ逐渐收敛于一个固定值，但稳健性过低，则q值会很高，总成本C（q，θ）会很高；如果稳健性好，但竞争力太低，金融机构效率太差，θ值很高，总成本同样会很高。
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知道自己的类型θ，但是监管机构不知道；非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不确定自己的类型，但是知道自己的类型概率分布为{（v，1-v）高效率，低效率}，监管机构同样也不知道，因此信息是不对称的③。
设定3：
契约变量Ν={（q，t）q∈R+，t∈R+}，t为监管机构从监管收益（部分源于激励机制实施而节约的监管成本）中拿出的用于激励金融机构的支付，这同传统的监管机制有所区别。这里监管部门的角色定位不仅仅是监管，同时还有激励。从监管实践中也可以看出，传统的监管理念已经很难做到有效监管。
（二）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契约
在完全信息下，最优契约等同委托人自己执行
（三）可行契约设计
在不对称信息下，高效率的金融机构可能模仿低效率的金融机构从而获利，这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因此，设计一种契约，使得高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q-*，t-*}，低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t-*}。这个契约必须满足以下激励相容约束：t--θ-q-≥t--θ-，t--≥t--q-。
即高效率金融机构不会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同样低效率金融机构也不会模仿高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从以上激励相容约束可以推导出：θ-（-q-）≥（-q-），因为≥θ-，则q->。
（四）信息租金
在完全信息下，所有的金融机构只能获得零收益，即金融机构相应的收益水平U-*和*分别满足：U-*=t-*-θ-q-*=0和*=t-*-*=0。但是，在不完全信息下，情况有所变化。考虑一组契约，{（q-，t-）；（，t-）}是激励可行的，则高效率金融机构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水平为：t--θ-=t--+Δθ=+Δθ。
Δθ称为信息租金，这种收益源于人对于委托人的信息优势。下面，将用U-=t--θ-q-和=t--分别表示每种类型的信息租金。
三、低监管强度下最优契约分析
所谓低监管强度，是指监管机构监管力度小，缺乏相应的审核和惩罚机制，或者是虽然有审核和惩罚机制，但是执行不力，形同虚设。下面分析在这种背景下，不同风险偏好的参与者（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博弈行为。
六、结论
在金融已经成为经济核心的今天，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无须赘述。金融监管是否真正有效，以及如何监管能更有效，才是学术界和实业界未解的难题。本文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委托关系的角度出发，通过深入剖析博弈过程中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结构，并区分不同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结合监管机构监管强度，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主要结论归纳为以下三点：
1.要区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实施监管，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监管行为。本文得到的均衡结果说明，高效率金融机构始终能到达最优状态，而低效率金融机构却始终偏离最优状态。因此，监管行为要具有灵活性：对高效率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宜采取原则导向的监管⑩，给予其更多的自主性，激发它们的竞争力和活力。原则导向的监管不是放松监管，相反，原则导向的监管难度更大，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金融机构人员素质、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以及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有效沟通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低效率金融机构，则要采取规则导向的监管⑩。否则，盲目的监管不仅达不到理想的监管效果，而且会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对高效率金融机构的不当监管实际上是监管资源的浪费）。
2.博弈过程中的风险偏好结构影响监管有效性。因为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的低效率金融机构左偏，其表现是竞争力不够，适宜的监管对策是提高其竞争力与活力；而风险偏爱的低效率金融机构右偏，其表现是稳健性不足，适宜的监管对策应更倾向于稳健性的提高。
3.提高监管强度有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虽然，对低效率金融机构的监管不能达到完全有效。但是，监管机构引入审核和惩罚等机制，提高监管强度，确实有助于缓和低效率金融机构的偏离程度，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注释：
①主要是指纳税人和投资者。
②竞争力指标主要指金融机构资产实力（如机构个数、主营业务收入以及净利润）、经营能力（如净利润增长率）和盈利能力（如净资产收益率）；稳定性指标主要指金融机构资产的质量及抗风险能力（如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
③根据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影响参与主体风险偏好的因素众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主体的自我认知。若参与主体对自身有准确的认知，则他倾向风险中性；反之，他会倾向风险厌恶或风险偏爱。
④监管机构对各金融机构的监管是相互独立的，假设监管机构不受资源约束的影响，要使监管机构的监管总效用最大，只要监管机构对每个金融机构的监管效用都达到最大即可。
⑤q-an表示监管机构风险厌恶和金融机构风险中性的情况下的q-值，以下同理。上标中的首字母表示监管机构的风险偏好，第二个字母表示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n表示风险中性，a表示风险厌恶，F表示风险偏爱。
⑥因为低效率金融机构谎称自己是高效率金融机构，从而模仿高效率金融机构是无利可图的，所以没有必要对自称是高效率的金融机构进行审核，这一点在求解时也会得到证明。
⑦Υ=Υ（θ，）表示对高效率而谎称低效率的惩罚，=Υ（，θ）表示对低效率而谎称高效率的惩罚。
⑧最优契约时，金融机构不会出现谎报行为，因此实际惩罚不会发生，Υ不进入目标函数。
⑨下标a表示引入审核机制后的变量，以下同理。
⑩原则导向（principlebased）的监管不拘泥于合规的控制，而是事前为金融机构制定出良好的原则，鼓励金融机构采用合适的方法来遵守这些原则，并根据其经营结果决定是否要对金融机构采取强制性措施；规则导向（rulebased）的监管则是一种过程控制式监管，要求监管者制定描述性的详细规则，监督金融机构的合规状况，并根据是否合规来决定对之采取的措施。
参考文献：
[1]Stiglitz，J.，a.weiss.Creditrationinginmarketswithimperfectinformation[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1，（71）：393-410.
[2]Kane，e.J.impactofregulationoneconomicbehavior[J].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1981，1（9）：35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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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alsh，C.e.optimalcontractsforcentralbankers[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5，85（2）：150-167.
[5]Laffont&tirole.atheoryofincentivesinprocurementandregulation[m].USa，mit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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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根龙，冯宗宪.金融监管的信息经济学分析[J].山西大学学报，1999，（2）：16-19.
[8]谢平，陆磊.利益共同体的胁迫与共谋行为：论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与部门特征[J].金融研究，2003，（7）：1-15.
[9]刘晓星，何建敏.对我国金融监管运行机制的博弈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6）：35-38.
[10]李明扬.不对称信息下中央银行监管行为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6，（5）：32-33.
[11]张仰谦，叶民强.金融监管的动态博弈分析[J].经济论坛，2007，（20）：125-126.
[12]王春梅.金融市场准入监管的博弈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3）：31-34.
[13]吴桐，徐荣贞.金融危机下金融创新与监管的演化博弈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0，（18）：74-76.
