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篇1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信贷；收入分配差距；国际货币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5.54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5-128-03
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
2007年4月，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为标志，国际金融危机以次贷危机的形式正式爆发。
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储蓄贷款机构（这里以商业银行作为代表）向美国低收入家庭发放了大量的住房抵押贷款，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本属于市场行为无可厚非，但这种行为的背后却是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美国政府通过两家政府赞助的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向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其主要的手段就是购买商业银行对外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两房将买来的贷款资产统一放入资产池，通过证券化组合出不同风险的aBS（资产抵押证券），经过评级机构评级后，这些aBS以优先级和次级投向金融市场。基于良好的收益预期，金融市场中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共同基金、保险公司等大量购入aBS品种，其中以投资银行购入最多，且大多为次级aBS。投资银行一部分持有次级aBS品种，而更多的是将购入的次级aBS投放到资产池，进一步地证券化组合出不同风险的CDo（债务担保凭证），同样的，经过评级机构的评级，CDo也以优质级、中间级和权益级的形式出现，通过SpV的隔离，CDo正式进入二级市场，并进一步地被这些金融机构认购，而投资银行又将认购的CDo组成资产池，证券化为CDo平方、三次方等等以此类推。在这个过程中，像aiG这样的保险集团也通过发行CDS（信用违约互换）为aBS、CDo提供担保，从而一方面降低了aBS和CDo品种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向金融市场提供了大量的CDS产品。
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双维度原因
（一）基于美国国内信贷维度
通过对危机爆发前美国金融体系状况的回顾，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美国金融机构的业务风险及系列金融产品的扩张最终导致了危机。然而，进一步地探究可以发现，其背后所体现的实际上是过量的信贷。因此可以说，金融危机首先是美国国内的信贷危机。
1、信贷危机起源于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探究信贷危机的根源可以发现，近年美国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增大，而这最终导致了“居者有其屋”理念指导下的过量信贷。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从1975年以来基本没有明显变化，工资水平排在美国总人口前10%的人，在1975年到2005年间，其工资增长率要比排在后10%的人高出65%。2007年，对冲基金经理鲍尔森的收入为37亿美元，这一收入是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7.4万倍。
2、收入分配差距起源于不公平的教育体制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不公平的教育体制，以及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前imF首席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古拉迈・拉詹认为，在美国有这样一种现象，获得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员工的工资要远远高于未获得大学学历的员工，他把这种现象叫做“大学升水效应”。
美国教育体制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中学教育。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读大学的学生来说，他们基本上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社会也没有足够的职业培训机构培训他们工作的能力，因此，他们往往面临着失业的风险，即使参与工作，也只能获得较低水平的收入。另一方面，相比欧洲，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很不健全，以失业保险为例，美国的失业救济金只能保证失业者6个月的生活支出，这就意味着对于那些失业长达6月以上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将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他们成了美国社会的低收入群体。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提供了一组数据：美国最近统计的失业率为9.1%，贫困率为15.1%，3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中1/3都处在贫困线以下。这些数字都凸显了美国社会的一大问题，就是年轻人的贫困化。这就很容易引起他们的不满，而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选民社会，这就意味着政客们将为此失去大部分选票支持。
3、宽松信贷成为美国政府常用政策手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对宽松信贷这一极具吸引力的政策手段屡试不爽。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联邦政府通过金融领域寻找创新性解决方案帮助大多数无力购房的美国群众实现买房梦。商业银行向低收入群体发放大量的住房贷款，在一个被称作“格林斯潘对策”的低利率时代，商业银行没有必要担心贷款者无力偿还利息，况且其背后还有一个得到美国政府背书的两房的无条件支持。而购房者也无需担心还不上贷款，毕竟在那样一个时代，像房子这样的资产价格仍在不断上涨。然而，当美联储逐渐提升利率时，低收入家庭开始不堪重负，大量的房子被银行拍卖导致房价转向下跌，以抵押贷款衍生的一系列金融产品的初始现金流中断了，aBS、CDo等的违约率节节攀高，次贷危机由此爆发了。
（二）基于国际货币体系维度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美国的信贷危机导致了次贷危机。然而，次贷危机爆发后便迅速蔓延，一发不可收拾，各国的救市政策都无济于事，美国的危机还是不可避免的输出到了全球。这就存在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全球经济失衡，而这种失衡的深层次制度基础则是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1、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矛盾
这样一个美元为中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有着极大内在的矛盾，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矛盾。为什么说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公共产品？第一，各国虽然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全球化使其在经济上具有极强的依赖性。这就需要一系列规则来协调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活动。这是潜在的规则性。第二，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能够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很强的外部效益，无法排除任何一个国家对于他的使用，这是非排他性；另外，基于同一体系下的政策之间经过一定的协商后互相不妨碍，这是非竞争性。所以说，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公共产品。但是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国际货币制度往往同各国的货币存在矛盾和冲突，它的形成本质上讲是一个利益冲突下的公共选择过程。在这个公共选择的过程中，维克塞尔一林达尔的一人一票制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是在现行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美独大，这就使得公共选择的过程成了少数人独立做出的集中决策。集中决策制度中的当权者根据本国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来做决策，这可能牺牲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利益或者整体利益。另外，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天生就面临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没有明确可信的威胁惩罚措施，货币合作将因为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沦为无效，并使得各国对货币合作失去兴趣。
2、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矛盾为美国带来制度收益
私人产品的美元与公共产品的国际支付货币的错位，其直接体现就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对等。从成本角度来分析，美国的赤字成本是相当小的，甚至可以带来一定的收益。
第一，对于美国来说，赤字导致的债务增加并不可怕，由于美元的本位地位，美国只需开动印钞机，发行美元就可以偿还债务，从而获得一笔可观的国际铸币税收入。
第二，由于美元的储备地位，美国无需积累外汇储备，也不存在外汇储备不足的问题，反而是其它国家为了增加外汇储备而向美国低价出口，从国际贸易理论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结果是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
第三，为了防范危机，各国在没有其他国际货币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大量持有美元，使资金流回美国。也就是说，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但其偿还却因为美元的贬值而不对等。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充分利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对立的属性。在利益驱动下，美联储多发货币的冲动就显得理所当然。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说过：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发展，在注入美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界限。因此，如此巨大的货币发行量其结果就是全球过剩的流动性及全球经济失衡，最终使源于美国的信贷危机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三、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及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由于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的美国宽松的国内信贷导致了金融危机以次贷危机的形式在美国国内爆发；另一方面，现行的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导致了金融危机在一段相当长时期内从美国蔓延至全球。基于以上分析并全面考虑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1、短期主要国家要一定程度宽松信贷，长期必须转变信贷投放机制
