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篇1
[论文摘要]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提出六个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以指导金融监管法的实施。
[论文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担负着货币供应、资金融通、资本形成、风险管理、支付服务等一系列特殊职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是利益产生的同时风险也相伴而生，另外金融市场的多变性、自发性等特点也决定了金融市场必须要有法律和制度的监管，才能确保金融活动的稳定进行。因此，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体系中占有基础的重要地位。
一、金融监管法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是金融监管机构利用公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而金融监管法则是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我国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法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是规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最有力工具。进行金融监管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和债权人利益。进行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的要求。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
二、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金融监管法所确认并反映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另外，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因此，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有别。它往往与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金融政策目标等密切相关，是一国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在法律上的反映。
我国对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说法不一，但是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介绍我国金融监管法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统一监管是宪法依法治国理念和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在金融监管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监管，就是监管法定，是指金融监管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监管包括监管主体的法定性、监管内容的法定性﹑监管程序的法定性和监管权力的法定性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七条与《保险法》第九条也分别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依法监管原则要求合法的金融监管主体利用合法的监管职权，遵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法定的监管行为。该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地接受监管；①第二，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职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进行监管活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第三，金融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职权的取得，范围和程序都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第四，金融监管应有平衡制约机制，必须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权力是把双刃剑，既然法律赋予权力，就应同时对权力加以限制，避免滥用。
（二）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Quintynandtaylor（2002）在2002年发表的“监管独立性与金融稳定性”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监管独立性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这一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包括监管机构相对于政治干涉的独立性和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行业俘获”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能得到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才能够保持充分的独立性。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独立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独立于政府。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按理论讲，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独立、执行独立、规制独立和预算独立四点特征。
（三）合理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即适当。行政执法不仅要求做到依法行政，更要做到合理行政。金融市场合理、适度的监管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金融市场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合理适度监管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维护公平竞争，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根据适度监管原则，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第一，金融监管必须以金融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为基础，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应让其自我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才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的介入。第二，监管者应避免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容易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侵犯，抑制市场活力，监管者应尽力避免。第三，在金融市场失灵、金融行为不当时，应该能及时应对、运用适当的方法、有力的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第四，应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级分类，区别监管，运用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理念，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四）公开、公正原则
公开原则或称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含义是金融监管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根据公开原则，有关金融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以保障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对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的知情权。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三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公正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要按照公平、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公正原则要求监管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平等对待金融市场上不同的被监管者。公开、公正原则不仅是金融监管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其他金融活动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五）安全与效率并重原则
安全与效率是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金融安全原则要求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金融安全关系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也是金融监管的根本出发点。而金融效率原则是指监管者应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本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作用。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同时也为防止金融监管过度所必需。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并重，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的前提，金融效率是金融安全的体现和终极目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体现了这一原则。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监管应讲求经济效率，即金融监管不应导致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而是要通过规范、引导和鼓励等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二是金融监管应讲求行政效率，即金融监管应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化的金融监管目标和效果。金融安全原则和金融效率原则并重，才能最好的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保证金融市场健康稳定。
（六）协调监管原则
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篇2
关键词：金融机构；自律；监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和经营金融业务的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外资金融机构等。对于从事金融业务的这些机构而言，诸如市场风险、制度风险、机构风险等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对其经营具有负面影响，而且还可能引起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动荡。同时，除了这些客观存在的风险之外，由于金融机构违规操作等主观因素带来的风险也因其极具破坏性，而日益受到监管当局的关注。
一、金融机构违规操作现状及金融监管的主要模式
（一）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传统体制的影响以及监管失效导致的违规。如长期以来积累的体制性、机制性因素，如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企业建设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贷款，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的现象；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善，造成庞大的不良债权，导致金融资产质量不高的状况；金融机构业务中违反利率政策，采取各种方式高息揽存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存在。此外，我国证券、期货市场也存在不规范的经营、违法违规现象，如一些证券机构和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与少数银行机构串通，牟取暴利，将股市的投机风险引入银行体系；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逃避国家监管，违规进行境外期货交易，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上市公司不规范，上市甚至成为扶贫圈钱的手段。对此，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采取相应措施，遏制上述风险，防患于未然。
(二)监管模式
为防范金融风险，各国都通过采取不同的金融监管模式来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规避风险。由于不同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以及立法等，各国的政治背景、地域、文化、经济发展进程、法制传统以及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经济的监管也各不相同，各国金融监管框架和组织结构千差万别，并没有统一固定的框架。目前有影响意义的金融监管框架和组织结构有两类：其一，以非制度化著称的英国模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即属此类；其二，以规范化闻名于世的美国模式，其监管比较严厉，日本、欧洲大陆国家多属此类。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主要是采取政府监管为主导的监管模式，这种方式有诸多弊端。比如，在监管体制上，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之间，各监管机构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各监管机构与分支机构之间，尚未建立起明确完善的协调机制；在监管内容上，偏重于合规性检查，风险性检查不足；在监管依据上，法规、规定不完备，监管活动随意性较大；金融业自律机制和社会中介机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监管资源不足，监管漏洞较多。因而，修正我国目前的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水平是本文要研究探讨的重点。
二、自律监管在我国金融监管中的地位、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自律是指金融机构自行制定规则，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实现自我监管、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广义的金融机构自律不仅包括每家金融机构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还包括金融业的行业自律，即由金融机构联合成立的同业公会或会员制交易所，制定行业自律公约实行自我约束。本文就广义的金融机构自律进行研究。
