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反思篇1
【关键词】技术异化；价值判断；科学价值观
一、技术异化的内涵及外在表现
（1）技术异化的内涵
异化理论是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里逐渐形成起来的。异化的一般含义是指主体转化为否定自身的客体。黑格尔用“异化”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对立，提出“人的异化”理论。费尔巴哈第一次把人的本质和异化联系起来，他认为宗教、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仅仅是宗教的异化，更根本的在于劳动异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异化作为社会现象是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马尔库塞的“技术异化”思想深受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受到黑格尔、海德格尔、卢卡奇等人思想的影响。马尔库塞认为，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技术已经从人的解放力量转变成对人的控制力量。马尔库塞认为：“我们的社会的特点在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这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1]在技术理性的同化与整合之下，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全面异化。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谓的技术异化。
（2）技术异化的外在表现
技术异化的外在表现概括地说就是在技术的整合下，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一体化，在这种情形下，人变成单向度的人，社会变成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是指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成为失去超越维度和批判维度的人。单向度的社会指的是不同社会阶级与阶层在生产与生活方式上的同化或一体化；政治、经济、文化只有与现有制度相一致、一体化的一个方面、一个向度。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由于它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不能利用这些条件让人达到真正的自由，相反，社会愈富裕对人的制约就愈大。人在经济领域失去了自由，政治领域失去了选择，在思想文化领域失去了否定性与批判性，从而不得不依附于整个社会的统治。
二、现代社会中技术异化的原因
（1）人与自身目的的异化
对未知世界的渴望让人们不断的丰富和拓展着科学知识，技术被视为推动社会发展最有效、最快捷的工具。一项技术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功能，科学技术带着明确的目的性被人类运用到生产生活实践之中。人类发明新技术、运用高科技无非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自身，希望通过机械化生产来提高社会生产力，通过信息化交往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通过宣传媒介方便人们获取信息等等。人类发展技术的目的是帮助自己摆脱对未知的恐惧，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为自己创造一个舒适和优越的生存环境，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然而，在某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科技实践活动及其产物却完全背离人创造它的善的初衷，反过来成为支配和控制人的异已力量，对人们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2）人的价值理性的异化
针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进程所产生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指出，“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产生的。”[2]在他看来，人的存在是人的理性和意义的发源，因为人的存在，世间万物才有了意义。同时，人是具有价值理性的存在，人类通过对自我意识的内在把握建立起一种合目的的价值观念，指导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然而，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将手段视为目的，迷失了自身的价值理性，把工具本身当成人的理性。技术主体价值理性的异化使人们将个人的价值追求置于社会、自然以及他人的利益之上，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失当价值观使人类面临严重的思想危机和生存危机。可见，人的价值理性的缺失是技术在实践过程中产生异化的主体性根源，技术的高度发展使技术理性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力量具有建设性，更具有破坏性，它使人拥有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但同时也不断失去了驾驭这种力量的能力。
三、技术异化现象对我国发展路径的启示-----以科学的价值理性指导技术的发展和运用
（1）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生产
人类发展技术的最大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自由全面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要恢复技术的人性发展，就必须以科学合理的价值理性来指导社会生产。在马尔库塞看来，扬弃技术异化就要改变现状，将价值理性放在技术理性的核心位置。“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成就已经使得价值向技术任务的转化（价值的物质化）成为可能。结果，至关重要的是用技术的术语把价值重新定义为技术过程中的因素。”[3]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对价值理性做出重新认识与评判。
用“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性指导人类的生产实践。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类通过生产实践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实现生命的延续。用可持续的发展观念来指导生产实践，意味着长远的人文精神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渗透。技术的出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极大的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人类的现代化发展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但人类在发展技术的同时，必须遵循大自然的发展规律，以长远利益为目标，不能破坏生态平衡以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为发展代价。
（2）以伦理价值观引导重大技术的研发方向
在价值要素中，马尔库塞很重视艺术的作用。他认为，真正的艺术作为人把握世界的一种特定方式或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比较集中表现出人的创造性本质。按照马尔库塞的思路，如果我们能够将价值与艺术整合到科学和技术之中，并作为科学技术的内在要素，实现技术理性、科学理性同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的统一，我们就可以扬弃技术的异化。
用伦理价值观来引导科学技术的运用是当下技术主体接受教育培训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对青年科学家而言，必须从职业道德、专业技能、研发成果等各个方面进行科学的价值理性引导和积极的伦理道德观渗透，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在技术实践中赋予技术成果正面的伦理价值，从源头上消除技术异化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反思篇2
[论文摘要]企业经营开发中的特色化要求主体具有新思维，其目的在于通过由此及彼的多向开发，使企业经营超凡出众，实现最大的增值效益。本文试图探索出企业在经营特色化开发中的新方法。
一、扇形开发新思维
扇形开发新思维——发散思维，它是在一段时期内不拘一格地朝着多种方向去探寻各种不同的方法、途径及答案，呈散射型或分叉型的思维模。由于它较少受传统观念束缚，不轻易苟同于一种现成的说法或不急于归一，且往往能因此出现一些奇思异想，所以也称作“开放式思维”。发散思维，使思维从一种事物发散到多种事物，从而跳出人们固有的思维定势，有助于启发经营，创造灵感。一些企业家借助和运用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创造出了一种扇形开发的经营开拓方式，取得了非同凡响的功效。如美国历经百年风化的自由女神铜像翻新后，现场存有200吨废料难以处理。一个名叫斯塔克的人自告奋勇地承包了这件苦差事。他把废料进行分类使用，把废铜皮改铸成纪念币、废铅铝做纪念尺、水泥块整理成小石碑、把朽木泥巴装在玲珑透明的小盒子里，让大家作为有意义的纪念品选购。这样一来，一文不值、难以处理的垃圾，顿时身价百倍，人们争相选购，200吨垃圾争抢一空，斯塔克也由此大获其利。从这一实例中不难看出，斯塔克就是借助和运用了发散思维，从垃圾这一点，伸展出多向利用的放射线，使开发呈现出扇形状态，从而拓宽了经营开发范围，创出了变废为宝的佳话。
发散思维与扇形开发在企业经营中的运用，不仅仅限于产品开发，在产品营销、人才的多向培养与综合利用等方面都可借助和运用发散思维进行扇形开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不少企业负责人，还未跳出人们固有的单向思维定势，不善于窥一斑而知全豹。在企业经营中，不能由此及彼，因此，市场难以不断拓展扩大，人才难以不断涌现，企业经济效益难以不断提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要搞好企业各方面的开发，厂长、经理就必须注重自身思维方式的改造，努力跳出固有的那种狭窄、单向的僵化思维定势，学会进行科学的发散思维，在企业经营中，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思维由一点发散到多点，从而培养起由一事物到多事物的由此及彼、扇形开发的多向思维能力。
二、杂交开发新思维
杂交开发新思维——辐合思维，它是以已有的事实或命题为起点，遵循传统思维逻辑，沿着归一的或单一的方向进行推导，并找到一种合意的答案，这种呈集中型或直线型的思维模式。由于它是在已知前提下从一些事实中引出惟一的或习俗上可接受的最好的结果，所以也称作“求同思维”。辐合思维使思维主体将多路思维集中向一个中心点，从所给予的信息中产生逻辑的结论，这种创新思维对于开拓新特色，创出超凡出众的新优势，具有点石成金之功效。因此，它得到了许多企业家的青睐，尤其在新产品开发中运用较多，成效卓著。如江苏省宝应市的一些厂家，运用辐合思维进行杂交开发，他们掌握了消费者日益重视自身保健和食品需求不断增加两则信息。本来，曾有过利用这两则信息分别研制适销产品的打算，后来，运用辐合思维，将两路思维引向一个交结点，杂交创新，培育出了药膳疗效食品。投入市场后，受到消费这的广泛欢迎，并飘扬过海，出口创汇。此外，如把人们爱香、爱美和服装日趋高档化引出的开发思维辐集到一点，杂交培育出既香又美的微囊上香剂羽绒服;把富裕起来的人们爱旅游和爱美容两则信息勾起的开发思维辐集到一点，杂交培育出小巧玲珑、便于携带的旅游化妆盒;把城市环境污染亟待清除和建筑材料正朝隔音、保温、抗压方向发展引出的开发思维，辐集到一点，杂交培育出一种以城市垃圾为原料的新型建筑装饰材料，等等。
运用辐合思维杂交创新，需要掌握抽象、概括、判断的基本功，还要有能力把遐想千里的各路思维牵引回来，在思维交结点发起攻势。在思维攻势中，还要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深度思考，不但在时间上要连续不断，而且在空间上还要组织好“火力网”。不少企业家，善于运用辐合思维，使经营谋划中纷繁复杂的思维资料，得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挥出提纲挈领、收拢梳理、集中使用的功能，进而使思路逐步清晰、理顺，本质渐渐显露，最终在一点上取得突破。
辐合思维对于企业确定营销地域、扩大外引横联、制定发展战略和实施多角化经营等，都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因此，目前对辐合思维的运用偏狭，影响了企业经营创造性的广度开发和深度延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撼。好在许多企业已看到了这一点。随着创新思维在企业经营中越来越多地运用，辐合思维、杂交创新的领域定会越来越宽广，在企业经营的创造性活动中，一定会发挥出更大的促进作用。
三、反求开发新思维
反求开发新思维——逆反思维，它是经营者根据人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逆反心理，进行不同于常规的经营变革，并贯穿始终的思维。逆反思维广泛存在于人类思维所涉及的一切认识领域和创造性活动范围之中。比如自然语言中的反问、反语、反讽、反驳等形式，直接表现着逆反思维方式；生活中的居安思危、存不忘亡、从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等格言，也同样反映着逆反思维；科学研究中的反证法、归谬法、溯因法、证伪法等方法，也属于对逆反思维的运用。从人类认识史上看，逆反思维的表现也是十分普遍的。历史上许多具有创新性和革命性的学说、思想，往往都是运用逆反思维方式提出并建立起来的。比如哥白尼的日新说逆反于地心说；卢梭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逆反于封建专制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逆反于传统心理学和传统道德规范等等。在中国思想史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则最突出地运用了逆反思维。道家所主张的“无为而有为”、“柔弱胜刚强”的“弱者”哲学，导致了在社会价值观、人生哲学、处事原则等方面逆反于儒家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心态，从反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在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中，逆反思维的应用也是十分普遍的。比如公安干警对案情的反向推理；企业产品设计者对竞争产品进行拆卸、破坏的反求工程试验;政治、军事中的以退为进、声东击西、欲擒故纵、以柔克刚、无为而治、不战而胜等等均为运用逆反思维的典型例证。
这种思维不同于常人常规的正向思维，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思维方向的独特，所以在经营中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特别在消化和引进技术时，它的应用更有非凡的功效。如有一家工厂，在引进工作中，注重通过逆反思维进行反求，对引进的德国先进产品，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科学分析和研究，从而洞察了该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装配和包装使用等各系统的内部状况，掌握了德国的先进技术，并根据掌握的技术自觉向其他产品转移，在大量的反求工程中举一反三，开发出了不少新产品，取得了较好的引进效益。逆反思维与反求开发，是在知其然的基础上进一步知其所以然的科学分析和研究。要掌握这门技术，既要坚持全面分析研究，对尽可能多的同类产品进行反求；又要坚持系统分析研究，对一个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装配和包装使用等各系统都进行反求；还要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不仅看外观，同时运用一切科学测试和分析手段，深入了解其内部结构，通过破坏性研究作深入反求。特别要大力加强测试、分析、计算技术，以求掌握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精髓，并融会贯通，在增强消化机能、提高引进效益中，真正发挥点石成金的积极作用。
四、个性开发新思维
个性开发新思维——求异思维，它是一种具有创造意义的思维方式，是对同一个问题探求不同的甚至是独特答案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过程。其核心在于相同当中找不同，统一当中找差别。所以，它更加关注现象之间的不同性、特殊性，更加关注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的不一致性；它善于打破和超越思维常规，对一些“完善”的事物或书本上的理论进行清理和更新，不惟权威、不惟书本、不惟经验、不惟众。求异常常表现为方法的另辟蹊径、对异常的敏感性以及思维的独立性。
求异思维在企业经营中的使用频率较高，而且运用范围也比较广泛，特别在一些企业的个性化经营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如十分精于新产品开发和销售的德国企业，就很注重运用求异思维指导个性开发。该国有一个补齐公司，专门生产和出售消费者在别处无法买到的商品，如六指头手套、少一只袖子的西装、跛足者皮鞋、断腿者裤子等，都可以在那里补齐。这种迥别于他人的特异经营，收到了良好效果，许多特异消费者慕名前来，企业生意很是兴隆。由此可见，求异思维指导下的个性开发，的确是在竞争中取胜的一个高招。它非同于寻常和有异于传统的开发方式，带有明显的创造性特色，取得了“以特为贵，以异为俏”的市场竞争优势。
求异思维与个性开发技艺，说出来并不神秘。在企业创造实践中，外延很大，除指产品的功能、款式创新外，还包括质量优、价格廉等等。通俗地讲，这一技艺，就是企业界都很熟悉的“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多，人多我优，人优我廉”的竞争术，不过它在许多方面更多地采用了“人弃我取”的经营方针，因而，更有效地坚持了求异思维的创造真谛。近来，一些发达国家企业，又创出了“人易我难”的求异思维路子，他们上的新品，都是别人很难上得去的高新技术含量产品，因而站到了技术竞争的制高点，使产品的个性化特色更加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利用创出名牌这一新潮竞争手段制胜市场，也是新形势下求异思维和个性开发的好路子。
反求开发新思维——逆反思维，它是经营者根据人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逆反心理，进行不同于常规的经营变革，并贯穿始终的思维。逆反思维广泛存在于人类思维所涉及的一切认识领域和创造性活动范围之中。比如自然语言中的反问、反语、反讽、反驳等形式，直接表现着逆反思维方式；生活中的居安思危、存不忘亡、从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等格言，也同样反映着逆反思维；科学研究中的反证法、归谬法、溯因法、证伪法等方法，也属于对逆反思维的运用。从人类认识史上看，逆反思维的表现也是十分普遍的。历史上许多具有创新性和革命性的学说、思想，往往都是运用逆反思维方式提出并建立起来的。比如哥白尼的日新说逆反于地心说；卢梭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逆反于封建专制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逆反于传统心理学和传统道德规范等等。在中国思想史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则最突出地运用了逆反思维。道家所主张的“无为而有为”、“柔弱胜刚强”的“弱者”哲学，导致了在社会价值观、人生哲学、处事原则等方面逆反于儒家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心态，从反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在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中，逆反思维的应用也是十分普遍的。比如公安干警对案情的反向推理；企业产品设计者对竞争产品进行拆卸、破坏的反求工程试验;政治、军事中的以退为进、声东击西、欲擒故纵、以柔克刚、无为而治、不战而胜等等均为运用逆反思维的典型例证。