回顾历史，历次金融危机的结果都是强制地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在这一过程中，货币不仅从金融系统中黯然退出，而且也被大规模地从实体经济里抽出。在金融系统存款创造机制形成的乘数效应的作用下，这一过程往往使一国的货币供应量面临大幅度的紧缩，从而严重地危害实体经济的复苏。此次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如此。因此，短期内必须恢复因危机骤减的全球流动性，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就是宽松信贷。国家可以建立自己国内的各种创新性金融安排，或者国家之间加强金融合作，从而实现宽松信贷的目标。
但是，信贷是一剂猛药，切不可长期服用，否则此次金融危机的复苏很可能成为又一个“格林斯潘对策”的样板，而成为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因此，重要的是长期必须转变信贷投放机制，建立新的、安全高效的信贷投放机制，使一系列的创新性金融安排不再是金融领域的自娱自乐，打破资金在金融领域的自我循环，使其稳定、有效地流向实体经济，从而真正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2、长期采取一系列财政手段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发达国家的市场更接近于自由竞争市场，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就是优胜劣汰，从而往往使初次分配的结果造成比较明显的贫富差距。因此，政府要更多地依赖再分配手段，调节社会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差距。尤其要重视教育。为了避免“大学升水效应”进一步扩展，政府要逐步提高大学受教育比例，另外，利用小规模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发展职业培训机构，多方位、多层次地为没有条件读大学的人提供职业培训机会，使他们在职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最后，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到“福利国家”制度时说：“社会有一个梯子和一张安全网，梯子用来供人们自己努力改善生活，安全网则用来防止人们跌入深渊。”撒切尔夫人为社会保障做了最形象的诠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不仅要做到公平，而且也要合理。如果不合理，如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只能加大社会运行的成本，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经济失去长期发展的动力。
3、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探索创新性制度安排以解决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间的矛盾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篇2
关键词:欧债危机,区域一体化,亚元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进入到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阶段。从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到爆发于本世纪的次贷危机、美国债务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来看,合理的风险管理策略和政府债务规模是治理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关键所在[1]。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国家普遍出现了高额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以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四国尤为严重,其中希腊于2009年12月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一场波及多个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开始不断的发酵和蔓延。目前,欧债危机问题就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在亚洲成立最优货币区以及亚元的呼声不断高涨,甚至在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以前,许多金融专家和学者认为欧洲是亚洲可以借鉴的模式,这次爆发于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暴露出来欧元货币体系的一系列缺点,为亚元的构建提供了借鉴意义。
一、欧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关于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部分国家高额的财政赤字是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余永定(2010)认为,欧元区国家之所以会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主要是源自欧元起国家长期以来比较僵化的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福利体制导致的财政赤字过高,同时当这些国家发生财政问题时,由于欧元区内部的经济治理机制不完善,并缺乏有效的货币政策手段,再加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迟迟不愿伸出援手,最终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2]。
(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欧元区国家信用评级是欧债危机起着助推作用
据imf统计,美国、日本以及英国的财政赤字率均和希腊12.8%的财政赤字率水平相当。但是为何仅有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我们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降低了欧元区国家的信用评级,导致这些国的融资能力下降和融资成本上升,最终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徐明祺(2010)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调低希腊的信用评级,导致希腊市场融资能力的降低,才引起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3]。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难以形成科学合理和客观公正的信用评级,助长了全球信用风险的积累和资源的严重错配,由此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主权债务危机的产生。
(三)欧元区经济制度缺陷与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不平衡是欧债危机爆发的内部原因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许多学者认为欧元区经济制度的缺陷是主要原因,即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不统一。费尔德斯坦曾经预言,欧元区的这种缺陷有利于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的国家,但最终会导致欧元区的解体,其内在逻辑是: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统一,财政政策归各个成员国所有,货币政策归欧洲央行所有。但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中,不管是经济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还是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国家的最基本利益仍是民族利益[4]。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首要目标,但在欧元区,欧洲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物价和汇率稳定。因此,当各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不一致的状况时,部分成员国必定会出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错配。
此外,欧元区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内部原因。这主要体现在:首先,欧元区并不具备蒙代尔(1961)所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条件。蒙代尔(1961)认为,在一些商品、劳动力和资本一体化,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经济政策比较一致的国家和地区可以组成独立的货币区。在这个货币区内,各个成员国可以实行统一的货币和货币政策,对内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对外采取浮动汇率制度,这样可以实现各个成员国的内外部均衡。但目前,欧元区各个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率、经济结构、经济周期以及劳动力成本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并且差异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同时,欧盟各个成员国也具有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们对原材料的进口和依赖程度也有所不同,再加上各个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国家之间的劳务和产品
价格竞争趋势依然存在。其次,欧元区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呈两极分化的态势[5]。主要体现在欧元区核心国家与国家的经济体系差距不断拉大以及经济结构明显失衡,同时核心国家不断向国家出口并输出贷款,国家的负债比较严重。
(四)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首先,欧洲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必要的弹性。虽然欧盟内部统一市场的建立促进了国家之间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但由于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障碍,以及社会和教育问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劳动力缺乏必要的流动性,再加上欧盟内部普遍存在的工资刚性也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此外,劳动力在工会组织强大的保护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比较困难。其次,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扩大了财政支出,也推高了政府的债务,并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逐渐丧失了区位优势。
