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价值篇1
论文摘要：公共政策以“公共性”为其逻辑起点,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因而，公共政策蕴含着伦理的诉求，影响着政策的目标和执行。公共政策伦理以追寻公共政策之善为旨归,寻求政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在实践中，存在着政策伦理的失范。通过确定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政策过程中的和谐统一，重视公共政策主体的伦理素质建设，提倡公民对政策过程的参与等理路可以寻找到规范政策伦理的有效途径。
公共政策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是以“公共性”为其逻辑起点,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的，因而公共政策蕴含着伦理的诉求。正如罗尔斯在其著名的《正义论》里所说的那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但在实践中，政府面临价值冲突问题，最为凸显地表现为政策伦理的失范，如公共政策非公共化，公共政策伦理问题等。因此，需要从伦理视角去考量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以此为本位作为公共政策设计的基点。
一、政策伦理的应然与实然之逆
——“公共性”的失衡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一个社会进行的权威性价值分配”，从这一要义出发，马克斯•韦伯指出：一个现代的理性国家首先需要理性的政府所提供的理性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纯粹的科学计算过程，也是政策主体的选择行为,作为公共政策选择主体的人或由人构成的组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为符合某种需求的选择行为自然要受到价值取向的支配。因此，“政府伦理是制定良好公共政策的前提。就此意义而言，政府伦理比任何单个的政策都更加重要，原因在于所有的政策都依于伦理。”［1］1目标的伦理性是任何一项公共政策自身都带有的属性，因此，公共政策必然进行伦理关怀的考量，伦理原则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实施。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是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伦理诉求，此乃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是契约精神的内在规定性。政策公共性“是公共政策形成的逻辑基础,是公共政策分析的理性取向,是公共政策的元属性,一般表现为公正性、公平性和公开性三个基本维度,是公共政策问题分析、制定分析、执行分析、评估分析的价值基础和精神内核”［2］。基于这一思想,公共政策就应该最终提高大家的福利而不只是几个人的福利。这自然需要在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整个过程中，注重对“公共性”伦理要求的坚守。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各方利益的表达和公民意识培育，体现公民民利和政府合法性；才有助于实现行政的公共性与公民权利的契合,确保公共政策的正当性以及对民意的有效回应性，进而有效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
虽然权力的公共性决定了政策需体现公共性这一伦理义务的必然性。“对于公共政策应该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保持一致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将选择公共利益。”［3］但由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价等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动态过程，总是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价值取向中制定和执行的,理性不可避免的有限性和现代多元价值的冲突性决定了政策整个过程并非会自觉地从公共性的政策伦理要求出发。或者说，工具理性的盛行和政府自利性和强势集团的存在，使得公共政策产生了诸多的伦理失范，作为政策价值取向的公共利益在实现过程中总会遭遇种种显性或隐性的屏障，以致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在很多时候处于目标或理想状态而非结果状态，造成在实践中并非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违背公共利益维度的公共政策屡见不鲜。
二、政策伦理失范探微
1.工具理性的强势和价值理性式微下的伦理失范
与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的目标不同,公共政策的目标和价值的首选要义更多的是体现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民主,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公共政策的伦理诉求要求对政策的目标进行合法性追问,以确保每一项政策所要达到目标的公共性。只有经过这一种价值的探讨,才能避免公共政策异化的危险。
人的理性在哲学视阈中存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维度，但是，启蒙运动以来，偏重宣扬工具理性。威尔逊、古德诺等人开创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则进一步确立了政策过程中科学与价值的分离，使得工具理性在公共政策领域获得了至上的地位，成为了公共政策最为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哲学基础。正如罗素所言:“它代表着选择正确的手段以实现你意欲达到的目的,它与目的选择无关,不管这种目的是什么。”［4］这种理性的工具化和价值理性的式微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即对公共政策的选择只做工具理性的考量，每一项政策都是为了某个或某些具体目标而作出的，但是，却忽略了对任何目标指向的价值意义考量。对工具理性的过分追逐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单向度的工具理性，形成了工具理性“一理独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韦伯将这一现象和趋势称为“理性化的吊诡”。这种对工具理性的崇拜无疑是危险的，若缺乏对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伦理追求,政策就有可能陷于拉斯韦尔所担心的“专制的政策科学”危险之中，造成政策目标在价值取向上的偏离。公共政策在价值伦理判断的缺失，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使公共政策偏离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基本伦理取向，造成了政策公共性这一本质属性的缺失，形成了公共政策的伦理失范。
2.政府自利性与利益集团影响下的伦理失范
制度经济学把政治经济化，把政治制度看作一个普遍的市场——政治市场。在此,人们建立起交换性的契约关系,一切活动都以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为基础。以此为视角，现代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归根结底是围绕着利益展开的，政策主体依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对复杂的社会利益进行配套调整。政府的自利性与利益集团的分化存在及其政治活动能力,必然会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公共政策伦理失范。
按照政府多元权能论的观点,政府是拥有权力的众多社会组织结构之一，它与其他社会组织一起分享社会管理的种种职能,政府内部的各种权力是由社会不同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结果。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是各种利益集团把本团体的利益诉求反映到政策系统中,由政策主体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整合的过程。正如安德森指出，在所有国家，利益团体都履行着利益表达的功能，即它们表达了对政策行为的要求和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它们就政策意见的性质和可能出现的后果，尤其是技术方面的事务，向政府决策者提供众多的信息。当它们从事上述活动时，有助于公共政策的合理化。但按照公共选择理论，个人利益从未在公共生活中消失，组成政府的个体也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如丹尼斯•缪勒指出：“毫无疑问，假若把权力授予一群称之为代表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会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谋求自身利益，而不是谋求社会利益。”［5］因此，政府具有自利性。而不同利益团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倾向和利益追求，它们所要求的公共政策必然是尽可能最大化地实现和维护本团体的利益,使政策符合它们的利益要求，因而它们对政策的需求经常出现不同。公共政策一般会对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产生影响，利益集团也会利用各种手段和途径影响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而强势集团在这个过程中更是占据优势。在和政府的自利性结合中，政策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在政策活动中存在着自身和外在利益的诱惑,进行着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这种主观价值倾向性使得主体的“价值中立”原则难以实现，就有导致租金的存在和寻租的可能，特别是政策主体在缺乏必要的伦理素质与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下。于是，当经济理性人的需求超过公共道德理性人时，便有可能使公共政策走向非公共化，公共政策沦为某些利益集团和缺乏公德的公务员谋求特殊利益的工具，出现了公共政策伦理失范。
三、走出政策伦理失范的理路
1.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政策过程中的和谐统一
每一项政策都是有的放矢，总是为了解决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或为实现某种目标而作出。为了实现政策的效用，手段的科学选择，即从工具理性上进行把握是必要的。但是，任何目标本身的设定就带有价值性，需要从价值理性的意义上加以衡量。在公共政策的实践中,存在着过分强调工具理性主义而忽视价值取向的倾向，这使得公共政策可能偏离公共性的维度。正如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说：“长期以来，效率和经济是美国公共行政理论的两个支柱。把效率和经济作为公共行政的指导方针是有必要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理论支柱，使公共行政能够回应公民的需要。”［6］因而，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导入价值理性势在必行。“任何决策都是以突出价值因素为特征的，无论怎样强调决策的科学化，都无可否认决策的价值考量和决策的价值旨归。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来说，价值考量和价值旨归无论何时都是首要的。”［7］毕竟“权利平等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乃是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私，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这一点也就证明了公意若要真正成为公意，就应该在它的目的上以及在它的本质上都同样地是公意”［8］。因此，只有在政策过程中重视价值理性，弘扬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与公共精神，强调政策活动的伦理考量，实行对政策目标的伦理追问，才能有效保障公共政策的伦理性和公共性。当然，我们所强调的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政策过程中的和谐统一，而不是偏颇任一方。正如陈振明教授所说的: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缺乏效率效应,则政府就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社会将陷入无序状态,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人民生活更加贫困,从而必将破坏并无法实现公平。相反,经济效率的提高则能够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因此,经济效率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公共政策选择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中贯彻公平理念,则可以防止公共政策行为的专横,维护公众和政府的良好关系,博得公众的信任、支持和配合,从而提高政府的威信,取得良好的行政效率。
2.重视公共政策主体的伦理素质建设
政策主体在政策活动中居于重要位置，是一切政策伦理责任与义务的最终承担者和践履者。在社会日益多元的时代，受到不同利益诉求和多元伦理价值观的影响，政策主体的思想很容易发生倾斜和摇摆，影响到政策的公共性，正是从此意义上彰显了政策主体伦理素质的重要性。库珀指出:“当行政人员在处理具体伦理困境中或大或小地界定自己责任的界限和内容时,他们使自己具有了‘伦理身份’,这种伦理身份认同形成了他们的道德品性。”［9］但政策主体是一个复合角色体，同时扮演着包括公共人和个体经济人的角色,如果政策主体对自身角色定位摇摆，就容易产生角色冲突。毕竟这两种角色定位,是基于不同的理论推断的，具有截然不同的角色认识和期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可能产生矛盾。因此，必须注重公共政策主体的伦理素质建设，而且这也关系到政策的认同度。“具有良好品质的政策主体往往会成为其他人尊敬、追随的对象,……其人品的优劣不仅会影响公众对他们的认可,并以此为依据对他们所依附的政治系统和所制定的政策投以不同程度的认同感,而且也会导致他们对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做出截然不同的安排。”［10］需要确立一套促使公务员对其角色进行合理定位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提出符合时代精神又不失导向意义的价值追求；既允许政策主体对合法正当经济利益的追求，又要具备较高的公共素养和行政伦理素质。
3.公民参与:规范政策伦理的有效途径
公共政策注重对社会价值的分配，这就要求在政策活动中，需要尊重民意，广泛听取民众的要求。“不论是在问题的确立上，问题的回应上，还是在被接受方案的执行上，都必须让更多的公民来参与。”［11］公民政策参与也是一条监督政府行为,规范政府政策活动“公共性”取向的有效途径。“使那些与某一决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参与该决定的制作过程，并向其陈述决定的理由，这不仅仅是提高效率的需要，而且恰恰是正义的要求。”［12］
第一,公民参与能有效实现政策目标的公共性。“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主体,公众参与政策决策有其必然性和紧迫性,而这对于公共决策质量的提高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13］充分的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是收集和传达真实政策信息的有效途径和充分利用公众智力资源的有力渠道。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主动地通过公民对话吸纳政策建议,确保政策的科学性。这有利于公民的意愿和利益要求通过多种途径转化为政策问题,使之进入政策议程，并以协商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增强政策的规范性,制定出反映民意的政策，从而保障目标的公共性。而且公民参与可以有效消除或降低政府的有限性问题,通过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交流、协商等,形成政策制定中的互动网络,有效提高政策的质量,有效实现政策目标的公共性。
第二,公民参与能有效实现对政策执行的监督。即使是政策制定实现了目标的公共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偏差。因为执行主体也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会表现出自利性,可能导致政策执行的失范即公共性的偏离，为此，需要对政策执行进行监督。而且由于公民是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对政策执行的感受最为直接，所受到影响最为显著，因此，容易调动公民政策执行进行监督的积极性。即使出于自利,也会促使公众参与到政策执行中来，有利于防止和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保障政策在具体的动态过程中对公共性的坚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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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8.