（一）地位
金融机构的自律是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由于其主要基于金融机构的自觉行动，缺乏可操作性，而且由于企业存在诸如主观介入较多、灵活、弹性大等特点，易产生负面效应，如滋生腐败，因而不被重视。但作为非政府监管的一种，自律监管又具有监管成本低等优点，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国外，自律在金融监管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瑞士主要的自律机构如瑞士银行家协会（SBa），它组织银行自律指南，包括交易期权和金融期货、抵押物评估、交易和衍生金融产品风险管理、证券交易行为指南等，并协助央行对资本外逃、逃税及类似的违法行为给予制止和处罚，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自律的理论依据就是经济学当中的俱乐部理论。该理论认为，俱乐部成员如按俱乐部的规定约束自己的行为，就可以享受会员待遇，如果违规就要出局或接受其他惩罚。其实，违规造成的最大惩罚就是该会员将无法在类似组织中继续发展，享受以前的优待，而且即使从事其他活动也会因其有“前科”而受到歧视。就金融机构而言，促使其自律的压力和动力除了来自法律的威慑，还与这种俱乐部理论的进一步应用、完善密切相关。
三、激励金融机构自律的因素
（一）前提条件——完善监管立法
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法规体系也在不断发展、日趋完善，作为金融监管最强有力的手段，其主导地位在现阶段仍是不容动摇的，它也是促使金融机构自律的前提条件，是规范、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的保障。要根据国内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国际金融监管变化的新趋势、内外资金融机构监管并轨的需要，做好相关法规的废、改、立工作。同时，强化对金融监管执法的监督，建议让非金融监管职能部门承担这一任务，如法律部门、内审部门，以防止出现监管漏洞。
（二）根本--提高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是金融机构自律水平高低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而我国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远落后于金融业的发展水平，部分从业人员的违规、违法行为就会给金融业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损失，因而着力提高其素质已成为必要而紧迫的选择。对此，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1、完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查制度
目前，现有的金融业还没有针对从业人员的严格、清晰的法律、法规、制度要求，作为风险较大的行业，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诸如道德、知识、技能、心理、身体素质，因而要严格从业人员的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加以控制。
2、建立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激励机制”重在让从业人员不想违规，“约束机制”则使从业人员不敢违规。具体说来，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违规行为相对比较重视，而对按章操作、遵纪守法者却无相应的激励，以至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有违规经营逐利的动机，而无照章办事的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各监管部门要适当转变“禁止违法经营”的监管方式，改为“鼓励守法经营”的激励方式，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降低为查处违规行为而投入的巨大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三）核心——加强内部控制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是金融机构的一种自律行为，是为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和防范风险，对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从事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约的方法、措施和程序的总称。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概念看，其控制对象包括：决策机构和决策人，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所进行的各项业务活动；其控制内容包括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制约机制三大类别。重视和加强内控建设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持续发展的关键。
（四）关键——行业自律
行业自律具有双向性：对外能维护金融业的整体利益，对内能改进行业系统管理，加强同业约束。金融同业公会可担此重任，有效地弥补金融监管的不足。其自律监管范围主要是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针对微观操作行为与地方金融活动进行自我协定和约束，尤其是存款经营、贷款发放、结算制度、利率管理、产品开发、业务交叉、信息披露、违约制裁及同业纠纷等，并随业务的发展不断扩充其职能。
（五）重要保障——发挥外部中介力量的作用
如英国实行报告会计师制度，其报告会计师的职责是定期报告有关银行的内控情况，检查监管当局的规定和要求的执行状况，核定银行数据和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并提出分析报告；再如，瑞士借助外部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这些事务所审查的内容包括：账目、执法严格程度、内控制度及银行家协会自律监管指南执行情况，如发现违规情况，被审机构要限期整改并上报监管核心机构FBC，费用由银行支付。
就我国目前中介监管机构的发展看，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的功能较为单一，通常只限于核定注册资本金，因此可借鉴英国、瑞士的经验，适当扩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职能，采用其收费制度，以提高我国现有金融监管效率并降低监管成本，弥补单一依靠监管机构的不足，形成对金融业的社会监督，建立更为全面的监管体系。
（六）粘合剂——完善金融业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内控机制和外控机制的有机结合点。我国需要完善有效的金融业信息披露制度。
金融机构就要在国家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练好内功”，完善内控机制。在我国，立法和执法一直都重视国家监管，而对金融机构的行业自律和内控机制的完善没有足够的重视。这种内控和外控的不平衡削弱了外控监管的效果，无益于金融整体安全。而信息披露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再加上监管对信息披露的制约，有利于将国家金融监管的外控机制转化为金融机构的内控动力。国家监管对信息披露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的要求，就势必会给金融机构经营造成压力，使其增强透明度，由于金融机构的经营都处在大众的视线内，经营不善会导致公众对其信心的丧失，他们就会努力完善内控机制，避免违规操作，保持良好的经营状态。
因而在监管工作中，要将“他律”与“自律”相结合，以“他律”作为“自律”的有力保障，将“自律”视为“他律”的最终目标，促使金融机构从“他律”向“自律”过渡，从“外部约束”向“内部激励”转变，从而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促进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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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篇3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实证检验改革建议
[中图分类号]F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8-0114-01
一、金融监管理论概述
目前，根据金融监管的功能、作用、方法等内容可以将金融监管理论划分为四种，它们分别是：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金融监管的政治理论、金融监管的权衡理论和金融监管的法律理论。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认为，国家应当本着服务社会的目的，运用国家机器干预自由的金融市场，弥补自由市场失灵的不足，让金融的发展更多地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金融监管的政治理论认为，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也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因此，政府过去的干预往往是有害于金融发展的，并不利于市场的完善和进步。金融监管的权衡理论认为，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干预的失败和自由市场的失灵是同时存在的，二者皆有好有坏，必须权衡利弊均衡调节，二者不可偏废其一，亦不可过分依赖政府调节或者过分信任市场行为。金融市场监管的法律理论主要是从法律的角度对市场行为进行约束，该理论主张国家要完善相关法律规定，规范市场行为，构建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和经营环境。四种理论各有侧重各有利弊，如何将这些理论灵活运用到实际中促进我国金融监管的改革，推进金融市场繁荣稳定才是我们应当思考的核心所在。
二、实证检验金融监管理论是否有效
本文根据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库、金融发展和结构数据库等的数据，选取100家进行数据实证分析，探讨这四类监管理论的有效性和实际效果。我们主要观测的指标有九个方面，分别是：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程度、政府对金融的监管影响力、银行的集中程度、国家经济对外开放程度、金融监管的独立性、私人监管权力、债权人权利指数、产权指数和金融发展水平。每一项指标的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综合起来便可以比较全面地衡量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情况和金融发展水平，并探讨出金融监管理论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首先，根据笔者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在实际中是不利于金融业的繁荣发展的，数据结果显示，如果一个国家对金融的监管和干预权力越大，政府对银行的拥有程度越高，是不利于金融业的健康和发展壮大的。其次，在银行集中程度方面，如果银行集中程度比较高，那么国家对金融的干涉就比较容易，干涉程度也就越深，相应的对金融的影响也就越为不利。而相反的，如果能降低集中度，提高竞争力度，则是有利于金融发展的，此外开放程度越高相应的金融发展往往也会更繁荣。再次，通过研究表明，金融监管和金融运行的法律体系建设和完善也是有利于金融业发展的。规范的法律能够为市场提供公平的运行机制和竞争平台，从而促进金融繁荣，因此，金融监管的法律理论是适用于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最后，在金融监管权衡理论方面，我们认为如果能够大幅提高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和民间监管力度，也是有利于金融业发展繁荣的。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建议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金融体系的发展很不完善，为了进一步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壮大，本文为国家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是要提高监管独立性，促进监管的公平公正。政府的行政干预是无法保证市场公平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任何有行政约束的地方都会引起寻租行为，最终会给市场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其次是要完善法律体系建设，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努力用法律来约束市场行为和国家行为，构建统一公平的法律体系就是为金融运行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游戏准则，这样既为金融企业提供了运行标准，也为监管机关提供了监管依据，对规范金融市场行为是非常有利的。最后，我们要努力促进监管信息公开化，提高民间监管力度。民间力量是一股不容忽视的监管力量，在金融监管中我们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鼓励相互监管相互举报，让违法违规行为无处遁形，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弥补政府监管的不足和漏洞，全面约束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保证整个金融市场的规范性运行。
四、结语
金融业的兴起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但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这种虚拟经济也在不断地给社会经济稳定带来威胁和困扰。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至今仍未褪去，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必须不断创新金融监管，约束不合法不正当的金融投机行为，努力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繁荣和稳定。
【参考文献】
[1]刘晓星，赵鹏飞，卢菲.全球化条件下金融监管指数构建及其国际比较[J].江苏社会科学，2014（01）.
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篇4
早在2001年，加拿大在联邦政府之下成立了专门的金融消费者管理局即FCaC，全面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发酵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加强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并于2010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同意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简称CFpB。美加两国成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虽有相似之处但是更多的是不同。