这种思维不同于常人常规的正向思维，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思维方向的独特，所以在经营中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特别在消化和引进技术时，它的应用更有非凡的功效。如有一家工厂，在引进工作中，注重通过逆反思维进行反求，对引进的德国先进产品，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科学分析和研究，从而洞察了该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装配和包装使用等各系统的内部状况，掌握了德国的先进技术，并根据掌握的技术自觉向其他产品转移，在大量的反求工程中举一反三，开发出了不少新产品，取得了较好的引进效益。逆反思维与反求开发，是在知其然的基础上进一步知其所以然的科学分析和研究。要掌握这门技术，既要坚持全面分析研究，对尽可能多的同类产品进行反求；又要坚持系统分析研究，对一个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装配和包装使用等各系统都进行反求；还要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不仅看外观，同时运用一切科学测试和分析手段，深入了解其内部结构，通过破坏性研究作深入反求。特别要大力加强测试、分析、计算技术，以求掌握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精髓，并融会贯通，在增强消化机能、提高引进效益中，真正发挥点石成金的积极作用。
四、个性开发新思维
个性开发新思维——求异思维，它是一种具有创造意义的思维方式，是对同一个问题探求不同的甚至是独特答案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过程。其核心在于相同当中找不同，统一当中找差别。所以，它更加关注现象之间的不同性、特殊性，更加关注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的不一致性；它善于打破和超越思维常规，对一些“完善”的事物或书本上的理论进行清理和更新，不惟权威、不惟书本、不惟经验、不惟众。求异常常表现为方法的另辟蹊径、对异常的敏感性以及思维的独立性。
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反思篇3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劳动；劳动者；教育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构成运用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解析，其中，他将异化的概念和劳动二者相结合，认为社会中的劳动者们用劳动创造了财富，这些劳动本应属于劳动者，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被剥削了，这一行为导致了劳动者生活质量的下降，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分析社会基本经济结构和运作规律，最终得出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
一、“技术异化”
异化是主体在活动中产生了对立于自身的客体，客体反过来对抗主体并对主体加以控制。而技术是人类所创造出的产物，为人类的劳动服务，帮助人类获取更高的效率和能力，但当技术发展到一定地步的时候，科技会反过来控制作为劳动者的人类，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不可预估的伤害，即技术异化。
马克思所说的技术异化，其一，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大机器生产技术的普遍应用，大大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发展，但由于对这些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使得其没有得到适当合理的发展，本应解放生产力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却因此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使人逐步受到了物的控制。马克思认为在这个时代中，随着科技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工人被贬低了其劳动价值，资本家以此增加了剩余价值的获得量，而工人则逐渐成为机器，造成了人为机器服务的现象。其二，资本主义应用并不是合理适度地应用，对机器科技的使用使得更多资本家为追求最大化的利益忽略了工人自身的机能，导致对工人本身的健康和精神的危害。其三，由于资本家追求利益的野心不断膨胀，使得他们大力地发展科技而不顾工人原有的价值，从而产生了社会道德沦丧的现象，资本家为了增加剩余价值而忽视工人性命安全，具体来看，就是机器的不合理发达促使工人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后者生活质量也随之进一步一落千丈，使得整个社会的工人阶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
二、教育异化
所谓教育异化，就是现实社会中在教育领域由于技术异化而产生的异化现象，众所周知，随着现代教育科技的不断爬升，各类学校机构的教育水平得到了革命性的提高，但同时也因为现代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教育过程中的问题与难题，即技术教育中存在的异化现象。这一现象可以从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四个内涵作为出发点，进行相对应的阐述和剖析。
第一，教育工作者和其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得就越少，他创造得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是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劳动者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不可否认，在当今时代的教育领域，技术的发展改革了传统的课堂教学，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老师们普遍已不需要亲力亲为地在黑板上进行书写以传授知识，而是使用现代教育科技来满足教学的需要，并方便教学的进行。包括投影设备、电子黑板、网络教学等科技产物在内的现代教学工具的大面积推行，不仅可以让教学中所传递的知识得到视觉上乃至听觉上的直观感受，还能让学生因接触面的增多而提高获取知识的效率，加深记忆和拓展思考，所以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革新是可观而且可期的。但如前文所提，有时科技的不合理发展会导致特定领域的异化现象，在这里，教育工作者的劳动产品则是他们所制作的用于课堂的幻灯片、文字资料、实验设备和材料等，而随着教育工作者耗费大量劳动来越来越多地制作这些工具，教学中教师应发挥的主要作用被这些工具所影响，换句话说，教师本应是这些教学工具的所有者，但当这些工具被过度地用于课堂之上时，教师有时反而成为了单纯操纵这些工具的存在，因为科技的发展，电脑越发智能，很多需要教师完成的工作乃至教师作为学者思考出来的观点，被电脑替代性地提出和完善了。可见，出现这种情况时，就是被现代教育技术控制的时候，产生的结果就是违背教学本身的意义，使得学生更多地注意了产品本身而不是产品所包含和要表达的内涵知识。
第二，教育工作者和其劳动活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是自愿的劳动，如果教育工作者过多地运用了教育科技，其教学活动在教育工具的控制下则成为了被迫性的，而非自愿，那么教师和其劳动活动就会相互异化，从而产生学生和其劳动活动相互异化。例如，教师在备课时，需要某一部分资料和结论，如果他过分地依赖科技，会直接通过网络的方式进行查阅，呈现眼前的也会是各种学者的各类言论，教师可能就会在其中进行挑选和延伸，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其自己思考的成份减少了，有时只需要教授简单的内容，但因为对科技的依赖制作了复杂的展现效果，导致在实际教学时使用无意义的教学技术，呈现浪费时间资源的教学效果，拖沓了教学节奏，这些就是劳动工作者与其劳动活动相异化的现象，而他们的自我价值无法得到实现。另外，由于教师与其教学活动的异化，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科技的不当使用分散了教学对象的课堂注意力，降低了后者对实质知识的兴趣，从而在学习中越发地走向被动，学习成为了非自愿的劳动，但迫于考试、选拔等压力需要继续进行，那么也就产生了教学对象与劳动活动的异化。
第三，教学工作者与其类本质相异化。劳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如果劳动变成了非自愿非自觉的形式，那么劳动者就会与其类本质相异化。在当代教育过程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当教师进行教学活动时，教学工具如电脑、投影设备突然发生故障，那么教学活动就会立刻终止，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往往绝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如何修复教学设备以重新启用教学技术上，而非在失去教学技术的支援时，思考如何降低由此带来的教学效果下降的问题，从而推动教学活动继续展开，在这时，教学工作者就与其类本质发生了异化。因为教师是教学活动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如果在设备故障发生时颠倒了教学与科技的关系，那么其教学活动就不是自觉主动而是被动的，即是被现代教学技术推动的，因为这一行为表示了其并未认可自己的劳动，而加以了否认，从而受到了教学技术的主导和控制，而教师也反过来成为了这一劳动活动中机器的存在。而要改变这种反向的观念，不仅需要教学技术的适当看待和使用，更要重新分析和思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和真正要发挥的作用。
第四，教学技术中人和人相异化。与马克思异化概念的第四方面内涵相对应，一方面，如果教育工作者在教学活动中因为与其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类本质产生了异化，那么对他们自身而言就是被动而且苦闷的。前面所提到的由于过分地依赖现代教学技术，使得教学对象更多地关注教学工具而非教学工具本身所要传递的知识，那么教学对象也同样会减少对教学工作者的关注，即学生更注重教师耗费大量精力制作出来的技术产品而非教师本人。因而由于教学技术的运用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课堂互动，也就产生了学生与教师之间即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但在这里，主体并不是教师或学生，而是那些教学机器背后的科技。教师也因此由于学生对其注意力的降低，与学生的交流大幅缩少，有时无法发挥出主导课堂的作用。
另一方面，继续对“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这句话的思考，前文提过，有些教师可能并不适应现代教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仍然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教授，但同时有些教师却可能会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方式，后者中又包括了一部分不负责任的劳动者，他们觉得科技带来了教学上的便利，不用再去更认真地对待工作，所以反而会因此与学生产生了异化却感到快乐。因此，我们不能否定现代教学科技带来的优势，但对教育工作者在劳动活动中对本身工作的正确观念和思想进行调整和加深也是很具有必要性的。
三、教育异化的原因
一方面，归根到底，我认为在于现实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先进与否，教育工作者需要通过劳动活动去获取利益，而人们接受教育越发地倾向于应对工作门槛、选拔标准时，接受教育将不再是提升自我修养的一种方式，而是为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才去学习的生活途径，当社会生产能力真正发展起来后，教育才能体现出前者所说的效能。另一方面，马克思并不认同是科技导致了异化，而是对科技的资本主义运用才衍生出了异化的现象。所以从外部看，还是在于尚不够完善的体制和市场经济，加强对人文的关怀，进行合理的体制改革，才能更有效地减轻以至消除异化的发生。
四、总结
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多上个时代的残渣尚且存在，私有制成份也暂时不能完全消除，所以不仅仅是教育领域，如经济领域内的拜金主义、诚信危机，政治领域内的权钱谋私、贪污腐败，文化领域内的文学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等这一系列的异化现象仍然可见，但是，并不是所有社会中呈现出来的负面和矛盾景象都是异化而来的产品，我们短期内能做的也只是调整、缩减、控制异化的发生，而随着这些行为力度的加大和不断保持，以及国家向未来的大步发展，根除异化现象或许只是水到渠成的时间问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4］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教育的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反思篇4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危机；科技异化；消费异化
自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劲旅，高举其批判理论的大旗，积极关注当代世界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尤其是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问题、矛盾及人的非人道化的危机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形成了其闻名于世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便是其中颇具特色的重要部分。这一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地反思、缜密地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认真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之后，在经济领域其他重要矛盾的交互作用下，必然爆发经济危机，这是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内在动因。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并没有发生威胁到资本主义生存的经济危机，特别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和社会福利政策，既纠正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极大增加，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的迹象，相反却有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
这种情况引起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的关注。他们认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指出生态危机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资本主义是导致环境污染加剧、生态危机四伏、人与自然矛盾恶化的罪魁祸首。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其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中，阐明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实现了人类从自然界中的分离和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和支配，但是科学进步也进一步加深了人类社会中的劳动异化，使资本主义专制统治工具更加完善。弗洛姆曾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不断实行军事化，大垄断组织和军事官僚在政治上专横跋扈，各国都在加紧备战并制造破坏力越来越大的新式武器，毫无节制地滥用自然资源，毒化和污染环境。这些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已经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更加加深并更为恶化。马尔库塞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生态危机是一种制度危机。“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工业和商业强占了迄今为止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于奴役好不了多少。这方面的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对自然的损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与资本主义经济有关，这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今天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㈣”。在他的《反革命与造反》一书中，他作了进一步阐述：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不仅使资产阶级通过高生产高消费疯狂地剥削和掠夺无产阶级，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还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迫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破坏了生态平衡，直接危害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哈贝马斯认为生态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因为“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增长自发地获得了制度化，以至于根本不存在任何自觉控制该过程的可能性。通过系统竞争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资本主义首先追逐的经济增长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开来”。这种全球普及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掠夺。
二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指出了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同时他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科学技术和人们的消费行为，认为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中常见的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客体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批判地汲取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异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异化劳动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通常运用异化这一范畴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的病态。其创始人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曾用物化、异化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扭曲、人的非人化和社会各种畸形化。他提出：“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也是“从马克思以来第一次被当作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批判的中心问题”。在生态危机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状况严重，正是二者导致了生态危机。