二、欧债危机对区域一体化的经验借鉴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如果说欧元区处于金字塔的顶部,那么北美自由贸易区处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而东亚地区仅处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因此,从欧债危机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借鉴,从而对亚洲地区货币金融的合作前景进行分析。
(一)建立区域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和救助退出机制从而有效地防范各种风险
在目前的“清迈协议”框架下,各国财长在同意建立共同基金的同时,还倡导成立一个对各国经济金融形势进行监测的支付系统。但东亚地区内各个国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也有可能出现类似欧元区的“道德风险”。因此在建立这种监管与救助体系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一种退出机制。
(二)扩大共同基金的规模,积极推动区域间货币与金融合作
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演进可以看出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货币体系不足以有效地解决东南亚的区域性问题。从欧债危机、迪拜以及冰岛的债务危机可以看出,在区域间建立共同货币基金才是有效的解决区域间金融风险的途径。在欧债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区域内缺乏共同基金,而基于各个国家独自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区域内的德国等成员国未能实施及时救助,从而导致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扩大。因此,加强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利用区域内共有的金融资源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可能产生的金融危机。
(三)加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区域间货币金融合作
目前,货币合作共有两种模式:一是美元化;二是类似欧元区的共同货币。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欧元区的货币合作模式更像是政治合作的产物,而美元化才是市场化的结果,正是由于欧元区的这种非市场化的合作方式才导致目前危机的产生。因此对于东亚区域一体化而言,如果强行通过政治合作来推动,区域内各个成员国经济条件和经济政策的差别可能会给区域一体化乃至货币区的稳定带来重大挑战。
(四)建立独立的信用评级体系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一直扮演着推波助澜作用。美国正是通过对国际评级长期话语垄断权来保持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建立属于自己区域内的信用评级体系,有利于维护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经济金融稳定。
三、欧债危机对建立
亚元的启示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关于推出“亚元”的呼声不断,但亚洲各国的政治合作意愿、经济发展水平等差距预示着推出亚元的道路还比较漫长。欧债危机的爆发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亚元的前景,并为构建亚元蓝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统一欧元区统一
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财政政策是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亚洲,由于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亚洲各国间的隔阂和差异更多,对主权看得更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施一体化的货币政策,在缺乏必要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当类似欧债危机的事件发生时,亚洲各国面临的压力和威胁将更大。所以,如果要推行亚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二)政治和经济要相辅相成
虽然超主权货币是一种革命性的创建,但欧洲货币联盟毕竟是在缺乏政治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导致危机爆发后,救助措施寸步难行。这要求亚洲各国在推行亚元时,必须首先考虑政治联盟。虽然亚洲的历史发展表明,在亚洲实行政治联盟是一件非常困哪的事情,但这次欧债危机充分说明,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辅相成,才能有利于陷入危机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
(三)构建亚元要稳定推进
在亚元的推进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条件,即只有各个国家在要素流动性、经济互补性、市场一体化、经济开放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趋同的情况下,组建最优货币区才能带来最大的市场红利。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加入,就有可能得不偿失。亚洲各国应以欧债危机为借鉴,循序渐进地推进亚元,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决不能强行推出亚元,否则就会陷入比欧元区更加严重的危机中。
(四)增加货币金融合作的透明度
相对于欧元区,亚洲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要求亚元必须要在一个货币金融合作更加透明的环境中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投机者的供给。同时也要建立一个具有更多话语权、信息高度透明以及交易比较便利的金融稳定组织。这个组织的建立也需亚洲各国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
总之,当前欧债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欧元未来的命运也很难判断。亚洲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密切关注欧元的动态,积极研究欧元在运行过程中的优缺点,并吸取欧债危机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为区域一体化及亚元的构建做好充足的准备。
参考文献:
[1]安国俊.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的反思[j].中国金融,2011(18).
[2]余永定.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启示及中国面临的挑战[n].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月报,2010(6).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篇3
欧债危机的爆发看起来是一场国家的债务危机，从希腊、意大利等国的债务曝险，到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债务比重超越警戒线引发债务评级下调，显示的是一场可能的债务违约和债务危机。现在这场危机还在继续延宕过程中，影响波及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在全球经济最核心的欧元区国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时，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看起来是关键因素，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产生的冲击波杀伤了融资过度、金融体系脆弱的国家，出现了像冰岛、爱尔兰这样的陷入危机的经济体。因为金融市场的扩张过度和过分的杠杆融资而导致金融体系脆弱部分曝险，一部分金融机构受到了影响，这显然与债务性质结构无关。金融危机的冲击首先体现为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是否稳健的影响，当时主要的观察认识认为金融市场衍生品的杠杆化交易失控和银行类机构资产的过度市场交易是主要原因，其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资产受到了影响，货币体系和货币政策并没有陷入危机，主要国家的货币体系和政策是健康稳定的。这些国家的财政体系也是健康安全的。在应对金融市场动荡时，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充分发挥了财政的最大能力对金融机构实施救援，主要国家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也是应该的，一些国家的财政甚至超越了自身的承载能力实施扩张和经济拉动，甚至还带动或强制其他金融机构实施扩张和提高支出水平，以应对经济下滑。这在学术界不同流派看来，是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一次彻底批判和否定。那么，在一个健康稳定的财政体制和货币体制下，金融体系的危机爆发可能吗？它仅仅可能是局部性的吗？这个问题似乎有点难以理解，金融市场的交易和融资活动与一国的财政体系活动和货币体系的活动可以完全地切割分离吗？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并不清楚，在学术和政策实际运作层面并没有很多关注。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美国的财政体系并没有编者按：鉴于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欧洲经济摇摇欲坠，欧债危机已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并迫使我国经出现明显的危机，货币政策体系也显得稳健安全，利率、汇率和通货膨胀水平都是在稳定水平状态下运行，金融危机在当时显得像是个别银行和证券机构的信用危机。在应对流动性收缩和金融机构稳健时，美国政府冲在最前面，其采用了特种预算工具筹集资金，并给予了危机金融机构大幅度的资本输入，而美联储并未作出过多反应，维持了基本的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只是在2009年以后当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和就业率下降以后，才推出了扩张性的货币供应政策，即Qe1和Qe2。欧洲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冲击的初期，也体现出了一种有限的金融机构信用或支付危机，对于经济财政支出最多是一种间接的负面影响。金融危机并未影响到货币体系的稳定，欧元体系的货币政策是稳定健康的。它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欧债危机来说，它似乎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某种联系，但作为财政工具的债务危机又似乎与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假设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被多数人所接受，也就是欧债危机是债务问题，是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水平失调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债务危机也就是一国的财政信用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要问，这样的假设合理吗？金融危机条件下出现的债务危机与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究竟有何关系。当我们深入地看一下欧元货币政策体系的结构影响，才能发现欧元体系内部财政体系的功能，它们二者其实是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财政支出体系与统一的非的货币政策体系被结合到一起时，它们的运作就已经潜伏了财政扩张和债务失控的危机，而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此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因此，欧债危机，看似并非货币体系的危机，实际上真正是货币政策体系矛盾危机的集中爆发。我们这种分析假设的基本前提就是欧元货币体系隐含着内在的矛盾，财政体系的矛盾是一种突破口，债务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中已经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二、货币政策体系矛盾的财政表现