[14]王定元.资本市场投资行为监管的博弈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1，（3）：71-76.
[15]蒋海，刘少波.信息结构与金融监管激励：理论与政策含义[J].财经研究，2004，（7）：26-34.
[16]饶育蕾，王颖.信息结构、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行为基于委托的博弈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6）：84-88.
[17]王振富，冯涛.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博弈分析及立法建议[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25-28.
[18]陆磊.信息结构、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当前金融监管制度选择中的理论问题[J].经济研究，2000，（12）：3-11.
[19]李成，马国校，李佳.基于进化博弈论对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解读.金融研究[J]，2009，（5）：186-193.
[20]江曙霞，郑亚伍.金融监管治理的激励机制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50-56.
[21]Basle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CoreprinciplesforeffectiveBankingSupervision[Z].Basle，1997.
[22]Laffont&martimort.thetheoryofincentivestheprincipalagentmodel[m].USa，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2：28-81.
[23]Fudenberg&tirole.Gametheory[m].USa，mitpress，1991：95-163.
金融机构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监管；进化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7-0226-02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金融创新随即成为金融领域引人注目的对象，并成为广大学者的研究对象。随着我国加入wto，为了在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与发展，各市场主体不断的进行金融创新来维持竞争力，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更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一方面，金融监管过严，会打击金融机构的创新积极性，不利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监管太松，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风险的上升。因此，研究两者的关系，把握金融监管的度，对于提高监管效率，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创新，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进化博弈理论介绍
进化博弈论用复制动态方程探讨群体成员采用某种特定策略比例的变化趋势和稳定性。博弈各方达到进化稳定时的策略组合称为进化稳定策略（eSS）。复制动态方程一个是微分方程，其基本思路是：如果策略K的结果优于平均水平，那么选择该策略的那些群体在整个群体中的比例就会增加。复制动态方程一般如下：
二、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博弈基本假定与模型构建
1.参与人。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参与人是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和金融监管机构（如证监会、中央银行等），假定双方均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风险偏好为中性。
2.策略空间。金融监管机构的策略选择有积极监管和消极监管，在博弈初期，采用积极监管的金融监管机构比例为p，采用消极监管的策略的监管机构的比例为1-p；金融机构的策略选择有创新或不创新，最初分别采用这两种策略的金融机构的比例为1-q和q。
3.损益。假定金融监管机构积极监管，成本为C，消极监管，成本为0，但如果金融机构进行创新发生事故，监管机构将受到处罚为v。假定金融机构不创新得到的效用是u，创新得到的超额效用是u1，金融创新被监管受到的惩罚损失是u2[2]。
三、博弈各方的复制动态方程和稳定点分析
四、相关建议
通过上述对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进化博弈分析，为使得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本文提出如下3点建议。
1.改变高成本，低效率的传统监管模式。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时代，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已适应不了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监管机构应引入市场机制，给予金融机构更广泛的自，把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督以及行业自律监督结合起来，降低监管成本，提高效率，为金融业市场机制的高效运行提供保障。
2.鼓励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机构创新积极性。金融创新有力地推动着金融业的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创新，能够有效地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但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应逐步完善事前防范机制，引导金融机构进行合规创新，努力消除金融创新所获得超额收益的虚高部分，防止金融机构恶性创新。
3.合理设置金融监管机构处罚机制。当金融监管机构监管的成本大于不监管时所受到的惩罚，金融监管机构都不会选择监管，由此可见，合理的处罚机制能够提高金融监管机构的有效性，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4]。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吴昊.博弈视角下我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问题分析[J].中国经贸导刊，2012，（12）.
金融机构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创新;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3-0064-04
2007年末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导致全球性消费下降,投资放缓,出口下滑,失业率上升。有关数据表明,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GDp按年率计算下滑0.5%,为2001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大降幅;个人消费开支下降3.1%,是28年来的最大降幅;10月份失业率达到6.5%,为14年来最高。欧元区经济第三季度再次出现负增长,标志着欧元区经济陷入15年来首次衰退。日本第三季度GDp折合成年率下降0.4%,连续两个季度收缩说明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开始陷入7年来的再次衰退。[1]这场影响深远的危机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学界对此次危机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从多方面梳理出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以期找到危机的症结并能够对症下药。其中,美国金融机构过度创新引发金融危机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华尔街不负责任、不受监管且花样繁多的场外交易造成债务危机进而引发经济危机成为人们诟病的主要部分。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概述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这个概念于1916年由美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克拉克在其论文《变化中的经济责任之基础》中被提出,此后随着现代公司的发展以及理论的深化,企业社会责任作为研究企业定位及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学界所重视,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长期以来为法学界使用并深入研究,后来随着理论的深入及研究方法的变革,这一概念逐渐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组织、伦理、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成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就事实而论,企业负担其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在20世纪80-90年代已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在欧美国家展开。进入21世纪后,企业社会责任为世界各国所重视,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性运动。[2]
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分为两大部分:一为规范研究,这部分专注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和完善,以及理论的构建和补充;另一部分则是集中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即为实证研究。就实证研究来看,一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正的相关关系。就规范研究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问题肇始于20世纪30-50年代伯利与多德关于管理者受托责任的论战。传统企业中企业管理者与所有者是统一的,不存在管理者受托问题。随着企业发展,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管理者与所有者不再是统一的,那么,管理者对企业的管理出现了受托问题,即管理者是对股东负责,还是对公司负责,这一问题实质上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即企业和作为受托人的管理者是仅仅承担对股东的责任还是要承担对企业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这就是早期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追问。到了20世纪60年代,伯利与曼尼关于现代公司作用的争论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推向了深入。曼尼坚持自由经济的立场,认为企业管理并不等同于管理者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如果将社会责任提高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高度,会给企业本身带来根本性扭转,并会造成垄断和政府管制的增加,最终威胁到自由经济制度。伯利利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批驳曼尼的观点,得到了当时美国政府的赞同。尽管争论在继续,但是企业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逐渐达成了共识,而这一共识是建立在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的。
1991年,经济学家伍德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没有他们的支持企业组织将不复存在的群体”,这一群体广义上包括股东、金融集团、行动群体、客户、消费者群体、工会、员工、贸易协会、竞争对手、供应商、政府、政治团体等;狭义上包括管理者、工人、股东、供应商和贩卖商等。[3]利益相关者理论解决了长期困扰企业社会责任的困境,即企业为谁负责,既然企业是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系列多边契约,每个参与订立契约者实际上都向企业提供了个人资源,作为交换,每个参与者都应该得到回报。利益相关者理论弱化了股东在企业中的地位,提高了除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地位,这是对以往企业理论的修正。