1．科技异化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
科学技术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石，人类运用它改造自然和社会，创造并实现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与此相伴随的却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恶化及一系列全球性生态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称科学技术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又反过来损害、支配、威胁人类的现象为科学技术的异化，并断言：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角度，科学技术的异化过程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过程，科学技术异化的最终结果导致了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
首先，科技异化造成了对人和自然的双重统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实现的人类从自然界的分离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日益增长的统治和支配，在人类的解放方面并不带来必然的进步，相反，却导致了对人的压迫。“人对自然界(人类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统治的代价是劳动在社会上和心灵上的划分，这种分工使人类受到越来越大的压迫，甚至当它在为人类的解放创造日益增长的潜力时也是如此”，“所以，虽然启蒙精神的理性主义提高了人统治自然的力量，但和这种作为罪恶之源的劳动分工一起的。是人同自然的异化”。今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理性转化为一种强大的统治权力，这种权力不仅表现为对自然的统治，而且还表现为对人的统治。所以，科技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对人和自然的双重统治。哈贝马斯提出：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马尔库塞也指出，技术理性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而是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来加以设计。他还指出，科技异化所导致的普遍的负面效应就是日常生活的全面物化，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成为了物的附庸，而物成了人的主人。弗洛姆则指出，科技异化如同一个幽灵徘徊在我们中间，它生产出失去了主动性、创造性和自由的“被动人格”。
其次，科技异化直接具有破坏作用，危及生态和整个人类社会。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以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生产力的社会化工业大生产所造成的。这种生产既依赖于自然，又影响自然。作为直接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既增强人类影响自然的能力，也强化了人们的贪欲。在科学技术运用不当和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会造成不良后果，产生由高生产、高消费所引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等危及人类社会和未来的问题。凭借科学技术，人们奴役自然，使其服从于自己的目的，直至这种奴役愈来愈严重地破坏自然。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理性统治造成了对人的压迫和对自然的剥削与破坏，这种统治“正在产生更高的合理性，即一边维护等级结构，一边又更有效地剥削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并在更大范围内分配剥削所得”。弗洛姆认为，人类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对自然界的敌视态度使人变得十分盲目，而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在他看来，事实上，现代人在技术上的进步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而且也带来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而这两种危机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2．消费异化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紧张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认为，不仅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处于异化状态。更为重要的是消费领域的异化状况严重。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拥有了高度的精神文明。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强调物质消费，消费活动已经完全违背了真正的人性需求。消费原本是满足人们需要和达到幸福的手段，然而却异化为人生的目的。消费异化使人只重物的占有而不重人的生存。注重追求金钱、荣誉和消费，而完全丧失了自我，丧失了宗教信仰及深层的情感体验能力，还丧失了与这些体验相伴随的喜悦与悲伤，造成了人的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消费异化正是重占有生存方式的重要表现。正是这种贪婪的消费欲望造成了人对自然的剥削和掠夺，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从弗洛姆、马尔库塞、莱易斯一直到阿格尔，都十分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异化问题，他们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建立了独特的消费异化论，称“消费异化”为“异化劳动的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一个问题”。马尔库塞提出：人们完全拜倒在商品拜物教之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继承马尔库塞关于“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区别，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制造出的“虚假需求”使人们满足于追求无休止的消费，从而导致生态危机。弗洛姆认为，建立在私有制、利润和强权三大支柱之上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是重占有品格导向的温床。这种占有的生活方式促使人们贪得无厌地盘剥自然，把自然视为可以无止境掠夺的对象，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激发。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建筑在高生产与高消费的基础之上的，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倾向，而这种浪费倾向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严重损失，而且对人的心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它“使消费者不尊重劳动和人创造的成果，它使消费者忘记了在他自己的国家和更贫穷的国家中还有许多衣食不济的人，他所浪费的东西对这些人就可能是最珍贵的东西。他赞同马克思等思想家的看法：奢侈和贫穷一样都是巨大的负担，甚至奢侈比贫穷更可怕(奢侈是指多余的富足)；这种奢侈最终将导致贫穷与痛苦。对此，他忧心如焚地提醒世人：如果人类继续浪费地球上的资源并破坏人类赖以自存的生态基础，人类的灾难很快就会到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性：50年之内，也许在更短的时间内，这个地球上的生命将要停止存在。”
三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并未停留在愤怒地批判与声讨上，而是积极寻求解决和抑制生态危机的思路与方法。他们认为，只有从人的解放和社会健全两方面进行总体革命，建立人道的消费伦理方式并且以科技的人道化发展等方面着手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1．从人的解放和社会健全两方面进行总体革命
法兰克福的思想家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一切已经丧失了理性。繁荣带来了异化，科技进步导致了人性的毁灭，因此，只有从人的解放和社会健全两方面进行总体革命，同现有的所有事物彻底决裂，否定并摧毁一切社会文明，包括建立在文明和科技之上的社会制度，重建一个肯定人的意义和价值，使人性得到改善的人道主义的健全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放自然，消除生态危机，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他们赞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即按照人的本质占有自然的思想。马尔库塞认为，自然革命的问题在于人本身，首先要从改变人，改变现存社会造就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心理类型和生理机制人手，进行人的本能结构革命和自然观革命。这场革命是为了人的自我实现和克服异化，使自然获得解放，人道地占有自然。弗洛姆则同意罗马俱乐部代表人物梅萨罗维奇和佩斯特尔等人的观点，认为应当把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同必须注意全球性问题的伦理方面，同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建立崭新的、真正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改变人的内在本质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对人类存在的真正威胁之一，是西方社会内部道德力量的衰落，即资本主义社会大批大批地生产出奉行极端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异化的消费人，他们甚至对能够给他们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命造成威胁的核灾难和生态灾难的可能性都漠不关心。因此，要使西方人摆脱困境，关键就是对人进行心理变革和道德更新，这是进行社会总体变革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只有人的心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社会才可能出现。”
2．实现科技的人道化发展
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理论家们认为，现代科技在生态上的失败，并不能说明科技本身是反自然的，或注定要污染环境。技术理性之所以造成生态危机，根本原因在于技术理性内在的工具主义特征。所以，只要能使科技理性摆脱其工具性与功能性，重新确立其启蒙时期的批判性、否定性，就能使它从现在的统治与奴役的工具变为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手段。马尔库塞强调要发展新型的人道主义的科学技术，它意味着“科学合理性的继续应用将会达到一个终点……科学谋划本身将对超功利的目的、对远非统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生活艺术’开放……科学概念可以设计和规定一种自由的、和平的存在的可能现实。”简言之，在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注入的是新的价值观，即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科学技术发展、运用所追求的内在目的。基于这种认识，马尔库塞还主张对自然界进行“美的还原”。他说：“如果艺术还原成功地把控制与解放联结起来、成功地指导着对解放的控制，那么在此时，艺术还原就表现在对自然的技术改造之中。在此情况下，征服自然就是减少对自然的蒙昧、野蛮及肥沃程度——也暗指减少人对自然的暴行。”哈贝马斯则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科学理性逐渐丧失其批判功能而局限于工具特征。这时，技术手段与“人类有机体之中的有目的—合理的活动”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因此，不能简单地抛开现在的科学技术，而要依靠交往的合理性来抵制工具理性和计算理性的扩张和蔓延，即通过交往活动，主体同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打交道，并服从相对应的真理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要求，以挽救工具合理性膨胀所导致的牺牲道德实践和美学实践的恶劣后果。同时，控制科学技术的应用方向、发展速度，避免科学技术产生负面价值。
3．提倡合理的消费价值观和需要价值观，建立健康人道的消费方式
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提出，资本主义要求高生产和高消费的内在规律固然是引起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但是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异化也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还必须消除消费异化。弗洛姆提出，应当重新规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健康消费方向，建立健康、人道的消费方式，抵制重占有的价值取向，发扬重生存的价值取向，以人的充分发展为目的，而不是以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为目标，这样才能避免消费异化，“才能避免一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灾难降临”。马尔库塞也认为，要建构一个以人为中心，满足人的主客观需要，人不再是消费商品和实现利润工具的健全社会。为此，就必须变革人们的消费观，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进行一场“消费革命”。“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奴隶状态的觉悟……最可取的目标则是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抛弃抑制性的满足”。同时，要建立符合“生态学规模”的生产方式，它将是规模小，能源、劳动力、资本、技术需求程度低，对自然危害较轻的状况，能够克服现代工业社会大规模生产的弊端。他还相信“由于废除了贫穷、大量的浪费和资源的破坏，一种人类真正能够决定自己的生存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找到的”。
四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力图以现代生态学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以解决资本主义工业化面临的生态灾难。虽然生态危机论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主张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通过心理革命和道德更新来完成人与自然的解放。另外，他们也没有具体谈到环境伦理的建构问题，但是，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从制度的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进行研究，为我们正确了解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联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战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空前扩大，人们从自然界攫取资源的能力大大超过自然界再生增殖能力以及人们补偿自然资源消耗的能力，排入环境的废弃物大大超过环境的容量和自净能力。于是全球性的能源危机、资源枯竭的报警接踵而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愈来愈恶化，生态危机直接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首先在科学技术发展较快的发达国家显露出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无疑把握到了当代社会发展的脉搏，敏锐地抓住了因科技进步和消费主义而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及生态危机问题，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休戚相关性，揭露和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的掠夺性利用和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所有这一切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借鉴他们的批判资料，可以深化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提倡保护人类生态环境的同时。却一方面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具有污染性的产业，甚至转移其生产和生活垃圾；另一方面又以环境保护为借口，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绿色贸易壁垒”，其核心点正在于捍卫资本的利益。
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反思篇5
关键词：另类服饰科技设计
检索：.cn
abstract：intoday'srapi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s，alternativeclothingdesignshowsanewfeature.thisarticlecombsthenewwaysandnewmeaning，explorestheimplicationtodesignersthinkingofalternativeclothingdesignthatgivenbyscienceandtechnology.theuseofscienceandtechnologyoftoday'salternativeclothingdesignisanimportantmethod，butalsoforthepioneerexplorationresearchofappareldesigndevelopment.