公共管理价值篇2
关键词:价值管理;公共工程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公共工程是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它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按2004年7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共工程属于政府投资项目的范畴。它是指以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条件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由政府资助或直接从事的各项建设项目,其中主要包括道路、防灾、照明、生态环境治理、义务教育制学校、经济适用房、大型体育场馆、公园、水利设施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市政建设项目。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公共工程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一大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公共工程项目应运而生。但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公共工程管理体制暴露出了如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易滋生腐败现象等弱点。因此,引入先进的管理方法、加强监督管理是改善公共工程的管理体制的重要努力方向。
一、我国公共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决策机制不完善,决策的科学性不足。我国政府目前的公共工程投资决策缺乏综合、长远和战略的考虑,甚至有些政府官员在决策中不顾公众利益,盲目决策,不按照程序办事,兴建了一大批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与此同时,我国公共工程项目决策的有关方法与参数标准也比较落后,相关风险分析技术与手段更是难以满足公共工程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比如统计数据的来源渠道、采集方式、分析方法等规章制度的不健全。另外,公共工程项目的信息化建设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项目决策信息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二)管理缺乏专业性,管理质量不高。公共工程项目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它对造价、工期、质量、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十分严格。但是,我国公共工程项目大多是采用临时性的“工程指挥部”或“基建处”进行管理,管理人员从各单位或各部门抽调而来,且大多数是非本专业人员,其专业水平和管理经验均有限,很多甚至缺乏起码的工程建设知识,这直接导致了公共工程管理效率低下,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
(三)管理中的责、权、利没有明确的划分。公共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往往涉及多个部门,虽然有关文件规定了各个部门在项目管理中的责任与权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个管理部门往往表现为“各自为政,多头管理”、“各负其责”又“不知谁最后负责”。各管理部门为了个人利益和个人偏好,从各自的业务角度出发,忽视公众利益。同时,各管理部门之间也是竭力维护自身利益并抵制其他部门对自己利益的损害,最终使得项目不能统一管理,政令不一、职责不清,对工程的有效开展造成不便。
(四)缺乏对管理主体的有效监督与制约。因为绝大多数公共工程项目属于无收益或非盈利性的公益性项目,没有增值保值、还本付息的压力,各方参与者似乎都希望投资额越大越好,多多益善。而我国的公共工程在建设的各个环节,都欠缺“透明度”和“问责制度”,因此极易导致建设单位私自扩大建设规模、提高标准和挪用建设资金,使投资虚增,总额失控,并滋生腐败现象。这就要求在公共工程管理中,审计、纪检、检察等部门应及时介入,对项目管理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
二、价值管理改进公共工程管理的机理
价值管理是从价值分析(Va)和价值工程(Ve)发展起来的现代管理方法,它是以功能分析为导向的系统群体决策和工作方法,它的目的是增加产品、系统或者服务的价值。通常这种价值的增加是通过降低产品的成本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提高顾客需要的功能来实现。与传统的价值工程相比,价值管理在工程项目的工作范围和时间范围上都有所拓展。随着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展,价值管理不但用于解决一些“硬性”问题,如降低工程成本、改善工程设计等,而且也广泛用于解决一些“软性”问题,如制定建设规划、合理调配资源等。这种方法逐步从一种较低层次的、针对具体产品和项目的技术手段,发展成为提升整个组织价值创造效率的管理手段。
价值管理之所以能够在公共工程中广泛应用,其根本原因是它能适应公共工程项目管理的特点,在提高管理质量,降低工程成本,保证公共投资效益方面具有显著的功效。从价值管理的定义中可以明确:在目标上,价值管理着眼于提高价值,这种价值的提高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业主和使用者对工程项目的要求,使得业主所追求的价值得到更好地实现。在方法上,功能分析是价值管理的核心,创造性是价值管理的根本。在活动领域上,价值管理活动可以多次应用于项目建设的全过程中,每个阶段运用价值管理都会对项目产生不同的效果。在组织上,价值管理是由多个专业的专家共同组成一个团队持续地开展研究工作,它有效地保证了客户、业主、建筑设计人员、咨询专家和承包商之间的充分交流。通过信息交流会,特别是通过功能分析的方式可以条理清晰地展现客户对项目的功能要求,使得参与项目的设计人员、施工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对客户的利益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另外,价值工程通过其特有的研究形式和方法(如头脑风暴法等)让各个专业的代表在一起畅所欲言,充分交流,不但可以统一认识,打破各个专业的界限和隔膜,而且常常会创造出意想不到的优秀设计和施工方案。所以,在公共工程中运用价值管理理论可以有效地提高公共工程管理的科学性,同时也尽可能地避免公共工程中因主观因素而产生的问题。
三、价值管理在公共工程管理中的实施框架
价值管理在公共工程中的实施步骤分为信息收集、功能分析、方案创造、方案评价、方案发展和成果汇报六个方面,它可以运用于项目全寿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即从项目的概念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和运行阶段,一直持续到项目寿命终止,每个阶段都会对公共工程的价值产生影响。
(一)决策设计阶段。项目的决策设计阶段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等五个方面。从项目的整个流程来看,对项目目标实现影响最大的阶段就是项目的决策设计阶段,虽然进行决策设计所花费的费用仅占建设项目总投资的5%左右,却决定了工程项目85%以上的总投资;而施工阶段,可以节省工程成本的潜在量只占到项目总投资的5%～15%。在一些应用实例中,在决策设计阶段应用价值管理甚至可以将项目的总成本降低30%。
1、项目决策阶段的价值管理。在公共工程项目的前期决策阶段进行价值管理研究,其核心目标是审核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并确定项目有关决策的正确性。在这个阶段,价值管理不仅要分析项目的总体功能和目标,而且要研究实现功能和目标的方法。这时,价值管理主体首先通过创造一个让项目参与各方、利益相关各方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使他们能够理解各自的目标和功能需求,从而把业主的价值、项目的价值、项目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然后,根据项目的功能要求,在对项目进行功能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创造出实现项目功能的新方案。最后,根据相关利益主体所提供的意见,系统地分析各方案的功能和成本,以得到最优方案。
2、项目设计阶段的价值管理。项目设计阶段包括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在该阶段运用价值管理,主要是对项目的功能及其手段进行分析,把整个设计方案作为价值管理的研究对象。对于公共工程项目,设计方案如果只追求经济效果,降低成本,就会导致项目功能的缺失,无法达到预计的社会效果。与此同时,如果设计方案只考虑项目的功能水平,一味求“大”求“强”,就可能造成项目的投资浪费,同样无法满足使用者的要求。所以,要对众多设计方案进行分析比较,找出价值与成本之间的平衡点,即在不超出成本控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提高项目功能。
(二)项目实施阶段。项目的实施阶段包括工程招投标、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施工准备、施工以及交付验收等,这个阶段是工程设计活动的继承,是工程设计意图实现的过程。在公共工程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其建设周期长,中间环节复杂多样,并有许多不同的施工方案可供选择,其经济效益也有明显差异,这就使得在施工实施过程中,在保证满足项目设计所规定的功能和价值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与施工经济效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运用价值管理对不同的施工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分析与评价,从而选出最佳的施工方案,降低每个建筑产品的劳动消耗,同时也降低了建设生产领域各部门的平均劳动消耗,最终使得施工阶段的劳动生产率与经济效益得到有效的提高。
四、结束语
公共工程建设是我国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现阶段公共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并从价值管理的基本特征入手,分析了价值管理改进公共工程管理的机理,最后从项目全寿命周期的角度,提出了价值管理在公共工程管理中的实施框架。在公共工程管理中运用价值管理理论不仅保证了公共工程价值的有效实现,并且将对公共工程今后的发展趋势产生重大影响。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尹贻林,闫孝砚.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模式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社,2002.