事实上,企业利益相关者狭义范围到广义范围的扩展过程,也是企业社会责任涵盖内容得以确认的过程。卡罗尔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是社会对企业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慈善)的期望。他建立了一个类似金字塔的模式来说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级别对企业的不同意义。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四个主要内容。其中经济责任是企业在市场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企业得以存在所必须进行的活动;法律责任是企业依法活动而牺牲其利润行为的义务,如减少污染等;伦理责任是企业遵循的道德模式,未必有法律要求;慈善责任是企业自愿承担的行为,超越法律和道德要求,如捐款等。从这一概念可知,企业的经济责任可看做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狭义内容,其他如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广义内容。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关系
金融的核心要义就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金融,金融的每一次变革和发展都是以创新为动力,同时又表现为方式不同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路径有三条,即金融工具、金融机构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就金融工具的创新来说,金融体系创造信用关系的渠道和方式越来越多,信用创造变得越来越容易且越来越迅速,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信用关系日益庞杂、多变,信用膨胀显著。但信用本身就意味着风险,这也是金融机构引发危机的根源。金融创新创造出新形式的信用是以风险换取收益,金融机构的收益不是建立在消灭风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平衡风险与收益上,过高的风险导致金融体系愈加脆弱,过低的风险则弱化金融体系的效益。
从积极方面看,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给金融体系的结构、功能以及制度安排带来巨大改变,这种深刻变化极大地推动了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然而,从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的相关看,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极强。以衍生金融工具为代表的当代金融创新成果,为投机者提供了大批操纵市场的先进手段和便利工具,使之拥有了扰动一国或一地区金融市场的巨大能量。事实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数家大型金融机构因衍生工具投机失败发生巨额亏损,并引起连锁反应,短期内制造出金融市场上剧烈的价格波动。1992年9月索罗斯击败英国政府的干预使英镑汇率脱离欧洲货币机制,1998年8月几个国际投机家与香港特区政府进行了“世纪金融大战”,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也是美国金融体系场外市场多级衍生品的交易危机。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在场外市场以抵押过长、合约证券化为基础创造出结构复杂、产品链条过长、合约非标准化以及定价过多依赖复杂模型的多级衍生产品,是极为复杂并且严重依赖金融数理计算价格的金融创新,交易中杠杆率非常高,投资风险被急剧放大,再加上市场不透明、缺乏监管,外人无法知道交易的具体情况,没有任何机制保证交易对手有足够的资金履行合约,监管机构甚至事后都无法知道市场的整个风险敞口和分布,这些情况终于引发信任危机,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人们在分析金融创新导致金融危机时,多数都提到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4]有的学者则认为金融创新不应承担这一“罪责”,金融机构在进行创新时缺乏金融监管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5]从金融机构本身来看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缺乏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可以解释问题的角度。首先,金融创新无处不在,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金融创新将更加深入,金融创新并不会因为危机的可能发生而停止,即使是金融管制的国家也将加入到越来越深入的金融创新队伍中;其次,只要有金融创新就会有风险,即使其受到外部的监管与内部的制度管理,仍具有潜在的风险,因为风险的存在是金融的本质,金融是跨期的信用分配,只要有跨期信用交易存在,风险就会存在;再次,要将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内部管理的风险限制在不至于发生危机的范围内,金融机构必须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
金融监管是从外部对金融机构的管理,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则是从金融机构内部进行的管理。金融机构内外部管理是金融机构被赋予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要求。法律责任要求方面,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是金融机构在设置上的制度安排,是对机构外部法律环境的补充,对金融机构本身的运行仅发挥导引作用,金融机构若有违反法律制度的交易行为,仍需正式的法律制度予以处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对金融机构发挥的作用仅在于金融机构履行经济责任这一层面,也就是说,基于金融创新需求所提供的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供给仅限于到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责任层面,企业社会责任所要求的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是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所不能提供的,因此,必须建立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制度,这一制度与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内部控制相结合,使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降到最低程度。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与金融机构的监管、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如下:
三、对建立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制度的建议
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的企业组织,其独特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它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金融是社会的血液”,在现代社会,金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历史上的金融危机以及潜在的金融体系风险,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金融机构因其独特的地位发挥比其他一般企业更加重大的作用也决定了它需要承担更加重要的社会责任。
(一)借鉴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立法标准
随着企业引发危机以及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国外对企业应当履行社会责任给予了立法上的支持。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的企业,要履行的社会责任也一并适用。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企业社会责任立法浪潮中,以宾夕法尼亚州为代表的29个州修改了公司法,在其中规定“其他利益相关者条款”,要求公司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服务,而不仅是为股东服务。[6]在税收方面,1936年美国国会修改了《国内税收法典》,明确规定公司慈善、科学、教育等方面的捐赠可以扣减所得税,只要捐赠是为了实现公司有关的营业目标且向社会公共机构作出,或是为了雇员的利益等,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给予了法律上的利益激励。
(二)加强金融机构监管并确立社会责任的制度地位
金融监管是防止金融机构产生流动性风险的重要手段,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监管部门对场外交易监管的缺位。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otC)是指在交易所以外的金融衍生品,这种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并不通过期货交易所进行,而是完全由做市商各自单独进行报价完成交易,是一种一对一的交易模式。otC在美国既不归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监管,也不归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并且1974年美国的商品交易法(Cea)正式免除了CFtC对otC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责任。高风险抵押担保债权(Cmo)、信贷资产的证券化(CLo)、市场流动债权的再证券化(CBo)、信用违约互换(CDS)等市场完全不受监管,也没有公开的记录显示债券违约卖方是否拥有资产进行协调,存在着极大的交易对手违约风险。[7]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是对场外交易的监管是今后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应当注意的问题。同时,还应构建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机制,以促成金融监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互动。
(三)加强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1.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是对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是指机构内部管理与约束激励的方法。一般来说,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合理分配出资人、董事会和高级经营管理层之间权利与责任的制度安排,核心是解决公司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问题。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管理层组成的组织结构;二是建立在这种组织结构之上的治理机制;三是较好地处理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与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关系。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状况、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的转移、董事会的作用、业绩与收入的相关性、信息披露程度等的差异,当前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主要有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两种。我国金融机构的改革正在向以英美模式为主的方向发展,即保持金融机构经营的可竞争性以实施外部治理;合理配置和行使金融机构的控制权,使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相对称;董事会、经营管理层权责分明,并且有良好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清晰的信息披露和分析机制。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是金融机构的一种自律行为,是金融机构为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和防范风险,对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从事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约的方法、措施和程序的总称。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要求:一是稳健的经营方针和健全的组织结构;二是恰当的职责分离;三是严格的授权与审批制度;四是独立的会计及核算体制;五是科学高效的管理信息系统;六是有效的内部审计。具体来看,内部控制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内部组织结构的控制、授权授信的控制、信贷资金风险的控制、会计系统的控制、计算机业务系统的控制等。