Keywords：alternativeClothing，technology，Design
internet：.cn
另类服饰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它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无论从社会变革，还是到艺术发展，另类服饰在吸收了20世纪以来的现代性的多重影响后，在后现代社会中发展越来越迅速，呈现出更多的表现形式。
虽然另类服饰的发展依然游离于主流社会和思想意识的边缘，但是它依旧是文化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多元化和类型化的特点愈发鲜明。另类服饰的设计不断汲取各种元素，同时细分程度越来越高。在如今科技当道，技术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另类服饰也呈现出了在技术文明语境中的独特魅力。
一、科技文明语境中的另类服饰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文明踏入了现代性突飞猛进的时代。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化生产，也将艺术发展带入了革命性的历史阶段。现代主义艺术打破传统艺术的稳定结构和宏大叙事手法。当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逐渐侵袭着人文精神和典雅文化的时候，艺术家们也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现代主义艺术中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流派。其中以未来主义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和新科技表现最为狂热。机械、运动、速度都是未来主义艺术家们眼中最美好的艺术表现形式。他们嘲讽暗淡的色彩、对称的设计以及单调的风格，认为服装应该充满攻击性，充满力量以及突出的几何图形。这种激进的服饰观超越了当时的主流审美，未来主义受科技影响的服饰美学观强调反叛、冒险和现代性。在当时的未来主义的小众设计可以说是另类服饰设计的先锋。而正是这种富有科学精神的设计理念影响并启发着当今时尚的灵感，尤其在另类服饰设计中此特性更为鲜明。
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风貌建立在光滑的、几何造型的极简主义结构上。设计师引用了合成纤维、塑料和金属，并且依赖金属色、荧光染料和白色来实现未来主义效果。太空风貌的设计虽然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但由于秉承了未来主义的精神，服饰设计运用的新材料、新理念标新立异，打破常规。
科技发展不断地修订着人们对未来的想象。新一代设计师运用高科技和高性能的织物，混合新材料和金属表面塑造更多样化的造型。在服装上反映机器零件和电子线路的样式成为一种趋势。还有些设计师运用工程学原理，使机器成为服装的一部分，创造出能够瞬间改变形态的作品。
另类服饰设计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是在科学技术语境中的另类服饰设计所表现出的科学性、现代性和超前性，具有了更为鲜明的特点。服装的物理属性发生了变化，其内涵探索也更为超前。
二、科学技术发展与另类服饰设计
（一）科技在服装和人体上的延伸
在科学技术语境下的另类服饰设计，运用新材质、新表现形式，以及所表达的新理念都超越了常规时尚的范畴，体现了出离传统、高于现实、标新立异的观念。
首先，很多另类服饰采用了原本不属于服饰设计领域的新材料和新技术作为表现手段。另类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标新立异的行为，反传统、反现实，而这种出人意料的材料和设计手法已然突破了服装传统意义上的使用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超现实主义的内涵。
2007年，胡赛・查拉杨在秋冬系列“空行者”（airborne）中将超过一万五千盏LeD灯用在服装上。除了作为一条裙子，其本身也成为发光体，具有迷幻色彩。当然，另类服装设计对技术的使用并不仅限于在服装上装饰LeD灯这种增加视觉效果的方法。早在2000年春夏系列“负数之前”（Beforminusnow）中，查拉杨便使用玻璃纤维材料制作了一条简约主义的白色裙子。这条裙子除了使用了另类的材料外，更是通过遥控，使服装产生了犹如飞行器一般的变形效果。整套服装和表演过程充满了冷静理性的机械运动之美，另类前卫的设计和观念让人叹为观止（图1）。在新科技的技术支持下，查拉杨进一步发扬了早期未来主义者的理想。这种实实在在的机械运动之美在服装上从表象到内涵都呈现了反传统、超越现实、与众不同的创新精神。在2007年春夏的“111”（oneHundredandeleven）系列中，查拉杨在分别代表1906、1926、1946、1966及1986年的女装中置入机械装置，借由机械装置使已经成为历史的服装重焕新生。不同时代的经典款式各自得到了进化，各种变形效果与人体构造紧密结合，一跃超过了当下的服装发展的时代进程，成为了前卫和另类的代名词（图2）。
其次，用前卫的设计方法反思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的影响。胡赛・查拉杨对机械、科技在服装中的运用不仅限于将技术引入与服装结合，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2009年春夏的“惯性”系列以另类夸张的形式展现了速度和动力的美学特色。该系列以车祸为题，以速度为核心元素。运用创新的乳胶材料使服装具有极强的立体塑型效果，在服装上呈现出极具动势的失速线条。一种逼真的刹车后的失控效果立体形象地呈现在成衣上（图3）。这一设计极度震撼人心，将现代人不断追求的速度和与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服装和肉体上加以结合，更能令人深思。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沉醉于速度带来的便捷和，但往往在需要减速和紧急迫降的时候手足无措。查拉杨正是用一种反时尚的姿态，另类的服饰冲击效果，表达他对科技发展的思索。在服装美学背后是一种细腻而又辛辣的嘲讽。
对于科学和人类的发展是许多设计师乐于表达的主题，维克多和拉尔夫早在1998年秋冬设计系列“原子弹爆炸”中，就表达了对人类技术文明发展的忧虑。设计师运用服装结构造型的夸张变形，一方面模仿了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升空的形态，另一方面这种极度的变形效果也隐喻了原子弹爆炸的核辐射给人类及生物带来的恐怖变异（图4）。
（二）超级英雄、科学幻想与人体变形
在现代主义充分发展和后现代时代背景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入到文化的各个层面。20世纪30年代，在大众文化中诞生了超级英雄人物。一类是在人类越来越多了解的地球和外太空的情况下诞生的来自高科技文明世界的超人，另一类就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文明语境下，深受高科技其益与其害的超级英雄。钢铁侠、闪电侠，以及遭受伽玛射线辐射污染的班纳博士化身的绿巨人，都是人们不断受到科技发展冲击想象出来的具有强大超自然能力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人物在流行文化中崛起，深受人们喜爱。但是在超级英雄背后又表现了一种人类被自己所创造的科技改变带来的困惑。科学的发展带来文明大幅度的飞跃，但同时也面临着机械化到机械拟人化再到人被机械化的危机。
所以，在后现代的技术文明语境和大众流行文化冲击下，漫画英雄的感官效果成为了表达时代意义的重要形式。另类服饰设计中出现了重塑身体的景象。这一类型的另类设计许多都与超级英雄及人体变形有关。
杰西・穆格勒1995年秋冬系列中结合了机器人和亚马逊女战士的形象，呈现出未来感觉的科技时尚（图5）。亚历山大・麦克奎恩2007年的秋冬系列中以金色的紧身金属鳞片服装表现一种机械化未来女战士的形象（图6）。此外，他还从美式橄榄球队员的护具中获得灵感，创作了犹如绿巨人般的无限力量。格瑞斯・普2007年春夏系列中更是以变异形态的纯黑机器造型将科技战士的形象重现。
这类与科学幻想相关的另类服饰造型一方面反映出在科技发展背景下，科学技术从大众文化到服饰设计潜移默化的作用。对身体变形，肉体与机械、科技相结合的设计理念，同样是在科技迅猛发展之下的一种社会关注。超级英雄的形象从诞生之日起就为大众所喜爱，帮助人们完成了更多的自我实现和超越的理想。从设计师的角度来看，超级英雄的形象通常会混合着未来主义的超前性。这些设计方法，更是将人和科技进一步结合。同时，在超自然的形象之后，也有设计师对不同时代风格的混合，将后现代打破常规的理念同时代技术语意融合创新。
结语
服饰设计科技化、科技发展时尚化，用科技成果改造服装，并和人体结合产生新的服饰观念，是科技语境中另类服饰设计的特征。这种服装超越了传统的版型和变化手段，另类的造型美感和新的创作形式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
另类的主题，超越现实的素材，特异手法和极大的创作空间，以及幽默反讽的方式，是科技语境中另类服饰设计的方法。从机械和技术为人所用，到现在对科技产品的依赖，甚至到人的机械化。人类躺在科技成果上，越来越失去本源也引发了设计师对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思考。
另类服饰的标新立异，甚至反时尚化的手段，在科技条件的辅助下具有了更为鲜明的时代性。无论是对新科技的应用，或是对科技所带来生活变化的思考，亦或是从大众流行文化中汲取的经典形象，都反映了另类服饰设计的多元化和前瞻性。而代表着不断超越的科学技术恰好为服饰设计提供了适合的素材。所以在当今的另类服饰设计中，能够越来越多地发现科学技术的现象与内涵，在表现设计师创作理念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服饰设计的开发及应用进行着探索。
所属项目：
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反思篇6
一、科技文化的实质与当代内涵
科技文化源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而真正意义上具有科技内涵的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却是与人类形成分工加协作的系统化和社会化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系统化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出现，促发了近现代科技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反之，科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提高和扩大了系统化社会化生产方式的程度和力度，彼此构成互为因果的辩证系统关系。所以，广义的科技文化就是现代科学和技术与系统化社会化物质生产过程的差异统一。而狭义的科技文化则是属于人的思维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工程乃至于产品设计过程的差异统一。
然而，不论是广义的科技文化，还是狭义的科技文化及其发展都没有达到从根本上使人类从繁重的劳动状态下解放出来的目标。反倒是使得劳动的强度和长度不断地加大，本来应该轻松愉快的现代生活却变得压力重重，显得比传统社会生活更加沉重。现代科技所创造的现代机械本应该为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受人们的意愿所支配，而实际的情况却相反，形式上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具有了现代生活的特征，受人们意愿的“支配”，本质上却是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受到这些现代机械的压迫、奴役和排挤，这也正好验证了某些科学家“机器人将统治世界”的预言。而这一现象从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不论是一般的机械还是智能的机械都是如此。呈现的是本末倒置的人与人工自然的关系，现代机械的运转已经脱离天然理性（自然生态平衡规律）的调控，反之也严重伤害了天然理性（自然生态平衡规律）的权威，也就是伤害了自然的生态平衡，进而也严重地伤害到人类自身（全球气候不利于人类生活的变化就是最有力的实证），这样的后果是与人类创造和发展科技文化的初衷背道而驰的。人类在不断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并在从认识自然和模仿自然的生存过程向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转型的生活过程之中，在认识活动与改造活动互为因果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关于自然的科技文化。而人要有超越自然物的生存，首先就必须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认识自然，理解自然，把握自然，实现对自然从片面到全面、从部分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规律的认识过程，这样才会形成现当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即科技文化。也就是说，人的社会物质生活的现代化是与科技文化直接相连的。
然而，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所内含的社会利益关系，有感性自然自发意义上所形成的社会利益关系，与理性自觉和创造意义上所形成的社会利益关系的区别。前者是顺其自然的以自然性为主导的社会利益关系，具体表现为沿袭弱肉强食和以强凌弱的自然法则。但是，由于人所独具的思维能力和相应的判断力，弱肉强食和以强凌弱的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就难以畅行无阻。因此，人类自从顺其自然地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为争取平等和自由与民主的矛盾斗争至今也没有终止。而产生于人的物质生活领域的社会利益关系，正是社会科学尤其是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研究的主要对象。自然科技文化的发展所造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系统化、现代化和社会化，与自然自发形成的传统的社会利益关系的非现代化、非社会化和非系统化之间的不匹配和根本的不适合，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社会内部利益流动关系的严重失衡和社会的不平等，正是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所揭示、批判和理性改造社会的对象。而后者则是在遵循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理性即自然生态平衡规律的前提下，以具有科学性且符合自然理性（生态平衡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为依据，在社会理性精神的引导下对非社会化且失衡流动的利益关系进行根本的改造，进而形成关于社会的科技文化并与已经形成的关于自然的科技文化相匹配，使现代科技文化实现完整的形态，这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某些人在狭隘价值观念的驱使下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有意无意的伤害，并努力避免违背自然生态平衡规律的客观要求所进行的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正所谓，什么样的社会利益流动关系就造成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只有理性而科学地构建起社会化、科学化、系统化平衡流动的社会利益关系，才能够为普遍形成正确而完整的社会价值观念提供可靠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的价值观念，才能够自觉地遵循自然的生态平衡规律，并为全面性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和运用提供可靠的动力保证。
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揭示了自然从微观到宏观的自然规律，既有对人的社会发展有利的规律也有不利的规律。而根据科学真理全面性的要求，相应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也应是全面的。借鉴有利的规律发明对自然和社会都有利有用的技术，借鉴不利的规律发明预防自然灾害和减轻自然灾害的技术，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变为现实。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有科学的社会价值观念的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理性建构的平衡利益流动关系的支撑。而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事物之间平衡的利益流动所呈现的自然生态平衡规律，与社会科学所揭示的社会利益平衡流动所呈现的和谐统一规律，本质上是同一规律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所以，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不论是改造自然的技术还是改造社会（化解、缓和、解决和避免社会矛盾）的技术，目的都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更愉快和轻松自由的生活，这就是现当代科技文化需要全面发展的实质。而正确地反映和揭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发明和运用科学基础上全面性的技术，使改造自然的技术与改造社会的技术协调配合形成合力，才可能建构起自然与社会与人之间和谐的利益流动关系，并真正建成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的美好社会。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马克思说过，自然科学与人的（社会）科学将是同一门科学，［1］82这就是现当代科技文化应有的内涵所在。
二、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差异和统一