公共管理价值篇3
关键词：公共管理；价值定位；构建；措施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1002801
公共管理的根本特征是“为公共服务”和“追求公共的经济利益”。基本价值的理念是民主政治与公民的权利，其核心价值理念也是受到公共权利与法制的限制与制约。公共管理需要改变传统的公共行政的以效率作为基本的价值核心的相关内容，重新从民主、人权和法制的角度出发进行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与构建。
1公共管理的定义
公共管理主体一般是政府机构，广义的公共管理中人民是主体。公共管理的定义是一个新思路、新技术和新理念的时间的运用，并且是在公共领域的基础上进行的。总之，政府在施政过程中，运用科学的管理功能、理念、组织和手段进行公共管理的相关事务。
2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
2.1传统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
传统的公共管理执行效率是经济学中的主导价值观。大多数人会将公共行政管理的效率视为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公共管理目的是在雇员与官员处置之下，有效的使用现有资源，并且促进公共计划的经济、快速和完美的完成。但是随着传统的公共行政的管理模式的对于现行的改革需求和理论已经相背离，所以现阶段国内外对于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进行了相应的改变。
2.2新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
新公共管理的价值定位实现了从效率优位转移到绩效优位，并且以部门管理规范制度和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对管理结果与管理者责任进行评价，从而实现了政府进行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基本价值，并且将经济、效能和效率作为新的公共管理价值意义评价因素。
3构建公共管理价值
3.1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内容有新发明和新创造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相关过程，也就是新的技术成果一般是从开发研究与市场的推广全部过程。技术创新过程中总结为管理的问题：其主要体现在要素的组合方法创新和要素的创新，以及相关要素产品的创新从而构建创新性的公共管理。要素的创新是企业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针对现有的资源要素合理地进行分配，主要内容有人员、材料和设备等。要素的组合方法的创新包含生产的工艺和生产过程中的组合、产品的创新是对产品结构。品种和效用等方面的创新过程，三方面共同协调推进公共管理的构建，实现公共管理的价值。
3.2制度的创新
制度创新是指建立或使用新制度组织结构和运行的规范的安排，例如：国家现行的经济体制，企业组织的形态和运行机制，制度的创新过程也是管理的实现过程。在现有的国有化经济战略性的重组环节中，以及企业所建立的制度进程中，都在进行组织化的革命，并且开始步入攻坚阶段。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实现不仅仅是从生产资源方面开始，还是对人们的拥有的使自己或者是他人的损益权利。并且企业是市场主体，在经营机制中的创新主要是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负盈亏和自我约束的经营，这也是市场经济管理价值的构建。
3.3组织的创新
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需要根据形势变化而进行组织创新。其次，从生产函数的企业观念转变，组织创新不单单是技术创新。需要从技术创新转移到组织本身上，并且正确的看待组织创新，在将组织的自身为组织创新中心时，需要对管理人员修正的组织机构。奖励办法、沟通能力、技术转变和工作环境入手，改变管理人员行为。这两种观念均是传统组织理论。组织的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该从创新角度对组织进行改革，在组织进行创新时需要及时掌握适度原则，但是组织活动不能过于频繁，这样会使组织经常处于不利的动态状态，会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和功能的发挥。
4公共管理的价值表现
4.1法律性
在进行公共管理之前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包括：管理主体的行为规范和管理客体的规范性。公共管理的价值的表现还体现在法律法规内容的整体性上，对公共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明确、可操作的规定，使管理机构规范自己行为。
4.2行政特性
通过行政命令的运用公共管理机构进行公共政策与管理权限的控制，依据行政方式进行指挥、组织、监督与调控，并且对公共事业的相关活动进行直接的控制与干预。
5结束语
公共管理需要从政治角度出发，其价值定位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并且通过建立公共管理制度和相关的服务等，体现我国政府的公共利益本质。
参考文献
[1]赵海洋.浅谈公共管理价值取向[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1120.
公共管理价值篇4
文化遗产，就是针对某段历史时期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对一些物质进行组合，也就是物质创造，从而形成了特定的具象。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创造了这些文化遗产的祖先已亡故，文化遗产所处的环境也有会发生改变。然而，我们人类是可以根据这些文化遗产的遗存来对其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人或事进行解读的，甚至我们还能够对历史的真面目进行还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实现对文化遗产的深度解读，才能对民族、人类的历史有更清晰地了解。文化遗产通过物质的形式，能够记录我们的历史岁月，而这些文化遗产提现的历史信息，具有其自身特有的价值。文化遗产数字化，就是利用当代测绘遥感和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以数字化方式将文化遗产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真实、完整地存储到计算机网络，实现真三维数字存档，供保护修复、复原以及考古研究和文化交流使用。
二、国内对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现状分析
用关键词“文化遗产数字化”“数字化公共管理”“文化遗产数字化公共管理”在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上进行搜索。目前，关于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较多，且主要研究侧重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数字化研究，关于数字化公共管理的文献较少。检索关键词“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文章2014～2019年数量分别为68，105，123，114，149，93;检索关键词“数字化公共管理”的文章2014年～2019年数量分别为24，1，0，2，0;检索关键词“文化遗产数字化公共管理”2014年～2019年数量均为0。因此，本文文化遗产数字化在公共管理中的价值探究有较大的研究意义。
三、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发展现状
在数字化时代，或者说在信息化时代，以数字为载体文化遗产内容，能够更好地备被公众所接受并传播。其实，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会越来越深而广泛。数字化技术到底能够产生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这与我们是否能合理使用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数字媒体技术得到飞速发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新理论和新技术不断地应用于博物馆中。在当今时代，博物馆已经不仅是一个文化遗产收藏和展览的场所，更是一个可以快速传播文化的公共教育平台。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国家建设的博物馆到底应该怎样定位呢，这其实需要从公众、博物馆的关系来定。跟传统的博物馆传播方式进行比较，数字时代的博物馆会综合利用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VR技术这一系列的信息技术。随着文化遗产需求的更新与发展，数字媒体的应用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应用。正是因为博物馆能够与现代科学技术相互结合，从而使文化遗产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时间和空间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拓展。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引入，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同时也能为文化遗产的展览和研究提供发展导向思考。当前，我国文化遗产的数字载体之一数字博物馆的发展现状不够乐观，但是其前景是光明的，目前的数字博物馆是文博系统非常重要的部分，能够更好地为文化传播和创新教育服务。不仅如此，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还可以根据消费文化的需求来实现信息的接受者与传播之间更好地对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技术发展可以使文化遗产的展览展示更加迅速，效率更高，效果更好。文化遗产信息的接受者参与其中，能够对信息进行及时反馈，从而使文化更好地进行传播。另外，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技术不仅仅能够带来技术上的变革，更能够带来文化上的变革。鉴于此，我们需要通过新技术去开发多元文化，获得更多文化遗产的数据，使我国的文明发展史更好地展现在我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公众眼前。2006～2009年，山西省开展了非遗普查工作，搜集线索20．5万条，采录信息8．23万条，共发现了重大项135个，采访并登记了8．8万传承人的资料，并运用摄像、录音、录像、数据库等手段记录、保护、宣传了项目的相关内容，同时，还拍摄照片21．3万张，拍摄视频资料3091小时，录制音频资料3366小时。目前，被列入部级非遗的项目有10多项。山西省拥有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3个，部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3个，省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5个，专题博物馆10个，而且还整理、出版了大量文献。在数字化保护方面，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开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普查管理系统”，并根据普查结果制作了“山西风雅颂”数据库，其中包含大量山西省非遗项目的文字、数据、照片和视频。
