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经济形势篇1
挖掘自身潜力，化资源优势为发展的现实优势
形成农业产业化的比较优势。××市拥有耕地191.96万亩，水域108.69万亩，年产粮食104万吨，水产12.6万吨。××市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培育和发展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为群众找到了一条成本低、见效快的致富途径。全市2000多家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其中产业化龙头企业64家，年转化农产品45万吨，加工销售收入16.8亿元，农民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人均获得年收入870元。
形成集聚经济要素的创业优势。近几年，××市把吸引能人回乡创业，作为发展壮大私营个体经济的一件大事来抓。继1999年市里制定出台大力推进私营个体经济的40条优惠政策后，各乡镇和有关部门也都制定具体办法，积极动员和鼓励在外能人回乡镇投资创业。近几年来已先后有400多名在外能人回乡办企业，投资总额累计达3亿元。与此同时，××市还通过分布在外的能人为家乡招商引资牵线搭桥，为家乡发展工业采购原料、营销商品、传递信息，集聚经济要素。
形成区域经济竞争的产业优势。为了发展传统手工业，使其为壮大区域经济实力服务，××市成立了若干行业协会。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这些行业已具备一定的规模效益和市场竞争力，逐渐成为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骨干产业。以日用金属小制品为例，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和产业提升，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竞争实力大增，在广东等地已出现“戴南不锈钢产品一条街”。
倡导差别竞争，努力形成各具特色的规模产业
力避重复，找准自身目标市场。××人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找准自身的目标定位，逐步形成了“一镇一品”或“一地一业”的产业特色。戴南镇80%以上的私营个体工业户从事不锈钢www.制品生产，年成交额超过12亿元，占国内市场份额的1/8。垛田、城东镇的脱水蔬菜产品远销10多个国家和地区，脱水香葱在韩国市场的占有率达68%。
注重配套，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在发展私营个体经济的实践中，××通过拓展产业链，力图将企业的外部资源本地化，营造出行业内部化优势，逐步形成规模优势。以不锈钢产业为例，戴南镇生产了几十个系列、上千种规格的不锈钢制品，产供销配套成龙，自成体系，各类产品覆盖全国大中城市，形成了一条不锈钢制品产业链。
做大规模，确立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市通过扶优扶强，优化组合，联小成大，不断引导和帮助企业做大规模，改变个私工业低小散发展格局，形成群体优势和规模效益。目前，全市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已有14家，私营个体工业产值超亿元的村14个，戴南镇永丰村已过3亿元。脱水香葱、子午轮胎钢帘线、自行车链轮曲柄、不锈钢制品、劳保系列用品等10个主导产品已成为全国单打冠军。
彰显特色，塑造独具魅力的区域品牌。××市根据本地农业特色产品较多的实际，为地方农、副、水产品申请注册商标;结合企业经济情况、产品特点、销售情况，积极开展广告宣传，扶持特色品牌;帮助企业申请名牌认定，大力开展打假保名牌活动;借助品牌，进行市场化运作。目前，全市现有16家私营企业商标荣获江苏省和泰州市著名、知名商标称号。
放大典型效应，谋求整体推进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瞄准更高参照系，不断提升两镇发展水平。××市委、市政府着力引导戴南、张郭两镇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事在人为、能快则快的观念;树立永不满足、见强思超的观念;树立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观念。现在，戴南镇提出了“争当苏中、苏北第一镇”的新目标，张郭镇也喊出了“冲过长江争上游”的新口号。两镇确立了更高的发展参照系，力争使制度更新、结构更优、规模更大、特色更明。
近两年经济形势篇2
调整酝酿已久
奥尼尔、林赛实际上是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替罪羊”。布什上台后，美国经济已陷人衰退，加上“9・11”事件和大公司丑闻等多种因素冲击，至今疲不能兴。布什早生换将之意，数月前已暗中物色接替人选。
奥、林经济班子行事不力，难获信任。奥尼尔一直负责美国税收改革，但他与布什在减税等重大经济政策上意见相左，奥希望限制刺激经济方案的规模，成为政府圈内主流意见里的“杂音”。而林赛虽是布什大规模减税计划的捉刀人，但被指责在许多经济政策的解释中未能有效阐明和执行总统经济政策。
更重要的是，奥、林两人近期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主流观点不合。奥因缺乏华尔街背景，上任后一直不被看好，被指为对经济前景太过乐观。相反，林赛认为，美股熊市不退，拖累经济，因而主张减税的范围和幅度再大一些。总体看，他对美国经济过于悲观，一些言论被指为打击市场信心，影响经济复苏。奥尼尔与国会也矛盾重重，曾在税收政策和公司治理法案等问题上，多次与两党领袖发生激烈冲突。此外，两人还到处树敌，个人风格屡遭指责，引起布什不满。
此刻换将内藏玄机
布什政府执政两年来首次更换内阁成员，表明面对不利的经济形势和中期选举形势，经济团队“跛脚”的布什内阁开始在反恐和经济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为自己2004年连任总统铺路。目前，布什急需推出具备阐明和有效执行其经济政策能力、善于协调的合适人选，作为重振经济的新起点。
另外，布什中期换血也旨在全面布局，减少未来打伊对经济可能带来的冲击，争取民众最大限度的理解与支持。中期换马的影响
近两年经济形势篇3
强化省情市情意识，把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国情，这就决定了各个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进程有所不同，而地方决策层对当前各自地区的发展形势的判断也不尽相同，这也是2013年地方两会的最大看点之一。
作为中国首都，北京的发展具有特殊性，认清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得更加重要。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2012年12月28日在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指出，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做好首都的工作，必须科学地审视首都所处的历史方位，要深刻认识和把握首都发展的五个阶段性特征：第一，在经济发展方面，进入了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阶段。首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是也要看到，首都经济的实力还不够强，三次产业内部结构还需深度调整，促进首都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创新，潜力还需要进一步挖掘；第二，在城市建设管理方面，进入了实施精细化管理阶段；第三，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进入了加强服务管理创新阶段；第四，在文化建设方面，进入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第五，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进入了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阶段。
山东省是沿海经济大省，2012年山东GDp将很可能突破5万亿大关，进入三个5万亿梯队。面对这样的成绩，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2013年1月16日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自觉把握山东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的阶段性特征，是实现新跨越的前提。目前，“五个优势”正在形成，这就是以高端高质高效产业为标志的产业优势，以实施“蓝黄”两大国家战略为核心的重点区域带动优势，以创新型省份建设为支撑的创新驱动发展优势，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抓手的一体化优势，以建设生态山东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优势。与此同时，实现山东新跨越，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当务之急是解决好五个关键问题，即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更加注重深化和丰富重点区域带动战略，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中部地区近年来发展速度比较快，中部崛起正在加快推进。其中，2012年河南省GDp将突破3万亿，而湖北和湖南则加入了2万亿队伍。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最近一段时间在多个场合对湖南发展阶段性特征进行剖析，认为湖南要立足省情制定和实施符合湖南实际的目标任务。主要是“三个立足”：立足湖南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新阶段的实际；立足“发展不足”和“发展不优”并存这一最大现实；立足处于负重爬坡、后发赶超的发展形势。
陕西省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西部落后省份，开始迈入全国中等发达省份，被列为“金砖四省”之一，2011年进入“万亿俱乐部”。2012年5月7日，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在十二次党代会上指出，当今之陕西，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经济欠发达依然是基本省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数量仍然较多，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区域城乡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但农业、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等等。
可以说，用“阶段性”的观点看问题，从“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出发审视问题，用“阶段性”发展的理念指导决策，是科学决策的核心要义所在。
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
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
在发展态势向好，不利因素不少，如何化不利为有利？许多领导干部都面临这样的问题。的“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的“底线思维”给人很深启示。最近，不少省委书记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底线思维”。有的提出要善用“底线思维”，做到有备无患；有的提出“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有的提出，“底线思维要求我们把形势想得复杂一点，挑战看得严峻一些”；还有的提出，“底线是正能量的动力源”等。