两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各有特色。FCaC是在双峰理论的指导下成立的，对于金融业相对保守的加拿大来说，其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十分完善。而美国的CFpB则是金融危机的产物，基于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力度不足的反思，其加大了对金融消费者的全面保护，同时也强化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二、对我国的借鉴
金融危机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专门化已悄然成为国际趋势。然而，我国并没有专门的保护机构，在监管模式中，混业监管依然是主导地位。这种松散的监管模式监管力量薄弱，极易出现监管漏洞。在国际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专门化的潮流下，以及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全面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的同时，要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为此，要建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一)机构地位
1.行政机构
根据美国、加拿大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无论是隶属于财政部，还是负有独立的地位，其均为行政机构，因此，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也应当是行政机构。根据加拿大的双峰理论模式，我国的金融机构应当独立于金融监管机构，这样既能保护金融消费的利益又能保障金融机构的稳定，不存在利益冲突问题。
2.预算经费
其行政机构的性质决定了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其经费可以独立使用。经费独立能较大程度上保障其独立运行，不受其他机构的干预。
(二)职权范围
1.规则制定权、检查监督权、处罚执行权
依照美国、加拿大的模式，应当负有规则制定权、检查监督权和处罚执行权。可以依据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规和日常金融活动中出现的金融消费问题，制定相关细则。对金融机构的推出的金融产品和提供的金融服务进行检查监督，并可以依法对其进行整改，也可以对金融机构的违规情况进行处罚。只有具备上述权力才能为金融消费者提供全面、及时的保护。
2.纠纷处理
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内部应当设立相关的纠纷处理部门，以便及时化解金融纠纷，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美国消费者金融投诉部的做法，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障投诉渠道。应当完善金融消费者的投诉途径，方便其及时投诉。可以开设网站、传真、电话、邮箱等快捷便利的渠道。第二，严格控制纠纷处理时限。对于金融纠纷的处理期限，应当加以限制，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解决的金融纠纷，应及时转交其他部门进行处理，以便高效地处理。
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篇5
【关键词】民间金融法律缺位监管主体缺位
民间金融，又称“非正规金融”，是指不受国家法律保护和规范、处在金融当局监管之外的各种金融机构及其资金融通活动。民间金融具有弥补正规金融的不足、促进市场机制发育完善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又具有干扰信贷政策、扰乱金融秩序、助长金融犯罪等消极效应。作为自发生成而又在政府管制之外的制度安排，民间金融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所以有必要用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加以规范和监管。
一、我国民间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于公共利益理论的分析
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一直以公共利益理论为理论基础。公共利益理论，又称金融市场失灵论，根植于福利经济学有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念和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该理论体系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看不见的手”的自控调节机制的怀疑，认为金融市场同样存在着市场失灵，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金融监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是“市场失灵”，监管的目的消除市场失灵现象和不公正行为，从而增进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植草益认为：“如果这个体系(市场机制)是完美无缺，那么，国家就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干预。但是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因而就产生了国家对其进行参与和干预的必要性。”我国民间金融是一种金融活动，也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因而需要政府对其进行监管。公共利益理论可以合理地解释进行民间金融监管的原因。但是，我国民间金融监管无论从法律制度上，还是具体执行上都存在极大的落后性和不完善性。因此，为建立良好的金融秩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必要对民间金融监管的缺位作进一步分析。
二、我国民间金融监管的现状
从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国家均倾向于将各种金融形式纳入正规金融的体系，从而实施有效监管。但由于转轨经济国家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普遍形成了国有垄断金融占主导地位，民间金融组织多半处于非法或者半非法状态。其与正规金融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两种制度难以兼容，形成了金融市场上不和谐的二元格局。民间金融具有处于金融监管当局的日常管理系统之外的特性，在法律上，除了极个别发生在特定范围内的私人借贷关系之外，绝大多数民间金融均被定性为非法金融，没有合法的法律地位。与我国民间金融相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颁布的部门规章、办法等，对民间金融的监管也只是散见于《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和《刑法》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之中。针对目前民间金融在运行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监管层所采取的最为常见的主要监管手段是禁止。比如在2003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擅自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非法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官方的禁止、整改与查处只会使民间金融暂时性的由地上转入地下，从而成为监管盲区下的“灰色金融”。
三、我国民间金融监管的缺位
（一）我国民间金融监管法律缺位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民间金融实施监管。《中国人民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这两部监管金融的法律也都没有对民间金融作出规定。国务院尽管在2005年规定银监会负责认定、查处和取缔非法集资，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工商总局、证监会、保监会等有关部门及非法集资行为发生地的地方政府要配合银监会展开非法集资相关工作，但对民间金融和非法集资的区别以及非法集资的认定都没有作出规定。民间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不完善，这也使得实际上无人监管民间金融。
（二）我国民间金融监管主体缺位
金融监管作为一项较为特殊的政府干预活动，监管能否得到良好执行，就要有明确的监管主体落实执行金融监管，监管机构的权威与独立性是必须的，且各个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的，不会存在彼此冲突或牵制的情况，即便出现问题也能控制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2003年前，我国民间融资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但2003年4月央行机构改革，分拆出了银监会，在之后的一段时间，民间融资监管者未明确。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都没有对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的监管职权予以明确细化，使得非法集资、合会诈骗等行为没有确定的监管主体。所以我国民间金融有效的监管必须要有明确的主体，否则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发生权责不清，相互推诿的情况，使监管变得混乱，甚至直接对监管对象造成影响。这也是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现实状况中的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加强我国民间金融监管的措施
（一）制定专门的民间金融法律规范
对我国民间金融活动实现有效监管,就需要制定更多的专业性法规,以及具体的监管办法、规定和实施细则等,最终实现依法监管。当前政府在政策上虽然默认了部分民间金融组织，但我国尚无一部专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可以作为民间金融监管依据的法律。在这种法律缺位的情况下，我国民间金融大量存在却不易控制，呈现出无序状态。我们应当尽快制定属于我国的《民间金融法》或者《民间金融行业协会管理条例》。在法律条款中应该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民间金融的合法性，赋予民间金融以合法的地位
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依法成立的民间金融组织，其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应受法律保护。明确专门法调整民间金融的组织规模、资金要求、业务范围、贷款利率等。对于人员较少且规模较小，借贷数额少的民间金融组织，可以按现有的民间惯例自主运行。待达到一定规模时，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予以评估，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考虑确认其民间组织的合法地位。
2.规范利益纠纷的法律解决途径
长期以来，由于民间经济组织的合法地位的不确定性，不管是民间金融组织还是贷款人，一旦发生利益纠纷，无法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3.进一步明晰法律概念
合法与非法集资、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区别有很大的争议，目前对于这些概念，法律还没有指出具体的罪与非罪的标准，仅在刑法中做了一般性规定。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因此，《民间金融法》的出台应肯定民间金融的地位，确定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的区别，以便在对民间金融监管过程中有法律规定可依。在《民间金融行业协会管理条例》中应明确行业协会的产生、监管权限、监管程序、行业协会与银监局的关系以及违反监管的惩罚措施。
（二）明确将民间金融的主要监管权赋予银监会，并积极发挥民间金融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
由于民间金融的风险特点、监管内容及监管技术和正规金融有着较大的差异，对其监管必须充分考虑其具体特征，而不能直接套用现有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模式。但是如果新设一个独立于正规金融监管之外的监管机构，容易造成操作难度和监管成本的增加。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基本的职能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虽然人民银行也赋予监管权，但随着“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确立，人民银行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职能逐步剥离给证券会、保监会，特别在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业剥离出去了，人民银行的职能更被集中地定位于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因此，在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监管模式下，人民银行也不宜更深地介入民间金融的监管。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我国银行业监管的专业机构，主要承担着中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银行。依据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银监会不仅有明确的、细化的监管规则，而且拥有完整的内部和外部监管机制，更重要的是它有一套独立化的机构设置，因此，民间金融应由银监会实行统一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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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篇6
关键词：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监管
abstract：Sincethefinancialsystemreformisdeepening,nonbankingfinancialinstitutionsinChinadevelopquickly.Buttherearestillmanyproblemsexistingintheforeignexchangeoperationsinnonbankingfinancialinstitutions.thisarticletalksabouttheimprovementofsupervisioninnonbankingfinancialinstitutions'foreignexchangeoperation.
Keywords：nonbankingfinancialinstitutions，oreignexchange，supervision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12-0034-03
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存款类机构（如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证券类机构（如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保险类机构以及其他类机构（如金融租赁公司等）。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方式灵活、业务种类繁多、服务范围广泛，在外汇资金融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时间普遍较短，相关法制建设滞后，行业自律管理尚不健全，隐藏的外汇风险不容忽视。因此，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的监管十分必要。