欧元作为欧盟统一货币始于1999年，它的产生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职能。它既是欧洲统一经济体的流通货币和支付工具，也成为欧元区的储备货币和外汇支付工具。欧元一诞生，就取代了欧洲各国原有流通的货币，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与美元、日元、英镑在国际结算中竞争，而且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的流通也形成了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于欧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体系运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元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与美元竞争国际储备货币中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使欧洲央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在欧元区内部，统一的货币也带来了积极的作用和利益，对于资本流通、货物贸易和劳动力就业等带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欧元体系从诞生起就带来了它的不稳定性，它隐含的矛盾冲突在市场条件形成时就必然爆发出来。
第一，欧元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货币是欧元区国家的货币，它的出现是建立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统一开放条件下的，17个国家形成的货币区大约有3.3亿人口，12万亿美元的GDp总量，人口规模已超过美国，GDp总量为美国的80％。欧元一出现就被认为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欧洲各国经济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高度接近，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水平差异较小，对于经济合作和联合市场化竞争的意愿十分强烈，因而在政治上的阻力也较小，大多数西欧国家都积极加入了欧元区，一些东欧国家也积极要求加入欧元体系，这也使欧元一度被多数人看好，甚至认为在未来10多年以后极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作为货币体系涉及到了诸多国家的权利和利益，在其中如果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货币体系的运行就会出现危机，尤其是在各国的经济利益诉求难以达成一致而又没有一种强制性的行政力量加以控制时，矛盾就会爆发，货币政策体系就难以去左右国家的财政行动，更不可能去控制各国的政治决策。而欧元被大多数人看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行动，没有被看出其中可能存在的严重分裂隐患，也就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控制的不同，它们所获得的来自欧元体系的利益可能是不同的。而当面临市场冲击时他们所受到的冲击程度也是不同的，极有可能出现人们不愿看到的组合：最小的获益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益者则成为最小的受害者。而十分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出现的欧债危机，正是这种结果。
第二，在各国纷纷放弃而加入欧元货币体系时，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的结果，显然也低估了这种可能性，也可能是在短期利益驱使下去搭便车，获得一些免费的经济利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南欧和东欧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会极尽努力直至修改财政数据力图加入这一体系。这种利益是什么，我们简而言之，就是在货币体系层面有可能的储备货币利益，竞争型的储备货币份额可能是发行和货币国际化流通获得实际的铸币税收入，而且统一的欧元变得更有竞争性，对于那些经济地位较为弱小的国家来说，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对于美元的储备性依赖也会大大降低。而从经济层面上说，区域性货币减少了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摩擦，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会产生积极的效应，这在理论上也被归结为存在着一种最优的“区域货币配置效应”。现在我们从实际状况看，金融危机的冲击粉碎了这种美丽的梦想，欧元区不得不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这个现实就是，欧元区货币的运作需要付出极高的运行成本，利益矛盾冲突积累又可能使得区域货币体系分崩离析，财政和债务危机的爆发是货币体系矛盾的直接体现。
第三，已有研究已经揭示了大量的问题和原因，指出了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是一国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区域货币体系的形成已经统一了货币政策，各国也就只有财政政策可以作为调节支出的工具了，欧元区成立时已经意识到财政支出规模和预算赤字有可能危及欧元体系的稳定，已经对各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规定了上限，但财政支出具有更高的含义，这一要求的提出没有强制的法律或行政约束，这为金融危机后的财政扩张和失控留下了隐患。财政支出失控和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发原因可以分为下列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结构差异和政治决策冲突方面看，财政支出功能失控必然引发债务危机。欧元体系的17国在进入统一货币政策以后，各自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竞争能力以及市场产品的发展前景差异极大，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阵营。第一阵营即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和法国，其具有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人均GDp在35000美元以上；第二阵营为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经济结构较为优势，有较高的竞争力，人均GDp为25000~45000美元；第三阵营为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冰岛等国，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人均GDp大致为20000~30000美元，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低。这样的结构差异导致经济政策协调的困难。统一的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政策必然导致不同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企业在市场上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并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财政收入和预算支出能力会受到更大的制约，赤字政策和财政状况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已经达到了危机临界状态，而且背负的债务包袱越来越重。二是从危机应对决策过程看，财政政策失控导致的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扩展爆发，金融危机引发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其中具有内在的联系。欧元区国家具有较为近似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但其国内的政治结构、治理方法、社会文化影响还是有着较大差异，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创新能力较低的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包袱，福利主义盛行，出于政党利益要求而对于财政约束松弛，导致债台高筑。其中欧猪五国的当年赤字占GDp比重在2006年为1％左右，到2011年已经达到13％以上；累计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70％上升到120％以上，其中希腊已经达到180％以上，其他国家也达到了100％以上，大幅度超出了欧盟规定的安全警戒线。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了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对于用国家干预来影响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抱有幻想，学术上也出现了否定市场机制推崇国家干预的思潮，这正好迎合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国家干预控制的理念，在欧债危机爆发过程中，这种思潮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信用收缩的主要政策，这些国家的财政纷纷采取了空前的扩张和救援行动，对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亏损进行补贴，增加公共项目的支出，甚至直接补贴消费者以拉动市场，应对危机事实上是在扩张支出刺激经济，这完全符合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原则，新凯恩斯主义者也主张财政扩张。但随后我们看到的是狂热扩张后的严峻局面，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比重迅速上升，欧猪五国的财政赤字比重已经上升到15％左右，累计债务比重超过了GDp的1倍以上，更为严重的是债务在2009年以后，已经进入偿还期而财政已经失去了偿还能力，债务危机已经是一触即发。巨额的财政支出并没有带来就业和经济的增长，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国内通货膨胀和失业增长，局面已经恶化到经济的负增长和高达20％左右的失业率，青年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50％以上，应对失业经济衰退和面对债务危机已是欧元区国家的两难处境。很明显，在财政扩张和收缩这条道路上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破产清算也许是唯一结局，这也意味着财政扩张主义的破产，连带着欧元货币体系的破产。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1]黄晓龙.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经济研究,2006,(2).