2.加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完成金融机构的经济责任。经济责任位于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的低端,是企业存在的首要义务。具体来看,即是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交易中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必须达到一定的效率,以消费者的利益作为产品提供的第一服务宗旨,并在事实上也形成对消费者负责的做法,这是金融机构所负社会责任的第一责任。金融机构的经济责任还包含着对金融机构股东负责的内在要求。金融机构产品提供与对股东负责都是在内部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两种管理交叉下进行的,因此,加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以完成金融机构的经济责任是必然途径。
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不是安全分开的关系,两个领域重叠交叉,共同构成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制度,这种情况源于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都产生于委托关系。[8]现代公司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映射在内部控制思想上即是不相容职务的分离。而不相容职务分离作为一种思想不仅用于内部控制系统的构建,也用于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构建。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具有思想同源性,即在委托关系成为现实的情况下,实现不丧失控制的授权,这为金融机构实现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的对接,完成金融机构的经济责任提供了思想基础。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的思想给予金融机构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与实施者,公司是社会责任的主体,管理者是社会责任的实施者。
(四)加强金融机构伦理责任与慈善责任
金融机构担负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并不是必须的义务,而是金融机构作为社会组织对其他群体的社会道德责任。从法律意义上讲,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并不是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的责任,但若金融机构通过履行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在长时期内对金融机构本身的发展也更为有利。以金融机构中的银行为例,其发放贷款的方向对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向有很强烈的指导意义。银行若担负起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其贷款的对象将在通过资金获利能力筛选之后进一步通过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的筛选,那些盈利能力强但对整个社会发展不利的企业便不应在银行贷款的考虑范围之内,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更应当得到银行的关注,比如,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教育贷款、西部贫穷儿童的教育贷款等。
综合而论,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结构、内部控制等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或控制金融风险。但作为一种特殊经济组织,金融机构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仅仅依赖外部金融监管和内部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来降低或控制金融风险是不够的。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都注意到作为法人的企业因具有人格化的法律地位,其行为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显著的,更勿论金融机构作为一种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力。建立金融机构的企业社会责任促进机制是必要的,该机制应从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内部控制等方面结合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建立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制度,以获得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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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博弈论;金融监管;风险控制;对策探讨
众所周知，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环境下，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历次金融危机都是通过政府的政策调控来逐步平息的，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巨大破坏力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金融安全的重视，逐渐认识到健全与加强金融监管是实现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举措。本文通过建立动态博弈模型，分析金融监管部门和市场主体金融机构的利益博弈，探讨分析我国金融监管手段的有效性，并提出相关加强金融监管，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这对深化我国金融改革、提升我国金融体系风险防控能力有着较强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博弈论视角下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利益博弈
毋庸置疑，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在行为目标函数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监管部门的行为目标着眼于国家金融发展的整体利益，谋求的是各个区域金融的协调统一发展。而金融机构与的行为目标函数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履约促使投资者的资本利益最大化，行使投资人的职责，另一方面又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往往其行为目标函数是偏向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边。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始终围绕着利益关系展开，这里引入博弈论的分析框架，来分析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间的利益关系。
(一)博弈模型的初步建立和假设
博弈论就是博弈各方各自利用和分析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以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博弈策略就是参加博弈的各方为了各自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行动策略。假设监管机构的职能是制定维护金融行业协调、稳定、安全、快速发展的金融规范和调控政策，并监督金融机构执行。如果监管部门能有运用最合适的手段，最合算的成本达到监管目标，此时监管部门的利益为0(因为这是监管部门存在的意义或职责)。但是，任何有效的监管方式都需要有充分的信息，在此过程中必然产生监管成本，因此监管部门存在疏于监管的可能性。我们这里假设，如果金融监管部门对于金融机构疏于监管，但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状况仍能保持良好势头，就假设监管当局的收益为a单位;反过来，如果金融机构利用了监管部门监管不利的监管漏洞，导致行业出现重大事故，破坏了金融业的健康、稳定、协调的发展，我们就假设其得益为－B单位。相对应的，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切实履行监管部门的金融规范和调控政策，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也是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故假设此时得益为0。但金融机构也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因此当自身利益和整个行业的利益出现矛盾时，就存在着金融机构违规操作的可能性，如果恰好此时没有受到监管部门的惩处，金融机构可能获得的预期得益为C;相反，若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受到监管机构的惩罚，我们假设它们此时的得益为－D。根据以上假设，可以列出双方博弈矩阵图形(如表1所示)。按照矩阵图中箭头方向进行博弈分析，可以看到该博弈是没有博弈双方能够接受的纳什均衡纯战略策略组合，从根本上来说，两博弈方之间的利益始终都不会是一致的。在这种博弈中，双方为了获得最大的期望值，必须以一定的概率分布随机选择一些策略，即博弈方必须选择混合策略，而在混合策略下双方的策略选择都取决于对方对某一决策的选择概率。
二、研究结论与对策
综上所述，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博弈不存在双方能够接受的纳什均衡纯战略策略组合，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博弈各方都不得不选择混合策略，而在混合策略下双方的策略选择都取决于对方对某一决策的选择概率。因此，为了切实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中央政府应该强化对监管部门的监管，迫使监管部门积极监管，加速转变监管方式，注重合规性监管，逐步向风险监管与合规监管并重的监管方式过渡;除此之外，也要建立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建立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最后，也要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提高金融机构的依规的自觉性和守法的自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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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管理论文篇7
(一)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传统体制的影响以及监管失效导致的违规。此外，我国证券、期货市场也存在不规范的经营、违法违规现象。
(二)监管模式
为防范金融风险，各国都通过采取不同的金融监管模式来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以规避风险。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主要是采取以政府监管为主导的监管模式，这种方式有诸多弊端。因而，修正我国目前的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水平是本文要研究探讨的重点。