没有差异就没有世界，没有差异就不会有自然生态，更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自然生态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自然生物在差异统一基础上的存在状态。因此，人的社会生态不可能根本脱离自然生态而存在和发展，没有差异统一的自然生态，就不会有人的社会生态存在的根据和前提。然而，自然生态仅有生物即植物和动物的存在，并不构成具体而现实的自然生态，而只是抽象的自然生态。而现实的自然生态还必须具有非生物的存在作为前提和基础，没有非生物的物质前提和基础，就不可能有自然生物的存在和不断进化。换一个角度看，正是非生物的物质在差异前提下的相互作用，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化，才形成了现实的自然生态，进而又经历了不断的演化，才呈现出自然界的精灵即具有能够思考的人的大脑和以此为前提的人类社会和人的智慧的展现。所以，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之间呈现差异的根据，就在于人类特有的能思考的大脑所具有的思维活动和由其产生的智慧性的精神力量。正是这样的精神力量，使人类超越了自然生物属自然的本能限度，在脑力和体力的相互配合下形成了超自然的属社会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并在与自然环境（自然生态）长期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取得了人的社会生存状态和应有的主体地位，也就是“社会生态”的生成。然而，确证社会生态得以真正确立（在人的智慧支撑下）的人工自然，却是在日益伤害自然生态环境的状况下而得以扩展和壮大的。尤其是到了当代，更呈现出自然生态环境对人工自然及其人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多的伤害。而伴随这种伤害的持续和加剧，社会生态存在的意义将会越来越小。在自然界，各种非生物和生物以及各种动物和植物（人类社会暂除外），在差异的基础上共同构成了自然的生态环境（与人的社会相联系而言）和自然生态环境中千差万别的自然生物的共存。是什么原因和力量造成了这样共存的状态即自然生态，而且是按照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力量大小的排序）形成的生物链条，也就是自然的生态系统？而共存的前提是包容而非排斥，那么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下，为什么能够形成差异基础上各种自然物的共存，并在彼此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呈现出自然的生态平衡规律？仔细考察和深思后就不难发现，自然生态所以能够出现平衡的存在状态，是因为不同的生物之间贯穿着一条平衡流动的利益关系。在弱肉强食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导致自然的生态平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还在被有意无意地运用，可为什么不仅没有带来社会生态的平衡而是相反呢？客观地说，自然生物之间正是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下展示了彼此的依存关系。表面看，弱肉强食展示的是不同生物之间矛盾对立即排斥和离异的状态，但实际上，这样的状态却是短暂和有限度的。#p#分页标题#e#
因此，可以肯定地判断，正是这种短暂和有限的弱肉强食，而不是无限的赶尽杀绝式的弱肉强食，才换来了自然的生态平衡和自然生态平衡规律的展现。因为这是自然生物之间唯一的利益流动方式，也是自然生物共存的客观依据。而自然生态的根本特征，就是自然生态平衡规律的存在。生态尤其是自然生态，作为一种生命的存在状态，就是必须有平衡利益关系的流动，也就是必须有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与交流，否则，就只有自然的死亡态，一种无差异的死寂的世界。［2］人的“社会生态”以自然生态为依据，是自然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然界生物链条的最高环节，因为自然生态的长期演化使人脑具有了能够思维的功能，并在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能够形成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思想意识，进而也形成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意识。而科学地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根本区别开来的标志，如果说近现代自然科学家开启了人类科学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新时代，那么，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科学家，则开启了人类科学地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新时代，也就是开启了社会科学及其技术与自然科学及其技术相互配合，使人类社会由片面走向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而科学地认识和改造自然，就是要在认识自然生态不同事物的个别规律、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在普遍规律许可的范围内，运用对社会存在和发展有利的个别规律和特殊规律，进而建构起科学改造自然的可操作的实践观念，并付诸实际的实践活动和现实地改造自然，使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利益流动，也就是彼此利益的平衡流动，这样，社会与自然才可能真正形成符合自然生态平衡规律的和谐的自然生态大系统。但是，这样的大生态系统并没有形成，原因何在？“社会生态系统”要得以确立并持续地存在，对外就必须与自然生态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和实现利益的平衡流动，对内就必须实现个体与群体与社会（或国家）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也就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平衡流动。这双重的利益平衡流动，才是社会生态系统得以确立和实现的根本依据所在。没有人类社会内部利益平衡的流动，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生态系统，没有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利益平衡流动，就不会有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真正和谐统一，即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美好社会生活。所以，如何建构现代性的科学合理且平衡流动的利益关系，是摆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理论和社会科学及其技术理论面前的重大课题，两者的如何配合与协调将成为人类社会能否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依据之所在。
三、科技文化基础上的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现代科技文化，系统地加以理解，应是自然科学及其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的有机统一。已有的历史经验表明，仅局限于现代自然科学及其技术的科技文化，并没有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和文明进步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和更加轻松愉快的社会生活。进而自然科学真理的全面性要求，在狭隘社会价值观的束缚下，相应技术的发明和运用走上了片面发展的道路。同时也严重违背自然生态平衡规律的客观要求。生产性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往往大于或高于生产废物的回收和再利用技术的发明和运用，这样的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作用方式，严重伤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由此设问，没有社会科学及其技术的协调配合，自然科学及其技术要获得对人类价值实现的最大化（对自然和社会都有利的），可能吗？没有差异，就不会有不同事物之间以及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相互作用就不会有交换与交流过程的展现。然而，相互作用性质的不同则又决定了交换与交流的是否有效、是否顺畅和是否互利。同样也决定了自然生态的是否平衡与社会生态的是否和谐统一。这就说明，自然生态的平衡依赖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协同（利益的平衡流动），而不是相反。自然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矛盾对立的统一，只有差异协同所呈现的和谐统一。自然生态平衡规律就是自然的理性即天理，违背了这一天然的理性就将受到惩罚。所以，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自然生态平衡规律所展现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利益流动的平衡本质，实实在在地贯穿到人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和实际行为过程的始终。
社会生态文明根本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符合自然生态平衡规律的理性化，人的实践行为的理性化和科学化，最终是人的社会价值观的社会化和系统化。而这一切都要归结到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和道德化，这是社会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社会生态由具体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三大领域构成，其中文化生活全面的科技化是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文明化的精神支撑和根本保证。所以，文化生活领域的文明建设就是实现全面科技化基础上人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没有先进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就难以产生创新尤其是社会价值观的更新，社会生态的文明建设就只能是空想。文化生活领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可以说是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就是要通过广泛的社会化教育，通过学习，通过独立的理性思考，用现代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生态平衡规律所展示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利益的平衡流动性的本质理念，来改变传统非系统和非整体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具有最开阔的眼界，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具有最全面、最合理、最科学和最强可操作性的规划和设计。这就是人的思维活动所内含的，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认识性思维和改造（价值）性思维，以及相应的认识性实践（科学实验和考察，社会调查和考古）和改造性实践（社会生产和社会制度的创新或改良）。［3］其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和整体性的社会价值观，来改造或取代传统片面自私狭隘的社会价值观，使各种社会行为在实现自身价值目标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和联系他人和社会环境的价值实现和利益。在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相互关爱和彼此沟通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利益关系的和谐统一。其三，在系统和整体的思维视角，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及其相应的全面性技术，逐步成为同一门科学和相应的系统化现代技术。其四，以整体和系统性的理性精神做支撑，生产出系统化展示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文学艺术作品，以系统化体现真善美的道德观念逐步取代假丑恶的片面狭隘的价值观念，并以这样的价值观念支配人们的行为，使利益矛盾冲突的发生率降到最低。
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反思篇7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 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and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arational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反思篇8
关键词：圈;科技圈;冲突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5-0033-02
对科技圈进行说明，就要从其概念着眼，知其内涵和外延，才能正确理解其特点及形成原因，对身处科技时代人们应当如何生存做一些反思。
一、概念分析
“圈”这一个汉字是一个多音字，有三种读音。既可以读作quan又可以读作juan，还可以读作juan。三者含意各不相同。第一种读音为环形物;区域;范围之意，第二种读音为养家畜的棚或栏，第三种读音为拘禁之意[1]743-744。
随着网络时代的进步，网络科技的日新月异，网络文化也异常丰富。使用“微信”这款软件就能形成个人特有的“朋友圈”，用户可以通过朋友圈发表文字和图片以及其他软件，具有只能添加好友才能进入圈中的功能，有安全、便捷的特点。
“朋友圈”是对最初汉字“圈”的丰富和扩展，由网络中“圈”的概念也可以推演出当今科技时代形成的“科技圈”这一概念。既然科技圈的理解是基于“圈”这个汉字的基本概念形成的，科技圈必然和圈有蕴含关系，这就先要从科技圈的特点分析。
二、科技圈的特点
（一）无形胜有形
通过上述对于“圈”的概念的分析可以得知，具有不同读音的多重含义是由浅入深的。有一定的范围就可以搭建棚或栏，对家畜的圈禁而引申为拘禁的意思。无论是范围还是棚或栏，都有明显的标识物加以分隔，令人轻而易举得以辨别。但是科技圈却不仅仅是区域，棚或栏这么简单，它早已打破限定，有形的界限了，是无法清晰辨明的，它已经环绕着人、物、世界乃至整个时代。空间是一种物质客观存在的方式，对于人类来说是生存的场所。空间的范畴有许多，它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欧几里得的数学几何空间，爱因斯坦的弯曲宇宙空间，网络空间和人类生存空间。网络空间又可以称为赛伯空间，它压缩了这个世界，使距离不再遥远，让南北半球甚至同宇宙的“对话”都变得畅通无阻，并且在瞬间就可对接。这就扩展了范围，并不止只在有限、有形的区域内，而是纳入虚拟无形的网络世界中。
（二）无限扩张性
最初“圈”字的含义是自己固定和确定的位置，正如古代人仅仅限定在地表生存，但是现代科技却令人类的足迹迈进了太空。中国的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引入欧洲，使欧洲人开启了海上远洋探险，使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等一系列地理大发现，这是在科技发明的传播推动下，对生存空间的拓展。不仅体现在空间上，还有时间上，已经由科学时间代替了原始的生命时间。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时间，到有节奏、规律的用数量运算的抽象的科学时间。正如海德格尔指出：“实际被抛的此在之所以能够‘获得’和丧失时间，仅只在于它作为绽出的，伸展了得时间性又被赋予了某种‘时间’，而这种赋予是根植于这种时间中的此在的展开而进行的”[2]464。
（三）工具理性称霸
工具理性是通过工具或者手段的有效使用，即精确计算的，功利性的，目的性，是排除人伦、人性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种方式，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的概念，根源于马克斯・韦伯的两种合理性，即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合理性。同工具理性相对的是价值理性，它是基于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用合理手段达到目的。“工具理性将工作、生活目的、手段成为追求目的。”[3]11原本应是价值理性对工具、手段的驾驭，却使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遮蔽、遗忘，毫无人的情感和价值追求，人生没有了意义。现代科技所笼罩下的全球甚至宇宙空间中，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极尽可能发挥其支配作用，处于圈中的人们更是密切接收科技成果和产品的辐射效应，人们深受其影响，任由工具、手段支配人自身已经迷失自我，科技和人文冲突有以下原因。
三、科技圈内部冲突原因
（一）技术至上的冲突价值观
本是起辅助作用的技术已经一跃成为统治性的力量，人们在生活各个方面都无法从科技圈中抽离自身，人们周围萦绕着科技产品，并且已经对其形成依赖，这种依赖已经恶化成人顺从和服从于科技，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工作中使用的电脑和手表，将我们牢牢固定在科技预设的环节中。人们丧失自主性，像机器上的一个个零部件一样，单调重复着机械动作，人类丧失了创造性。不再思考而是用几个程序就可以顺利完成，尤其是人们现在书写汉字的能力急剧下降，错字、别字，甚至根本不会写，致使人一些基本的技能的丧失。
（二）人与自然的冲突――人类中心力求统治一切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4]374人类是由最初的敬畏、感恩自然到中世纪炼金术的使用进行实验，加速了人工自然进程，生产出自然物取代自然，自然便开始受到人的压制。人类便就走上违背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环境，强制自然，掠夺自然，破坏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和发展的稳定状态。“农民从前耕作的田野是另外一个样子，那时候，‘耕作’意味：关心和照料。现在，已经沦入一种完全不同的摆置着的自然的订造漩涡中了。”[5]307现代社会中农作物已经可以不按照时令进行耕种，因为大棚和日照灯的使用，已经打破了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以及近些年来研究的转基因产品更加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人类已经以地球中心的高冷姿态面对世界，打压、剥夺除人类自身外的其他一切的物种，视它们为人类服务的工具。