[4]宗良.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原因分析
2007年8月，由于住房衍生金融产品发生问题，导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随着影响的不断扩大，其范围扩展至美国的整个金融业，短短半年时间内，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美林证券等华尔街排名前五的投行相继倒闭。之后，美国金融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进一步蔓延，影响范围扩大到全球，最终导致了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对中国来说，虽然由于其金融体系没有完全国际化，金融机构受损有限，使得中国在危机前期遭受的打击较小。但是由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60%以上，外部需求的急剧萎缩，致使出口大幅下降，大量中小企业减薪、裁员，甚至停产倒闭；同时，2008年，受国际环境影响，中国股市暴跌，国内消费水平下降，中国国内经济面临众多问题。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接二连三出现企业老板外逃等现象，银行信贷风险加剧。到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总之，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并没有使其全部脱离危机风险，世界经济在经过短暂的亢奋期之后，又迎来欧洲和美国的债务危机，全球经济复苏并不明朗。这些状况提醒人们，危机并未过去，而彻底分析此次危机爆发的原因，从而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纵观此次危机，也可以说是经济长期发展累积起来的一个问题。引发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背离
美国是一个市场高度自由化的国家，历来主张市场经济。市场的高度自由化以及虚拟化，是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带来经济泡沫，造成虚假的繁荣，而过度膨胀，必定会使泡沫破灭，冲击实体经济，带来社会动荡。早在20世纪末期开始，美国大力推行不恰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次级贷款的贷款条件相对宽松，其次级按揭贷款的门槛不断降低，形成了良好的市场前景，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高涨的房价及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使借贷双方的风险意识日趋薄弱，造成整个市场经济建立在高涨不跌的房价基础上。一旦美国居民难以吃撑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时，调整就在所难免。而在此之前，由于良好的市场前景及预期，美国大量的资产证券化，信用衍生产品泛滥，都使得价值链越来越长，市场稳定性岌岌可危。按揭的收清，造成大量的次级贷款坏账，房地产按揭贷款环节出现断裂，从而引发次贷危机。
二、金融监管迷失
美国向来崇尚自由，主张市场经济，深信自由经济能自律，因此其金融监管缺乏力度。这种监管缺失主要表现在对金融产品的过度创新及对其管理过松，特别是次级贷款等金融衍生产品。据Fitchratings和英国银行家协会（BBa）的全球信用衍生产品调查报告，全球各类信用衍生产品交易额仅为1800亿美元，截止2006年底，这一数值已经升至2012万亿美元，市场规模扩大了100多倍，呈爆炸型增长。这给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此外，金融机构杠杆率过高，甚至一度达到了1：40～1：50的程度，如此高的杠杆率使得风险敞口增大，大大提升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另外，场外交易制度不完善，对信用违约掉期等衍生产品，既没有约束标准，也没有监管机构。
美国实行多头监管体制，这种体制的不一致性，也给金融市场监管带来了诸多问题。以美联储为例，其负有维护美国经济整体稳定的重则，但是它仅负责监督商业银行，而无权过问投资银行。监管机构与国会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冲突。危机前，监管机构已经对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些严重为题提出警告，但金融机构为了自身利益，成功游说国会，从而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为日后其破产或出现重大危机留下隐患（associatedpress，2008）。金融评级机构在此次危机中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标准普尔和穆迪公司，对抵押支持债券（mBS）、担保抵押债券（CDo）等证券做出错误的评级，这种评级的缺失，使得投资者对信贷衍生证券做出不恰当的风险评估，疏于风险防范。
美国国会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在11年公布的调查报告中指出，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可以避免，金融机构管理和公共监管的失败是危机的根源。简而言之，就是美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无法跟上金融市场变化的步伐。大银行和金融机构追逐高风险和高收益的行为，只有依靠制度约束。
三、单一的国际货币体系
单一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的货币体系不合理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又一重要原因。自1976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金融体系成为了美元主导的单一货币体系。具体说来，美元不仅是世界贸易和大宗商品计价结算的重要货币，还充当着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中最主要的比重，数据显示，2005年时，各国官方外汇储备结构中美元占比重为66.4%，可美国的金融体系却没有为如此重要的货币“保驾护航”，反而“松弛的金融监管”和“过低的储蓄率”使美国经济积累了大量泡沫。另外，许多新兴国家以美元为主要外汇储备，美元的缺乏监管，定会导致问题的出现。
四、有效需求不足
长期以来，美国国民低储蓄，高消费，并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逆差和外贸逆差。美国的过度消费以及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过度储蓄，也进一步促进了危机的爆发。经济泡沫源自全球流动性过剩，而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却是全球生产能力供给的过剩和有效需求的不足。实际上，全球经济处于一种动态无效的状态，储蓄资金找不到与之匹配的投资项目。
总体而言，此次金融危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说经济变革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问题。也有学者指出，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对于一些历史必然性不可避免，但从中可见，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健康合理地发展金融市场，加强监管体系建设等。
参考文献：
[1]吴淑静，胡列曲.美国金融危机原因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4）.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篇6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90年代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爆发在一国的金融危机往往会迅速传染到其他新兴市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便波及南美和中欧，东亚金融危机更是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十数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危机一定会有传染效应。实际上，就在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捷克刚刚发生过货币贬值。2002年阿根廷爆发货币危机之后，也没有殃及其他拉美国家。然而，在一个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上，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几乎是无法治愈的，而新兴市场则是最容易受到传染的群体。地理距离邻近的国家之间固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但隔着千山万水也可能难以幸免于难。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包括：（1）若干新兴市场有一个共同的贷款人。比如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贷款人都是美国，所以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会波及菲律宾。这是因为，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银行受到损失，它们可能会收缩贷款，于是就影响到菲律宾所能贷到的资金。同样，日本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共同贷款人。无怪乎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首先影响到的就是这些国家。（2）同一区域内各国的资产价格变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各国的股票市场指数高度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3）新兴市场的贸易结构非常相似，在国际市场上经常处于相互竞争的格局。如果一国货币贬值，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会下降，从而能够提高其产品竞争力，但是与之竞争的其他新兴市场便受到影响。此外，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之后，该国的收入下降，导致其进口需求减少，这也将导致与之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其他国家出口减少。（4）投资者信心。由于新兴市场的经济结构非常相似，在同一区域内的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也较高，所以一国爆发货币危机将使投资者对其他国家同样产生“信任危机”。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与强权政治对于新兴市场上的金融危机难辞其咎。艾琴格林指出，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供求双方中，供给一方占有主导地位。