四、文化遗产数字化在公共管理中价值分析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事务是公共管理的起点，决定了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必然态势。公共管理是针对政府管理的缺陷而产生的一种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文化遗产数字化之后，其政治价值更加凸显。文化遗产的政治价值，应使文化遗产在数字化之后能够充分展示其价值。否则，为了文化遗产产生政治价值，文化遗产将会被利用和绑架，这是一种不良行为。我们对于文化遗产的解读也好，利用也罢，都必须建立在文化遗产价值认知这个层面之上，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可以对文化遗产进行正确引导。文化遗产是全民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一种积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公共管理才会更加有前提和基础，才能做得更好。文化遗产是人类通过世代传承，口传心授的活态的、无形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活态的文化基因和生命记忆，充分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智慧、传统和精神。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很多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结晶正渐渐消失。如何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成为摆在政府管理者和社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成为经济、社会如何和谐发展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将公共管理相关理论应用到解决文化遗产数字化问题的对策之中，构建出文化遗产的“政府、社会、市场”三位一体的新的保护传承模式，这对全省非遗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将具备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目前学界较少研究的内容。
五、文化遗产数字化在公共管理中价值应用策略
上文对文化遗产数字化在公共管理中的价值进行了分析，那么，如何将文化遗产数字化在公共管理中充分发挥其价值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大力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增加政府数字化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这几个方面入手。(一)大力发展现代信息技术。1．建设多元化信息技术平台。多元化信息技术平台的建设，是提升公共管理效率的重要举措。在国务院已公布的四批国家非遗名录中，山西占了116项，保护单位168个，居全国第三位。为了是文化遗产数字化更好地发挥其价值，必须对现代信息技术设备进行更新换代，对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缺乏的地区，必须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数字化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也是同样重要的，在互联网时代，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app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涌来，这些app能够为各级政府提供一个管理公共事务的平台，并且能够促进文化遗产信息的公开透明公共服务建设。随之公众对文化遗产需求的增加，为满足公众这方面的需求，必须在数字化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方面下功夫。2．培养数字化技术的专业人才。随之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公共管理事务中，我们能够看到，已经有一批数字化技术专业人才在展示其才能。但是，对于文化遗产熟悉的数字化复合型人才较为缺乏。因此，必须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为了实现这个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应当做好企业与高校、政府之间的合作，为培养这类技术人才，充分利用好高校的教学资源，并做好人才培训工作。在数字化保护方面，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数据库系统的开发与维护，需要大量的专业数字化技术人才。(二)增加政府数字化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加大对文化遗产数字化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在2014年，中央财政今年投入88．43亿，比2013年增加11．1亿元，增长14．35%。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对于文化遗产数字化基础设施，其实其形式有很多，比如数字博物馆、公共电子阅览室、电影院等等。2017年，已纳入数字文化馆第三批建设的11个省级文化馆。这类基础设施，对于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而言，可能建设难度是较大的。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完全可以通过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需求。2006至2015年，中央财政下拨山西省非物质文化专项资金1．42亿。在数字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方面，需要对集资方式进行明确规定，从而保证其合理和公平公正性。
公共管理价值篇5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技术中心北京100007）
摘要：本文介绍了公共数据管理在企业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以及公共数据管理系统的建立过程，并指出统一管理核心、基础信息将最大化发挥公共数据管理的实施效益，为企业的系统集成、业务协同、决策应用等发挥更大的助力作用。
关键词：公共数据管理；数据标准；管理流程；数据共享
1公共数据管理概述
1.1公共数据的概念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或关注公共数据。公共数据的定义有很多种，文中的公共数据是指在企业价值链上被重复、共享应用于多个业务流程或跨多个业务单元的数据，如客户数据、供应商数据、产品数据和员工数据等。
根据Gartner的定义，公共数据是一套一致且唯一的定义和特征信息，描述了企业的核心单元。这些核心单元主要包括成员（如客户、候选人、人、城市、员工、卖方等1、地方（如地点、办公室、区域、地理位置）和事物（如账户、资产、制度原则、产品和服务等），公共数据组则包括组织层次、销售范围、产品层次、价格清单、客户分组。
公共数据是非常核心的业务源头信息，具有高价值的信息，是企业业务管理和信息系统运行的基础和前提。为确保公共数据的统一、完整和可控，通常需要对公共数据进行管理。
1.2公共数据管理的概念
1.2.1公共数据管理的定义
公共数据管理是巩固、清理和提升企业公共数据的应用与技术的一种结合。它通过制定并执行统一的数据标准和管理制度，将组织、流程和技术平台三者有机结合，以保证公共数据的真实性、统一性和高质量，最终使公共数据成为企业的宝贵资产，并作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图1）。
公共数据管理不仅仅为企业公共数据的管理提供技术支持，更多的是公共数据治理，包括建立数据运维流程、保障数据质量、数据变更管理以及建立公共数据管理组织等内容。同时，它也是信息技术在管理数据、移动和传输等方面的一个组件，对于业务拥有的数据的价值和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公共数据管理应被视为企业范围内的原则。
1.2.2公共数据管理的范畴
有别于应用信息系统中公共数据的定义，公共数据管理需要特别关注数据内容的定义。
首先，公共数据管理所关注的是在整个企业价值链上被重复使用、共享于多个业务流程或者信息系统的数据对象，而不是各信息系统或者某个业务流程单独使用的数据对象。例如，在一个企业中，客户数据可能会被应用于不同的业务环节，同一条客户数据可能被应用于erp{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CRm客户关系管理）等多个信息系统，其将被定义为公共数据管理的范畴。而生产工艺路线仅被应用于meS（生产运行管理）系统，设备故障代码信息仅被应用于设备管理部门以及相应的管理系统，那么它们将不属于公共数据管理范畴。
其次，从公共数据的属性字段上来说，每个数据对象通常包含多个属性字段，但并不是公共数据包含的所有字段信息都是公共数据管理的范畴，只有公共数据的公共基础信息，特别是决定公共数据唯一性的信息才是公共数据管理的范畴。
1.3公共数据管理的必要性
随着企业信息化进程的开展，业务单元大多由各自的信息系统支持，业务之间交互的信息通过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来实现，公共数据对于各业务单元之间信息的一致性和对称性起着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深深感受到数据问题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目前全球众多咨询分析和实施机构正致力于对数据问题的统计和研究工作。针对数据问题本身的研究，DmReview公司曾对全球众多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过调研分析，得出结果如图2所示。
据Gartner对数据治理和公共数据管理项目的专项调查，可以得到以下结论：①良好的公共数据管理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的业务效益；②公共数据管理核心是要关注业务，而不仅仅是数据本身；③公共数据管理成功与否的最关键因素是其是否得到最高级管理层的理解和支持。
因此，为确保公共数据能满足业务运行和信息系统运行的要求，需要将公共数据管理落实到企业部门，通过制定相关的管理职责、管理制度和管理流程，形成完善的公共数据管理体系，进而从根本上进行公共数据管理。公共数据管理可分为5个发展阶段（图3）。
1.4公共数据的管理模式
作为一种新的管理需求，公共数据管理的重要性随着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深入而成为企业管理职能中一种常态的管理工作。对于集权管控的业务模式，其公共数据的管理模式多为集中管理，对于分权管理的业务模式，其公共数据多为委托下属单位进行集中管理或委托下属单位自行管理（图4）。
1.5公共数据管理技术发展趋势
Gartner的研究报告显示，公共数据管理应被视为实现企业内信息管理战略的一部分，没有广泛的企业信息管理和基础架构的支持，公共数据管理解决方案将不能有效的维持高质量和可重用性的数据，图5为2012年Gartner的关于公共数据管理技术的成熟度曲线。