一、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现状
（一）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经营范畴
根据《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经营外汇信托存款、外汇信托放款等16种外汇业务。保险公司外汇业务主要包括外汇保险业务和自身外汇收支业务。证券公司外汇业务包括外币有价证券的经纪业务、外币资产管理业务、外汇同业拆借业务等，其中，绝大多数证券公司以外币有价证券的经纪业务（即B股经纪业务）为主。自1992年B股市场建立后，境内外投资者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以美元（上海）和港元（深圳）计价交易境内公司股票。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可以开展即期结售汇业务。
（二）现行的外汇监管法规和监管现状
目前，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的法规依据主要有2008年修订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1993年颁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以及补充规定、《保险外汇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2年）、《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操作规程》（2003年）、《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办法》等。在分业监管的模式下，我国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的职责，分别由外管局、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行使。总体来说，外汇管理部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管理主要包括相关外汇业务市场准入管理、开展外汇业务所涉及到的账户及汇兑管理等方面。
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业综合经营给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带来了挑战
始于1994年的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有效抑制了国内转轨时期不成熟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中的内在风险，但从长期看，金融体系发展遵循市场化规律，因而具有综合经营的趋势。目前，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银、证、保在相关业务领域的融合都有了较大进展。
在综合经营的条件下，仍是分业监管模式，市场准入、合规性监管、风险性监管的职责被割裂行使，形成了多头监管和监管空白并存的局面，降低了监管效率。目前，外汇局要求中资金融机构报送外汇资产负债表，即包括证券、保险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均应及时、准确、完整报送。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要求向外汇局报送客户的外汇收支及账户变动情况，但是，向外管部门报送的报表资料仅仅是一些简单的统计数据和外汇账户备案情况。由于经营风险和外汇收支风险不能截然分离，靠这些业务信息进行日常监管，很难了解到外汇业务的经营状况，更谈不上达到防控风险、维护稳定的金融监管目标。
（二）现行监管体制约束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的正常发展
一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和国际收支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外汇管理政策已经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很多政策制定的背景是当时外汇资源稀缺，目的是防止逃汇、套汇。这些政策，一方面对外汇资金运用限制过严，滞后于新业务、新产品的市场需要，难以跟上外汇金融创新的步伐；另一方面难以识别、防范异常资金跨境流动，不能完全满足监测、预警的需要。
二是法律法规缺失且相关条款界定不明确，无法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只有保险行业在2002年了《保险外汇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3年了《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操作规程》等。而对证券、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迄今未专门的外汇管理规定，一般只是通过发出部门文件的形式对其业务进行管理，如：《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境外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外管局在进行外汇业务管理时，只能将这些文件作为办理依据。比如：在为证券公司办理外汇业务准入时，所依据的是：《关于下发和的补充规定的通知》、《关于调整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范围的通知》。
（三）外汇监管部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投入较少
由于监管能力受到相应的资源约束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相对较少，外汇监管部门习惯于将监管力量更多地投入在银行类金融机构上，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较少顾及。对非银行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不到位，导致监管部门不能识别和判断其外汇业务经营中的风险，也不能分析其业务的各项经营指标，从而无法全方位监测跨境资金的流动并实施预警。
三、构建高效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体系
从微观经济学“效用理论”的一般原理出发，金融监管所追求的两个目标是金融稳定（S）和金融效率（e）。在其他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取得相同程度的金融稳定和金融效率，所需支付的成本是一定的，即两目标的相对价格不变，所以金融监管的效用函数为U=U（s，e）①。同时，由于一国的金融监管能力受到相应的资源约束，因而这些资源约束将在经济模型上反映为监管预算线。这里，我们使用简单的效用模型假设，假定金融监管的预算约束线符合一般商品预算线的性质，即B＝psS+pee。显而易见，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金融监管就是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在两个基本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金融监管的最优化（见图1）。
依据上述基本模型，经过静态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发展的原则应是在监管水平约束下的适度推进；二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监管，就是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在稳定和效率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监管的最优化。就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银、证、保分业监管框架形成时间不久，短期内将各监管职能再统一到一个机构下不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借鉴美国监管模式，采取功能型与机构型监管相结合，建立外汇局牵头的类伞形监管框架比较切合实际（见图2）。
（一）全面梳理相关法规，加强法制建设
一是根据现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实际发展状况和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和水平，修订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制定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的原则框架。二是对已出台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的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全面清理整合，细化操作措施，明确违规罚则。三是广泛征集法律层面、银行业金融机构层面、非银行金融机构层面以及相关监管层等多方人士的意见，针对不同类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运作特点，制定专门的监管法规制度。尤其应加快出台证券、信托公司等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办法，加强对其外汇收支的合规性监管。四是在上述外汇业务法规制定的过程中，应明确相关行业监管方与外汇局的职责划分，同时也应明确外汇局各分支局的监管内容和重点，以利于其对同级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二）构建现场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全方位监管体系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内容，应全面反映其外汇资金的来源和运用情况，主要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资本金数额、代客业务种类和规模、自有外汇资金投资种类和规模、购汇支付规模及用途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定期将上述信息数据以报表的形式报送所在地外汇局，并将非银行金融机构账户收支纳入“国家外汇管理账户系统”进行管理。监管人员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报送的监管报表和业务数据进行采集、整合、分析，通过建立预警指标，排查异常交易主体和行为。尽快出台非现场监管操作规程，重点对风险状况进行持续监控和动态分析，及时预警，并相机采取监管措施。注重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的有机结合，现场监管充分利用非现场监管的数据资源，同时，通过现场监管，对非现场监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跟踪监测，进而分析问题的根源，对外汇形势进行研判和预警。
（三）建立健全非银行金融机构自律机制
建立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内部控制的评价标准，督促完善内控管理，切实提高内控机制的功效，为实施有效外部监管奠定良好基础。
（四）建立外汇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由外汇局牵头召集保监、证监、银监等监管机构，研究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中涉及国际收支平衡、系统性风险等重大问题。
（五）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执行外汇管理政策的情况进行考核
参照《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对所有开办外汇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定考核办法。考核内容包括业务合规、数据质量、内控内管和其他四个大项；考核办法应涵盖差错记录、证据保全、差错确认、考核扣分、汇总评级等方面；考核结果将影响到该机构的市场准入等方面。
注：
①沿用效用理论的一般原理，我们假定，金融监管所追求的两个主要目标（即金融稳定和金融效率）的关系符合一般商品性质，U=U（s,e）满足一般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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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篇7
一、准金融机构的主要类型及运行现状
（一）准金融机构的主要类型
在我国，准金融机构的概念不属于法律概念的范畴，还没有权威和统一的定义。最早运用准金融机构概念，是在《“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中。根据《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3》，将准金融机构定义为开展融资活动的非金融机构，其中还将各种民间借贷组织、小额贷款公司、私募股权、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组等非金融机构，纳入了准金融机构的范畴。我国现行的准金融机构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不具有金融许可证、不受“一行三会”的直接监管、规模较小、从事特定的金融业务等特征。而在这当中，我国主要的准金融机构主要分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等。
（二）准金融机构的运行现状
准金融机构的不断兴起，也促发了准金融机构跑路和违规经营等一系列问题。如按照我国相关放贷业务的规定，在准金融机构的范畴中，只有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才拥有放款的功能，而融资租赁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具有放贷的功能，但是在现实的经营中，融资租赁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违规经营行为层出不穷。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截止到2013年9月，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就达到了7398家，贷款余额也达到了7535亿元。相比2012年年末的数据，小贷公司的数量增加了1300多家，贷款余额增加了1500亿人民币。小额贷款公司的快速崛起，潜伏了大量风险。2014年，发生了近年来最大的小贷公司跑路事件。无锡市璜土镇江阴丰源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因资金链断裂，而引发了公司的跑路事件，其中相关的私人投资者、法人、银行等等都成了受害者。
2.关于融资租赁公司。截止到2014年4月，融资租赁行业的融资总量达到了23500亿元，其迅速发展蕴藏了潜在的风险。同期，商务部为了防范融资租赁行业的非法集资风险，下发了“关于开展融资租赁行业风险排查的通知”。通知规定，各省的商务厅必须在2014年5月30日以前，对相应地区的融资租赁行业进行风险排查，并将排查结果上报商务部。
3.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截止到2012年年末的数据显示，融资性担保贷款的余额合计14596亿元人民币，共成立了8590家融资性担保公司。庞大的融资担保团队，伴随着放高利贷、非法集资、将出资人的资金挪作他用的风险。2014年7月，济宁世达担保有限公司由于违规经营导致资金链的断裂，随后法人代表自动自首，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由将其拘留。
4.关于典当行。截止到2013年年中的数据显示，我国共成立了6833家典当行，典当余额达到673.9亿元人民币。典当行在其运行中存在着高息揽存的现象。2014年，北京发生了鑫厚通典当行与理财公司合作，用“高息的理财产品”作为诱饵，向客户承诺7%―14%的年化收益，运行中实为将资金投放于房屋抵押债权，最终典当行卷款跑路的事件。
二、我国准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
（一）监管权行使依据的不确定性
目前，我国对于准金融机构的监管已经有了明确的监管依据，但是却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准则，同时存在着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监管权行使的不确定性。