二、自律监管在我国金融监管中的地位和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自律是指金融机构自行制定规则，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实现自我监管、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广义的金融机构自律不仅包括每家金融机构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还包括金融业的行业自律，本文就广义的金融机构自律进行研究。
(一)地位
金融机构的自律是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由于其主要基于金融机构的自觉行动，缺乏可操作性，而且由于企业存在诸如主观介入较多、灵活、弹性大等特点，易产生负面效应，如滋生腐败，因而不被重视。但作为非政府监管的一种，自律监管又具有监管成本低等优点，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自律的理论依据就是经济学当中的俱乐部理论。该理论认为，俱乐部成员如按俱乐部的规定约束自己的行为，就可以享受会员待遇，如果违规就要出局或接受其他惩罚。就金融机构而言，促使其自律的压力和动力除了来自法律的威慑，还与这种俱乐部理论的进一步应用、完善密切相关。
三、激励金融机构自律的因素
(一)前提条件――完善监管立法
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法规体系也在不断发展、日趋完善。要根据国内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国际金融监管变化的新趋势、内外资金融机构监管并轨的需要，做好相关法规的废、改、立工作。同时，强化对金融监管执法的监督，建议让非金融监管职能部门承担这一任务，如法律部门、内审部门等，以防止出现监管漏洞。
(二)根本――提高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是金融机构自律水平高低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对此，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1 完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查制度。要求从业人员从事本职工作所必须具备的诸如道德、知识、技能、心理、身体等方面素质。因而要严格从业人员的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加以控制。
2 建立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励机制”重在让从业人员不想违规，“约束机制”则使从业人员不敢违规。笔者认为各监管部门要适当转变“禁止违法经营”的监管方式，改为“鼓励守法经营”的激励方式，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降低为查处违规行为而投入的巨大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三)核心――加强内部控制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是金融机构的一种自律行为，是为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和防范风险，对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从事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约的方法、措施和程序的总称。重视和加强内控建设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持续发展的关键。
(四)关键――行业自律
行业自律具有双向性：对外能维护金融业的整体利益，对内能改进行业系统管理，加强同业约束。其自律监管范围主要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针对微观操作行为与地方金融活动进行自我协定和约束，尤其是存款经营、贷款发放、结算制度、利率管理、产品开发、业务交叉、信息披露、违约制裁及同业纠纷等，并随业务的发展不断扩充其职能。
(五)重要保障――发挥外部中介力量的作用
就我国目前中介监管机构的发展看，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的功能较为单一，通常只限于核定注册资本金，因此可适当扩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职能，采用收费制度，以提高我国现有金融监管效率并降低监管成本，弥补单一依靠监管机构的不足，形成对金融业的社会监督，建立更为全面的监管体系。
(六)粘合剂――完善金融业信息披露制度
金融机构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新环境；金融管制；金融市场；收益分析
中图分类号：F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1-0199-02
放松金融管制一直是金融界普遍认同的观点，而且在放松金融管制环境下各国的金融业可以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这种发展的背后却也隐藏着风险，2007年下半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以致到2008年9月份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这种风险的具体体现。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金融管制再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金融管制理论的发展
金融管制（FinancialRegulation）是政府管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指一国政府为维持金融体系稳定运行和整体效率而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的管理和限制。它主要是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监督和干预金融机构运行，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
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管制，起源于中央银行制度的确立，中央银行制度建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管理货币，而不是为了金融稳定。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打破了“市场万能”的神话，危机过后，主张政府干预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取得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这一时期的金融管制理论也就以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弥补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为出发点和主要内容。同时，这一时期获得发展的“市场失灵理论”和“信息经济学”也推动了金融管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70年代，困扰发达国家10年之久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货币主义、供给学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复兴，金融自由化理论也随之发展并产生巨大影响。其中，“金融压制”和“金融深化”（麦金农和肖，1973）理论是金融自由化理论的主要部分，其核心主张是放松对金融机构的严格管制，特别是解除对金融机构在利率水平、业务范围和经营地域选择等方面的限制，恢复金融业的竞争，提高金融业的效率和活力。
自由主义的“复兴”并没有解决市场固有的缺陷，金融管制再次抬头。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面对金融开放的热潮，斯蒂格利茨和青木昌彦提出的金融约束论，成为金融管制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金融危机，推动了金融管制理论逐步转向如何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的金融管制理论除了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出发点研究金融管制以外，也开始越来越注重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管制的要求及影响。这些理论的出现和发展，不断推动金融管制理论向着协调金融活动和防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方向转变。
2金融管制的必要性分析
管制经济理论认为，由于外部性、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共物品特性的存在，使得仅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必须由政府对其进行管制。由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领域，在这个领域也会存在以上问题，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管制。
2.1金融创新的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问题是由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当时被称为“外部经济”），它是指一定的经济行为对外部的影响，造成私人（企业或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偏离的现象。根据偏离的方向不同，外部性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之分。金融创新的外部性也有正负之分，正的外部性表现在其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并能给金融机构带来更大的收益；负的外部性则表现在其可能扩大和制造风险，并且可能引发巨大的金融灾害，乃至金融危机。
按照福利经济学的观点，负外部性效应问题可以通过征收“庇古税”来加以解决，但金融创新工具的杠杆效应使得这一方法的作用十分有限；另外，科斯定理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说明，外部性也无法通过市场交换加以解决。所以，这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其进行干预。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金融机构推出的金融创新产品存在明显的风险，而金融管制缺失使得金融危机不断蔓延。
2.2金融市场的不完全竞争问题
不完全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常态，金融市场亦是如此。作为金融市场主体的金融机构在进行决策时总是首先考虑到自身的微观利益，甚至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实施一些规避管制的冒险行为，同时为了防止增加经营成本，更容易忽视对操作程序的规范和监控，从而影响到其对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能力。以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为例，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越来越集中于几家大银行，这些大银行地位重要且影响很大，形成对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垄断地位，只要其中一家因违规操作或管理不善而倒闭，就会通过银行网络将风险向整个金融体系扩散，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甚至危机。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的破产倒闭就是这次危机的一个导火索。因此，必须通过实施管制来纠正金融市场的缺陷，避免市场失灵。
2.3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GeorgeJosephStiglitz）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因而单靠市场价格机制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和金融衍生工具需求者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搜寻成本过高，金融衍生工具需求者通常难以了解金融机构的真实经营内情，金融机构也难以识别在所有信息中衍生工具需求者提供的误导或错误信息，这就要求通过金融管制向有关大众提供金融机构经营情况的更详细的信息，也要求通过金融管制约束和监督金融机构，使其更加稳健经营。
2.4金融业稳定性的“公共产品”特性