（三）人类已经被科技绑架
原本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的目的而日益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却早已超出我们可控制，能承受的范围，科技的应用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即潜在危害。比尔・乔伊的文章《未来为什么不需要我们》就是对于机器人技术的不断改进，能够思考，进而消灭、取代人的一种探究、思考的文章。“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形成解放的桎梏，即人也是工具化。”[5]97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使人的类本质异化，最终形成人的异化。科技不仅干涉了人的自然身体的，而且使人的主观精神也受到科技的操控，是身和心的共同被摆置。胡塞尔认为19世纪后半叶受到实证科学支配的现代人所处的世界，呈现出一种科学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科技圈对于原本汉字“圈”的含义的超越和深入，科技圈成为“陷阱”。
四、逃出科技陷阱
（一）自我反思
落入科技陷阱的人们需要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思考，运用思维，调动我们的精神感觉，使精神从物质的集置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认为，“自我反思能够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5]97使人的自然身体和精神的二元分裂状态转为合体。物质的消费只能暂时给人带来“满足”和“幸福”，但是那也是虚假的。辨明人与科技发明、科技产品的关系。自然环境的恶化，如空气质量的下降，城市多出现雾霾，致使人们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急速增加，这都是人为的破坏自然环境所遭到自然的报复，人们只是自食恶果。自我反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也可以说成是反省，通过反省得知问题的症结，才得以对症下药。要善于思考，才能使我们走出麻木，迷茫的状态。
（二）认识技术的本质
前文提到的技术定义，可以得知其手段、方法的统称。但现实却是它已经超远原本的意义，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海德格尔将它称为“座架”，即技术的本质。“座架”是统治一切的已经被预先设定，这是人们无法摆脱的命运。突出了技术集置下事物原本丰富性和多样性被技术的意志遮蔽了，一切事物都成了机械的、无生机的物质材料，丧失了应有的真实性和意义，甚至人的类本质都已经异化，受谋划，控。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自柏拉图开始，存在退场，存在着出场。技术更重要的是一种去蔽方式，我们要认识技术的本质，就要解蔽存在，他用“诗歌”“艺术”“沉思”唤醒人们，用“沉思”克服各种筹谋、谋划、谋算，以追问的姿态使技术的本质显现，人们重新走向回归本真之路。
（三）找寻生命真正的意义
在时代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生活节奏就像乘坐急速列车一样，一切都瞬息万变。这样的高频率的变化过程，人们每天都是各种忙碌、奔波，如同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难以停歇，身体和精神都十分疲惫，但是如此紧张的生活却使人们越来越迷茫、迷失自我、心灵得不到慰藉。“空虚”就由此流行于人们的日常用语中。这就是物质丰富的时代，却因“消费”物质为目的引起精神世界的空洞。聆听自己的心声，明确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怀有一颗开放的、包容之心面对一切。在浮华的世界里摒弃浮躁的心态，守护住心里的一片“净土”，多为自己的生活添加一些色彩，丰富生活。贴近自然，多与大自然对话，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回归人的本真，形成良好的心态。回到自然中领悟生活的美好，体会生命的惊奇和生命的张力，自然会告诉你生命的意义。
（四）人的身和心真正的解放
现代科技并没有使人们真正获得解放却使人异化，人也成了持存物。人的自然体和主观精神共同被摆置。人根本的社会属性，是社会中的人得以解放的现实前提，人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体现的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正是因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才推动着社会越来越重视科技的研发，用以不断地提升生产效率，获得更大利润。以此循环，利益最大化就是唯一目的，技术推动生产的同时，使得劳动产品，人的生命活动，人的类本质，甚至人同人关系的异化，人变成了为生活而维持生存的手段，不断迷失自我，被物质迷惑。我们要立足现实，在实践活动中依据人性化的原则，分别对待，满足不同社会主体的需求，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早日实现人道主义――我们唯一的出路，这样我们才能获得自由和平等，得到真正的解放。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3]李宏伟.现代技术的陷阱――人文价值冲突及其整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反思篇9
论文摘要：从当今技术时代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通过回顾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观点，运用历史结合现实、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探求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从而提出未来技术发展的伦理秩序。
技术给人类巨大的福社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强烈的惶恐与不安。核技术对人类和平的威胁、基因技术对道德伦理的冲击、数字化技术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及技术应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等使得技术的成果和发展与人类的伦理道德关系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斗争和矛盾，结果使得技术双重社会效应引发了对技术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的争论、技术发展导致了技术生产及技术产品使用中不同利益的冲突。人们在发展技术的同时，愈加关注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但寻找一个普遍的技术伦理理论与规范并非易事，于是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到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试图从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专门的技术伦理学，但对技术的关注却贯穿于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资本论》等著作中包含了其丰富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同马克思技术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实践观、马克思辩证法、马克思发展观等一样，是其全部哲学思想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受到重视进行研究。系统的梳理和探绩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它不仅可以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技术伦理学和伦理学提供方法论指南，而且还有利于技术伦理学形成稳定的学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对当前和未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对于更好的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分析和解决高技术社会和新技术革命产生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素养、促进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即技术批判维度、人类学维度和伦理学维度。
技术批判维度。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相关领域。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及芬伯格((andrewFeenberg)是深受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影响的主要代表。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中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显得尤为亮眼，虽说卢卡奇没有把它作为主要内容进行阐释，但这种初步性尝试无疑对技术批判理论的发展具有开创性价值与基础性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至法兰克福学派进人技术理性批判的繁荣时期。霍克海默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在《批判理论》中把技术与科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并规定和预示了这一理论的发展方向。阿多尔诺针对马克思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庸俗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一理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唯物主义应与科学的传统理论和世界的笨拙解释区分开来的观点。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的人道主义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指出高级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类似马克思的“高级异化”。哈贝马斯的《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表达了将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结合的主张。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汲取和发挥。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异化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异化根源的回答不尽一致。霍克海默认为技术异化决定于社会条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异化根源在于理性的工具化，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异化原因为科技自身。然而他们的出发点与宗旨完全相同，即从人本学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将人本主义与批判理性相结合。第二，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论述技术的社会功能，把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技术批判理论中最具个性的理论特征。霍克海默最先指出，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实现了对自然和对人的双重统治。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尤其是异化思想。
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是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典型代表。他强调马克思是批判理论的先驱之一，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传统，秉承了美国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理论渊源，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之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技术批判理论。他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在物质和观念层面上影响人们的生活，对技术不再诉诸于消极地批判，而是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善于运用案例分析法，强调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与自然环境的保护融合到技术的发展、设计、改造以求解决技术的负面效应。芬伯格的“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与融合所有其早期著作思想的新版《技术批判理论》(2002)是其主要代表作品，其中的《技术批判理论》(1991)与《技术批判理论》(2002)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有关论述。芬伯格将已有的技术研究分为技术工具理论和技术实体理论两类。技术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中性的，无任何价值负载，可以人为控制;技术实体理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将整个社会的世界作为控制对象来重新构造的文化体系，它否认技术的中立性，认为技术的手段与结果不可分割。芬伯格在批判这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在反对宿命论上它与技术工具理论一致，在赞同技术形成文化体系上它与技术实体理论殊途同归，这种技术批判理论否认技术的中立性，强调技术最终要服从于人为控制。芬伯格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归为三种，一为技术的产品批判，二为技术的过程批判，三为技术的设计批判。为了更适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芬伯格试图发展一种“过渡新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三个过程:第一，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第二，社会的极端民主化;第三，导致创新的新型技术进步。只有完全包含以上三个过程的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余为非马克思主义。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同人一样遭受了奴役，同伦理一样陷人了矛盾。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是以现有技术为固定背景，没有质疑技术和技术体系的社会根源，所以自己的研究方法应与其截然相反。技术的发展取决于占主导的霸权，技术与价值辩证统一，通过一种技术政治学可以创造一种替代的技术体系。此外，芬伯格认为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可能解释取代资本主义的有计划的社合的合理性，在批判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阶级偏见上建立一种文明变化的连贯战略并不可行。
人类学维度。社会建构论者从马克思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认为技术的本质观是一种社会学人类学。该学派的思想家于20世纪初进行初步的技术社会学研究，70年代知识社会学即SSK(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产生。麦肯齐(D.macKenzie)与瓦克曼(J.wajcman)的《theSocialShapingoftechpolo-gy》(1985)(即SSt)，平奇(t.pinch)、比杰克(w.Bijker)与休斯(t.Hughes)的《theSocialConstructionoftechnologicalSystems》(1987)(即SCot)的出版是社会建构论诞生的标志。shaping较construction为更多人所接受，SSt成为代表社会建构论的主流术语。根据方法不同分为三种:以平奇(t.pinch)、比杰克(w.Bijker)为代表的技术社会建构方法、以休斯(t.Hughes)为代表的技术系统分析方法和以卡隆(m.Cal-lon)、拉图尔(B.i，atour)为代表的操作子网络分析方法。社会建构论将技术作为社会利益与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认为技术发展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强调人在技术面前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它否认技术决定论，强调社会对技术的影响，认为技术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是社会的产物，由创造和使用它的诸要素决定。社会建构论以人与社会之间互相创造为出发点，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是建构性的，应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他的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关系，人与技术之间的社会建构是互动的，即科学技术的人化和人的科学技术化。该学派的思想家重视对马克思的研究，试图说明马克思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建构论的重要影响，并对马克思人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与关注，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属性予以分析。