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涉及金融和基本经济制度，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来具体规定。同时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能够设立行政许可。地方省级政府做出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上位法没有规定，二是亟需做出许可。部门规章在上位法许可的范围内，可以设定更加具体的行政许可。所以，在上位法没有具体做出行政许可的时候，除非地方省级人民政府亟需做出行政许可外，部门规章不可以随意做出行政许可。
目前，我国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要是依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来进行监管。在效力的层级上，《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
我国对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前后出台了两个通知和两个办法。首先是2004年出台的《关于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此通知在效力的层级上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然后是2005年出台的《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本办法在法律的效力层级上属于部门规章；其次是2006年颁发的《关于加强内资融资租赁试点监管工作的通知》，此通知在法律的效力层级上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最后是2013年颁布的《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此办法在法律的效力层级上属于部门规章。
我国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分别出台了一个通知和两个办法。前后分别是2009年《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本通知在法律的效力层面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2010年，《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此办法的在法律层面的效力属于部门规章；2010年，银监会出台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知资格管理暂行办法》，此办法在法律层面的效力为部门规章。
关于典当行的监管依据，主要是2005年的《典当管理办法》，此办法在法律上的效力属于部门规章。2012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典当行的行业监管，配合《典当管理办法》的执行，商务部出台了《典当行业监管规定》，此规定在法律效力上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其对加强《典当管理办法》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监管主体的多元化
在现行的准金融机构监管依据中，存在中央与地方监管权的冲突。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假定各级监管部门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使准金融机构监管权的基本取向，那么他们必然以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自利为行为准则，在自利动机的引导下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方案，就可能引发监管部门之间的竞争与卸责，最终导致监管的漏洞和失灵。因此，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权限，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有着深远的意义。在现行监管依据中，中央与地方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冲突有着具体体现。
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要依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其中规定了监管权主要由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实施，而省级人民政府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再次将监管权转移。在我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包括了以下几类：第一，地方金融办负责监管。主要起到审批、监督、协调、处置风险的作用。以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四川省、吉林省、山西省、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为代表；第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监管。由省级金融办牵头，和中国人民银行市分行、省银监局、省公安厅、省工商局、省经贸委等共同建立省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将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金融办，对小额贷款公司主要起到综合指导的作用。主要以浙江、湖北、山东和安徽等省等为代表；第三，成立小额贷款公司领导小组，负责监管工作的开展。小组由省级金融办、工商局和财政厅等组成，共同指导和审批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以辽宁省为此类监管的代表；第四，中小企业局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省级人民政府将监管的权力给予中小企业局，让其开展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和监管工作，此类型以贵州省为例。
对于融资租赁公司，根据《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商务部要对全国的融资租赁企业进行监督管理。为了提高商务部的监管水平和能力，商务部要运用信息化的手段建立“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对融资租赁公司的风险性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主要是对省行政区域内的融资租赁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对经营企业进行业务监管，遇到违法情况应立即报相关部门处理并向商务部反映情况。可见，我国融资租赁企业的监管工作，由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共同实施。
我国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主要是根据《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职责的通知》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来执行的。根据相关规定，国务院在银监会设立了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席会议办公室主要承担以下职责：第一，负责制定促进发展和控制风险的各项政策；第二，拟定宏观的监管制度措施；第三，对地方人民政府执行的风险处置和监管工作进行指导；第四，协调相关部门解决融资性担保业务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办法中的相关规定，由省级人民政府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实行属地管辖。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办法的规定，明确监管部门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监管，并向银监会的联席会议报告工作。而我国各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不同的情况指定了不同的部门负责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类监管机构：第一类，金融办负责监管工作，如四川、广东、山东、辽宁等省；第二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监管，以河南省为代表；第三类，市科工贸信委负责具体的监管工作，主要以深圳市为例。
对典当的监督主要依据《典当管理办法》和《典当行业监管规定》。根据规定，典当监管工作的开展主要由商务部、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县级商务主管部门等部门负责。商务部负责全国典当行的监管，在宏观上对典当行业进行制度性的调控。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主要负责辖区内典当行的监管。县级商务主管部门主要对行政区以内的典当行进行检查，主要是配合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的工作。可见我国典当业的监管工作，由商务部、省市县商务主管部门共同实施。
（三）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冲突
根据我国的监管依据，我国对不同的准金融机构监管宽严不同。总体而言，我国对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的监管限制，严于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的限制，主要因为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拥有发放贷款的职能。对准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部门，有商务部和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直属机构和地方政府制定的金融部门等等。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中，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冲突随处可见。
我国不同的省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拥有不同的办法。现以四川省为例，根据《四川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四川省银监局、省工商局、省财政厅等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责依法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作进行指导和督促，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作。办法中要求小额贷款公司每一季度向当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资产负债表和其他相关统计信息，并定期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市、县级政府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部门提供借款人、贷款金额等贷款基本信息和小贷公司的融资情况、高管人员、股权质押、股权变动等情况。同时，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还要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资金流向进行监管。可见，四川以地方“金融办”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虽然《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由地方省政府规定的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对其进行监管，但是在四川省实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过程中，并非是由地方“金融办”独立实施监管。四川省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作，由地方人民政府“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省银监局等相关机构共同展开。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和四川省银监局与地方省级部门和地方省级“金融办”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多头监管。
《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是融资租赁公司监管的主要依据。依据该规定，商务部对全国融资租赁公司进行监管，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的融资租赁公司进行监管。因此，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中存在中央与地方监管的冲突。
省级政府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权，是由国务院批准，并在银监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等七个部门联合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当前我国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同样是处于双重监管之下。作为中央层面，以银监会为首的七部委组建的联席会议行使决策权和规则制定权；地方的监管执行省级政府指定具体的监管部门（大多数为经贸委）来进行属地管理。
商务部取得对典当行的监管权，是经国务院批准、并由商务部和公安部出台的《典当管理办法》规定的。2012年，商务部印发了《典当行业监管规定》，以此规定来配合前面办法的实施。现有规定中，存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冲突，主要表现在商务部负责全国的典当行监管，省市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典当行的监管。
综上，我国对准金融机构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监管，同时在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和典当行的监管中，暴露了中央与地方监管主体间的冲突，最终将可能导致监管的竞争和卸责，从而引发监管的失灵。
三、中央与地方准金融机构监管权限划分的优化
我国在对准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出现了多头监管的问题。涉及的监管当局较多，且监管主体和监管依据都有所不同。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由省级金融办、中小企业局以及由金融办牵头的联合监管组织；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管，主要是国务院成立的“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在宏观的层面进行监管，以及地方省级政府“金融办”、市科工贸信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进行监管；对融资租赁公司和典当行的监管，主要由中央的商务部和地方的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执行。在我国对准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中，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监管权共存的现状。因此，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优化是研究的重点。