广东的经济体量长期位居全国首位，顶着如此耀眼的光环，刚刚履新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却将“忧患广东”摆在首位。2013年1月17日，胡春华在广东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上首次作“施政报告”。在报告中，胡春华强调，做好经济工作要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广东发展现在面临的严峻现实，是后面的追兵越来越近，而且省内还存在大量欠发达地区。从后有追兵的情况看，江苏的经济总量离广东的距离越来越近，部分经济指标已经超过广东。胡春华表示，广东已经不具有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优势，并切实感受到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弊端，要认真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主要是：经济回升势头还不够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还需增强，一些关键领域改革尚不到位，一些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有待提高，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违法违纪问题仍有发生。
同样具有强烈紧迫感和忧患意识的还有刚刚履新的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上海市统计局2013年1月21日公布，2012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5%，但在各大省市经济增速的排名中，若无意外，这一速度或是“垫底”的。这也是上海经济增速在2011年位列全国“倒数第二”后的再次后退。即使如此，韩正忧虑的不仅仅是速度，更关心的是能否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2012年12月17日，韩正在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指出，成绩不讲自然在，问题不讲就难有忧患意识。要准确把握中央对形势的科学研判，既看到形势的积极方面和有利因素，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更清醒看到形势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宁可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预计得更严峻一点，把工作预案和方案准备得更充分一点，做到心中有底、防患于未然。韩正强调，做好2013年经济工作，关键要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使之贯穿于上海经济工作全过程。
强化全局意识，在更高层面谋划跨越发展
2013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关键一年，也是十八大后开局的一年，但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各地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必须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对经济发展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两年经济形势篇4
然而，颇有趣味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无论是说起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还是论及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人们总是要提到减税。在具有一些经济学常识的人们那里，还总是免不了使用结构性减税一词。
这样一个至少使用了十几年之久的老概念，结构性减税在今天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和期待，显然同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及其政策选择有关。
人们已经看到，最近几个月来欧美经济形势的持续震荡，对处于缓慢复苏中的全球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在短期内尚难有根本性改变。由此而形成的辐射影响，必将拖累中国经济，甚至使得未来一年的经济运行充满变数。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在明年，中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已成定局。
不过，所谓“继续实施”，并不意味着将今年以来的政策内容“全盘复制”到明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历来有“名”“实”之别，在相同的政策提法下，往往蕴含着不同的实际内容。其间，有着很大的回旋空间。单就积极财政政策的布局而言，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2012年的操作肯定不同于2011年。其中，最可能出现也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在2012年，“减税”而非“增支”将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所在。
形成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从迄今为止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运行轨迹看，2008年末和2009年初无疑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将其作为参照系并仔细审视处于震荡中的欧美经济态势，可以确认，尽管外部的不确定性会给中国经济造成拖累，但从总体上看，这种不利影响不会高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故而，我们尚不需要推出类如2008年末和2009年那样的超剂量、大规模的扩张性措施。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预调和微调，其扩张性操作可以相对从容。作为实行预微调的一种可选择的手段，减税的优越性不言而喻。
第二，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的反危机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扩张对于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较之于危机前，调结构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故而，即便经济下滑趋势已经有所显露，即便当前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之一在于增加财政刺激力度，其扩张性操作也必须着眼于“精细化”，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寻求平衡。在此条件下，减税无疑是一种适当的选择。
近两年经济形势篇5
关键词：对外贸易因果关系增长形式参考模型
根据当前经济的增长形势分析，我国每年的对外贸易出口总额以相关系数的比例增长，每年交易总额增长到0.3个百分点。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动脉，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传统我国在贸易经济形势中，没有正确分析进出口量与经济增长趋势发展关系，使得在后期发展后期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导致国内GDp的百分点严重下滑。现如今通过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采用协整检验的测试论证以及在Granger的应用算法对等分析验证，在经济分析研究中出现制约性经济因素，出口量便会增加，但会导致国内进口量的减少，使得国内总需求形式出于被动状态，贸易增长出现下滑趋势。通过采用协整检验测试论证组建样本的数据参考模型，对进口量与出口量的动态参数做出递推关系调整，分析LGDp经济参考细数等对口贸易的净产值做出分析归纳调整。
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协调关系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对等关系，两者主要受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的限制。对于不同的立场，两者在带动经济形式之间存有必然联系。假设只考虑进口贸易，主要受经济外部因素的影响，带动其他产业链的增加，但会消耗大量的经济费用，并且后期的投产效益也会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动也有所浮动，通常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随着客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只考虑出口贸易，不考虑进口贸易，其主要受内部因素的影响控制，出口是带动国内产业经济的增长，拉动各个行业对产品需求量的增加，促进市场消费水平的提高。属于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会随着客观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在外部经济因素受诸多因素的考虑，在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形式不能形成鲜明的对比。进口贸易的对等之处便是价格与质量方面的差异性，两者作为主参考性依据。根据近几年国内贸易的进口量约占总进出口贸易的一半以上，主要是因为国内对原材料的供求关系不平衡，导致国内原材料出现紧缺的现象，对进口贸易限额的增加，带动了国外产值效益的增加。刺激了国内市场经济的消费，原料的进购使得国内市场发展的具有一定的带动意义，增加了国内人口的就业率，为更多人群提供就业的岗位。在近几年国内在进购原材料加工生产过程中，人口的就业率比以往提高近20%左右。但也具有一定的弊端，过分依赖原材料的进口，对价格的上涨具有一定的浮动趋势，当材料的价格超过实际物品效益的价值。便会对国内经济效益产值产生一定的威胁，造成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内在因素。
在内部经济因素增长形势下，出口贸易与其他经济形势进行比较分析，利用丰富的原材料以及低廉的劳动力造作具有实际的经济效益产值。这种形式的兴起促进了外企对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国内企业快速的进步。进口贸易的外在形式依靠国外的先进技术，在国内进行产品的实际加工，然后将产品向外进行销售，带动外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在经济增长形势下也存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出口贸易虽然是针对国外市场经济的拓展，但是容易引起产品过剩的现象，使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低于国外。并且随着现代科技技术的不断发展，对技术要求工艺较高，对残有次品的挑剔性较大，产品在国内市场具有较高的市场经济价值，但在国外相比不具有相同的经济效益。
二、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近几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以直线形式向上增长。其中包括纺织业、重工业、矿产资源以及其他新型能源，我国在每年出口粮食占全世界总粮食出口的20%，针对出口的国家主要是非洲、印度、朝鲜等一些中等国家。带动我国农业经济的增长，并且我国也加大对农业补贴力度，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全面实现三农政策。但是在出口贸易增长形势良好的一面，同时也存有一定的客观隐患，每年我国每年的一次性能源的出口总额占到总出口贸易的30%，但是根据其他国家出口贸易总额相比，一次性能源占有的比例不足10%，重视一次性能源的使用范围，但是国内一次能源的使用程度大大小于出口量，造成国内一次性能源的减少，其他非相关性的出口贸易也随之减少。根据近几年国内出口贸易总额进行分析研究，其中煤炭、钢铁、粮食产业出口贸易的总额远远超过其他贸易的出口量，表2―1为近几年我国出口贸易占有的总额比例关系，使得在经济形式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一些非产值的下降。在进口贸易方面主要采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在国内做成生产加工场地，然后打向国内市场，促进国内经济的增长，但是进口贸易也对国内市场具有一定的带动意义，缩短与其他国家科技文化的差异。
三、结束语
通过对国内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国内出口总产值比进口总产值的作用大。在函数数列变化曲线形式上采用多种对等关系，详细分析了经济增长变化趋势，对我国今后对外贸易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李钢.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政策的战略性调整与体制机制创新[J].国际贸易；2010年03期
