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0-01
自2000年开始，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我国的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促进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的第三产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与居住条件，还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在我国的逐渐落实使房地产业的发展更加趋于理性，而房地产自身具有的商品特性、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性以及与其他行业的相关性决定了其必然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形成一种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波动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关联性的探讨研究非常有必要。
一、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
在房地产业的发展中出现的过热现象实际上就是其经济周期波动的表现，所以，研究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非常有必要。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
1.内生因素
内生因素包括房地产价格、需求、收入、政策以及市场的预期变动等，同时，房地产的供给总量会在劳动力、技术水平以及资金管理等方面变化的影响下而不断扩张或收缩。这些因素在本质上决定着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可见，房地产供给、需求任何一方面出现失衡，将会影响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从而引发房地产的经济波动。因此，必须加大对房地产经济的调控，保持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
2.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是引起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初始原因和初始推动力，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技术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等，其中政策因素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为直接，较为显著，房地产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增长的高度成正比，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房地产业的发展就越快。另外，自然灾害比如地震、洪水等，以及战争、社会突发事件、科学技术的变革等对房地产经济的波动有直接、突发、猛烈的影响，这些因素中有的持续时间较短，有的则较长。
二、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
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是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进行调控能够防止房地产业出现大幅度的经济波动，使房地产周期性波动在可控范围，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经济周期波动对房地产业和社会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下面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提出几点建议，以更好促进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和协调。
1.处理好房地产业发展周期差异性与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性的矛盾
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加上房地产业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所以各个地区房地产业的发展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房地产经济周期既有全国性的周期，又有区域性的周期。因此，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要根据房地产业发展的全国性和区域性特点，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用科学的发展观，既要避免“一刀切”，也要保证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有效执行。
2.根据经济形势灵活调整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要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整，力求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防止房地产出现过热或过冷情况，还要对利息率进行适当的调整，在调控方式和松紧程度方面应连续微调。同时，要在控制货币政策的调整幅度、谨慎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房地产的经济增长点作用，扩大内需，延缓周期波动，使房地产经济市场的发展更为活跃，为实现我国房地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3.保持财政政策调控的稳定
实践证明，积极和稳定的财政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鉴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可适当的减弱财政政策力度，同时使政策的调整向中性、稳健的方向发展，比如可以适度紧缩财政资金所支持的投资项目，主动进行结构性调整等。这就需要政府谨慎权衡扩张财政政策、紧缩财政政策和稳定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和影响，避免财政调整幅度过大而引起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不稳定。
4.加大对房地产产品的改善力度
目前，我国的住房供应体系仍然不合理，房地产供应市场与房地产需求市场严重失衡，要根据这些实际情况，适当引导市场形成一种梯级消费；政府要建立健全居民住房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其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中的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资建设规模；调整住房的供给结构，并促进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的合理化。比如，严格控制大型别墅的供给数量，适当的将大户型、高价位、高配置的高级公寓工程建设比例降低，提倡中小户型、中低价位的商品房数量。同时，价格因素与房地产行业内的其他因素具有关联性影响，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尤为突出，因此，必须合理规制房地产产品的价格，政府应当对各个时期的房地产的经济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判断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借助于房地产产品价格评估和指导，其住房价格更为理性，这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结语
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的第三产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能量来源，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在宏观经济政策下，房地产经济周期具有波动的特殊性，因此，要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的探讨研究，根据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处理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适当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合理规划住房建设、消费模式，控制住房价格，只有这样，房地产的经济周期波动才会更趋于理性，房地产的发展环境才会更加健康，其发展前景才会更加广阔。
参考文献：
[1]王建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分析[J].江苏商论，2008，7（05）：154-156.