金融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一国金融业的稳定与否事关一国甚至全球的经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产业的稳定性具有公共产品的许多特征，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存在“搭便车”现象，人们能够享受到金融业稳定所带来的好处，却不能自觉、也不能受到激励为这种稳定性的提供和维护做出贡献，那么纯粹的市场行为将会导致金融业的稳定性供给不足，因此就需要政府来进行干预。尤其是近年来，随着金融创新的加快和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金融业的经营风险也在增大，金融产业的稳定性受到更严重的威胁，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金融体系而言，只有通过政府管制才能维护金融业的稳定。
3金融管制的“度”――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
金融管制所要实现的目标是既要保证金融行业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又要最低限度的影响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不论是管得过严还是过松都会对金融创新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不利影响，所以金融管制也要考虑管制的“度”。确定金融管制的“度”，实际上就是对金融管制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使其成本和收益相匹配，这样金融管制才是合适的。
3.1金融管制的成本分析
金融管制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
金融管制的直接成本按照承担者的不同，可以分为行政成本和执行成本。行政成本是金融管制当局在制定和实施管制措施过程中所负担的成本，如工作人员的工资、管制机构的设施配置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收集等人力物力资源的耗费。执行成本是指作为被管制者的金融机构为遵守管制而付出的成本，包括向管制当局提供信息的成本、本机构内部的检查成本等。这种成本是一种实际支出，如果过高，就会使金融管制的有效性降低。
间接成本是指金融管制改变了市场对金融资源的自主配置作用，限制了竞争，致使金融机构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间接的效率和收益损失，即全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比如削弱了金融机构创新的积极性、造成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等，这种成本不表现为金融机构或个人所承担的直接成本的增加。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金融管制也存在机会成本。金融管制的机会成本是指用于金融管制的资源在用于管制时所放弃的其他更好的用途。由于金融管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如果不进行管制，就可能会出现金融动荡的局面，危害金融业的效率以及经济发展，这就是金融管制的机会成本。
3.2金融管制的收益分析
金融管制的收益是指金融管制当局实施的管制强度达到一定水平时，由此导致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增加带来的收益，也就是相当于没有管制时由于金融创新等因素引起的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金融管制的收益分为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
直接收益是指由于金融管制的存在，避免了金融机构因过度竞争和市场垄断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也使投资者和存款人减少了无管制条件下因金融机构的经营不善而蒙受的损失，即直接收益是金融机构自身、投资者和存款人的私人收益。
间接收益表现为在无金融管制时，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导致的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等情况，以及由于金融创新的冲击所造成的金融危机的损失。在实施金融管制后，这些情况的发生就会相对减少，而上述损失就成为了金融管制的间接收益。间接收益是一种社会效益。
根据对金融管制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金融管制函数。如果用x表示金融管制的强度，金融管制的成本和收益就都是金融管制强度的函数，分别用c（x）和r（x）表示，那么金融管制的净收益函数就是：n（x）=r（x）-c（x）。
由于边际成本递增，则有dc（x）/dx>0，d2c（x）/d2x>0，该曲线上凹；而边际收益递减，则dr（x）/dx>0，d2r（x）/d2x
作为管制当局来讲，可以通过对自己管制成本收益的核算，把自己的管制强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根据金融业发展的不同情况，对其适时调整。而现阶段国际金融市场的现状则说明金融管制当局的管制强度不足，加强金融管制已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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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管理论文篇9
随着全球金融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上资本流通性也不断增强，每个国家的金融产品也越来越丰富，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也随之增高，这就使得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但是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国际金融风险的水平。现代系统科学理论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非线性的、非还原论和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这就为金融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新的研究领域。正因如此，本文主要以协同理论为基础，使用了比较合理的研究方法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有效的分析。
【关键词】
协同理论；金融监管；协同监管
0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形势越来越复杂，从前几年暴发的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在金融业的运行中的每一种不同的潜在风险的原因是不能忽略的。根据我国实际的监管情况进行分析，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分业的监管制度，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中，我国的分业监管制度已经慢慢的向混业监管制度转型[1]。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我国金融体系一直都处于一种相对比较被动的形式下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时非常不健康的，从经济安全性和经济稳定性的角度思考，这两者已经成为了人们当今最为重视的核心。为了使我国金融业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进一步弥补我国金融事业的不足，本文在协同理论的基础上，对金融监管进行详细的分析。
1协同理论简介
1.1协同学简介
协同学主要的基本概念包含“竞争与协同”“序参量”等，其中竞争与协同是协同学提出的系统整体变化的动力来源系统内部的作用，在这个系统中，系统内部的每个子系统之间的竞争是协同学的基础，竞争系统也是整个协同学演变过程最为活跃的动力。所谓的协同也就是协作与合作，这也是系统的统一性的主要体现，在不同的系统中这个规律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是哪个系统，协同学主要的表现都是协作与合作[2]。但是从层次的结构方面进行分析，系统内主要表现在系统的整体性和相关性。而序参量在协同学中主要是对一个系统宏观有序程度进行衡量的标准，序参量在系统中发挥着指导子系统的运行和对系统宏观有序的情况进行有效反应的作用，如图1-1所示，序参量和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1.2协同理论简介
不管是哪种系统，稳定性都代表着一种相对比较保守的原因，而在系统中不稳定性都代表着一种比较激进而且具有破坏能力的原因。而协同学理论就存在不稳定心的原理，而且这种不稳定性原理对于各个子系统的发展来说都非常具有意义，系统也是这两种因素在某一个特定程度上的平衡[3]。如果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理论模式一直影响着系统的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出现一种比较激进的理论来打破这种稳定模式，这样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系统的发展，而且很可能会因此出现一种比较新的模式出现，这也是协同学不稳定性理论的主要模式。（如图1-2）。
2我国金融监管协同机制出现的问题
2.1缺乏有效的协同决策机制
就目前而言，我国协同监管的组织形式其实是一种相对比较松散的联系会议机制，这种比较松散的联系会议机制在监管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大的缺陷，监管机构的绝大部分工作一般情况下都是建立在事情结束之后的总结之上，对一些特殊情况没有办法起到防御的作用，而且因为决策机构和法律约束力，这样就更难让监督机构的意见难以达到有效的统一，从而严重制约了协同决策有效性。在金融监管机构的里面，主要的协调机制由三个监管机构建立的一个监管会议机制，而且这个会议机制在加内容监管机构里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2.2实施金融协同监管的法律体系不完全
我国建立的各方面的金融法律体系都是以行业为基础的，而且我国的监管体系也是和我过的法律相对应的，也正因如此，在金融监管协作方面我国缺少了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相关人员的监管职责不够明确，就目前而言，我国对金融监管实行的是分业监管的原则，也正因为这样，直接导致了各个监管机构在对其相应的机构监管的过程中单独的依靠法律，从而忽略了各个监管之间的协同作用，进一步使得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没有法律可以依靠。2）很容易使得监管套利。不管在银行行业中还是在证券行业中，因为每个行业根据的法律不一样，就很容让人利用法律空隙进行套利。由于在不一样的监管体制下，每个人依据的监管法律是不一样的，从而使得很多监管部门对同一个业务进行监管的时候会存在不同的监管措施，这就回使得每个监管机构之间出现矛盾，从而使得监管机制完全发挥不了作用，监管措施也不能顺利的进行。
3完善协同理论下金融监管的策略
3.1建立高效的协同机制
在对协同机制进行完善的时候，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有效的考虑，第一，要明确每个监管机构的监管对象，这样就可以出现重复检查的现象发生，从而进一步节省监管的资源，与此同时，成立一个专门检查委员会协调调查组，对于一些相对比较重大的案件可以利用他们进行详细的调查，这样不仅仅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还能够进一步防治各个监管部门推卸责任的现象。然后，要对检查的方法进行合理有效的明确，在符合法律的要求下和金融协同监管部门一起进行检查，对检查的重点进行有效的突出，进一步提高监管的效率。
3.2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规范
在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律规范进行完善的时候，第一，对根据相关金融业务发展的要求，对已经存在的法律进行合理的修订，对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进一步明确，而且要使得联合行动制度化；第二，要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从而进一步对监管者的职责和监管范围进行有效的辅助；第三。注意相关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协同作用，把协同作用细化到监管法规的具体事件中去，对金融机构合作问题做出详细的安排，充分发挥协同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4结束语
总而言之，使用协同理论模型对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各个子系统和子系统之间进行协同分析，首先完善协同机制的监管框架，其次完善金融监管协同机制的主要内容，最后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这样才能够使得我国金融监管制度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陈建军.央行与银监会：分工与合作[J].中国证券期货，2010（4）：4-12.