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巨额外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压力减少，利率较低，所以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海外投资途径。从这一点来看，国际资本的供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影响的外部变量，这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各国之间缺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管，涌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大批短期资本成了风险程度很高的“热钱”。就连许多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指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贸易是不相同的，自由贸易从理论上来讲能够提高全球福利，但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存在诸多潜在的风险。托宾就一直主张，要在飞速转动的轮子里掺沙子，使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放慢到可以控制的程度。如果爆发危机之后，需要有适当的国际组织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最终贷款人需要在整个金融体系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充当“消防队”的角色，通过提供流动性克服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成功的最终贷款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行动速度要快、提供流动性应该是不限量的、得到流动性贷款应该有相应的条件（比如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imF本来是应该充当最终贷款人角色的，但是从其在东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表现来看，imF不仅反应迟缓，而且给出了许多错误的药方，不仅没有使得危机减缓，反而激化了危机。imF的庞大官僚体系主要为G7，尤其是美国所把持，缺乏民主决策，新兴市场的声音与其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远远不相称。危机过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主张国内私有化、对外加速资本开放、尽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所谓“华盛顿共识”，除了受到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之外，还反映出华尔街金融巨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及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以及阿根廷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墨西哥与美国比邻而居，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果墨西哥经济崩溃，就将导致大量移民流入美国，所以在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表现出少有的默契和团结，对墨西哥给予大量援助。
如何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必须从国家、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进行改革：
从国家层面来看，新兴市场的政府应该谨慎对待资本开放，加速国内银行业的改革，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均衡发展。尚未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如中国和南亚诸国没有直接受到国际投机的冲击，但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日益一体化，这些国家迟早要面临放松资本管制、开放资本账户的压力。在开放资本账户以前，应该首先解决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高居不下的问题，而银行不良贷款的出现又往往是和政府对企业的隐含担保所致，所以需要同时加快企业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已经实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来说，应该着重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管理，比如如果资本流入规模过大，可以对实施无息的存款准备金（URR）和最短持有期限（mHp）。应该通过加强审慎监管尽量减少“双重错配”，比如通过银行有效监管框架可以规定对风险资本充足率、高质量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标准，尤其要注意建立对单一借款人、关联团体和风险较高的行业（如房地产）的风险限制机制并加强对跨国交易的监管。东亚经济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所占的比重畸高，股票市场不完善，企业债券市场几乎没有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健全、有流动性的国内资本市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双重错配”的问题。
从区域层面来看，各国应该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合作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建立区域性的监管体系，共同开发早期预警体系，加强区域间的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督，能够在较早阶段就发现危机的迹象，降低危机的危害程度。（2）区域最终贷款人。危机之后，有关建立区域性最终贷款人的呼声甚高。区域性的最终贷款人应该是对全球最终贷款人的补充。区域内的各国更熟悉彼此的情况，更容易给出符合各国国情的改革建议，所以能够更有效地防范流动性危机。目前，东亚地区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如果能够利用这些资源共同抵御货币危机，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3）区域汇率联动机制。从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僵化的固定汇率制度可能是导致货币危机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多为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汇率的过度波动对其出口和吸引外资都十分不利。这些经济体可能面临着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的两年选择。有的经济学家主张实行非常“硬”的固定汇率制度，如阿根廷曾经实行的货币局制度，但是阿根廷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货币局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无法依赖于所盯住货币的发行国作为最终贷款人。阿根廷的货币局制度盯住的是美元，一旦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只是袖手旁观。欧洲货币联盟的经验似乎能够提供一种可行的选择，即通过建立一种区域汇率联动机制，既消除了区域内部的汇率波动，又能够保持区域货币与区域外货币的自由调节，兼得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篇7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90年代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爆发在一国的金融危机往往会迅速传染到其他新兴市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便波及南美和中欧，东亚金融危机更是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十数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危机一定会有传染效应。实际上，就在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捷克刚刚发生过货币贬值。2002年阿根廷爆发货币危机之后，也没有殃及其他拉美国家。然而，在一个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上，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几乎是无法治愈的，而新兴市场则是最容易受到传染的群体。地理距离邻近的国家之间固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但隔着千山万水也可能难以幸免于难。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包括：（1）若干新兴市场有一个共同的贷款人。比如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贷款人都是美国，所以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会波及菲律宾。这是因为，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银行受到损失，它们可能会收缩贷款，于是就影响到菲律宾所能贷到的资金。同样，日本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共同贷款人。无怪乎泰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首先影响到的就是这些国家。（2）同一区域内各国的资产价格变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各国的股票市场指数高度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3）新兴市场的贸易结构非常相似，在国际市场上经常处于相互竞争的格局。如果一国货币贬值，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会下降，从而能够提高其产品竞争力，但是与之竞争的其他新兴市场便受到影响。此外，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之后，该国的收入下降，导致其进口需求减少，这也将导致与之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其他国家出口减少。（4）投资者信心。