伦理学维度。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rlmitcham)把对现实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分为欧洲大陆(现象学)传统和英美(分析)传统，在欧洲大陆传统中马克思被排到希勒、加塞特、海德格尔和乔纳斯等人之前。米切姆认为马克思对技术伦理的产生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并把马克思的技术理解为有目的的活动。他把技术定义为四种基本类型:技术是客体、技术是过程、技术是知识和技术是意志。在分析了伦理学与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关系后，他注重高技术伦理学研究，进而考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问题。《thinkingthroughtechnology》(1994)是其技术哲学明显转向技术伦理的标志，《thinkingethicsintechnology》(1997)容纳了其1995至1996年间技术伦理成果，《engineeringethics》(2000)作为大学工科学生教科书，表达了他积极倡导工程伦理学教育的思想。米切姆认为传统伦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们应该如何相互交往;现代伦理学的范围已扩大到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即动物、自然界和人工制品等。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陈昌曙、远德玉等在论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时涉及了同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相关论述。他们认为伦理观念影响技术活动、制约技术活动，要恰当的处理伦理追求与技术要求之间的矛盾，促进技术发展和伦理完善。高亮华认为技术“具有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对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图景进行了探讨。刘海文强调“技术负荷政治”，对技术构成特质和运用后果进行了论证。
李庆臻的《现代科技伦理学》一书简单论述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总结为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科技与道德相互作用、科技要为人服务、科技和道德对立的根源、重视生态伦理问题、重视地球伦理和全人类的道德等七点。李三虎的论文《技术伦理的休漠难题—走进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地位》是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他把当今技术伦理学的争论归结为三个问题:“一是目前技术伦理学使用传统的价值、责任等概念来分析技术伦理问题，出现了诸多矛盾(如运用价值判断处理新技术决策会导致各方固执己见和冲突激化，运用责任伦理无法规定技术后果的具体责任主体等)，从而面临着适应技术发展而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问题;二是技术伦理学仅仅限于技术职业责任或道德范围显得过于狭窄，它将技术发展的外部社会伦理问题归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负责也失公允，而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存在着对技术的重新界定问题;三是技术发展涉及的诸多社会冲突及其解决无疑已经不再限于技术本身，技术伦理学如果要表现出它的实践意义，就不能不关注复杂的技术伦理责任主体关系，而这又必然涉及到政治协调和对话问题。”由此而转入马克思的技术伦理学，尝试解决争论。李三虎认为马克思在实践、异化、道德等概念下曾经对技术进行了伦理思考，在当代技术发展的伦理现实背景下研究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不仅是学术的任务，也是实践的要求。马克思重视技术的伦理问题而不是逻辑和经济问题，在技术时代刚刚出现时就预见了技术伦理问题的重要特征。马克思采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观察技术伦理问题，并将技术功能置于现实及社会背景中进行描述。马克思认为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能消除异化现象。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回答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是否通约的伦理问题，他的劳动过程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机器理论解释了事实判断附着道德评价。李三虎正是通过回答“回到亚里士多德还是走进马克思”这一问题，找到了解决当今技术伦理问题的理论基础。
陈芬的《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伦理维度》一文对马克思的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是国内学界直接论及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又一人。她认为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是一种系统的整体论，而非技术决定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超越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并在人类实践基础上融通了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从伦理维度评价马克思技术观“对于我们正确解决单向度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对立，具有重要的价值。”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现状还不尽人意，并存在一定的缺失。
技术批判的缺失。法兰克福学派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虽然对现代技术伦理的建构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但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理解仍存在着某些偏颇性与片面性。首先，脱离历史和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技术伦理批判忽视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以客观理性取代主观理性，无法消除技术的负面效应。其次，对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未能摆脱对技术本身谴责的范畴，它的技术本身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错误论断是不可能动摇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第三，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尽管马尔库塞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技术对社会进步的“重要催化剂”作用，但总的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散发着存在主义的理论气息，针对技术本身的反人性本质和异化本质，表达了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批判精神要求走艺术理性或交往理性的道路，而忽视了人本身力量之大，因而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人在根本上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技术具有解放作用，只用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本身的道路才是人类正确的抉择。最后，芬伯格的批判理论虽说也是在马克思技术批判的传统中进行的，但芬伯格过于乐观地看待技术，低估了技术的消极作用。从技术的民主变革到实现“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芬伯格也缺乏深入论证，空有希望与自信。
社会建构的缺失。社会建构论虽然高度重视技术活动中的主体力量，但并不否认技术活动中的自然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其处理方式存在局限性。它无法用其理论解释技术中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性，如普遍的对称性观点本身就需要完善。社会建构论虽然在理论内容上并未忽略人类行动的目的性问题，但在理论形式上不够重视。关于人类行动建构技术的过程理论即“如何行动”，它论述得较为详尽，而对于这背后的“为何如此行动”则考虑的不够。社会建构论者坚持认为技术活动中的客体的力量是人的主体力量的体现，这对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实践活动起到了阻碍作用。
非马克思主义的缺失。国外学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绝不能忽视。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看来，‘马克思早期的技术批判生命力旺盛，而《资本论》中的批判方式已经不合时宜。法兰克福学派高度重视人的本质和异化理论的批判，丢弃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实际上吸收的并非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忽视了马克思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过时论，芬伯格的马克思技术理论的“摇摇欲坠”等主张却是我们应该予以批判的。
全面系统性的缺失。对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探讨，国内外学界刚刚起步，还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国外米切姆的技术伦理思想直接涉及到了马克思，但是他的研究还不够深人，比如“考虑周全的义务伦理”其概念本身就十分模糊，且实现起来也有较大困难。国内著名学者陈昌曙、远德玉教授没有直接对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进行论述，他们只是在研究技术哲学时触及到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的部分内容;高亮华、刘文海在讨论技术问题时已深人到了技术伦理学领域，但也仅限于技术的人文价值和政治价值范畴;李庆臻简略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概括为七个方面的内容，有简单化之嫌;李三虎、陈芬对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研究虽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观点，但也仅限于三篇论文，理论视野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反思篇10
1
社会时空是人的活动的存在形式。由于“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恩格斯语）。因而，在社会领域，任何社会现象也都有其特殊的时空规定性。其中，社会时间是指社会运动过程的顺序性、持续性、社会空间则指社会运动的伸张性、广延性。从总体上看，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人，社会时间无非就是人的活动的时间，社会空间就是人的活动的不断扩展。社会时空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社会运动在社会时空中的拓展过程，是人的进化和发展的历史。而社会自由时间的增加量和社会活动空间的拓展量，则标志着现实的人自由解放的实现程度。
把人的实践活动理解为社会时空的本质，这是马克思时空观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特点。按照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对对象、现实、感性”，应当“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1]。对于社会时空的合理理解，也毫不例外。在社会时空问题上，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标志就在于，不被自然时空所完全束缚，而是能够认识和利用自然时空，并在自然时空的基础上创造出社会时空。而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社会时空，则在于“人的感性活动”所特有的实践性。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里所谓的“环境的改变”当然包含对自然时空的改变，人正是通过“革命的实践”，才创造出并不断地改变着社会时空。由于每一代人的活动的需要、目的、方式、意志等的不同，社会时空总是也只能从不同时代人的具体活动中获得其规定性。另一方面，人们创造自己的社会时空并不是随心所欲、无中生有的。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永远也不能摆脱自然时空对于人的活动的制约，而社会时空结构作为人的活动过程的结晶，又反过来制约和影响着人的活动。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时空状态，直接影响着主体认识、改造、利用客体的速度、规模、范围、层次和水平。从根本上看，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与自然时空有着原则的区别，但它们并非外在于、脱离于自然时间和自然空间，而是通过人的生命活动、实践活动而赋予自然时间和自然空间以社会属性，特别是赋予其以价值、意义，从而使其抽象的形态在人的活动中获得了社会历史的现实性，使时间和空间获得了“真正生命”，并成为人的生命的尺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社会“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2]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时空的实践本质，他关注的时空不再是脱离人的活动的一般物质运动的时空，而是属于人的时间和空间，他所讲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实践活动不仅是人类诞生的秘密，而且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源泉；进言之，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如果没有实践活动，就没有人的存在，社会时空也无从产生。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活动是社会时空的源泉和本质，社会时空的社会现实性、主体性、社会历史性等特性是人的实践活动赋予的。
社会时空是科学技术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方位和最重要的条件。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而又紧密相关的概念，它们都是在具体的社会时空中通过人的活动形成和发展的。这首先体现在，作为科学最主要对象之一的各种社会生活现象及其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社会生活现象变化、发展的趋势，都是在具体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中形成和发展的。没有社会时空，科学和技术就失去了其对象性前提和根据；其次，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规律的理性认识，技术作为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操作性手段、程序和方法，都必然要经历具有反复性、累积性、上升性的社会过程；其三，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也是以社会时空的变化为条件的。在历史上，科学进步与技术进步并未有机地联系起来。时至近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关系也主要是生产技术科学，然后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而技术发明也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随着社会时间的流变和社会空间的扩展，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加强，不仅科学的发现往往导致技术的发明，而且技术和理论科学日益紧密结合，使相当一部分技术本身的理论性大大增强，并分化出相对独立的技术科学。技术科学与直接施于实践的工程技术组成了现代技术整体，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日趋“一体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科学技术”这一新的整体范畴；最后，科技革命也总是在具体的社会时空中酝酿、发生、发展和完成的。社会时空的演化是科技革命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和条件，科技革命则是社会时空演化的一种重要结果。现代科技革命加速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双向运动，加强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可见，社会时空既是人的生命的专有尺度，也是人类进化、发展的特有标杆，它对于科学技术的形成、发展、变革有着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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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受到社会时空条件等的制约，同时，作为人类智慧和主体能力的结晶，它又对人类社会产生着巨大的能动作用。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就在于：它通过变革社会时空，改变人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来推动社会发展，引起社会变革。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现代科技是现代社会时空变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一切科学技术都可视为生活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人们的生活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它从一开始就与人们的生活过程融合在一起，并以其特有的伟力不断地改变着社会运动的时空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力量的强度也越来越大。现代科技革命使“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得到了空前强烈的表现，它正在强有力地改变着人类活动的社会时空形式和社会时空观：