金融机构管理论文篇10
关键词：金融监管；效率型；稳定型
中图分类号：F8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5－0051－04
相对于其它金融理论的发展，金融监管(注：Goodhart等（1998）在其著作“FinancialRegulation:why,Howandwherenow?”中对金融监管和金融管制作了区分。管制（regulation）是制定行为的特定规则，而监管（supervision）是更全面地观察金融机构行为。一般所指的金融监管包括了上述的管制、监管以及观察规则的执行情况这三个方面。)理论一直缺乏相对系统和完善的体系，截至目前也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占主导地位的核心理论。从理论的演进来看，金融监管理论是建立在金融监管实践基础上的，它与经济和金融发展阶段和时代密切相关并滞后于金融发展。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金融监管理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各种假说和流派相继出现，那时的理论倾向于政府直接管制，以金融体系安全为优先。70-80年代自由化思潮逐步形成并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倾向于效率优先以增强金融业竞争提高金融业活力和效率。而90年代以来危机的爆发，使理论重心又转向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的关系以管理金融活动与防范系统风险并存。本文对这些不同时期发展的金融监管理论进行梳理，并将这些理论分为三类：即偏重稳定型的金融监管理论；偏重效率型的金融监管理论；稳定与效率兼顾型的金融监管理论。最后，对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一、偏重稳定型的金融监管理论
偏重稳定型的金融监管理论是以维护金融体系安全为目标，倾向于政府直接管制的金融监管理论。这些理论对政府是否需要进行干预和监管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它们以金融市场失灵为基础，从失灵的不同表现来阐释政府监管的必要性，认为金融监管是为了弥补金融市场自身的不足，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金融机构的破产及其连锁效应会通过货币信用紧缩破坏经济增长和发展。金融机构的财务杠杆又比一般企业高得多，由此也会导致金融机构和社会间的利益严重不对称，而市场自身又无法控制和解决。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也说明了单个金融机构的危机会引起集体非理性，导致银行系统的崩溃。Diamond和Dybvig（1983）认为存款者为了获得流动性（也是银行的重要功能）而选择了银行而不是自己直接持有一定的资产，但是银行资产负债在时间和数量上的不匹配使银行面临风险，导致容易出现破坏经济发展的银行挤提，而防止挤提的合约就是政府为此设立的存款保险制度。[1]金融领域存在比其它经济领域更严重的负外部性。因此，需要市场以外的力量介入以限制金融体系的外部性影响，这为政府介入实行监管提供了理论基础。
金融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纯粹的市场行为会导致稳健金融业的供给不足，这也给政府介入金融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激烈的自由竞争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政府监管则可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
二、偏重效率型的金融监管理论
随着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各国的兴起，金融自由化理论也逐渐发展，而且其影响日趋扩大，该理论的出现引起人们对金融监管理论进行新的思考，即政府的行为能否真正使金融监管有效？或者政府能否真正做好金融监管？这些金融监管理论主要受两种思想指导，一个是金融监管抑制了金融创新的发展而导致金融体系的低效率，这与金融自由化思想如出一辙；另一个就是政府并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全民利益，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取向，其目标是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值得商榷。
1．经济监管理论
该理论认为监管是配置进入服务市场中的需求和供给，需求者是利益集团而供给者是政府和政党。监管给被监管者带来一定好处的同时也增加了被监管者的成本。斯蒂格勒在《经济管制的理论》一文中对政府介入管制的目的是不是真正从公共利益出发提出质疑，以管制的供求为分析基础，管制的需求是管制可以带来的利益，而管制的供给则是政府和政党的利益，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供求双方的博弈。Becker和Stigler（1974）基于政府拥有充分信息、可以为社会整体的福利服务和完全信息者三个假设的基础上，认为私人不可能监管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posner（1974）和peltzman（1976）提出行业监管并没有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被监管利益集团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之上。作为一般规则，社会人从事公共活动，目的在于增进自己的主观福利，而非一般公众的福利，它将焦点集中在监管过程的各个参与团体以及他们广泛自利行为的机会上。
2．监管寻租理论
寻租理论从追求经济利益的非正常角度来分析，考虑行业或厂商通过维持既得利益和对其再分配这些非生产性活动来维持或获取更大的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塔洛克分析了政府管制带来的社会成本问题，由政府管制经济的行为容易产生寻租、设租、避租等行为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但是他没有提出有效的监管政策框架，过分注重对监管市场需求层面的分析。Krueger（1974）认为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会引起不同形式的租金，导致人们为这些租金而竞争，而寻租也表现为腐败、走私、黑市等。他以国际贸易的定量限制为例构造模型分析福利损失和竞争性的寻租导致特定活动的个人和社会成本的背离。[2]寻租理论认识到政府在监管中的不良效果，指出了政府的监管加剧了市场的寻租机会，使市场变得不公平，导致被监管行业效率的下降。
3．监管捕获理论
捕获理论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关系形象化，虽然监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被监管者适应和熟悉监管的立法和行政程序后，监管常常为被监管业界的利益服务，也有极端的观点认为政府监管者一开始就被捕获。Bernstein（1995）认为监管机构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思想是幼稚的，监管政策最终会被利益集团所左右而为其谋取利益，而不能真正行使公共利益权利。他提出放松监管权利过于集中的做法，这样才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三、稳定和效率兼顾型金融监管理论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一系列区域性金融危机，人们又进一步地开始反思，并加深了对金融监管理论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推动了金融监管理论朝着稳定和效率兼顾方向发展。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西方发达国家将监管重点转向银行资本有效性的监管以及监管的市场约束机制构建。这期间出现的相关理论应用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等方法，使得理论更贴近实际。
1．监管激励理论
监管激励理论是将激励概念引入对监管的分析，并把监管问题作为最优机制设计问题来考虑。在目标不一致和信息分散化的条件下，监管者如何设计一套机制约束被监管者。Kane（1990）的研究发现，金融监管当局提供监管的激励不足，导致资本监管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从激励角度考虑监管者是正确理解银行业监管历史和未来的关键点，并提出作为纳税人的社会公众和作为人的中央银行之间的委托，并以此分析中央银行监管的激励理论。
2．监管的最优相机理论
类似于政府的最优相机决策，该理论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确定政府如何介入监管。该理论主要应用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工具来分析监管问题，对存款人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搭便车”偏好分析，引入存款人集体行动失灵，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所面临的信息、约束条件等纳入一个框架进行综合分析。Dewatriport和tirole（1993）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来专门分析银行监管，并提出“代表假说”理论，昂贵的监管成本使政府监管机构和自律性监管组织来充当中小投资者的公共代表。从这个角度看，监管是一种节约委托―成本的捷径。但是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导致监管不是最优的。具体到一国采取相机监管还是基于规则的非相机监管，主要取决于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独立性强的监管机构才可以被赋予相机监管的权力。[3]Kane（1997）从动态的角度即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机制入手揭示它们之间动态博弈的过程，即形成监管、逃避、改革、再逃避、再改革的循环。政府的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发展，需要引进监管竞争机制。同时，他也研究了如何强化金融监管职业道德，并解释了纳税人如何才能从法人治理理论得出的结论中获益，以加强习惯法职责施加于监管官员的实际激励作用。[4]