由于新兴市场的经济结构非常相似，在同一区域内的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也较高，所以一国爆发货币危机将使投资者对其他国家同样产生“信任危机”。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与强权政治对于新兴市场上的金融危机难辞其咎。艾琴格林指出，在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供求双方中，供给一方占有主导地位。8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巨额外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压力减少，利率较低，所以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海外投资途径。从这一点来看，国际资本的供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影响的外部变量，这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各国之间缺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管，涌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大批短期资本成了风险程度很高的“热钱”。就连许多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指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贸易是不相同的，自由贸易从理论上来讲能够提高全球福利，但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存在诸多潜在的风险。托宾就一直主张，要在飞速转动的轮子里掺沙子，使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放慢到可以控制的程度。如果爆发危机之后，需要有适当的国际组织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最终贷款人需要在整个金融体系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充当“消防队”的角色，通过提供流动性克服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成功的最终贷款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行动速度要快、提供流动性应该是不限量的、得到流动性贷款应该有相应的条件（比如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imF本来是应该充当最终贷款人角色的，但是从其在东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表现来看，imF不仅反应迟缓，而且给出了许多错误的药方，不仅没有使得危机减缓，反而激化了危机。imF的庞大官僚体系主要为G7，尤其是美国所把持，缺乏民主决策，新兴市场的声音与其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远远不相称。危机过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主张国内私有化、对外加速资本开放、尽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所谓“华盛顿共识”，除了受到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之外，还反映出华尔街金融巨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及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以及阿根廷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墨西哥与美国比邻而居，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如果墨西哥经济崩溃，就将导致大量移民流入美国，所以在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表现出少有的默契和团结，对墨西哥给予大量援助。
如何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必须从国家、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进行改革：
从国家层面来看，新兴市场的政府应该谨慎对待资本开放，加速国内银行业的改革，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均衡发展。尚未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如中国和南亚诸国没有直接受到国际投机的冲击，但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日益一体化，这些国家迟早要面临放松资本管制、开放资本账户的压力。在开放资本账户以前，应该首先解决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高居不下的问题，而银行不良贷款的出现又往往是和政府对企业的隐含担保所致，所以需要同时加快企业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对于已经实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来说，应该着重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管理，比如如果资本流入规模过大，可以对实施无息的存款准备金（URR）和最短持有期限（mHp）。应该通过加强审慎监管尽量减少“双重错配”，比如通过银行有效监管框架可以规定对风险资本充足率、高质量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标准，尤其要注意建立对单一借款人、关联团体和风险较高的行业（如房地产）的风险限制机制并加强对跨国交易的监管。东亚经济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所占的比重畸高，股票市场不完善，企业债券市场几乎没有得到发展。通过发展健全、有流动性的国内资本市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双重错配”的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篇8
摘要：如果“十二五”中期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再度趋于尖锐，危险可能会集中到金融层面。由于去年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许多项目上马甚至允许资本金为0，而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体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等问题，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的项目，现在又拿出来做，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
关键词：经济刺激，生产过剩，金融体系，市场需求
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历来是由大的危机推动的，因此“十二五”期间所面临的危机，可能是推动中国进行大的体制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好动力，因为中国经济内部仍然蕴含着强烈的需求增长机制，通过调整就可以释放出来，并足以消除国内的生产过剩，足以对冲掉外部的需求萎缩，因此结构调整就是应对危机的最好办法。所以，“无危机则无以促进调整，无调整则无以应对危机”应成为“十二五”的主题。
1国际经济危机将再度爆发
次债危机不是典型的传统经济危机，因为不论是商品还是资本，在今天的美国都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卖不出去和价格暴跌的是金融商品，所以这种由金融商品供给过剩的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历史新阶段，资本的运动方式与周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形式都已经具有新的形式。由于美国政府及欧盟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这场危机的爆发过程被拖延了，但导致危机爆发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严重，即在危机爆发后累积的金融坏帐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所以我猜想，这场危机的爆发过程，有可能将采取反复爆发的形式，至少次债危机爆发以来被暂时冻结的金融坏帐到了冻结期满而必须清算的时候，就又会有一大批金融机构要倒闭，危机所导致的二次探底就会出现，而这个时期应该就是在2011年以后。如果2007年爆发的次债危机是到了两年后的2009年最严重，则由美国金融危机再度爆发所导致的中国外部需求的严重紧缩，就应该是出现在“十二五”中期。
金融危机也是“资产负债表式危机”，就是由于资产严重缩水导致负债无法偿还，迫使金融机构倒闭。美国要想从危机中走出来除了找到还债的资金来源这条路，还可以从提升资产价值以及出售这些资产来还债入手，由于美国的“新经济”概念和房地产概念先后都“臭了街”，提升原有资产的价值恐怕已经很难了，美国就得想办法创造出新的金融资产增长点。现在看，美国是想依托低碳经济制造出一个新的金融衍生品，但因为欧盟和发展中国家都不配合，恐怕此路不通。
所以，美国走出这场金融危机的道路必然艰难又漫长，世界经济受其牵累也必然会在低迷中徘徊很长时间，新全球化的过程由此而被中断，世界经济随美国经济再度探底可能就发生在未来3年。因此“十二五”中期中国经济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外需紧缩期。
2中国生产过剩矛盾可能会波及金融体系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能够引导经济率先反弹，主要是靠了两条措施。一是以投资需求的剧烈扩张来对冲出口需求的急剧萎缩，所以投资在去年经济增长中的需求贡献超过了85%；二是靠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大投放。而这两个宏观调控措施又都是基于一个制度性机制，即国有经济的平台，包括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和以地方政府为投资平台的6万亿元投资贷款。因为非国有经济在危机爆发后都在进行投资收缩，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出手就不可能形成足够的投资需求扩张。由此，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就从2003～2007年平均的70%以上，变成了去年与国有投资的“倒三七”比重。
但在次债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生产过剩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加大投资，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依靠新一轮的投资扩张拉动增长，但是到了产能释放期，原有的生产过剩矛盾不仅不会缓和，反而是更加激化了。比如，现在认为中国5亿吨钢的产量已经过剩，但是产能已经达到7亿吨，而且还有5000万吨能力在建设中。