纵观公共数据管理技术成熟度曲线，公共数据管理市场正在逐步走向成熟。虽然在两年之内还没有新的技术出现，但是从整体上看，公共数据管理市场仍具有可开发的潜力。2012年的公共数据管理技术成熟度曲线的特点是，有些技术在高峰期到达前就已过时，这些技术将被更广泛的公共数据管理技术所替代，如多域公共数据管理解决方案。使用低质量的公共数据去改善业务过程只会导致低预期的结果，所以维护单一版本的公共数据是非常有必要的。
2公共数据管理体系
公共数据管理体系主要涵盖了公共数据标准、管理组织、管理流程和质量管理4部分，旨在创建企业级信息视图，建立一个有效的端到端的数据管理体系，在整个数据生命周期内采用一项综合、协调且有计划的方案，从而提升决策过程中所需数据的一致性和可信度，提升数据的安全性及质量水平，将数据对收入的贡献潜力最大化。
2.1公共数据标准体系
2.1.1公共数据标准识别
企业公共数据编码标准体系是基于企业业务运作及管理需求而建立的，首先以各项业务分析作为关键输入，分析出核心业务组件(CBml模型，而后根据公共数据识别的原则定位各业务相关的公共数据对象，并按照公共数据分类的原则，从公共数据共享的业务领域、信息系统范围等角度出发，筛选出公共数据，最后从现行标准、应用集成情况、数据责任人、管理流程及平台支持维度对每一项公共数据对象进行详细分析，确定管理策略，制定公共数据标准，进而形成公共数据标准体系。
2.1.2公共数据标准体系
企业公共数据通常包括人、财、物、业务伙伴和基础数据5个方面，代表了企业整个层面公共的业务实体，跨业务领域、跨信息系统。因此公共数据标准是应用于多个信息系统的基础类标准，需在整个企业范围内统一制定，并严格执行。
2.1.3公共数据标准管理流程
公共数据编码标准管理流程一般包括注册与立项、制修订与、宣贯与执行、检查与复审、使用与维护等5个阶段，实现公共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图6）。
2.2公共数据管理组织和职责
在公共数据管理过程中，从标准的制定到标准的执行会涉及标准和数据责任部门、标准部门、标准执行部门3个重要的角色。通常标准和数据责任部门是财务、采购部门，主要负责公共数据编码标准的制修订、解释和监督执行。企业的标准化管理机构负责标准，标准由企业的各级公共数据责任部门分级负责执行。
在整个组织体系中，标准和数据责任部们(Dataowner）直接影响公共数据管理的最终效果和管理水平。实践证明，最有效的公共数据责任部门是业务与管理高度统一的部门，但具体企业还需具体分析。
2.3公共数据编码管理
根据企业业务管理特点和要求的不同，公共数据将采取集中制、审批制和备案制3种管理方式，归口业务管理部门将按不同的方式对公共数据进行编码。
公共数据管理从公共数据的业务活动出发，逐个分析备节点的业务需求，为数据标准、数据质量、管理体系及系统功能的提升提供需求指导和应用思路。图7展现了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生命周期管理。
2.4公共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质量管理主要从事前防范、事中监控及事后治理3个方向进行管理。，管控流程一般主要包括数据质量监控、数据质量分析、数据清理及长效保证4个环节（图8）。
3公共数据管理系统建设
企业要实现公共数据管理，需搭建相应的系统用于公共数据的申请、审批和集成管理。公共数据管理系统包含公共数据的查询、申请、审批、、质量管控和集成等功能，通过企业服务总线实现与企业备信息系统的集成，为备集成系统提供公共数据编码服务（图9）。
通过公共数据管理系统的建设，不仅可以落实企业公共数据标准的执行、规范公共数据管理流程，还能最大化发挥公共数据管理的实施效益，为企业应用系统集成应用和信息共享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
4总结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成熟，公共数据管理将作为企业运作过程中一种常态的管理职能。企业通过公共数据管理，可取得一系列成果：
①制定一系列公共数据编码标准，既可满足企业跨部门、跨业务领域的数据共享需求，也满足了企业系统间信息交互数据一致性的需求；
②成立数据管理组织，可指导企业公共数据编码标准的制修订、推广实施、运维管理等工作；
③建设相应的公共数据编码管理系统，为企业各信息系统的数据共享提供技术支持；
④建立企业统一共享公共数据编码库，有利于企业做出正确的统计分析及业务决策。
综上所述，公共数据管理是企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将为企业的系统集成、业务协同、决策应用等发挥更大的助力作用。
参考文献
【1】．iBm公共数据管理：超越单一视图以发现正确视图[R].iBmCorporation.2007.04
【2】Viktormayer-Schonberger，KennethCukier大数据时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3】屈挺，李伟．公共数据编码——中国石油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基础[J]石油工业计算机应用，2005，13(4):2-4.
公共管理价值篇6
公共价值是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最本质的体现。本课题在分析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公共价值理论运用于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必要性，并从公共价值理论的角度研究了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改革思路。
关键词：
公共价值；政府采购；绩效管理
一、相关概念及释义
(一)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内涵
政府采购，作为政府部门一种带有市场性质的经济行为，其绩效管理是采购主体为达成绩效目标，而采取的对采购过程进行组织、协调和管理的过程。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内涵，是公共财政资金如何发挥最大采购功能的问题。其中，采购主体为了让采购行为的价值符合预期目标，就必然会综合考量采购成本，以及采购行为之后的价值收益，并通过完善的绩效管理体系对采购绩效进行科学的管理。
(二)公共价值理论的释义
公共价值理论，在勾勒政府采购公共价值的愿景，制定战略，落实目标，进而实现公共价值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采购绩效与公共价值密切相关，采购绩效管理的实现，也是政府上下层，以及政府治理过程被公共价值所约束的结果。换言之，公共价值，不仅是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最本质的要求，也可为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提供最有力的支持。
二、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化制约着绩效管理的提升
在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中，由于采购资金来自于财政拨款，采购主体在采购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财政预算任务的限制，无法从发展的角度，综合安排采购任务，这种采购需求和财政安排相脱节的现象，极大地制约了政府部门采购的市场化行为，而严重影响了政府采购绩效的提升。
(二)权责设置尚需完善
目前，我国的政府采购遵循三级管理的原则，即由财政部门制定采购部门的采购标准，而采购部门会把采购预算报送同级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和采购单位的主管部门联合对预算作出审批，然后财政部门做出批复后，再由主管部门下达批复，采购部门便可根据预算进行采购。如此一来，财政部门拥有绝对的权力，主管部门的权力被弱化，而采购部门只能处于被动的状态，这一情况往往会导致资金和需求的不匹配，以及需求和采购的失衡。
(三)管理的流程仍不够优化
在目前对于采购物资，即国有固定资产的管理上，存在着财政部门与采购部门对于采购物资管理相脱节的现象，而对采购资产进行科学的管理，作为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延伸，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在物资管理的系统、流程上并不匹配，多为自行其事，造成了效率低下、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等一系列问题。
(四)评估体系存有较大漏洞
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制度化的绩效管理模式尚未形成，在指标评估体系上存在着不规范、不完整和导向不明确等问题，而且，由于主管机构的不明确，相关法律的不到位，以至于在采购过程中往往注重采购的合规性，而忽视了采购公共价值之所在，缺乏对绩效管理的整体认识。
三、在政府采购绩效管理中运用公共价值理论的必要性
运用公共价值理论实现对政府采购绩效的管理，可以说是由政府采购的公共效用和公共价值的一致性所决定的。由于政府采购是为了满足公共需求，所以采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围绕实现公共价值而进行的，由公众的需求而产生的公众服务，便成了政府采购公共价值的最直观的反映，当然，公众对于政府采购绩效的评价，也同样是从公共价值出发的，因此，可以说，公共价值是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最本质的要求。
四、基于公共价值理论的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改革思路
(一)完善预算制度，加强对预算环节的管理
对于预算绩效的管理，主要从政府采购预算的编制、执行和监督上入手，通过不断地完善政府采购预算制度，加强对预算资金的管理，而在具体执行上，可以充分考虑采购单位的需求，以及政府采购目录和标准，运用节支率和资金的完成进度，来实现对政府采购预算环节的科学管理。
(二)优化组织模式，大力推行“阳光采购”
现阶段我国政府采购的组织模式，主要遵循集中采购必须委托机构采购，而分散采购，则采用可以委托机构，也可以自行采购的模式，对于分散采购，采购单位采用自行采购的形式，因缺乏监督往往会出现采购结果异化的现象，无法体现采购的公共价值。因此，需要优化政府采购的组织模式，采用可以保证采购质量和效率的“阳光采购”，以实现节约成本、抑制腐败和宏观调控等各种功能，以确保政府采购公共价值的最佳体现。
(三)完善管理流程，提升政府采购的能力和水平
完善政府采购的管理流程，需要从制度和运行两个方面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完善法律制度，为政府采购的预算、采购、执行、验收等各个环节提供可靠的法律支撑，另一方面则通过优化采购的运行方式，执行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弥补法律的不足，规避权力的滥用而产生的采购结果异化的现象。
(四)优化技术储备，提升政府采购的质量和效率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运用，传统的以人工为主的采购模式，严重制约着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进程，已经无法适应现代采购的需求。而运用互联网技术，在政府采购中取消利用纸质文件的逐级上报，改用统一的电子采购系统，并在政府采购中建立信息传递和共享机制，可以极大地提高政府采购的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1]姚艳霞.政府采购国家法律比较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2]王亚星.政府采购制度创新[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4.