一方面，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大大地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了社会生活节奏，使个人的自由时间成为生命活动的重要部分。马克思指出：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约。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的程度上成为规律。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现代人的社会时间观也正发生着变革。正如俄国学者阿斯金在《时间与哲学》中所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改变着人们对时间的看法，不仅合理地安排工作时间，而且合理地利用空闲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时间价值的估计是合理地组织生活的重要标记。认真地考虑如何度过有用的时间，甚至整个一生，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或一个人具有高度价值观的证据。
另一方面，现代科技促使人们活动的自由空间也大大扩展。人的活动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生活现象和社会关系都展开于具体的社会空间，同时，人的活动又规定了社会空间的量和质。现实的社会空间不是一个既定的量，它总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和主体能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人类社会早期，人类主体能力极其低下，人们只能在非常狭小的空间中进行活动。这时的社会空间甚至只限于二维的平面，作为国家的地理区位也只限于二维空间，其间争斗也主要是限于领土之争。科学技术的每一次提高，都促进了人类活动领域的拓展，使社会空间不断扩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社会空间摆脱了狭隘性、孤立性和分散性，其联系性、同一性和集中性显著增强。现代人生活在多维空间之中，相互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社会化、世界化，世界各国间的竞争也已经扩大到多维战略空间：地面、空中、水下、太空及文化空间、信息网络空间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等迅速普及的冲击下，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正在发生并仍将发生革命性变化。人们狭隘的地域意识正在被超越，全球观念则正逐步强化。
现代科学技术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人的活动的社会时空结构，而且使之发生更加明显的相互转换。在人们的实践过程中，某一具体实践过程结束之后，社会时间就以“积淀”的形式转换为人的活动空间；同样，作为晶化形式存在的空间结构也影响着并体现着人的活动的时间。在人类无数次的实践活动中，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表现为主体实体化和实体主体化，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被赋予了活生生的现实存在。马克思曾精辟地分析道：工人之所以被剥夺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是由于“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因为时间的社会构成是由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构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了全部自由时间，工人只能终生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基本没有可供支配的自由时间来发展自己。资本家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3]。因此，要争取人类自由发展的空间，就必须消灭阶级，使劳动者获得自己创造的自由时间，从而获得自己自由发展的空间。现代科技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为缩短，自由时间相对延长，由此也使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大为扩展。社会实践反复证实着这样的真理：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人类社会就是因为社会时空的相互转换而发生变革的，而现代科技由于其强大的力量，则使这种转换更为明显、快速，从而也使现代社会的变革更为显著、剧烈，人类历史正加速向世界历史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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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时空与科学技术之间显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是相互观照、互为前提、互动发展的，而这种联系在现代尤为显著。因而，社会时空与科学技术各自都为对方提供了最为基本的、合理的评价参照系。社会时空是反思现代科学技术合理性的最重要的视角和最基本的方位。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和内在原动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价值创造，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时间并拓展了人们活动的空间，从而使当代人类的生存、发展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这柄“双刃剑”又造成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使人类承担着巨大的科技代价。这些科技代价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主体在价值冲突或价值选择中，为了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某些重要价值的追求（可称之为机会代价）；主体为了发展科技而必须作出的价值投入，即成本；主体在获取或享受科技成果的同时，不得不承担的科技负效应或负产品；由于人们的主观失误或错误特别是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应用所引发的耗费、损失或消极后果等。科学技术的创价与代价及其间的矛盾，在社会时空中比比皆是。其中则以近期创价与远期代价的矛盾、局部创价与整体代价的矛盾最为引人瞩目。人们往往都以取得活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这种普遍的急功近利行为和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不可避免地造成事与愿违的消极后果。就在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之时，自然界却经常对人类进行报复，人类活动的长远代价常常超出了其近期获得的有限的价值。正如每个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在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使其创价、代价都呈越来越大之势，而后者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等愈演愈烈，使现代人类的生存空间和自由发展正遭受着严重损害。
从社会时空角度对现代科技合理性的反思，实质上是对现代科技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意义进行反思，是对现代人类的生存环境、生存状况和生存方式的合理性进行批判和规范。在现代科技合理性问题上，由于立场、标准、方法等的差异，人们往往莫衷一是：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他们在技术发展中首先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异化，然后感受到人与其文化和环境的异化，最后是人与人性本身的异化”[4]。由此，他们认为，现代科技在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它使现代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遭到摧残、恶化，可供支配的社会自由时间也严重萎缩。因此，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是不合理的，解决当前全球性难题等的必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限制乃至停止发展科学技术；而以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为代表的乐观派则认为：“事实上，技术的控制为人类控制社会、控制人类历史以及人类自身提供了模型。就如同技术在控制直接物质时带来进步一样，技术对人的控制、对人类社会和未来的控制将带来闻所未闻的繁荣和富裕”[5]。在现代科技武装下的人类正以日益强大的力量使社会代价愈益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活动的社会时空状况都日益获得改善。因此，现代科技是合理的，人类应当信赖、满意于现代科技。悲观派和乐观派各自强调并且都只是片面地强调了现代科技的某一方面，它们对科技合理性的理解在总体上都是片面的。
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和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科学技术合理性的客观依据。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相对分离甚至对立这一事实，决定了科学技术的评价标准具有相对性，以至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可能具有不同的评价系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只是相对的。在完整的意义上，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因为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应用及其双重效应都不是无凭无据的，它归根到底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它的合理性最终也只能根据经济必然性加以说明，即利益原则支持着人们对科学技术评价系统的解释、改进或取舍，它通过后者间接地支配、约束着人们的具体行为。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从社会时间看，这种利益既不限于眼前利益、当下利益，也不只是长远利益、未来利益，而是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辩证统一；从社会空间看，这种利益则既不限于局部利益、私人利益，也不只是整体利益、公共利益，而是私人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公共利益的有机结合。换言之，作为进步道德基础的，乃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具有合理性的科学技术都必然有利于促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都必然能够为人们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都必然能够为人们拓展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从而使人们的生存环境、生存状况得到改善。合理的利益原则与正确理解的生产力标准是一致的。生产力是人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评价科学技术合理性的基本标准。这里，应特别注意两个问题：其一，不能将生产力的发展与有限时空的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混为一谈。作为科学技术标准的生产力是个总体性范畴，是指社会总体的生产能力，它的发展最终表现为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趋势；其二，不能把发展生产力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分离甚至对立起来。社会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表现和物化形式，因此，它的发展有利于扩大自由时间和社会空间，有利于促进人的自由。但是，由于经济价值目标与精神价值目标、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局部目标与整体目标等之间都经常地存在着矛盾。有时，这种矛盾还很尖锐。在进行科技评价时，应时刻注重：物是手段，人才是最终的目的；物质财富、技术手段的进步，归根到底是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服务的；眼前的局部利益的追求不能损害长远的、整体利益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以对大多数人的本性的摧残和对人的自由的损害、剥夺为前提，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应该在现实中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完全一致起来。
马克思对于科技合理性的反思，是与社会批判、社会革命相互贯通的。马克思发现：科学技术的正负效应，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时空、生存方式的影响，与现实的社会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味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对抗。工人同其劳动产品及劳动本身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都体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合理的一面。由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及闲暇时间的占有，工人的时间几乎只是劳动时间。马克思愤怒地揭露：“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跨了，心智也犷野了。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还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投入这种极端退化的境地。”[6]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由此，马克思得出革命的结论：以“自由人联合体”取代现存社会，重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为此，需要对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马克思预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们将第一次享受充分的自由时间和自由空间，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在这种崭新的社会时空中，科学技术的目标、发展、运用、作用、结果等都会发生根本变化，科学技术合理性才真正充分实现。此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真正能够自主自觉自愿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而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则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收稿日期：2000-11-0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19．
[4]（荷）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54．
[5]（荷）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