近两年经济形势篇6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资本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引人注目趋势。本文拟试对这一进程的起因及后果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
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特别是1992年以来，此进程之迅速，由于国家政策的导向和保护，是惊人的。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由以实物产量导向的计划体制向以利润导向的市场体制转化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也引出了大量极其深刻的新问题。迫切需要给予重视和解决。
回顾一下，中国市场资本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而在80年代中期扩及于工业领域。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尽管许多乡镇工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实质却是私有经济。）随着非国有工业的扩展，开始与国有工业体系竞争市场、原料、能源及技术。由于其经营机制的灵活性，特别是由于其能直接从农业过剩劳力中汲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多数国营工业难以与之竞争。
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而由产业领域拓展到金融领域。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最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应当说明，本文使用“经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以之作为一个经济术语而不是意识形态术语。不包涵政治性的批评涵义。）
认为中国现阶段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际即是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多种经济混合并存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资本市场经济。但如彻底放弃国营经济，则纯自由市场经济即将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
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已分化为二元化结构，即分化为（－）国家财政经济（二）民营（私人及集体）经济两大部分。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利润总额中的分成比例不断下降，导致主要偏重依赖国有企业提供收入来源的国家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两方面：
1．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国家及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2．国家财政的增长速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实际增长速率。
另一方面，众多国有企业日益入不敷出，必须日益严重地依赖政府经济支持（设立下岗基金也是一种财政补贴的特殊形式）及其他政策支持而生存。而民营企业则向政府提供日益增多的税收，成为国家及地方财政收入的日益重要的来源。
三
1992年后中国的改革，曾尝试沿着两个方向进行：
（一）推进市场主义导向的企业改革，即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策目标是建立股份制化企业，通过资本股份化方式；将产权转化和分化，也将债务包袱转化和分化，从而将亏损的国企包袱逐步卸掉，进而逐步由能提供经济剩余即税收的民营经济所取代。但是，这一改革方向，一方面由于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另一方面由于濒临破产的国企抛出大量失业人员已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因而难以推行。（二）实施税制改革，建立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这一改革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其弊病之一是，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即主要直接来自地方税收。这就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不仅强化了地方经济闭关自守的保护主义倾向，也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发生分化：（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二）出现了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四
与国民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同步发展，中国金融体系也发生了二元化。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央金融之外，近年形成了支撑民营经济的第二金融体系。活跃的上海及深圳交易所是这一新金融体系的两大象征。非国家银行的金融中介机构迅速成长。通过买卖及炒作原始证券等金融衍生交易而使借贷资金量显著增长，并创造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庞大金融资产。这种间接金融过程不但增加了借贷资金的供给，也使国民经济中的流通资产量大大膨胀。可以说，正是深沪两大金融市场，在政府近年严厉的宏观调控形势下，仍能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从而刺激了华东华南及沿海经济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并维持局部繁荣。
第二金融体系的生成，还提供了国内资金融通的体制外循环渠道。不仅为民营经济提供了金融手段，又融入了国际资金来源。至于所谓“数万亿民间储蓄”中的一部分，与通过国家金融机构转移渗入的国有资金相汇合，成为93－96年间房地产、期货及证券市场炒作的主力。这种第二金融力量的形成，促进及加速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转变。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资本市场方向的快步发展，是在1993年以后。自那时以来的五年中，中国的新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已由商业流通领域及产业领域，迅速扩张到金融信用领域，从而正在演进到市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作为经济主导形态的经济资本主义。
五
由产业资本主导转为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运动，这一转化，首先是由1992－1994年全国范围的房地产开发效促发的。
房地产热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模式是：一块土地，由地方政府批给某人或某公司。某人或某公司即以此土地为抵押取得国家银行贷款。这笔贷款因而被用于投资（开发建设）以及高额消费。当贷款因房屋销售困难而无法被偿还时，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即作为抵押物而转到银行名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这块土地本来是国家所有的，但最终又通过银行回到国家手中。这似乎是一个魔术，当这同一块土地由国家（抽象意义的）转手到国家银行名下时，这块土地成为下金蛋的鹅，为土地批租者、征地者、银行创造了巨大经济收益（实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地租）。（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土地统一地产的分割、私有化也由此实现。（只要银行再将作为被抵押物取得的各地地产予以公开招标拍卖，这些土地即可通过货币化而过渡到实际的私有化）。
另一方面，如果这块房地产上的投资能够实施完成，那么银行虽能收回投资，但这块国有地土也通过其建筑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让而被私有化。国家银行的巨额货币资本，在1992年后正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业提供过剩资本的媒介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并迅速转入开发商手中。通过土地的非国有化运动（批租热的实质），导致房地产投资热。然而，又正是房地产开发业所产生的这种高利润（实质是地租），刺激了1993一1995年中国经济的繁荣。
在中国已初具了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这种实质是土地租金而表现为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率的经济机制，自动吸引拥有过剩资金而寻求赢利出路的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将其拥有的资金投入沿海及各地开发区，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间中国以房地产热为动力的经济繁荣。
六
应指出，1992年以后以房地产开发为中心的金融投机狂潮，也是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诱导及推动下发生的。最近十年以来，国际资金市场，由于实业投资不景气，而呈现巨额金融资本过剩。一部分过剩资金流人国的房地产开发业。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另一种政策选择是利用中国自身的廉价劳力优势，向世界市场寻求外向化发展和全方位开拓。然而由于房地产热及由此刺激起来的国内需求迅速膨胀，吸纳了大量国内资金及资源，使中国经济再度转为内需主导，从而诱发了1994－1996年的高速通货膨胀。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根源，是泡沫经济。
所谓泡沫经济，其实质是消费型经济，即高额消费大于实物产出的债务型经济形态。这种债务型经济的支撑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1993－1996年累积财政赤字总额已达500亿元。一是通货膨胀，一是内外大规模举债。目前中国内债额巨大，其总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率也相当高）。又据报道，外债总额超过现有的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中国外汇的存底实数不仅不高，而且涵有负指数。
七
1994年以来通货膨胀的高速发展，迫使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货币收缩政策。但是：（一）宏观调控，即以金融收缩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可能实施，表明中国金融资本即统治工业的银行资本对企业命运已具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性作用。（二）由于中国经济已呈二元形态，以收缩政府信贷为主要政策措施的“宏观调控”，其主要压力首先集中于国有大中企业身上。因为首先是这些企业在流动资金等方面最大程度地依赖于国家金融政策及银行。
（前已指出，90年代在中国已形成北京以外的两个新金融中心，上海和深圳。成为金融第二渠道的资金中枢。而二元体制下的民营经济其资金来源，主要靠自有储备，或民间融资渠道，因此它们对金融紧缩政策及此政策下形成的高利率的消化吸收能力远大于国企。）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30％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10％）。