公共管理价值篇7
关键词：国家公务员制度；公共部门改革；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025-02
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公务员制度已经成为各国公共部门主导性的人事行政管理制度。随着社会进步和学科发展，许多国家的公共部门引入了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概念，对本国的公务员制度进行重构。传统公共部门的人事行政管理制度逐步走向了现代的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人事管理的理念、价值和方式都处在明显的转型之中[1]。
回溯公共部门人事制度的背景、延续和变革之路，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水平总有其相对应的价值追求，而不同价值间的冲突和碰撞则成为推动公共部门人事管理制度变迁的核心因素。
一、传统公共部门人事制度
传统公共部门人事制度主要指的是以国家公务员制度为核心的公共部门人事行政制度。从背景来看，工业革命后面对蓬勃的市场经济和新兴资产阶级，政府必须建立一支职业化的文官队伍来对公共事务进行更加高效的管理。19世纪西方各主要国家的人事制度存在较大的弊端：如英国实行带有浓重封建时代色彩的个人恩赐制，导致官员的任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美国建国初期的政府官员多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故而称作“绅士政府”。随着两党或多党政治格局的形成，政党分赃制产生了周期性的人事大变动、政治动荡、腐败等问题，要求变革公共部门人事制度的呼声愈发高涨[2]。
“政治―行政二分法”成为现代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的理论前提。其基本论点是，政府具有两种天然的功能，即政治的功能和行政的功能。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的作用在于国家对体现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进行制定，行政的作用在于实施公共政策。因而，行政管理需要做到的是以最少的投入、最高的效率完成规定的任务，这就要求政府组建一支即能坚持价值中立又具有知识、能力和技能的公职人员队伍。其核心价值与基本制度可概括为：连续性和职业常任制度；中立性和两官分途制度；功绩性和注重实绩的考评制度；对公众的责任和法律规制约束；政治价值、经济效益及其管理制度；此外还有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等价值[3]。
不同职位间及权利、义务间必然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冲突，这便体现出价值观的紧张与竞争：就政治回应性而言，行政官僚对政治官员做出回应，即政府能够积极回应选民通过政务官所表达出的公民意志。就组织效率而言，政府强调投入与产出的比例，“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在个人权利方面，强调公民个人免受政府官员不公正行为的侵害；法律保护公务员不得因为政治原因被解雇，从而使其免受各政党压力；公务员个人可借由公务员工会来合法保护自身权利。在社会公平方面，公民基于先前的牺牲和社会歧视，可在公共职位选择、录用及晋升中享有法定的优先对待的权利。这一价值观体现了“公平”的社会性，政府向特定的社会群体（如妇女、少数种族、退伍军人等）提供公平。综上所述，公务员制度的各种价值追求均是为了防范前官僚制时代出现的诸如混乱、腐败、低效、无能等问题，更多是为了满足工业革命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因此这些价值观都带有其所处时代的鲜明烙印，也是推动构建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动力。
二、当代公共部门的变革需求
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并取得巨大进步。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发展模式固然保证经济能够在一个比较平稳、快速的层面上发展，但也导致政府规模的高度膨胀，超出政府能力的承载范围，因而政府失灵的现象愈演愈烈，主要表现在――信息的不完善和不对称使得政府难以准确把握政策受众的真实情况，政策的失真、滞后效应非常明显；受利益集团影响，政府的腐败行为和寻租活动愈发严重；公共部门的权力高度垄断且封闭，缺乏有效竞争，组织效率低下[4]。
国家公务员制度已经不再完全适应于新时展的需求，其核心价值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政治中立”问题
由于经验、技术和能力上的优势，事务官可轻易操控政务官的政策制定过程，公务员就有可能扭曲政策的公共性，以表达他们偏私的利益。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公共事务日益繁多，行政管理活动势必要依赖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规章，公务员便拥有了合法授权的“准立法”权力。此外，这种强调公务员工具理性的制度安排，客观上大大降低了公务员对政策本身的关怀。
2.终身常任制问题
终身常任制使公务员可能更加趋于保守，缺乏创新和灵活性，降低了组织效率。公务员内部趋于封闭，人员流动受到限制，阻碍了组织的竞争、激励和更新。公务员队伍过于稳定，容易造成机构僵化。公务员作为既得利益者，常常成为政府改革进程中的阻力。因此，公共部门必须选择一种相比之下更富有活力的、竞争性的、开放的人事管理制度。
3.职位管理问题
过分强调客观、理性限制了公务员作为“一个人”的能力发挥。当代公共部门应当倡导从人本主义出发，以人力资源发展为本位，积极发挥公职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人事管理制度。
三、新导向：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这一时期的变革趋势可简要概括为“从人事行政管理走向人力资源管理”。德鲁克首次提出了人事行政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两个概念，他把官僚制度下人事相互匹配的一套模式称为人事行政管理，包括价值、制度、行为、技术等方面；将后官僚时代人、事相匹配的一套模式称为人力资源管理。
在管理理念和价值观上，二者具有明显的不同。如果用一些短语来描述这种区别，那么对于传统人事行政管理来说，它强调政治原则的、集权的、等级的、封闭的、单一的、专家导向的、非人格化的、短期的、着眼于现在的等概念；而对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来说，它强调市场（经济）作用的、分权的、平等（合作）的、开放的、多元的、顾客导向的、人性化的、长期的、放眼于未来的等概念。
在公共部门的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观主要强调个人责任、有限的分权政府、社区提供更多的服务等三个方面。个人责任强调每个人都可以做出与自己目标相一致的选择，同时也应对选择的结果承担责任。有限的分权政府则认为政府不应当、同时也无能力涉及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政府应当限制自己的权力边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私有化、更小、更少的政府成为其所追求的目标。社区提供更多的服务强调由专家治理转变为公众治理，由私营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倡导“民治、民有、民享”的新理念。
这三大价值观带来了西方公共部门人事管理制度的重大变革，如追求不再用人或少用人，产生了可替代性的组织形式，如民营化、外包等；公共部门职能履行方式变化，如具体特许经营协议、补贴性安排、待用券制度、志愿者、自助等新事物的出现；强调增加公共部门雇佣弹性，通过常任文官来满足组织最低限度的人力需求，通过临时雇员来满足组织工作量的要求，可有效缓解公共财政压力。
从社会现实来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在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影响下纷纷进行了制度重构。1968年《富尔顿报告》的提出拉开了英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序幕。1981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对文官制度进行改革，在文官系统实行管理和运作负责制，各级文官都要分清和确定职责范围，并对英国民众负全部责任，此次改革目标是提高效率、分散权力、取消终身雇佣制。1978年，美国总统卡特签署通过《公务员制度改革法案》，掀起了美国文官制度变革的高潮。从1993年到2000年，克林顿政府进行了名为“重塑政府”的改革，内容包括追求灵活和回应的雇佣制度、改革一般职位序列的分类和薪酬制度、建立有效的“工作―管理”伙伴关系等。乔治・布什政府提出管理改革议程，主要集中于人力资本、竞争性采购、财务绩效、电子化政府和预算绩效整合等五个领域[5]。
新兴价值观及制度变革对公共部门人事管理制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具体表现为：公共部门对政治的回应性大大增强；组织成本降低，效率提高，但也引发许多问题，如精简引起了人力资源外流和公共部门的内部紧张，无法促进职业主义、自我尊重、工作绩效的增长等；从雇员权利的角度看，政治因素和职位不稳定性都在加强；就对社会公平价值的影响而言，弱势群体保护的计划反而在衰退。
综上所言，无论是传统的人事行政管理制度，还是新兴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都作为不同时代公共部门管理模式的不同形式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正是不同时代的价值冲突推动了公共部门人事制度的变革。无论是何种制度、何种价值观，最关键的是要达到制度、价值和客观现实的相互协调，唯其如此，制度才得以保持活力。同时可以看到，人类对于各种价值取向的偏好总是呈现出钟摆式的变换，价值观的冲突史也演变为一部公共部门人事管理制度的变迁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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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价值篇8
随着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推进，民智不断被启迪、民心不断被解放;而民治民心的充分准备又为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条件。由此看来，上述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笔者认为，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等在公共管理的不断实践中逐渐成熟。换言之，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道路的选择，是各种力量经过长期博弈，最终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均衡点。而理性贯穿公共管理领域各类博弈的始终，成为了推动公共管理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1理性:公共管理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真正动因
一般认为，理性是指人们运用知识技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涵盖判断、分析、综合、比较、推理、计算等各方面能力。理性是如何推动公共管理领域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呢?笔者认为可以从理性对公共管理领域中两种力量的影响进行分析。
1.1首先是理性对管理群体的影响
第一，理性使得管理群体能客观看待自身能力的限度，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和不足。这就使得管理群体尽可能避免了盲目自大的心理状态，转而极力跳脱寡头统治的“铁律”并积极主动地向外界寻求建议和帮助。这客观上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第二，理性使得管理群体能尽量保持科学的态度，不主观臆测、不轻信盲从。同时，理性也促使管理群体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不断掌握新的工具来保证公共管理领域的可持续性。这客观上推动了科学化的进程。第三，理性使得管理群体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愈发成熟，摆脱对自己和他人的绝对信赖，转而不断摸索独立于人之外的、更为可靠的、操作性更强的制度。这客观上推动了法制化的进程。
1.2其次是理性对被管理群体的影响