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金融监管的权力逐渐由中央向地方扩散，地方监管主体对金融监管的权力在不断地加强。如2003年，中央将农村信用社的监管权赋予了省级人民政府，地方政府成为农村信用社监管的第一责任人。这种中央分权的改变，不仅实现了金融服务地方化，同时促使了监管责任地方化。
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篇8
【关键词】银行监管博弈均衡
一、银行监管的界定
银行监管是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简称，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监督是察看督促，管理是指照管约束。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Supervise是指照看、主管或检查。Regulate是指决定、确立或控制；依一定的规则、方法或确立的模式进行调整；依规则或限制进行指导；受管理性原则或法律的管辖。BankingSupervision是指监督银行的运行状况和要求银行必须持续不断地按照法规和政策经营。BankingRegulation是指制约银行运作的法律、规则的框架。有学者认为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监管机构依法利用公权力对银行及其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行为的总称。还有学者认为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监管机构依法对银行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经营活动实施规制和约束，促使其依法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又有学者将监管分为宏观监管、中观监管和微观监管。宏观监管是指国际性的联合监管，目前以巴塞尔银行监控委员会及其一系列法规、文件和准则为代表。中观监管是指各国央行对本国的银行业监督管理。微观监管是指银行业的自律管理。
二、银行监管与博弈论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了解。”博弈论（gametheory）就是研究利益冲突的主体人对局的理论。如前所述，笔者认为银行监管的实质是对银行业相关主体利益均衡，银行监管法实质是银行业相关主体的利益反复博弈的结果。
博弈论的经典例子“囚徒的困境”说明社会中每个个体只为自身利益打算时，即使大家都遵守社会规则，个体的行为是不一定符合集体或社会的利益的，甚至也不一定真能实现个体的最佳利益，所以政府协调监管是不可缺少的，并由此对银行监管进行博弈分析。
金融市场主体的个体理性和金融市场的集体理性之间、金融主体之间的利益是有冲突的。一般而言，一个金融主体对待另外一个金融主体的态度是不合作的非理性选择。
银行能够保持稳健经营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存款者对它有信心，只有存款者不同时提款，才能使银行将资产持有至到期日，不因银行提前变现而发生亏损。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存款者的利益不受损害。但如果出现了突发性事件，使提款加速，那么对每一个存款者的理性选择就是趁银行没有倒闭之前加入挤提行列，而挤提行为是集体的非理性，其最终的结局就是存款者与银行同时受损――存款者全部或部分存款无法兑付，银行破产，甚至引发系统性危机。
三、银行业监管的博弈分析
1、银行监管必要性的博弈分析
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来论证银行监管必要性的理论不少，但运用博弈论及相关模型去计量银行内在的不稳定，得出了监管银行经营活动必要性结论的研究不多，戴蒙德和戴维格D（Diamond&Dybvig）银行挤兑模型堪称代表。下面就运用博弈论对银行挤提的必然性进行简要具体分析。
两个投资者每人存入银行一笔存款D，银行已将这些存款投入一个长期项目。如果在该项目到期前银行被迫对投资者变现，共可收回2r，这里D＞r＞D/2。不过，如果银行允许投资项目到期，则项目共取得2R，这里R＞D。
有两个日期，投资者可以从银行提款：日期1在银行的投资项目到期之前，日期2则在到期之后。为使分析简化，假设不存在贴现。如果两个投资者都在日期1提款，则每人可得到r，博弈结束。如果只有一个投资者在日期1提款，他可得到D，另一人得到2r-D，博弈结束。如果两人都不在日期1提款，则项目结束后投资者在日期2进行提款决策。如果两个投资者都在日期2提款，则每人得到R，博弈结束。如果只有一个投资者在日期2提款，则他得到2R-D，另一人得到D，博弈结束。最后，如果在日期2两个投资者都不提款，则银行向每个投资者返还R，博弈结束。
现在一般性地分析这一问题的解题思路。两个投资者在日期1和日期2的收益情况（作为他们在那时提款决策的函数），可以用下面的两个标准式博弈表示。注意这里日期1的标准式博弈是不规范的：如果在日期1两个投资者都选择不提款，则没有与之对应的收益，这时投资者要继续进行日期2的博弈。
从后往前分析此博弈。先考虑日期2的标准式博弈。由于R＞D（并且由此可得2R-D＞R），“提款”严格优于“不提款”，那么这一博弈有惟一的纳什均衡：两个投资者都将提款，最终收益为（R，R）。由于不存在贴现，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一收益替入日期1的标准式博弈双方都不提款时的情况。由于r＜D（并且由此可得2r-D＜r），这一由两阶段博弈变形得到的单阶段博弈存在两个纯战略纳什均衡：一是两个投资者都提款，最终收益情况为（r，r）；二是两个投资者都不提款，最终收益为（R，R）。从而，最终的两阶段银行挤提博弈就有两个博弈精练解：一是两个投资者都在日期1提款，两人的收益分别是（r，r）；二是两个投资者都不在日期1提款，而在日期2提款，两个在日期2的收益分别为（R，R）。
前一种结果可以解释为对银行的一次挤提。如果投资者1相信投资者2将在日期1提款，则投资者1的最优反应也是去提款，即使他们等到日期2再去提款的话两个的福利都会提高。这里的银行挤提博弈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囚徒的困境：虽然两个博弈都存在一个对整个社会是低效率的纳什均衡；但在囚徒困境中这一均衡是惟一的（并且是参与者的严格占优战略），而在这里还同时存在另一个有效率的均衡。从而，这一模型并不能预测何时会发生对银行的挤提，但的确显示出挤提会作为一个均衡结果而出现。
因此，在市场中，银行业会出现大量的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垄断、外部性等导致市场失灵的问题，如果让银行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进行自发地配置金融资源，金融资源会因为市场失灵而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所以，为了纠正市场失灵问题，必须对银行业进行监管。
2、监管工作各主体的博弈策略
监管者与被监管者是主要的博弈双方，它们在监管工作中形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地方政府是不请自来的第三方，它更多的扮演一个仲裁、调和者的角色。在监管工作中，监管者、被监管者和地方政府都权衡自己的利益成本，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博弈策略。
（1）监管者。在监管工作中监管者居于主导地位，他们依法严格监管的主要收益：获得单位领导和上级部门承认，取得所谓政绩，得到被监管者的尊重，维护一方的金融秩序，在目前的收入分配体制下，依法严格监管者并不会得到应有物质利益。主要的成本：得罪被监管机构，与被监管机构关系紧张，如果地方政府站在被监管机构一方的立场上，也会与地方政府形成一定的对立，在今后的工作难以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衡量成本与收益，如果监管者的劳动得不到领导和上级的承认，监管行为又得不到有效的监督，根据趋利避害、有利于己的原则，一些监管者会采取这样的策略：上边既能过得去，下边也不去开罪，检查走过场，感情多联络，使监管工作处在低效、失效的状态，见表1。
（2）被监管者。实际工作中，如果只对被监管机构提出整改意见，被监管者大都可以愉快接受，如果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则对被监管者来说只有成本没有收益，成本主要表现在：罚款经济上受到损失，处理人个人前途受到较大地影响，向上级领导无法交差，机构声誉受到损坏。根据依法监管的原则，配合监管、主动交待金融机构只会博得一个态度好的虚名，依然逃脱不了被处理的命运，说情、抵赖也许会加重处罚，也许会绝处逢生，各拥有50%的机率，权衡利害得失几乎所有的被监管者都会选择抵赖和说情的策略，见表2。
（3）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监管博弈中可以说是不请自来的第三者，它无需付出成本，不论结果怎样都会赢得各种方式的收益：如果把情讲得下来，金融机构自然会感恩戴德，在支持地方上项目融资中尽最大地努力，政府的威望在金融机构中会直线上升，以后工作中金融机构如不配合，再遇到麻烦政府就不会再予以协调；如果情讲不下来，反正我已尽了最大地力量，心已尽到了。因此在监管的博弈中，地方政府总是站在金融机构的一边又打又压乐此不疲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协调，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见表3。
3、监管工作弈的均衡分析
在分析了监管工作中各主体的博弈策略后，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监管工作中的博弈模型，更深入地分析监管博弈中的均衡情况。监管者、被监管者和地方政府的三方博弈模型如模型1、2。
（1）子模型1的均衡解是a2。在监管博弈中，地方政府几乎毫无例外要选择调和的策略，因为它毫无成本付出，选择调和可以很轻松地在金融机构中先得一分。对当事金融机构而言，选择合作和监管部门处理好关系诚然十分重要，但是在面对行政处理、经济处罚和声誉受损的时候，大多数金融机构还是选择了抵抗和说情，正面的反抗可能导致监管者更严厉的惩罚，但是侧面的说情、诉苦往往会引起监管者的同情，对检查结果作一些技术性处理，逃脱法律的惩处。在严格监管的条件下，个别情况说情可能会遭到惩处，但是逃生的机率也很大，二者分别占40%和60%的机率。因此，子模型1.1的均衡解是a2，这是各方均理性的选择对自己最优策略的结果。
（2）子模型1.2的均衡解是a4。同样的道理，政府会选择调和的立场，我们对此不再赘述。即使在比较宽松的监管氛围下，如果监管者把检查出来的一些问题逐级上报，按法律和程序进行办事，被监管者仍然不能避免受罚受损的结局，在理性思维的支配下，选择说情仍是其必然的选择，宽松监管、关系良好更增大了说情成功的可能性，在地方政府的斡旋和压力下，监管者似乎也找到了退一步与人为善的理由，因此，a4也就成为子模型1.2的均衡解。社会就像一个生态圈，三方都是智者，但是却造成了监管的低效和失效。
（3）严格监管和宽松监管的选择。严格监管还是宽松监管？这是很多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严格监管的主要前提条件：一是监管者所辖金融运行不太良好，金融秩序混乱，有可能酿成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监管者担心背负较大的责任；二是具有严格的监管问责制，对监管者的再监管比较到位；三是被监管者藐视监管者，两者关系紧张，监管权威受到挑战；四是主要监管领导年富力强，事业心强，想做出一番政绩；五是具有良好的绩效考核机制，监管者的劳动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承认。宽松监管主要的形成条件则与此相反，主要有如金融运行良好、与被监管者具有良好的个人关系、绩效考核不合理、监管问责不到位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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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篇9
一、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协调关系涵义与内容的理论分析
(一)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协调关系的涵义
1．银行监管的货币监管与机构监管之分。
界定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关系首先涉及银行监管的分类。根据监管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银行监管可以区分为货币监管与机构监管。所谓货币监管，是指为实施货币政策所必需的旨在确保货币政策操作和传导的有效性而由中央银行对或金融进行的监督。而所谓机构监管，则是指监管当局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依据有关法规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退出、日常营运等各个方面进行的监督管理。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总会伴随着一部分监管职能，如对与中央银行有贷款关系的金融机构进行检查、对法定存款准备金达不到标准的金融机构进行处罚、对有关直接或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如管制利率、信贷限额、消费者信用控制等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等，这部分监管职能是货币监管而不是机构监管。
从上看，货币监管与机构监管都是起源于早期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由于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可以成为迫使金融机构遵从其指示的一个砝码，因此中央银行就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检查。这样，“最后贷款人”职能实际上确立了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的核心和主导地位，进而奠定了实施银行监管的基础。但是，在自由市场时期，以及遵奉“看不见的手．”范式的古典和新古典占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理论背景下，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还仅仅局限在防止银行挤提风险的层面上，中央银行并没有据此干涉金融机构的具体经营行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实现了对“看不见的手”范式的革命，政府开始对经济和金融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管理。受此影响，一方面，中央银行在统一货币发行职能的基础上发展起了货币政策职能，最后贷款人职能和存款准备金制度成为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与此相关的货币监管日益加强；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在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业务管制，即机构监管不断加强。自此，货币监管和机构监管沿着不同的体系不断发展。
2．货币政策与货币监管和机构监管的关系。
由于货币监管主要为货币政策服务，因此货币监管对货币政策具有从属性或依附性。表现在：其一，货币监管服务于防范货币政策操作中的资金风险。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是在与商业银行业务往来中进行的。在业务往来过程中，中央银行为了确保贷款的安全性，往往要对商业银行业务活动进行检查，。这种检查是基于贷款协议的安排，性质上与商业银行对借款企业的信用检查相同，具有较强的业务性或经济性，而不是上或法律上的行为。其二，货币监管服务于督促有关货币政策法规制度的有效落实。中央银行为了确保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操作而制定实施了一些法规制度，货币监管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这些法规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如监督商业银行严格执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监督落实利率政策等。特别是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管理、贷款规模管理、现金管理等的实施，依赖于对金融机构严格的货币监管，甚至把货币监管视为货币政策的工具。其三，货币监管服务于货币政策目标。货币监管是为实施货币政策服务的，其目标必然依附于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的目标。