因此，大部分非国营经济不逃税即无法生存。而国营企业逃税可能性很少。这就使国家税负主要落在国营经济身上。严重的税负与高利率，当前已成为困锁国企的两大枷锁。（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15％，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人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每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中国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政府税收困难，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亟须重新研究和进一步总结和改革。
因此，大批国企在宏调之后，遂日益深重地陷入由累积亏损而日益濒临破产的危机。这就是当前的企业困境。这一困境的深刻意义之一是，在金融资本的主导和介入下，中国产业形态正在被迫进行结构性的产（债）权调整和重组。
八
在产业衰退的形势之下。1995－1996年中国的金融资本，呈现一奇特矛盾现象。即在紧缩条件下反而过剩。过剩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实施了高利率政策（信贷收缩的实质是刺激了资金体制外市场上的高利率），导致银行及民间融资成本过高，因而国有企业由于利润率低于利息率而不敢轻易举资。在这种产业衰退形势下，银行处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大批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导致还债率大大下降，因此商业银行面临大批呆帐、坏帐、烂帐。但另一方面，企业衰退造成的求借率下降，使银行手中拥有充足过剩货币资本，使之可以用之运营于金融投机、（还应当指出，这种金融投机的另一资本来源是信用的膨胀，其机制是银行将其所购国库券存放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以此国库券为抵押证券反过来向国家银行贷款。然后将所得资金投入股票期货及证券投机。在这里，我们看到信用的膨胀放大：银行将手中的钱支付给国家购取国债。而债券在转借给证券机构后又被作为抵押物套取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国家所发行的每一元国债债券在市场上都放大一倍变成了两元。）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凡从事实业生产者，大部分均薄利无利甚至亏损。商业服务业也不景气。（据报道，北京大型商场除一家外全部亏损。唯一营利的这一家利润率则低于1％）。只有金融投机业一枝独秀而能创获巨额暴
利。全民炒股热就是这样出现的。我们注意到，在通货膨胀高企的形势下，由于劳力、交通、能源、原材料、设备价格不断上涨，实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及经济效益不能不呈日益下降的态势。这种下降中：（一）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下降速度快于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重工业决于轻工业。（二）生产过剩部门快于供给不足部门。在房地产开发热被宏观调控政策抑制后，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又将过剩货币资本投入期货（1995下半年）及证券股票（1996年）的投机领域。这就刺激起了1995下半年至1996年中国在房地产热之后的第二轮金融投机潮，第二波泡沫经济形态。
九
因此，对通货膨胀下降的统计，应当作具体分析。近年来，民生用品及服务业价格上涨逼人，这是每个人都能在实际生活中体察到的不争事实。但从统计上看。物价却有回落之势，为何有此矛盾现象？实际上，当前的部分物价回落与部分物价上升，均是经济形势不良的表现。第一由于产业部门的不景气，工业及建筑业所用原材料由于需求面减少而下降，第二是机电部门产品由于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积压严重而大幅削减价格（如汽车、电视）。第三由于部分轻工业消费品清理积压库存，甚至由于破产清仓而大幅削价。第四由于今年农产品生产过剩而导致价格下降。近年来，农业部门利润（经济效益）有持续下降的趋势。尽管政府通过“菜蓝、米袋”工程提供财政补贴予以扶持，但其结果是加剧了各地政府的财政困难。
这四个原因导致物价下降，是暂时的，正是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反映。一但另一方面，尽管物价回落，由于众多产业及建筑部门持续不景气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半失业，从而导致多数居民收入的下降，其降速及降幅高于物价下降速度，因而对低收人居民来说，物价仍呈相对攀升，对普通百姓仍属逼人。
十
期货及股票证券投机，在1995－1997年间，导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迅速崛起了一个拥资巨亿的即拥有庞大私人金融资产的食利者阶层，这表明中国已形成金融业资产阶级。江浙、广东、中南及东北地区均出现拥有巨额资金及金融资产的民间金融财团，操控证券期货市场汲取巨额资金。
近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种畸形的表现，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强，技术落后淘汰技术先进，乡镇企业淘汰国有大工业。这多是借助金融杠杆而实现的。
随着第二金融体系的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按劳分配（改革前的按权或级别分配）转变为按资分配。代表纯粹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随之出现。这一寄生阶层的生成及壮大，加速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阶层，国家在税收征管上至今无所举措。尽管其个人收入，年利以千万甚至上亿为计。
十一
当前中国经济，只有东南沿海区域尚好。即因为其能得到深圳、上海金融市场中汲取到的资金力量的支撑。
中国工业改革较成功的时期，是1991－1994年期间。当时纺织品出口业及一部分机电产品在开拓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功。但在1993年以后，由于国际金融资本带头将投资引向中国国内房地产业，中国经济的内部投资在房地产高回报的虚假利润诱导下，大批资金转移方向而用于内需主导的房地产开发业，使一批出口部门由于资金不足银行周转不灵而衰落下来。由于资金短缺形成的金融市场高利率，以及继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革派经济学家建议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对出口业实施高税率（缓留退税等），进一步严重打击了中国出口业。1995－1996出口年度中进出口一度甚至出现贸易逆差。出口业的这种衰退，使1992年以后中国工业进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攻势失去了前进的势头。出口工业的不景气，是近年国内产业急剧陷入衰退和危机的重要原因。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不对进军国际市场的产业给以积极扶植和保护？近代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动国内工业景气的标志。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内就业率有关。（可参看美国财政部的年度报告）没有国际市场，就不会有国内产业的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因此，当1995年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使国内房地产开发热冷却后，加上出口行业已发生的萎缩，一系列带头产业下落所引起的落潮效应（投资逆减乘数规律），立即导致1995年以后中国产业部门陷入相继衰落的困难境地。
十二
综上论：我认为，所谓“宏观调控得到成功，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所谓“宏观形势好，微观不好”一类提法，实属不切实际之谈。
当前形势的真相是，我国经济可能发生“休克”，即众多国有产业陷入连锁破产状态。国民经济危机逐步走向深化。这一危机的表现是；农产品因丰收及市场吸纳不足而过剩。在工业领域当前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包括大量非国有企业亦都陷入困难处境。这种工业危机是普遍的，并且近年来是持续深化的。已由生产资料重工业及原材料（如煤炭、石油）的生产部门，扩展到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并且近年来进一步传递到交通、邮电及服务（第三）产业部门。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从形势走向看，愈来愈多而且在明后年还可能有不断增多的劳动者正在丧失工作机会，“下岗”即失业，而陷人生计无着之境。
由于社会收入急剧下降，以及购买力下降，导致商品滞销及商业销售危机，由此而来的部分物价下降，不应被误认为是通货膨胀已被控制。实际上，由于人民收入水平的下降速度高于物价回落速度，因此通胀并未真正抑制，社会中两极分化其严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愈来愈多无业无出路青年为谋求生存而被迫走向犯罪。
十三
中农信的破产，是当前经济中金融危机的表现。
英国《金融时报》在评论这个事件时指出：“这一事件也许只能证明这只是债务缠身的中国金融部门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问题不在于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有多大，而在于这个冰山有多大。”
巨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快积累，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本外逃、外流。国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释香港经济目前在亚太经济整体不景气形势下获得的特殊繁荣。这场以产业衰退为标志的经济危机，近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这一危机打击下，将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近两年经济形势篇7
【关键词】泛珠三角闽粤经济比较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4-0097-04
一、闽粤两省经济发展基本形态研判
1闽粤两省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观察近年来福建与广东经济发展整体状况，两省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福建与广东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2006～2012年的6年间，福建的经济总量从7583.85亿元提高到19701.78亿元，与此同时，广东经济总量从26587.76亿元提高到57067.92亿元。从两省的经济总量比重来看，2006年福建的经济总量为广东的28.5%，到2012年已相当于广东的34.5%，6年间比重提升了6个百分点，这表明福建在这6年间经济发展逐步加快，与广东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从相同经济总量时期的发展来看，1997年广东经济总量为7774.53亿元，2005年达到22557.37亿元。可见，广东经济总量从7000亿到超过2万亿，用了8年；而依据福建2012年的实际经济总量预判。2013年经济总量将超过2万亿元，这表明，在相同的经济总量时期，福建的经济增速要快于广东。
2闽粤两省同处于泛珠三角，经济发展走势高度协同，协同度高达78.1%。虽然两地在同一时间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从历年经济走势来看，表现极为相似。从1980～2012年的32年间，两省经济增速同为上升或同为下降的有25年，其协同度占比为78.1%。若从2000-2012年的12年间走势来看，两省的经济走势协同度高达91.7%。
3闽粤两省经济增速变化以2006年为转折点，福建经济显示后发优势，经济波动系数较低，经济运行更为稳健快速。从年平均增速来观察，在1998-2012的14年间，两省表现出两个阶段不同的经济增速形态。第一阶段，在1998-2005年的7个年头里，福建的年平均增速为10.4%，广东为12.6%。相差2.2个百分点；第二阶段。在2005-2012年的另7个年头中，福建的年平均增速达到13.3%，同期广东为11.5%，高出广东1.8个百分点。