第一，理性使被管理者能够独立思考并怀疑所谓“本该如此”的社会状况的，对把自己排除在外决策者之外的管理活动提出质疑。这客观上保证了民主化的进程。第二，理性也使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实施的具体管理活动不轻信、不盲从，使他们有能力发现具体管理活动中的不科学不合理之处。这客观上保证了科学化的进程。第三，理性使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始终怀有戒心，他们要求与管理者订立契约来确立其权利义务关系。这客观上保证了法制化的进程。
因此，理性实际上从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两个方面促进了公共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
2研究理性在公共管理中作用的突出意义
笔者认为，其最大的意义在于:理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相对于法治建设等人为工作，其概念具有原初性。将理性认定为源动力可以一举突破公共管理发展历程中“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
2.1“公共管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等概念在本文中的内涵与外延
本文中的“公共管理”，并非仅指“公共管理学”，而是涵盖了“公共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涵义。在公共管理的理论层面，笔者接受陈振明教授的观点，赞同公共管理领域的三次范式转换:即公共行政学到公共政策分析再到公共管理学。根据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三次范式转换中公共管理的领域愈发扩大。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政党执政等相关概念也纳入公共管理领域中来。而在中国的国情下，执政党在公共管理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因此，本文对于理性的探究，重点将集中在政党理性之上。在公共管理的实践层面，笔者认为广义上的公共管理并不仅仅是政府或者第三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它同时也包括了对公民的管理。换言之，笔者认为公共管理领域中的“被管理者”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因此，本文对理性的探究，也会涵盖对“被管理者”之理性的研究。
综上所述，本文中的“公共管理”，是一个较传统研究更为广泛的领域，可以将其理解为“政治”与“公共管理”的“并集”。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最早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二者为人的理性的相互对立又彼此联系的重要方面。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助)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价值理性则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
在定义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工具理性”实质上代表着“绝对的理性”、“实用的理性”和“理性的理性”;而“价值理性”实质上代表着“相对的理性”、“自然的理性”和“感性的理性”。“工具理性”表现出对制度、数据的依赖而“价值理性”则表现出对人的信任。同时，“工具理性”是基础而被动的，“价值理性”是核心而主动的。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与关于理性与感性的讨论具有一致性，同时涉及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等哲学命题。在经过多年争论仍没有结果的命题面前，笔者选择不再纠缠于概念的具体定义，而在下文中直接应用其实质含义。
2.2从“运动”到“活动”——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挑战
文革前后，我国的公共管理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突出表现，便是“运动模式”的消亡与“活动模式”的兴起。
统计数据显示，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开始，我国共发动了30次左右的“运动”。而文革期间有记载的运动居然多达31次，超过了文革前的总和。文革后，中央决定不再进行群众运动，随之而来的是此起彼伏的“活动”，涵盖理论学习、党的建设、道德倡导、科教文卫等等，从“五讲四美三热爱”一直到如今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2.1“运动”与“活动”的概念辨析。公共管理领域中的“运动”和“活动”，一般是指“政治运动”和“政治活动”。两者都被各国公共管理的主体广泛运用到公共管理的活动中，并非中国首创。但中国的公共管理主体在运用运动和活动时的次数之多、频率之高、范围之广和效果之大确实罕见。一般认为，“运动”是剧烈的“活动”，“活动”是舒缓的“运动”。除了激烈程度不同外，两者还存在以下几个显著区别。
首先，两者的强制性不同。运动(在中国多指人民运动)的精神往往具有等同法律甚至超越法律的强制性，一般强调人人过关、无一例外。而活动的精神则往往表现为“号召”，活动的观众只要一般性的“响应”即可。
其次，两者的目的性不同。运动一般有明确的打击对象，以“破坏”为主，“建设”为辅。运动的口号也大多是“批判XXX，反对XXX，整治XXX，镇压XXX”以及“对XXX的斗争”等。其中，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似乎具有建设的名号，但实际过程中仍然以破坏为主。而活动一般没有具体的打击对象，以“建设”为主，“破坏”为辅。活动的口号大多是“学习XXX，建设XXX，推动XXX”以及“贯彻落实XXX”等。文革后的“反腐”活动算是最具破坏意义的活动了，但其实质仍然是通过“反腐”的方式来“倡廉”，依次构建和谐社会。
最后，两者的过程不同。运动一般具有突然性和偶然性，经常由某一事件、某一个案或某一典型触发，运动过程中大多会出现发起者没有想到、不愿看到甚至无法控制的情况。譬如文革愈演愈烈直至不可收拾。而活动一般经过长期筹划和部署，有明确“时间表”和详尽的“线路图”，活动过程也往往在发起者的掌控中。譬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分阶段、分环节的设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2.2运动与活动背后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运动时代”，“价值理性”在我国从上而下的理性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种“中国式价值理性”，发端于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建国前的反对工具理性的若干思想，譬如“理性认识来源于感性认识”等。对工具理性的批评在《反对本本主义》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献中也有相关体现。
文革结束前，政治精英和人民群众都倾向于为了自己认可的理念而去破坏现有的制度。“文件治国”的理念与人民群众过度高涨的热情，使得价值理性在公共管理领域不断地扩张，以至于人们崇尚主义而蔑视法律。个人崇拜的日益盛行和规则意识的逐渐淡漠终于造就了文革十年的动乱，也造就了价值理性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价值理性愈发显现出其“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特点，最终引发越来越多人的怀疑和反对。
文革结束后，工具理性逐渐取代价值理性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主流思想。其实用性、可操作性使其在极短的时间内收获了普遍认同。“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稳定压倒一切”等名言正是工具理性的典型显现。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我国的公共管理愈发实用和实证。因此，在“活动”时代公共管理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灌输价值而是教授工具。人们很少再会为了自己所认同的政治价值而去破坏正常运行的政治制度，转而将注意力转移到体制的优化，即工具的打磨。
2.3从“GDp”到“幸福度”——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反击
世纪之交，我国的公共管理模式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其突出表现，便是“GDp导向”向“幸福度”导向的转变。依赖数据指标、重视量化分析是工具理性的突出特点。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地位以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数字、排名、指标等客观考评依据，甚至出现了“疯狂的GDp”等异化现象。新千年以来，对GDp导向的反思愈发深刻而广泛。如今公共管理者普遍接受“幸福度”的衡量新标准。
2.3.1GDp的疯狂与工具理性的异化。公共管理者并非不知道GDp乃至所有经济指标的局限性。他们不惜代价的经济建设，本质上是为了借助“GDp”这一客观指标上的胜利、证明自身公共管理制度的优越性。(从政治角度说，也就是为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国家公共管理者的观点是经济靠前了，证明自己是强大的，说话才有人听，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也会随之提升，那么中国必然可以在各国博弈中占据更多主动，收获更多利益。换言之，GDp满足了工具理性自我证明的需要。
而地方攀比经济指标的行为则更好理解。地方经济的数量和增量直接影响到了中央对地方支持的力度，也直接决定了地方公共管理者的仕途命运。因此，在经济指标的竞争中，地方政府更为疯狂。
上述种种表现，其实都是工具理性不断扩张的表现。国家和地方纷纷选择了见效最快的管理模式，在最容易量化、最具竞争性的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倾斜。“GDp导向”变成了“GDp唯一”，“指标化”变成了“唯指标化”。其实质原因，都在于工具理性的自身缺陷和不断异化。在理性工具面前，人们的信仰、良知甚至人性都纷纷出现了被瓦解的趋势。
工具理性的存在，是为了规范价值理性。换言之，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如果工具理性完全吞噬了价值理性，那就会走向“理性的非理性疯狂”。
2.3.2幸福度的兴起与价值理性的重现。新千年后，GDp导向造成的严重后果愈发显现，公共管理主体纷纷进行了反思和探索。
人民逐渐认识到，在GDp导向下，公共管理的价值、任务与意义都被理性工具扭曲了。发展和优化公共管理，是为了改进公共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而在GDp导向下，公共物品的观众常常被忽视，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完全主导了公共管理的方向。换言之，工具理性的扩张造就了“统治型”的政府。
在此形势下，国内的“幸福经济学”、“幸福政治学”和“幸福管理学”逐渐兴起。“幸福度”的概念也被公共管理者中的革新派引入中国，引发了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革命。
“幸福度”的理论根基，就在于蕴含其中的价值理性。公共管理者在实施管理活动时，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怀有天下为公的理念。这才是公共管理的伦理和价值所在。
因此，提高人民的幸福度、满意度，才是公共管理的根本任务。此时价值理性的重现，既是公共管理者功利主义、短视主义、个人主义走向极端的反弹，也是公共管理中管理群体与被管理群体充分博弈后寻找的均衡点。在实践中，公共管理者逐渐发现了GDp与幸福度中的内在联系:GDp是幸福度的前提保证，而幸福度则是衡量GDp“含金量”的标准。
3结论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事物的发展都会经过正反合三个阶段，我国公共管理的成熟也不例外。在建国至今的大半个世纪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交替占据着指导思想的主流。经过两个回合的博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逐渐由对立走向统一，形成了推动公共管理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合力。
那么，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后的公共管理主体又该如何寻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点呢?