由于这一轮生产能力的扩张中改、扩建项目上的比较多，投资周期可能会比较短，如果是3年的周期，并且今、明两年的投资增长率只有15%，从2009～2011年的投资总规模也在76万亿元以上，即这三年的投资规模比2003～2008年这六年的投资规模还要大15%，所形成的产能规模之大可想而知。由于新的产能释放期应该是在十二五中期，即在2012、2013年，这可能正是美国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引起我国外需也再度严重萎缩的时期，因此可能又是一个“内外需紧缩双碰头”。
如果在“十二五”中期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再度趋于尖锐，危险可能会集中到金融层面，因为在这次投资扩张中使用了大量银行贷款。由于去年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许多项目上马甚至允许资本金为0，而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体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和环保等其他问题，原来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的项目，现在又拿出来做，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这种明知大批项目还款能力有问题还大量提供贷款的情况，就是中国式“次贷危机”的隐患。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篇9
对于希望利用外国资金但金融体制脆弱的国家来说,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教训是:必须对资本流动实行有效管理,否则金融危机就难以避免
东亚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导致危机的具体原因也有所不同。对于泰国危机的性质,学界有各种不同说法: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泡沫经济破灭导致的银行危机、资本项目危机和“双重错配”等。
泰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多种危机交互作用的结果。一般认为泰国危机是国际收支危机: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过大。1996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国民总产值的8.1%,超过了1995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时墨西哥的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的比——7.8%,而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5%。
但是,泰国持续经常项目逆差近20年,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之比上世纪90年代初曾高达8.5%,1995年为8.1%,都并未发生严重问题。为什么到1997年却发生了危机?其关键是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由于看好泰国的经济前景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外资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入泰国,从而使泰国在存在大量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但是,1996年泰国经济发生了两件重大变化。首先,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不良债权。1997年初,泰国办公楼的空置率达21%。位于曼谷商业区的房屋价格下跌了22%。1996年底,公众对泰国金融机构的信心开始动摇。1997年以后,泰国更是一再出现严重的金融机构挤兑现象(在3月3日到3月5日,短短两天中,泰国存户从泰国银行和金融公司提走存款300亿泰铢)。危机前,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已面临倒闭的危险,一些已经倒闭。其次,泰国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由1995年以前的双位数下跌到1996年的负1.9%。泰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下降。由于泰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外国投资者对泰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减弱,外资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泰国就只有两种选择:提高利息率或使泰铢贬值。
对于泰国政府来说,提高利息率是不可取的。因为不良债权问题严重,进一步提高本来已经相当高的利息率必将使泰国金融机构遭到沉重打击。事实上,在1997年5月份,泰国政府为挽救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已将利息率下调了50~100个基本点。
当时泰国也没有贬值计划。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泰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外债负担沉重,贬值将使以本币计价的外债急剧增加,从而导致大量早已深受不良债权困扰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陷入破产。第二,贬值和贬值预期将导致外资急剧抽逃,从而无可挽回地导致国际收支危机。第三,尽管外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但直到危机爆发之前泰铢似仍未受到难以抵抗的贬值压力。直到1997年4月泰国仍能在美国成功发售7亿美元的扬基债券。这种情况可能使泰国货币当局心存侥幸,认为不用经过痛苦的调整就可以度过危机。
正当泰国货币当局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个重要角色登场了。这就是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判断,泰铢贬值是使泰国减少经常项目逆差,摆脱国际收支危机的唯一选择。既然泰国既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只有370亿美元左右)来干预外汇市场,也难于用提高利息率的办法保卫泰铢,对实际盯住美元的泰铢发起攻击并最终迫使泰铢贬值,就会得到巨额收益。国际投机者对泰铢进行了卖空操作。其具体过程为,在泰铢贬值之前,大量借入泰铢;然后在外汇市场上大举抛售泰铢。在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泰铢失守,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终于爆发。
简单来说,造成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有三个:经常项目逆差过大、金融体系脆弱、投机资本的冲击。泰国金融危机同墨西哥金融危机存在重要的不同。后者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克服国际收支危机的典型处置方法是升息、贬值。泰国金融危机不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泰国在危机爆发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升息措施,导致大批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加重了危机。
最近,一些泰国经济学家把泰国金融危机定义为“资本项目危机”。这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说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萧何”就是外资,外资的过度流入为危机准备条件,而外资流动的突然转向则导致危机的发生。
一种观点认为,升值预期导致的外资流入推高了泰铢,进而导致了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泰铢兑美元的汇率相当稳定(泰铢事实上是钉住美元的)。而经常项目逆差是国内投资率高于储蓄率的结果。关键问题在于外资流入使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外债得以超过合理的限度,且无法及时得到纠正。泰国经常项目在1994年就出现恶化的迹象,如果泰国金融管理当局在当时就让泰铢贬值,泰国金融危机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在泰铢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让泰铢贬值呢?一个办法是由泰国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卖出泰铢。问题是,当时泰国经济处于过热状态,泰国中央银行采取的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了防止干预外汇市场导致通货膨胀,泰国中央银行必须进行相应的对冲。而此时泰国的利息率水平相当高,对冲必然导致中央银行的大量损失。如果泰国中央银行不愿承受对冲损失,因而不愿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资本项目的管理或管制抑制外资的流入。但是,由于泰国已经实现了资本项目下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泰国中央银行丧失了这样做的可能性。
当泰铢在1997年4~5月份突然突然面临贬值压力之后,泰国中央银行只有两个选择:听任泰铢贬值或保卫泰铢。两个选择风险都很大。但现在看来,听任泰铢贬值是较不坏的选择。在此阶段,如果泰国货币当局能够对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管理,则泰国可以让泰铢逐步贬值。而泰国仍然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篇10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先是在1992年爆发了英镑危机，然后是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充满了戏剧性：当1997年泰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保卫泰铢的艰难战役失败而不得不让其贬值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偏僻小国的位置，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一场规模浩大的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危机如飓风一般席卷东南亚各国，然后顺势北上，在1998年波及刚刚加入oeCD的韩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甚至到了南非和俄国。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