与之不同，货币政策与机构监管则是相对独立的。表现在：其一，行为方式不同。机构监管依靠法规来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直接作用于微观金融主体，要求它们必须达到规定的标准或者按标准行事，因而具有行政性和法律性，以及直接性和强制性；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是依靠经济手段如利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并主要依靠市场传导来影响行为主体的经营活动，因此货币政策更多地具有间接性和选择性。其二，作用范围不同。机构监管主要作用于金融机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不仅包括金融机构，而且还包括企业和公众。其三，灵活性不同。银行监管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是事先确定的，并在一定时期固定不变；而货币政策意图则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经常调整。其四，目标不同。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维护币值稳定；而机构监管的目标是维护机构稳定，以保护存款人或人的利益。
3．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协调关系的特定涵义。
由于货币监管从属于货币政策，即货币监管内含于执行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因此货币政策与货币监管不存在协调关系问题。
由于机构监管与货币政策相互独立，并且如下所述，二者既具有矛盾性，又有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存在二者间的关系协调问题。所谓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协调关系，特指货币政策与机构监管之间的协调关系，是指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为有效消除二者间的矛盾性并强化其互补性，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措施的总称。为表述方便，本文以下所用银行监管均指机构监管。
(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协调关系的基本内容
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固有的矛盾性和互补性是二者协调关系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二者关系需要协调的基本内容，包括：
1．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经济周期中行为方式的矛盾性。
货币政策具有逆经济周期运行的特点。即在经济高涨时期，货币政策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往往会收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在经济衰退时期，货币政策为了抑制通紧缩往往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银行监管则具有顺周期运行的特点。即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松；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并往往伴随大量不良资产，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由于在同一经济周期阶段，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行为方式不同，导致二者经常产生利益冲突。如在经济高涨时期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求将利率提高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这将导致银行经营增加或业务萎缩，从而带来风险，与监管目标冲突。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指标要求较严，导致银行贷款更为谨慎，使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传导受阻。
2．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追求目标的互补性。
由于货币政策追求的货币稳定和银行监管追求的机构稳定同属金融稳定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使得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目标上存在互补性。
(1)银行监管所创造的安全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条件。一方面，金融组织体系的健全性是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前提。金融组织体系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常重要的中间环节，过于严格的银行监管形成金融压抑从而抑制了金融深化，往往导致金融组织体系不完善，不利于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往往导致信贷传导出现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银行体系的安全性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监管不力导致风险的加剧，将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其原因：其一，金融风险将使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增加。在金融风险加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与变量之间的联动关系与正常情况相比变得更加不确定且更加难以预测，从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的难度增加。其二，金融风险将使行为发生变异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在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操作及其有效传导是在特定的金融业务中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的，这需要金融机构对代表货币政策意图的市场信号作出灵敏反映从而能够积极参与相应的金融交易为前提。如果金融机构对市场信号反映迟钝或者不参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操作过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便大大降低。而金融机构能否对市场信号作出灵敏反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金融机构是否是一个能够在“流动性、效益性和安全性”原则之间实现有效均衡的市场主体。在金融风险加剧的下，金融机构将单纯追求流动性，并保持较高的准备金以防范风险，对货币政策信号反映不灵敏，从而直接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降低。其三，金融风险具有货币紧缩效应，不利于实现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目标。在金融风险加剧的情况下，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的不信任感增强，手持现金增加，银行必然相应提高准备金水平，同时，在金融风险加剧的情况下，银行贷款不良率提高，当银行准备金、现金漏损率和银行不良贷款率提高时，货币乘数下降，从而货币供应量下降，导致货币紧缩。
(2)货币政策追求的货币币值稳定，是银行监管有效性的重要基础。《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健与可持续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与可持续性即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银行系统只有在稳定的货币环境中才能正常运行。币值不稳将引发偿付困难，增加银行不良资产，从而最终导致机构不稳。在宏观经济形势不稳的情况下，银行监管难以完成确保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
3．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局部目标的冲突性
尽管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最终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但是在局部目标上仍然存在冲突性。货币政策如果过多地关注银行监管的目标将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影响其维护币值稳定目标的有效实现。国外学者对发达国家战后长期高通货膨胀现象的大量分析表明，中央银行独立性指数与通货膨胀指数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中央银行独立性越大，通货膨胀率就越低；中央银行独立性越小，通货膨胀率就越高。如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为陷入流动性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最后贷款人便利可能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破坏其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意图，达不到货币稳定的目标。
4．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互补性。
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银行监管所获得的有关银行经营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表现在：其一，银行监管信息是中央银行正确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依据。中央银行针对既定目标的政策操作是假定存在一定的传导机制为前提的，这种假定的正确性从而建立在这种假设基础上的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依赖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信号反映方式的准确了解，这需要以银行监管信息为依据。货币政策工具如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也都是立足于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风险性的具体把握，需要银行监管信息的支持。同时，正确的货币政策决策也需要银行监管提供的有关银行经营的保密信息。其二，强有力的银行监管是确保金融数据准确性的基础。强有力的银行监管能够保证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真实性，从而确保金融统计数据的准确、及时，这是正确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前提。其三，银行监管信息是中央银行正确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的重要保证。当单个银行出现支付问题时，中央银行在决定是否给予流动性支持时，需要对银行经营情况做出判断，即该银行流动性问题是暂时的，还是经营状况长期恶化的结果，同时如果拒绝对该银行进行救助从而导致银行倒闭能否危及整个银行体系并引发系统性风险。如果该银行的倒闭将引发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中央银行必须迅速做出反映，这需要银行监管为之提供有关该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充分而及时的信息。
同时，银行监管为了确保银行稳健运行，需要了解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状况，需要在货币政策的下引导商业银行加快业务发展，从而需要货币政策为之提供相关信息。
5．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监管的依赖性
货币政策工具操作在许多情况下需要银行监管与之配合，如“窗口指导”建立在监管权威性基础之上。同时，直接货币政策工具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常常需要借助于银行监管的力量，加强监督检查。
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协调关系的制度结构及其适应效率分析(一)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协调关系的两种制度结构
1．内部协调。所谓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内部协调，是指货币政策职能和银行监管职能统一由中央银行行使，从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关系在中央银行内部进行协调。一般而言，由同一主体协调自身承担的两种职能，协调性比较强，协调比较低，更加有利于实现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信息沟通、执行手段、利益冲突等方面的协调。如美国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即采取内部协调的制度结构，银行监管信息对货币政策起到了很强的支持作用。例如1989年联储做出的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的决策即是其在银行检查中作出的。理论认为，这种协调方式的缺点在于可能造成中央银行权力过大、货币政策目标受监管目标的干预等问题。
2．外部协调。所谓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外部协调，是指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由单独的机构负责，从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关系在两个机构之间进行协调。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两个机构之间协调，协调关系较弱，协调成本较高，但有利于强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防止相互于扰。目前，德国、英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实行外部协调的方式。对这些国家比较研究，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外部协调的主要形式有：一是明确中央银行负有参与银行监管的职责。二是中央银行承担金融稳定的职责，并明确了危机处理时与监管机构的分工和责任。三是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四是建立工作协调和磋商机制。
(二)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协调关系制度结构的适应效率分析
内部协调与外部协调并无优劣之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采取内部协调还是外部协调的制度结构取决于所处的制度环境，包括：