首先，要认识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各自的优缺点，并将其运用到不同性质的管理活动中去。工具理性规范、务实、见效快，适用于具体的、微观的、短期的管理活动。价值理性内涵、务虚、影响大，适用于抽象的、宏观的、长期的管理活动。
公共管理价值篇9
【关键词】经费管理；精细化管理；公共卫生防治项目
我们知道，经费管理在现代公共卫生防治项目管理中所处核心地位和参谋决策作用，经费的编码精细化管理是公共卫生防治项目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提高效率与效益为目的，也是一种现代科学管理模式。本研究具体探讨了公共卫生防治项目经费实行编码精细化管理的价值，现报告如下。
一、编码精细化管理的内涵
1.编码精细化管理的概念
一方面，卫生经费管理要符合财政规范管理要求，体现财政管理制度的科学化和精细化，避免卫生经费滥用和浪费，并接受政府监管和公众监督；另一方面，卫生经费管理要符合卫生活动的规律与需求，考虑到卫生工作的特点，激发和保护卫生人员的创新积极性。这是在注重提高卫生人员道德修养的基础上，从根本上铲除卫生腐败、保证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途径。卫生经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正常的卫生活动秩序，必须尽快解决。也应看到，深化卫生经费管理制度改革，确保卫生经费使用规范合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诸多利益关系。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财政规范管理要求和符合卫生活动规律之间不断寻求兼顾的平衡点，使财政资金在促进卫生发展方面发挥最大功效。
2.编码精细化管理的必要性
由于国家在下达公共卫生防治项目经费预算时是均按照业务支出名称编制的，而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使用时，财政部门不明白经费使用方向和开支的具体情况。财政部门预算及会计核算是按照财政经济支出功能分类，这就需要将公共卫生防治项目经费实行编码管理，使得具体的防治项目业务支出与财政的经济支出功能分类能一一对应，这样不但使防治项目专业医务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明白经费使用的方向、水平，及时发现和调整防治项目医疗费用的不合理的支出，而且为财政部门决策者及时掌握国家财政公共卫生资源的经费投放的方向、投放多少的评估提供参考数据，使经费投放最大限度产生社会效益、效果，使我们的百姓受益国家的公共卫生资源。
3.编码精细化管理的作用
比如在卫生经费精细化管理上，某某地区按照“核定收支、定额或者定项补助、超支不补、结转和结余按照规定使用”的预算管理办法，以“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统筹兼顾、保证重点”为原则，结合前3年经费收支具体内容，合理编制及执行了2014年各项收支预算，进一步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有效防范了用钱想当然、超标准、不规范现象。
二、加强公共卫生防治项目编码精细化管理的措施
1.积极转变经费管理职能
适当调整岗位模式，经费人员要积极投入精细化管理当中，以横纵交叉的矩阵式体系深入到各业务单元，用精细化的控制、精细化的核算、精细化的分析，确保经费部门落实经费管理精细化的要求。最后，理清经费管理体系，梳理管理界面以及管理流程，不断细化各个业务层面的具体管理办法和操作细则。
2.健全管理制度
开展精细化管理，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对过时的或不精细的制度进行全面和完善的修订。公共卫生防治项目面对百姓日益增长的公共卫生服务需求，必须建立有效的经费管理制度。公共卫生防治项目经费制度的设计必须融入公共卫生防治项目内部控制体系的规划中，从公共卫生防治项目整体出发通盘考虑，制定一套完整的公共卫生防治项目内部控制框架。及时写出分析报告上报上级主管部门，这样既掌握了资金的流向，又加强了经费效益的管理。
3.加快经费信息化进程
公共卫生防治项目应加大对经费信息硬件投资，引入科学的经费软件平台加强培训，按模块完成整个公共卫生防治项目的经费信息化进程，形成面向流程控制和决策支持的经费信息管理体系，保证信息的及时、准确、全面、唯一，实现业务与经费流程无缝连接。
总之，本文首先概述了编码精细化管理的内涵，重点分析了公共卫生防治项目经费实行编码精细化管理的价值，最后探讨了加强公共卫生防治项目编码精细化管理的措施：积极转变经费管理职能、健全管理制度和加快经费信息化进程，从而切实提高公共卫生防治项目社会与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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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价值篇10
关键词：政府；公共价值；创造能力
传统公共管理的特点，是公共组织的职能和运行方式，由上级部门进行明确规定，管理者的职责主要是按照上级部门的规定，维持并改善组织的运转。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认为，在新常态下，政府应积极推进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将公共管理的核心目标确定为寻求和创造公共价值，给利益相关者以更多的重视，推动政府职能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改变组织的角色，创造良好社会发展环境转变。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最大范围的满足公众利益。
一、公共部门创造价值的方式
“公共价值”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穆尔（markmoore）提出的，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广泛认可。与私人价值相比较，公共价值不仅具有非市场性特征，还具有公众性、社会性、参与性等特征，公共价值是政府公共机构通过各种方式满足公民需要，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和效用等。公共价值的组成受政策环境影响，有时还与政策环境存在着竞争关系。因此，公共部门施政过程中，必须将创造公共价值、化解各方价值冲突作为根本目标。公共部门创造价值的方式与私营机构创造价值的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私营机构存在目的就是生产满足顾客需求的产品，对外需要满足消费者，对内需要满足股东和贷款人。满足消费者是为了企业产生持续的盈余，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满足股东和贷款人，是为了表明企业有永续经营的能力，促进企业和谐发展。公共部门的价值创造虽然与私营机构创造价值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但是，公共部门的价值创造必须让公民及其代表相信价值大于成本，公共部门的价值创造不仅要关注公共产品质量，更要关注公共服务成效，而这些都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存在很大的关联。如何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提升政府的公共价值创造能力是本文着重探讨的一个问题。公共价值创造主体是多元的，不一定非要由政府公共部门创造公共价值，公民、社会组织也可以参与其中，共同承担创造公共价值的责任。对于公共价值创造，“横向”结构上的合作比“纵向”公共价值创造更加重要。
二、公共价值创造的主体――政府
随着政府改革实践不断推进，政府是公共价值的创造者这一理论，越来越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认可。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倡导者莫尔、斯托克认为：“公共部门管理工作的目的是创造公共价值，就像私人部门管理工作的目标是创造私人价值一样。”公共干预的目标是通过公共干预，寻找公共价值创造能力，实现社会和经济价值的提高。在公共管理中，政府应由追求效率逐步转变为追求公共价值创造。公共偏好决定公共价值，它通过社会民主程序得到确认。在传统公共行政中，人们也希望政府采取行动，政府干预理由正当，尤其是在市场失灵领域，但是政府干预存在技术性问题。政府如何创造公共价值，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政府干预的认可。在传统公共行政中，管理者的职责主要是按照上级部门的规定，维持并改善组织的运转。新公共价值管理理论重新定位了管理者的角色。新公共管理注重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在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中，公共管理者被视作一个探索者，而不是为了达到既定目的仅仅设计方案是与其他人一起创造公共价值。新公共价值管理理论注重人文关怀，强调政府职能调整，政府应该拓展公共参与，强调民主与效率的有机整合，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作为公共价值创造者，政府要不断调整自身管理职能，动态定位管理者角色，提升对公共价值的理解，以使公共价值最大化。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当将公共偏好置于核心地位，拓宽公众参与途径，更多的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通过公共协商构建协商网络，公众通过参与公共协商使得自身的合法性得到更多的认可。
三、提升政府公共价值创造能力的途径
政府应明确在创造公共价值中公共管理者的具体角色，通过公共偏好确定公共价值，同时，不断完善公共价值，通过寻找价值确定公共干预，创造条件，以确保在政府角色扮演中公共价值创造的核心地位。首先，要确保公共组织所创造的价值与公共偏好相一致，与公共组织伦理同步，注重公共价值创造中公共伦理道德建设以及公共组织文化建设；其次，是要寻找更加有效的信任关系途径，维护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树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建立并发展基于合作和信任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公共服务愿景，基于合作和信任基础上，明确共同的核心价值目标。再者，要建立并完善各种沟通渠道，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公共价值创造过程中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造一个有效的平台，便于各主体间进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在公共价值创造中，要积极组织公众参与和协商，确保利益相关者的待遇公平，提高公众参与和协商的效率，增加服务信息的透明度。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增加顾客的可选择权。在实践中增强相互之间信任，提高公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
提升政府的公共价值创造能力。政府要重视公共服务伦理道德建设。不断完善伦理道德监督体系，准确评估公共服务伦理道德承诺能力，促进公共管理者合理定位，强化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在实践中，加强政府绩效文化建设，完善责任落实体系，提升公共服务伦理道德水平，建立良性互动机制，维护社会公正公平，增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应依据公民满意度、公共服务质量、公民权利与意愿以及公共服务成本等，理性选择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审慎考虑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程度。利用现有资源最大限度实现公共价值的最大化。政府应着眼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强化战略管理，培育公共管理者战略思维，使其能够及时调整对公共价值的理解，把握环境变迁趋势，拓展服务路径，提高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政府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社会学习平台，拓展公众参与协商途径，积极促进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沟通与协商交流，让参与者畅所欲言，根据环境变化调整既有决策，寻找达成共识的方法。提升政府的公共价值创造能力。
结语：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应明晰自身角色，重新定位自身职能，拓宽公众参与途径。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增加公众有效参与度，实现政府与市场、社会、民主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将公共管理的核心目标确定为寻求和创造公共价值，给利益相关者以更多的重视，提升政府的公共价值创造能力。（作者单位：华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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