3．监管的成本收益理论
正如经济监管理论将监管看作由政府供给，特定个人和集团所需求的一种产品。监管的成本收益理论将监管给社会各利益集团带来的收益总和及成本总和分别看作监管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当收益大于成本时，支持监管的力量就会大于反对力量。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受监管失灵学说的影响，有学者把交易费用理论引入金融监管的探讨，明确提出了该理论。他们认为，不仅市场运作存在交易费用，而且监管的组织也需要成本，这同样不可低估。世界银行指出，金融监管要与经济周期的阶段相适应，不同经济周期的监管成本也是不同的。成本收益理论的一个延伸就是有学者对金融监管的效率做了分析，各国在实践中也逐渐将效率原则体现在各自的法律法规中。
4．基于市场约束的金融监管理论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发现政府对金融监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失效的，因为政府作为一个拥有独立利益的特殊主体，不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它身上。Kaufman（1996）认为金融监管在付出高监管成本后，并没有根除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据世界银行测算，在20世纪的后20年各国政府用于处理金融危机的平均成本高达GDp的40%左右。研究者认为，这至少反映出一个问题，即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和手段并没有消除市场失灵，是缺乏效率的。政府监管有效性程度的大小成了讨论的热点，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市场约束同样重要。
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从两方面来进行阐释的，一方面主要集中在市场约束与金融监管效率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从如何应用市场约束来改善金融监管。实际上，政府监管必须充分运用市场，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金融监管。所以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也有学者对如何增强对银行经营者的市场约束提出自己的观点，这里就不做详细论述了。目前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有机结合，以实现金融稳定发展和监管效率的提高。
5．金融监管有效性理论
金融的有效性监管主要针对银行的资本监管来进行研究，即资本的风险监管有效性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不管是较为流行的“CameL”风险管理体系(注：CameL也称为“骆驼评级法”（）评级，即资本充足率（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等首个英文字母组合而成，作为评价一家银行的安全性和经营能力的五个方面的标准。我国银监会从2007年开始以此作为监管的基本依据，并作为商业银行高管任职资格管理的重要参考。)还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都将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一部分。另外，金融监管理论从之前的宏观把握层面转向更为务实和具体的微观技术层面，使金融监管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计算性。Havakimian&Kane（2000）在默顿单期存款保险期权模型基础上，扩展为无限展期的股东收益模型并对美国1985-1994年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有效性作了实证分析。他们认为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并没有有效阻止银行业风险转嫁问题。[5]Boot和thakor（1998）的监管者声誉博弈模型表明，由于监管者的自私，社会公众与监管者信息不对称，监管者的最优监管水平比社会最优监管水平要低得多。
6．金融监管的法律理论
在金融监管过程中，除了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这两个方面之外，还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支撑。在金融监管中，只有对中小投资者权利有了有效的法律保护才能真正促进金融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市场经济中，法律制度是投资者权利的主要来源，金融监管的效率关键在于实现对中小投资者权利的有效法律保护，只有在投资者权利能够得到有效法律保护的条件下，才能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金融才能真正得到良性发展。钱颖一（2000）通过对比分析传统市场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差别，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指出政府监管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他也强调以法治约束政府监管活动的重要性。许成钢（2001）以法律不完备性来分析不完备法律下有效的执法制度，引出何时需要监管和怎样监管这些问题。卡塔琳娜・皮斯托和许成钢（2002）将法律不完备性理论应用到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监管中，开拓了认识金融监管在市场经济制度结构中重要作用的新视角，并从制度结构逻辑上解释了监管对金融及证券市场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法律不可能实现最优设计，而在法律不完备时，仅依靠专门的立法机构立法是不够的，剩余立法权和执法权可以分配给法庭，也可以分配给监管者。监管者主动而灵活的执法可以弥补法庭被动执法的不足，监管是为解决法律及法庭被动执法造成的法律救济不足而设计的。[6]
四、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展望
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伴随着金融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而贯穿其中的金融监管理论也经历了曲折的演化。总的来说，金融监管理论伴随着从自由到管制、放松管制、重新管制这一主线而发展的。这些金融监管理论虽然注意到了金融体系影响整体经济，但对金融体系或金融活动本身关注不够，这使得金融监管理论深度不够，并导致监管处于如何处理稳定与发展的两难选择境地。关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监管理论也尚不成熟。从历史上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更有发生危机的倾向，它们也需要有适合自身发展的金融监管理论。总的来说，可以预见，今后的金融监管理论会朝着更注重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内部约束，即更加重视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体系内部的激励相容方面，并关注金融机构如何能够自觉主动地防范金融风险的制度安排。监管的重心将主要关注业务领域的风险，会走向模型化，计量化的道路。另外，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国际间金融活动的频繁往来也会使如何协调国际间的金融监管在金融监管理论中有所反映。■
参考文献：
[1]Diamond，Douglasw.andp.H.Dybvig,.BankingRuns，DepositinsuranceandLiquidity[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83，Vol.91.
[2]Krueger,anneo.thepoliticaleconomyoftheRentSeekingSociety[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74，Vol.64.
[3]德沃特里庞，泰勒尔著；石磊，王永钡译.银行监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4]Kane,e.J.ethnicalFoundationsofFinancialRegulation，nBeRworkingpaper，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