1．金融自由化、混业经营与混业监管的发展程度。近年来，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广泛发展，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不断创新，金融业务和金融结构日益复杂化，金融经营出现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同时出现了一批巨型化的金融集团，增加了银行监管的难度。为了提高监管有效性，客观上要求实行混业监管。这种情况下，银行监管职能日益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便由内部协调转变为外部协调。根据英国大卫·卢埃林(David
2．微观基础的健全性与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化程度。在发达市场的条件下，由于金融微观基础较为完善如运行机制良好、利益约束强等，金融机构对货币政策信号反映较为灵敏，与此相应，货币政策工具不再对金融机构进行直接控制，而是更加具有间接性或市场性，尊重金融机构的自主选择；同时，由于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较为健全，能够在“流动性、风险性和效益性”之间实现有效均衡，从而对其实施硬化的监管措施意义不大，因此银行监管日益注重让金融机构自身发挥防范风险的作用，银行监管的市场导向增强。这样，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更加倾向于在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中实现自发性的协调，而不是通过对金融机构具体行为的约束来实现二者的自主性协调。如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在银行流动性中越来越尊重金融机构自主选择，而不是硬性制定比例限制，导致二者冲突的可能性减少；又如直接货币政策工具减少使用，银行监管对直接货币政策工具的支持与配合问题不再重要。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倾向于外部协调。
3．对风险机构实施救助方式的可替代性以及银行监管理念的变化。发达国家具有以资金化解金融风险的经济实力，同时普遍建立了存款制度，从而对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产生了较强的可替代性，使得监管职能与货币政策的分离成为可能。目前，发达国家在处理金融机构出现的危机时，主要由存款保险公司和政府等联合拯救，中央银行基本不对出现危机的机构单纯承担救助性的资金支持。
4．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与监管规范化的发展程度。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日益加强，各国银行监管普遍以巴塞尔委员会的一系列监管．文件为，改进了本国的监管政策，监管方式。手段日益趋于标准化、统一化。监管规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监管差异性减少，在具体问题上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余地减少，这时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外部协调即可有效解决。
5．经济的发展水平。一般而言，发达或比较发达的国家由于市场化程度高、金融混业经营且金融体系比较稳定，其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适合外部协调。而发展中国家微观主体行为普遍不规范，市场机制不健全，金融分业经营，且更多地采用直接性的调控方式，货币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需要监管的配合，因而适合内部协调。
三、强化我国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协调关系的对策研究
探索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联动的协调机制，增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力。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有效协调必须以一定的制度形式为保障，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内部协调的制度安排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之间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在当前人民银行内部两大体系独立运行的情况下，为了加强两大体系间的联系和沟通，需要建立由货币政策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定期通报货币政策运行与银行监管的情况和存在问题，相互介绍货币政策或银行监管的政策要求，共同研究两大体系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使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更好地发挥合力作用，促进金融机构合法、健康运行。
2．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针对当前非现场监管与金融彼此独立从而不能相互利用的问题，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协调性，必须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共享的金融数据库。要在进一步完善“全科目上报制度”和现有统计网络的同时，依据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要求，对现有的金融统计数据库结构进行改造，建立可以自动生成统计指标与监管数据指标的金融数据库。条件成熟后，连通中央银行金融数据库与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数据库，使中央银行能够调阅金融机构主要业务数据，从而进一步发挥统计网络对提高非现场监管水平的支持和服务作用。同时，要强化对金融机构数据真实性的监管，严格责任追究，从而确保信息质量。在建立两大部门共享数据库的基础上，为了加强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信息沟通，进一步增强合力，还可以建立货币政策部门与银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机制，以加强两个部门的协调。
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篇10
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进历经半个世纪，期间的每一个曲折回转、每一次突破发展，都与当时的经济改革背景息息相关。从思想演进的角度来考察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历程，在中国经济学界既有艰难的探索，更有激烈的争鸣。
1行政性金融控制思想阶段
1948年—1957年，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金融监管异化为人民银行的内部行政管理，制度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信贷管制和利率管制，在高度集中的资金管理体制下，人民银行按照行政命令执行信贷计划。从1969年至改革开放前，人民银行隶属于财政部，在这样的行政隶属关系中，人民银行的金融管理不过是政府贯彻信贷计划、调控经济的手段。不难看出，大一统的银行体系正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必然产物，这种特定的经济体制所独有的局限性特征决定了银行体系的高度集中，“大一统”的银行体系更加有利于对全国金融业进行全局掌控，增强了政策贯彻的畅通性。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所形成的银行体系具有极强的历史局限性，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高层次时，这种银行体系的不适应性和局限性就会暴露无遗。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忽略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得价值规律无法有效地在市场运行中发挥调节作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过低，基层金融机构成长缓慢，整个金融系统缺乏活力和动力，起不到经济剂的作用。同时，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高度集中和统一的单一金融体制。在这种金融体制下，金融监督管理虽然也要检查计划执行情况，但绝非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金融监管理念发展缺乏良好有利的制度环境，处于“禁锢”期。应当肯定的是这种控制性的金融管理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完全符合高度集中计划管理体制的客观要求。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资金通过这个银行体系有力地集中起来，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相较旧中国的经济面貌，不合理的生产布局得到完全颠覆，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尤其在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国家颁布了“银行六条”，通过信贷和货币发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严格控制银行信贷和货币发行，使国家很快度过了困难时期，取得了利用金融业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经验。与此同时，由于这个时期以严格的行政指令作为措施手段，因此相应的制度思想表现出鲜明的政策特征，控制性金融管理思想过度依赖行政体系和行政权威，以行政指导为主要实施手段，也使金融管理具有政策特征。行政指导的具体内容可能是无法可依、无据可循的，不仅受短期政策目标影响，还受执行机关的意志左右。这种不透明性和无规则性，使得金融管理思想的发展与深化受到了严重的束缚，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我国实施经济改革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只有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挥社会主义活力的方针提上日程的时候，克服这种思想弊端的改革要求才有其现实性和紧迫性。
2控制性金融监管思想的形成与弱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行政部门对经济活动具有全权管理的职能，指导政府经济管理活动的主要思想来自于有关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的理论。计划理论及其政策实践居于经济社会的核心地位。在金融体制改革以后，政府主管部门对金融活动的管理职能逐渐的转变为监督管理。简要地回顾金融监管发展的基本脉络，我们发现，注重规则监管是改革开放以来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第一阶段。计划体制下的行政主管部门体系虽然经历了较大的改变，但是基本上保留下来；在主管内容方面，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审批制渐次得向核准制转变、更在一些领域内向登记备案制过渡等等），但是，对金融机构而言，政府方面“主管”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应该说，现实正处于监督管理的阶段，虽然这一阶段，“管理”色彩还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与此同时，“监督”职能开始凸现出来。1978年—1983年，理论界形成了对中央银行性质与职能的一致看法，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1984年1月，人民银行设立了金融机构管理司，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这样的思想基础形成了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起点。在金融改革初期，各家专业银行严格执行人民银行的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并将原有的信贷计划推广到四家国有银行，对信贷计划执行的合规性监管是我国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的初始安排，另外，人民银行同时履行着金融机构审批、金融秩序整顿的管理职能。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颁布实施，迈出了依法监管的第一步。但是，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尚不系统，在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方面的规定比较宽松。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的不完善催生了金融业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金融机构数量迅速增加，金融业务多元化发展。形成了金融业数量扩张和机构竞争的新格局，同时也带来了金融秩序的混乱。这是学界和政策界都始料未及的。随后所展开的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都始终围绕治理整顿金融秩序为主题。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各种行政性直接调控工具被重新启用，人民银行以约法三章的形式对一些新兴金融业务严厉禁止，以约法三章和信贷计划指标为凭据对金融机构组织实施大规模的临时性的稽核检查。至此，理论界和政策界形成了控制性监管制度思想。在我国，对金融监管的高度重视始于1993年，在此之前，虽然也有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审批和金融机构业务的检查，但是，所要达到的目标、采用的手段和检查的内容基本上都只能满足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求，至今，监管工作的开展都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我国15年的金融改革与发展，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从业人员的队伍成百倍的增加，初步形成了一个多门类多层次和竞争有度的金融市场，极大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加快增长和取向市场的经济改革。1993年以后，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金融法规，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金融监管迎来了“法制之年”，1995年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票据法》等法律法规，对监管市场制度的相关措施从法律上进行了明确化和规范化。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业的新变革，许多政策措施对控制性金融监管进行了弱化，譬如：取消贷款规模限制、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利率改革、监管组织体制调整等。由此，控制性金融监管逐渐弱化，放松管制和审慎监管的相关措施开始逐步得以推行。但是，理论界仍然存在控制性监管思想的基本倾向，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思想体现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中遗留的行政控制性监管思想中调整与突破的脉络，由弱行政控制性监管思想向审慎监管思想过渡的局面。执行初期，由于金融控制思想的遗留，审慎监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为制度，但大多流于形式。在冲突中，控制性监管思想逐步弱化，审慎监管思想逐步构建。
3审慎性金融监管思想的构建与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