从经济波动系数（标准差与均值比率）分析，在第一阶段（1998～2005年），福建的波动系数为0.109，广东则为0.158；在第二阶段（2005-2012年），福建的波动系数为0.106，广东则上升到0.228，即表明广东的经济走势波动性较强，起伏区间更大，而福建的抗风险能力更强，经济运行相对稳健。
二、闽粤两省经济结构内在差异性与发展动力比较
1处于较快扩张期的福建经济，产业结构正向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发展阶段转变。近几年来，福建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产业结构向工业主导型转变。2000年工业占比为37.8%，至2012年达到43.9%，工业比重提高了6.1个百分点。至2012年，福建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为9.0：52.2：38.8。从贡献率角度来看，2000-2011年间，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3.9：56.7：39.4。其中工业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2.8%。
2闽粤两省因进入经济发展周期不同，导致两省经济内部结构变化产生差异。广东目前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产业结构开始调整升级，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增长从生产拉动向服务拉动的方向转变。而福建经济还处在工业化加速时期，在工业强省的战略选择下，资本、资源等要素进一步向工业集聚，结合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一枝独秀，三产占比徘徊不前。
福建第二产业比重由2006年的48.7%上升到2012年的52.2%，6年间上升了3.5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却处在上升再下降的徘徊阶段，2006年为39.9%，2009年上升到41.2%，此后逐年下降，2012年下降到38.8%。广东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6年的50.6%下降到2012年的48.8%，5年间下降了1.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则逐年缓步上升，由2006年的43.6%上升到2012年的46.2%，5年间上升了2.6个百分点。
3闽粤两省经济发展动力的着力点不同。2000年以来，福建经济的需求结构，由消费驱动型向投资驱动型转变。这一时期福建的投资率从2000年的42.5%上升到2011年的56.2%，提升了13.7个百分点，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长更为迅猛，从2000年的31.7%提升到了2011年的74.2%；消费率从2000年的54.4%下降到2009年的40.7%，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从54.4%下降到22.5%，经济增长方式从消费驱动型转变为投资驱动型。
而同一时期，广东经济消费拉动逐渐增强。2000-2012年间，广东投资率缓步下降了4.2个百分点，消费率上升了3.1个百分点；从贡献率来看，2011年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为48.9%，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为49.2%，消费的贡献率比2000年提高了15.4个百分点。
分析闽粤两省经济发展“三驾马车”拉动形态，其差异主要表现在：
一是闽粤两省投资规模均不断扩大，但福建的投资步伐提速明显。广东投资规模在2008年突破10000亿元大关，2010年突破15000亿元。福建的总投资规模2011年才突破10000亿元大关，相当于2008年广东的总投资规模，但福建投资的扩张步伐逐年加快扩大，迅速拉近与广东的差距。2006年福建的投资规模仅为广东的38.3%，2008年为47.5%，2009-2012年依次为47.6%、51.3%、60.1%和65.8%。
二是闽粤两省经济外向依存度均较高，但福建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出口依存度不断提升。2000年以来，福建的出口贸易增长迅猛，年均增长15.5%。出口依存度（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在不断提高，由2000年的28.4%提高到2011年的34.1%，提高了5.7个百分点。
广东的出口依存度要远高于福建。2000年为70.8%，高出福建42.4个百分点，到2011年下降到64.6%。虽然出口依存度有所下降，但是仍然超过福建的60%。
三是闽粤两省经济在消费拉动上，福建经济消费拉动力表现持续减弱，而同一时期的广东经济消费拉动力则逐渐增强。2006年福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717.62亿元，到2012年已达7149.54亿元，2006～2012年的年均递增速度达到17.5%；2006年广东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9194.29亿元，到2012年为22677.11亿元，年均递增速16.2%。从总量来看，福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广东的31.5%左右，而年均增长速度则比广东略高出1.3个百分点，这表明福建消费拉动的追赶速度，明显小于其经济和投资方面追赶广东的水平。
三、闽粤两省经济质量与人均水平的差距变化
1闽粤两省财力总量相差悬殊，占GDp的比重差距较大。2006年广东财政总收入为5117.01亿元，占GDp比重19.2%；福建为1012.77亿元，占GDp比重13.4%，低于广东5.8个百分点。到2011年，广东的财政总收入达13668.49亿元，占GDp比重提高至25.7%；福建为2597.01亿元，占GDp比重也相应提高至14.8%。
从近5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看，2007年广东是2785.80亿元，福建为699.46亿元，约为广东的25.1%。到2012年，广东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6228.20亿元，福建则为1776.21亿元。约为广东的28.5%，2007～2012年广东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年均递增速度为19.1%，福建则为21.9%，增速比广东高出2.8个百分点。
2闽粤两省经济强度和人均水平不一，总体广东明显高于福建，但两省差距显著拉近。2012年广东每平方公里土地产出GDp0.32亿元，福建为0.15亿元，广东比福建高出0.17亿元，产出效益高出一倍。但从人均GDp的差距变化看，两省差距显著拉近。2006年福建的人均GDp为21105元，是同期广东人均GDp的74.0%；到2011年，福建的人均GDp达到47377元，是同期广东人均GDp的93.2%。从增速来看，2006～2011年的人均GDp增速福建为12.6%，广东为8.7%，比广东高出达3.9个百分点。
3闽粤两省经济发展分布均呈现不平衡性，但广东经济波动系数更大，经济不平衡发展比福建更为突出。福建下辖9个地级市，处于福建东部沿海地区的泉州、福州、厦门、漳州等4个市，其2011年的经济总量分别排在全省前四位，这4个市的GDp占福建GDp总量的比重达69.8%。而广东下辖21个地级市，其珠三角9个市的GDp占广东GDp总量的比重达79.3%，比福建东部沿海地区高出9.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密集度较高。
从2011年人均GDp水平来看，福建人均GDp最高的城市人均GDp是最低的1.6倍，福建人均GDp的各市波动系数（标准差/均值）为0.27；而广东人均GDp最高的城市则是最低的6.4倍，波动系数达到0.64，与福建相比，显示广东经济区域发展较不平衡，集中反映出处于粤东南的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经济要比粤西北城市强大。
四、对策建议
1同处于泛珠三角经济板块的福建经济，与广东相似度高，可适当借鉴先行崛起的广东经济发展模式与经验，以增强经济发展的针对性、可行性和有效性，避免少走弯路与施策成本。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闽粤大陆地区，与港澳台形成“”经济开发开放的“犄角”，均有各项先行先试改革发展的灵活经济政策，30多年来已积淀了许多经验与创新做法，值得互相借鉴。近几年来，中央赋予闽粤两省的经济特区全面扩容以及海峡西岸经济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横琴经济开发区等一大批经济政策，进一步深化了闽粤两省的各项综合配套改革，闽粤两省更应互动互补，互相借鉴，共同构筑推动中国“”经济后续发展的新动力，成为中国“”经济新跨越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2准确研判目前福建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实施积极的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经济发展与扩张增长模式战略，以期在经济总量扩张发展阶段，同步实现经济结构与质量的优化。国内外发展实践都表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与制造业发展相随而起，密不可分。因此，当福建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产业增值链的加粗延长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需更多依赖生产业时，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将成为必然选择。
近两年经济形势篇8
[关键词]浙江江西矿业合作
近年来，浙江经济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资源问题逐步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江西经济虽然整体实力较为落后，但矿产资源较为丰富，这为浙赣矿业发展合作提供了契机。就总体而言，浙赣矿业在自然资源、资金、技术、市场和人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建立健全浙赣矿业合作机制，加强浙赣矿业合作、产业梯度转移、人力资本和技术交流，全面构建浙赣矿业合作体系，既有利于实现浙赣经济的资源互补和产业联动，又有利于实现两地经济的互利双赢，对东部的腾飞和中部的崛起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浙赣矿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浙江金属矿产和能源矿产短缺，非金属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目前已探明储量的有30余种，其中以明矾石、叶蜡石居全国之冠，萤石、伊利石位居全国第2位，硅藻土、沸石、硅灰石、高岭土、珍珠岩、花岗石、大理石、膨润土和水泥灰岩等在全国都占有一定的地位。现阶段浙江已形成了以普通建材矿产和非金属矿产为支柱，金属矿产和能源矿产为补充，集采、选、冶等为一体，具有一定产业规模的冶炼体系。近年来，通过矿业结构的调整，浙江已初步形成对萤石、膨润土和石灰石等矿产的规模化开采，并成为国家重要的氟化工生产基地。虽然浙江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能源矿产及部分金属矿产供需总量失衡，后备资源不足，对外依存度逐步增强。
2.矿业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开发利用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浙江大部分矿山规模较小，开采技术落后，主要以出售原矿和初级产品为主，长期的粗放式经营削弱了部分矿产的资源优势。
3.浙江矿产进出口结构不够合理。近年来，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等矿产进口迅猛增长，而萤石、叶蜡石、水泥等优势矿产的出口优势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出口矿产品的附加值仍不高。从长远考虑，一旦部分国家对出口原料和进口产品进行限制，势必对浙江矿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江西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矿床分布广泛。在目前已知的150多种矿产中，江西就有140多种。其中已探明储量的有84种，有37种居全国前6位，33种居全国前五位，21种居全国前3位，黄金等11种居全国首位。黑色金属有铁、锰、钛、钒等四种；有色和贵金属有铜、铅、锌、金、银等13种，稀有、稀土有铌、钽等29种，在全国占有明显的优势，江西已建成亚洲最大的铜矿和全国最大的铜冶炼基地。大理石、高岭土、花岗石、石英砂、硫、磷等非金属矿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具有突出优势的矿产是有色金属、贵重金属、稀有金属、稀土金属和放射性矿产，特别是铜、钨、铀、钽铌、稀土被誉为“五朵金花”。江西有色金属、贵重金属、稀土金属3种矿产每平方公里可开发的潜在价值分别为全国平均值的6.6、9.5和17倍，居全国第一位。近些年，江西矿业经济已取得骄人成绩，但在资源开采利用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1.配置矿产资源要素的市场机制有待完善，资源管理制度有待创新。目前江西矿产开采呈现国有矿山、地方业主和民采并存的状况，部分矿山无计划盲目开采、采富弃贫、采易弃难、资源破坏浪费严重等问题较为突出。
2.矿产勘察工作滞后，可采资源形势不容乐观。近年来，勘探部分的投入持续减少，致使部分矿产的储量开采消耗超过勘察新增矿量，可供开采的矿产的保有储量迅速减少。
3.行业人才缺乏，企业生产规模和产品附加值都有待进一步提高。江西大多数矿山企业技术、管理人才缺乏，企业生产规模偏小，难以对资源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二、浙赣矿业发展合作的前景分析
随着长三角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不断深化，浙赣两省将在更高层次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鉴于两省矿产资源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为两地展开矿业经济合作提供了发展空间。
1.浙赣矿业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面临不断增加的资源需求，除了不断改进采选冶工艺技术水平，加强资源再生利用外，有必要对周边地区资源进行充分利用。浙赣在矿产资源方面的合作主要体现为浙江扩大在江西的资源勘查和矿业开发投资，利用江西的铜、钨、金、银、萤石、硅灰石等资源。江西利用其资源吸引投资，发展本地经济以此增加税收和扩大就业，实现在区域内合作中谋求共同发展。
浙赣两省由于地缘接近，双方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具体来说，浙江具有如下明显的比较优势；一是技术优势，随着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分工的深化，区域内技术水平获得较大幅度提升，民营企业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资金优势，从全国范围来说，浙江民营资本较为活跃，在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房地产等行业均有广泛分布；三是制度优势，浙江私营经济的发达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并存的所有制格局推动了制度比较优势的形成。与浙江相比，江西具有以下比较优势：一是资源优势，江西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稳定的资源保障是促进经济有序发展的基础；二是劳动力优势，江西的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并且较为廉价，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优势。总体来说，浙赣开展矿业经济合作有利于资源运输成本的节约，有利于查清资源情况并将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助推经济的共同发展。
2.浙赣矿业合作的竞争性与互补性。浙赣的产业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因此，两省必定存在竞争，但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性，所以又必定存在合作互补。
1.在采矿业上浙赣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表现为两地对能源矿产资源的争夺，也表现为对矿业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流入的争夺。同时，浙江与长三角其他地区以及珠三角和闵东南地区也存在对江西矿产资源的争夺。由于各自的自然资源不同，浙江的萤石、叶蜡石、明矾石等石料加工以及氟化工具有明显的竞争力，而江西在铜、钨、稀土、钽铌等有色冶金工业及其制品具有明显的竞争力。
2.浙赣矿产资源禀赋的差异较大，互补性强。首先，浙江自然资源比较匮乏，缺铁、缺煤、缺油和缺大宗原料，而江西矿产资源丰富，其中铜、钨、铀、稀土、钽铌被誉为“五朵金花”。鄱阳湖周边地区的油气田已具备商业开发价值；其次，浙江具有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对资源禀赋丰富的欠发达地区可以进行互补；最后，江西等欠发达地区的市场容量较大，对矿产品需求潜力高。
三、浙赣矿业发展的合作途径
浙赣两省的合作具有较好的基础，两地各具有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但是如何把区域的比较优势转变成为经济优势，谋求两地经济的共同发展，将是两地探讨的共同话题。随着中部崛起的提出，浙江更应充分利用和发挥其在矿业方面对赣的区位优势和技术优势，建立健全浙赣矿业合作机制，开创东、中部地区经济合作的新局面。
1.建立健全浙赣矿业合作沟通协商机制，整合浙赣矿业资源，实现浙赣矿业合作双赢。整合浙赣矿业资源，建立合理的矿业产业分工体系，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大环境下提高浙赣矿业区域竞争力的客观要求。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两地矿业劳动生产率和矿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也有助于推进两地矿业现代化发展，实现矿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在我国行政区经济格局下，地区间尤其是省际间由于维护各自利益的需要，很难通过双方协商达成共赢的结果，但是可以通过民间协商机构如商会、行业协会，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地区间的发展论坛，建立两省沟通的平台。笔者建议，由浙赣矿业协会联合组建浙赣矿业交流合作协会，促进浙赣矿业中介组织对接，起到沟通两地矿业合作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2.建立健全浙赣矿业产业对接机制，根据产业优势互补原则，形成有效竞争，加快浙江优势矿产品产业发展。目前，江西矿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金、技术、人才不足，而这些方面浙江矿业具有比较优势。随着经济辐射的不断深化，浙江矿业结构将有所调整，部分缺乏竞争力的产品将进行梯度转移，省内则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矿业。而江西必须结合本地资源禀赋特点进行梯度转移的产业选择，从而实现浙江矿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与江西矿业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互补，进而优化浙赣矿业分工结构，共同提升两地矿业生产力和竞争力。
3.建立健全浙赣人力资源和技术交流机制，创新浙赣矿业合作模式，提高两地矿业科技水平。人才是加快矿业发展的关键。目前，人才紧缺是制约江西矿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浙江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大量的企业家队伍，这就为江西解决矿业经营人才问题提供了充分的基础。浙赣可以以赣东北地区为合作区域，建立两地人才培训中心，注重培养实用型矿业科技人才和矿产品营销人才，还可通过开展矿业科技学术研讨等活动推动浙赣矿业交流与合作。通过人才的交流可以进一步推进经济技术合作，充分发挥双方在矿业资源的开发和冶炼方面的优势互补作用。
4.建立健全浙赣矿业合作风险防范机制，完善浙赣矿业合作服务机制，形成浙赣矿业全面合作体系。随着矿产资源价格的持续上扬，资源约束的状况已初见端倪，解决资源约束引发的经济波动问题，必须建立有效的资源保障机制和市场风险防范机制。大力加强浙赣矿业资源信息化建设，实现优势互补与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矿产资源供需和矿业权出让透明度，形成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分工合作的联动机制，共同抵御区域外部市场的各种冲击。同时，不断完善浙赣矿业合作服务机制，形成两地矿业生产资料供给、生产、矿产品加工及销售等环节的全面合作体系。
总之，通过建立健全浙赣矿业合作机制，全面提升浙赣矿业合作水平，不断完善矿产资源市场化配置体制，进而推进两地矿业经济的融合，最终赢得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蒋鸿培: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研究――以浙赣为例[J].经济管理论坛,2005(8)
近两年经济形势篇9
一、入世以来中美贸易发展趋势
自2001年入世以来，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2009-2012年连续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出口国。美国是仅次于欧盟的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贸易国，中美贸易在我国外贸格局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04年到2007年，对美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例稳定在20%左右。受金融危机影响，近几年对美出口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15%以上的比例（表1）。
在贸易额稳步增加的同时，中美贸易的商品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长期以来，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传统优势出口领域。以HS编码64类商品（鞋类）为例，对美出口额在近10余年持续增长，但是其份额呈逐年递减，其他产品，如HS编码95（玩具）也有类似趋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资源和技术密集的产品，近10年来出口迅速增长，可以说，尽管服装、鞋帽、玩具等传统商品仍占据显著份额，伴随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升级，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出口比例正在稳步增加，这势必与美国优势领域产生竞争，遭遇贸易摩擦的风险增加。
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到2012年，美国对我国新发起了70起反倾销调查，33起反补贴调查，165起337调查（详见表2）。如果认定存在产业损害并实施制裁，将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出口造成不利影响。2011年底美国发起的中国光伏产品双反调查及其随后的裁定，对我国光伏产业影响深远，是造成2012年HS854140类商品出口滑坡的根本原因（图1）。显然，美国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同时，也成为了我国最大的贸易摩擦国。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而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对中美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因此，需要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深入分析。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特点
随着中美贸易的深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格局发生着重大转变，贸易摩擦频繁。从近几年的中美贸易摩擦案，不难看出无论是贸易保护措施，还是贸易保护的领域都发生着重大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一）反倾销仍然是美对华贸易救济的最重要方式
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是wto框架内的三大贸易救济措施，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数据来看，中国已成为美国反倾销的最大目标国。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2012年，美国对全球共新发起反倾销调查177起，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为70起，占39.5%。这十年时间，美国还对华新发起反补贴调查33起（见表2）。反倾销调查是反补贴调查的两倍多，反倾销仍然是当前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的最重要方式。
（二）反补贴已经成为美对华贸易救济的滥用方式
根据wto规则，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反补贴调查，美国原来也是遵守的。2006年11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我国的铜版纸同时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打破了这一传统，美国为了一己之利，不惜滥用规则，也由此拉开了对华反补贴调查的序幕。从2006年至今，美国共对华发起33起反补贴调查，占美国新发起反补贴调查数的57.9%，已形成了滥用之势。美国新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中，涉及我国产品的调查数占新发起总数比例居高不下，2007年和2010年甚至达到了100%。由此可见，反补贴调查已经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的主要方式。
（三）“双反”逐渐成为美对华贸易救济的主要方式
由于“双反”调查使得被诉企业在同一时段要同时应诉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裁定结果是对被诉企业同时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对出口企业的打击和不利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近两年，无锡尚德破产及光伏产业的遭遇是我国出口企业深受“双反”调查祸害的缩影。表2数据显示，自2006年美国对华发起第一例“双反”调查以来，至今已对我国共新发起“双反”调查33起。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达到高峰，有10起之多，之后随着金融危机的缓和，有减缓的趋势。近年来，“双反”逐渐成为美国促进本国经济复苏，保护国内产业对华的重要手段。
（四）337调查成为贸易摩擦的新热点
知识产权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重点议题。从“301条款”到“337条款”越来越频繁的适用就可以看出，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摩擦迅速增多。表2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12年，美国已对我国发起337调查165起，其中最近三年多达87起，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遭遇337调查最多的国家。与其他贸易救济措施相比较，中美间的知识产权纠纷案明显多于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的发生。显然，国际知识产权已经成为美国对我国设置贸易壁垒的有力措施。
（五）贸易摩擦由传统领域向资源和技术密集型领域转变
近几年来，我国加快了产业升级和调整的步伐，出口产品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源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分析近十年我国对美输出的商品结构，不难发现，纺织、鞋类、家具等传统优势产业仍然是我国对美输出的重要商品，但是资源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如钢铁、光伏、机电产品已成为我国输美的最重要出口项目。尽管中美两国产业的互补性依然很强，但是中国的产业升级势必会对美国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影响，从而导致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分析近三年的中美贸易摩擦案件，不难得出以下结论：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再是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最频繁的产业，而木质产品、钢铁、机电、光伏等资源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已经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重点产品。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一）对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加剧了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状态
中国自2000年超越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贸易顺差由2002年的427亿美元增长到2011的2018亿美元，除了2008年和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幅度有所减缓外，其他年份均保持了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长幅度，总共增长了3.7倍。美国国内利益集团也以此为借口，不断对政府施加压力，推动了中美双边贸易摩擦的升温。如“美国制造业生产力与创新联盟”报告认为，2012年美中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达到14万到28万。随着中美贸易的不断发展，预计2013年中美贸易顺差还将扩大，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状态继续加深，极易触发贸易摩擦。
（二）美国经济弱复苏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导火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投资了800多亿美元，以落实《国家出口振兴计划》，目标是使美国出口额在5年内翻番，增加200万个就业机会。然而几年下来，美国国内的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促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仍是奥巴马政府的头号国内问题。据相关资料显示，美国失业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保持在4%到6%之间，处于可以承受的范围内，金融危机之后蹿升至9.3%，此后几年一直居高不下。尽管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近两年有所好转，但也只能低位徘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巨额的贸易逆差在美国国内被政治化，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将此解释为经济增长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重要原因，这极大的推动了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三）中美贸易商品结构的竞争性使产业内贸易摩擦更为常见
整理分析中美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两国贸易的互补和竞争相并存。数据显示，近十年美国对我国出口份额最大的产品依次为机电产品、农产品、光学仪器、航空航天产品；而我国对美输出份额最大的产品是机电产品，约占出口总额的45%，其次是家具、玩具、鞋类等轻工产品，中美贸易结构的互补性显而易见。即便机械和电子电气产品同为两国主要出口商品，存在一定的竞争性，但以2002-2011年HS编码85类商品（电子电气产品）为例（表3），中国对美出口主要以电话、电报为主的通信设备以及电视接收机、监视器、投影机等产品为主，属于相对的劳动密集型，附加值较低。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电子电气产品则主要是电子集成电路，占美对华出口的电子电气产品份额的近一半。可见，中美双边的贸易结构即使是产业内贸易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
按常理，中美两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存在很大的互补性，不容易引起双边贸易摩擦。事实上，进一步分析中美电子电气产品的贸易结构，发现HS编码8504、8517项下的商品进出口高度相似，互为双边贸易的重要进出口产品。可见，中美双边的贸易商品结构也存在着很大的竞争性。在这种互补和竞争并存的局面下，考虑到中美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中国在生产资源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具有很大的成本优势，势必导致美国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同类竞争性产品，从而导致中美产业内贸易摩擦加剧。
（四）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是两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为了解救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严重等一系列问题，推出了“重振制造业”的举措，将钢铁、汽车等传统产业列为重振目标，但重点还是放在生物工程、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上，新兴产业成为美国“再工业化”的主攻方向。
近年来，我国许多重要的行业，如服装、钢铁、风电设备和光伏产业等，出现了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加上外部欧美市场需求不振，迫切需要产业升级转型，我国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高新产业的战略意向与美国“再工业化”的举措不期而遇。美国既有竞争优势领域受到中国产业升级转型的冲击，一方面继续对我国传统优势领域实施贸易保护；另一方面，对新兴领域加大贸易保护的力度来抑制两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近几年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比较大的案件——钢铁和光伏案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是两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趋同的必然结果，相关产业对贸易摩擦风险的防范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王威.中美贸易不平衡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3.01
[2]将浩.中美贸易商品结构实证研究[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0.09
[3]袁心湄.从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结构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及发展趋势[J].现代外资，2012.08
近两年经济形势篇10
一、当前面临的形势
从全市各县市区2010年之前规划项目来看，数量之多、投资额之大、涵盖领域之广，是以往所未见的。海拉尔区即将开工建设的汽车组装、有色金属冶炼项目和牙克石西洋集团500吨钢铁冶炼项目最具拉动效应，这些项目投产达效，海拉尔区和牙克石市工业增加值在2010年之前率先突破百亿元大关。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自我加压，力争在2010年之前工业增加值突破40亿元大关，才有可能保持第一梯队的地位。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我县已经迎来了新的发展期。近期我县运作的九大项目，总投资达到132亿元，占全市比重为19.7%，居全市首位。与我县接近的有陈县总投资额120亿元、牙克石92亿元、海拉尔区81亿元及满洲里市77亿元，其余县市均不足50亿元。20*年，我县当年安排投资29.1亿元，占全市比重为18.2%，超过20亿元的县市有新右县24.3亿元、陈县21.4亿元，其余县市区均不足20亿元，从投资额度及总体比重来看，我县仍占据着较大的比较优势，为我县今后一段时期保持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十一五”中后期，伊敏煤电二期、五牧场长焰煤基地项目、塔尔气铁矿、肉类加工等项目陆续投产达效，形成一定的工业增量；伊敏煤电三期及煤炭扩能、*电源点及配套煤炭基地两个特大型煤电一体化项目即将开工建设，而产生真正效益在“十一五”之后，两个煤电一体化项目投产达效后，年产值预计达到55亿元，年工业增加值预计达到30亿元，年利税预计达到10亿元，仅此一项就能实现财政收入的翻番。神华集团、国网公司、华能集团计划装机容量为200多万千瓦；一批风电项目即将入驻我县，有可能在20*年中下旬开工建设，建设周期较短，2010年之前形成产值；地方自主招商引入的几个项目有望近期开工建设，也能形成一定的拉动效应。
二、20*年工业经济执行数据分析
（一）20*年工业经济指标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及增减原因
20*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33.6亿元，同比增长7.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15.7亿元，绝对量比20*年减少近4000万元，同比增长2.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完成150，比责任目标100高50点；规模以上企业的亏损达到3800万元，超控亏责任目标3200万元。全年市级以上项目开工10个，工业项目开工率达到100%，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0.1亿元，与责任目标36.7亿元相比差6.5亿元；工业招商28.3亿元，与责任目标36.5亿元差8.1亿元。部分指标均未完成市里下达给我县的目标值，也是“十五”时期以来工业经济发展最为艰难的一年。究其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直接原因：20*年全县工业增加值绝对增量为5.3亿元，实际增量不足2亿元，3亿元多的增量来自于当年系数调整造成的虚增长；伊敏煤电外送电力通道不畅通，致使电力不能及时输出，年初计划发送电91亿度仅完成71亿度，工业增加值减少3.6亿元。另一方面是间接原因：我们“十五”期间运作成功的项目比较少，伊敏煤电二期、通大五牧场长焰煤基地项目及塔尔气铁矿项目真正产生效益是在“十一五”中后期。
（二）横向比较分析
20*年，在我县工业经济总量降低增速微量增长的同时，与我县相毗邻的两个县市却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新右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从*年13亿元增长到*年21.4亿元，纯增量8亿元以上，从*年全市排位第三名跃升至第一名。海拉尔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达到17.5亿元，保持了全市第二名的位置。而我县工业经济滑落至全市第三名，占全市工业比重下降。此外，扎兰屯市、满州里市工业总量也很快接近我县，陈县、牙克石、东县工业经济呈现出蓄势待发的态势。全市13个县市区呈现出你追我赶、跳越式发展的局面。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在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形势下，找准切入点，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势在必行。
三、20*年工业经济各项指标安排及增减情况
20*年，市里下达给我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19亿元，同比增长20%，占全市工业总量的12.6%,排名第三位，列前两位的是海拉尔区工业增加值预计达到28亿元，新右县工业增加值预计达到23.5亿元；规模以上经济综合效益指数达到120点，规模以上工业产值预计达到42亿元，同比增长23%。当年安排工业固定资产投资29.1亿元，占全市的18.2%。从新增因素看：伊敏煤电公司全年发送电量达到95亿度时，新增工业产值7亿元，新增工业增加值3.5亿元左右；伊敏煤电公司全年发送电量达到115亿度时，可以新增工业产值10亿元，新增工业增加值5亿左右；阳光乳业进入正式生产后，年生产乳制品1500吨，新增产值0.3亿元；通大五牧场长焰煤基地开发项目、塔尔气铁矿、伊赫塔拉肉食品加工项目投产试运行后，其产值很难纳入到规模以上企业统计数据；大雁煤业公司20*年工业指标增减因素不明显。目前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伊敏煤电公司由于电力输出通道不能实现满负荷运行；大雁煤业公司受铁路运力的制约，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生产；乳制品生产企业因奶源供应不足，仍然出现闲置生产能力的情况发生。
四、全县工业经济实现第三次飞跃的途径所在
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县工业经济呈现出厚积薄发、强势推进的总体趋势。在工业经济经过两次飞越而提升总量和近期以来经过项目运作而蓄积后发优势的基础上，“十一五”规划期间自治县工业经济将步入第三次飞越的快速增长期，这不仅体现在总量扩张和质量效益同步提高，更加彰显出工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实质性突破。
工业经济第一次飞越归结于煤炭产业的确立和发展，自治县形成以煤炭为主导产业的工业体系。在我县伊敏地区勘探并发现大型露天煤炭基地，并随之成立了伊敏煤炭开发公司，同时在大雁地区勘探并发现地下褐煤资源，也随之成立了大雁煤业公司。两大煤业公司迅即成为自治县工业经济的领头军和重要支柱，使工业总量跨入到新的发展水平，由此确立了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工业经济第二次飞越归结于电力产业的确立和发展，自治县形成以电力为主导产业的工业体系。伊敏煤电一体化项目投产运行标志着自治县大型电力项目从无到有，也使煤炭资源就地转化成为可能，也预示着自治县工业结构的重大转变。在“十一五”规划期间，自治县工业经济既面临着国家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等许多历史性机遇，也面临着如何实现第三次飞越的重大挑战，在实施煤炭产业集群、电力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同时，更要兼顾并延伸至煤化工产业集群，既要开发建设煤炭的下游产品，延长产业链条，增强产业关联度，实现煤化工产业的破题，也要使其形成集群式发展的态势，这是发展重化工业的必由之路。通过煤化工产业发展壮大，由此实现自治县工业经济第三次飞越。
五、围绕三大基地，打造四大产业集群
构筑“两翼一区”的发展格局。伊敏地区，在发展煤炭和电力方面已形成绝对的产业优势，而且即将开工建设的伊敏三期和*电厂项目使其经济的核心地位更加巩固和夯实，仅伊敏煤电公司在伊敏地区最终形成装机容量700万千瓦、年产3000万吨煤炭的生产能力。*发电基地最终形成装机容量达到600万千瓦、年产2000万吨煤炭的生产能力，两大集团将携手打造煤炭和电力的产业航母。随着煤炭资源紧缺和大型集团入驻，尤其是呼伦贝尔把大雁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以来，煤炭年生产能力最终达到2000万吨以上，建造自备电厂，为发展煤化工产业集群提供动力和原料支撑，由此打造名副其实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巴彦托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是自治县发展乳肉草龙头企业的重点区域，集区位、资源、人力等方面优势于一体，又占据着首府城镇的中心优势，具备较强的幅射带动能力。在项目配置上不拘一格，因势利导，灵活多变，可以兼顾高新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又可以借助中心城市承接产业转移，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产业发展优势。
在产业的纵向层次上优先发展基础产业、重点支持主导产业、选择发展新兴产业，使基础产业为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条件，主导产业为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提供经济支持，新兴产业为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提供最新技术。依托煤炭资源富集、煤电项目组合、新兴产业方兴未艾等县域优势，建设煤炭、电力、煤化工、绿色食品精深加工四大产业集群。
煤炭产业集群：围绕煤炭资源的重点分布区域，大力开发建设大雁、伊敏两个核心区为主的煤炭基地。在20*年规划煤炭开采总量近1500万吨的基础上，2010年规划煤炭开采总量达到4000万吨大关，其中当地消耗量3200万吨（包括发电耗煤和煤炭深加工耗煤）以上，产值达到10—15亿元。重点实施伊敏煤电公司三期年产500万吨煤矿、大雁年产500万吨煤矿、扎尼河年产500万吨、*发电厂敏东一矿年产500万吨、伊敏五牧场年产300万吨长焰煤矿等项目。到2010年伊敏地区煤炭生产能力达到2500万吨以上，大雁矿区煤炭生产能力达到1500万吨以上。
电力产业集群：以煤炭、水资源为基础，走煤电一体化之路，继续建设大型坑口电站，依托资源组合好、运行成本低、上网电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有利条件，形成*发电基地向东北、华北送电。重点实施项目：鲁能雁南2×10万千瓦煤矸石自备电源点项目，20*年开工建设伊敏三期2×60万千瓦、*2×60万千瓦等电源项目，产值达到60—70亿元。与电源点项目同步建设50万千伏交流送电系统，通过建设送电装置，预计形成200亿度以上的对外送电能力。
煤化工产业集群：煤化工业以充足的煤、电资源为基础，通过招商引资，实施煤炭就地转化和深加工。大力发展甲醇、二甲醚、电石转pvc项目，形成煤化工基地。以大雁矿区煤炭资源、周边地区配套矿产资源为基础，以煤电为龙头，拉长产业链，扩展产业发展空间，建设就地转化的、集煤电组合、煤化工、煤制油及化成箔、电石法pvc等产业集合项目于一体的工业集群，打造出呼伦贝尔第一个完整的能源重化工产业基地。建设鲁能集团年产180万吨甲醇40万吨二甲醚项目，力争上马3000吨化成箔、100万吨电石转72万吨pvc及大雁煤业公司100万吨煤转油项目，力争实现产值50亿元。
绿色食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以巴彦托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载体，依托*草原富产区，发挥产业集群的规模优势，全力打造*畜产品自主品牌，全面提升科技创新带动畜牧业发展的综合水平。优化全县牲畜结构，做好良种培育工作。在此基础上，构建乳业、肉业、马铃薯、饲草饲料四大优势加工产业，力争实现产值15—20亿元。
六、强化项目管理，为县域工业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保障
要把项目的策划、建设与储备作为长期的工作来抓，为自治县工业经济得以实现稳定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经过“十一五”规划前两年工业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我们深切感受到项目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通过投资拉动，就必须有持续的项目支撑，也就是要有一批新的项目开工、一批新的项目策划及一批新的项目储备，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因素。一是要进一步加大重大项目建设力度，推动伊敏三期2×60万千瓦电厂及配套500万吨煤矿和鲁能伊敏河东区2×60万千瓦电厂及配套500万吨煤矿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煤电一体化项目按时开工建设，力争通大五牧场长焰煤基地开发项目早日投产；促使巴雁煤化工及雁南电厂项目早日落地开工，实现煤化工项目的破题；加快红花尔基水利枢纽工程、两伊铁路、500千伏换流站等项目的建设进度。二是是突出抓好地方中小项目的集群式发展，确保年产30万吨铁矿石的塔尔气铁矿开发项目、年屠宰30万只羊2万头牛的北京东来顺—伊赫塔拉肉食品加工项目投产达效；加快推进光明乳业扩建、赤峰新型建材、爱莲彩印包装厂等项目建设；尽快启动建设哈尔滨中翔彩钢厂、上海粉煤灰砖厂、佳木斯聚苯保温厂等中小项目。三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择商选资力度，积极引进贝因美集团、禾丰饲料等一批引领产业发展，支撑地方经济，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强企业，加强边境区域合作，借助外力促进发展。
七、经济职能部门以服务和协调为抓手，强力推进工业攻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