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当前宏观经济；经济周期；房地产
我国房地产从2000年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到2005年、2006年通过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的价格上涨过快，随后2007年价格再次较快上涨，再到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带来的2008年价格开始明显下降，都显示出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日益紧密。
一、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关系的一般理解
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行业。房地产业因其产品的基础性、创造社会财富的巨额性以及与众多行业的关联性而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是房地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础，房地产业的发展对整个宏观经济有着重大的贡献。同时我们发现，房地产经济的增长同宏观经济一样，并不是平稳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受到资源约束或消费约束而出现收缩，因资源供给充裕或消费需求拉动而进入扩张阶段。作为一种产业周期，房地产周期波动必定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为了考察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笔者选择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变动来分别作为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和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数量刻画。
二、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萌芽起步到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个增长过程不是平稳的而是波动性的，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四个周期：1981～1983年的第一轮周期；1984～1990年的第二轮周期；1991～1996年的第三轮周期；1997年开始至今的第四轮周期。
比较这四轮周期可以发现中国房地产周期的表现形式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周期的长度在增加，波动幅度在减小，衰退与扩张的时间比在减少。可以判断，未来中国房地产周期除了延续这一趋势外，还将表现为周期每一阶段的变动将呈波浪式，且变化越来越无规律性。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尤其是住房制度体制改革推动的结果。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周期，目前正处在第四个周期。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不少经济和社会问题，出于对房地产发展过热的担心，国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房地产业发展中出现的过热现象，实际是其发展周期波动规律的表现。研究导致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原因及政府应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对于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三、影响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因素
分为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内生因素在本质上决定着房地产周期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外生因素则是波动的初始原因或初始推动力。
（1）内生因素主要包括房地产供求和房地产投资。房地产需求与供给。价格、收入、政策以及预期的变动都会使房地产需求总量受到影响继而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房地产供给总量也会在技术、劳动、资金管理等条件变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扩张或收缩的变化。
只有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同时平衡的情况下，房地产经济才能持续快速发展；供求总量和结构任何一方面出现严重失衡，房地产经济就需要进行调整，继而引发房地产经济的波动。
房地产投资。进行房地产投资决策时，房地产投资利润率是需要被考虑的重要指标。利润率通过引导房地产的投资走向扩张或收缩，对房地产周期的波动产生重要影响。房地产投资波动常被看作是房地产周期的引擎。
（2）外生因素包括有直接影响的政策因素、有间接影响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有直接影响的政策因素。指与房地产业密切相关、敏感程度较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等。这些具有明显周期性质的宏观政策因素，在短期内对房地产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
有间接影响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因素。房地产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率高度正相关，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房地产业发展速度越快；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有所区别。此外，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变化、体制变迁等都会对房地产业的发展造成冲击，影响房地产周期波动。
（3）随机因素，指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战争、等社会突发因素，以及不可预测的因素如科学技术的根本变革等。
这些因素对房地产波动有突然、直接、猛烈的影响，这些影响一般是短期的，但有时也会持续很长时间。
四、对我国房地产业宏观调控的建议
目前关于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的看法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未到波峰或者没有过热、已到波峰或者已经过热。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房地产业发展长周期还包含一些短周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周期性波动是很自然的经济现象，这些周期性波动都在可控的范围。
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防止房地产业出现大幅度波动。
（1）在加强周期性规律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判断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可以通过房地产投资量的增减、产业增长率的高低、房价的涨跌和市场交易的旺盛等主要指标来分析和衡量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评判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为此，应加强房地产周期的研究，积累经验，建立房地产周期运行的监控指标体系，为正确评判房地产业发展周期所处阶段提供科学的依据。判断正确与否，是实施反周期策略的前提。
（2）采取反周期策略，预先采取措施，避免大起大落引起的强烈震荡。当前，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未来几年，扩大内需仍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如果没有房地产市场的活跃，扩大内需就会缺少活力，经济发展也将缺少动力。因此，宏观调控政策首先要立足于保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力求与之相适应，防止房地产业过热或过冷；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房地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作用，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延缓周期波动，缩小波幅，实现可持续发展。
（3）要处理好我国各地房地产业发展周期的差异性与宏观调控政策统一性的矛盾。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一样，东、中、西部差距很大。因此各地房地产业发展程度不一，且房地产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这就决定了房地产周期既有全国性的周期，也有各地的发展周期。因此，房地产宏观调控既要避免“一刀切”，又要保证地方政府有效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更应是指导性政策，由各个地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参照实行，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调控我国的房地产市场。
参考文献
[1]曲波.房地产经济波动理论与实证分析[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3.
[2]谭刚.房地产周期波动———理论、实证与政策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经济波动经济周期宏观调控特异性
经济的波动与循环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经济的循环有良性循环与非良性循环之分。所谓良性循环,是指经济的上下波动以及物价的水平被限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总的经济态势比较平稳、均衡。所谓非良性循环,是指经济的上下波动超过了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经济运行大大偏离了均衡增长的轨道,而呈现出严重震荡、大起大落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故而总是难免陷入“忽热忽冷、冷热交替”的怪圈。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理论界看法不一。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及其特异性分析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经济共经历了四个波动周期(其中第四次仍未完成,如图一)。这四次经济周期分别是:
第一次周期,从1978年开始到1984年结束,历时七年。此次周期的峰值出现在1984年,经济增长率为15．3%；波谷出现在1981年,经济增长率为4．4%;该次周期的平均增长率为9．43%，波幅为10．9个百分点。
第二次周期,从1985年至1987年,波长为三年。波峰为1985年，经济增长率为13．3%;波谷为1986年,经济增长率为8．5%;周期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07%，波幅为4．8个百分点。
第三次周期,从1988年开始至1992年,波长为五年。波峰为1992年,经济增长率为14%;波谷为1990年,经济增长率为3．9%;周期的平均增长率为8．36%,波幅为10．1个百分点。
第四次周期,从1993年开始至今。波峰为1993年,增长率为13．2%，波谷尚未出现，波幅至少为6．2个百分点（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为7%计算）。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经历的四次经济周期特征来看,我国历次经济波动都呈现出一种非良性循环特异性。具体表现为:
第一,周期波动次数频繁。改革开放短短20年间就出现了四次波动,平均每5年一次,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波动次数比较频繁。二战以来,美国共经历了5次经济周期,平均每次周期的持续时间为9．2年,约110个月。从1980年至今共经历三次波动周期,除第一次周期(1980年1月至1981年7月)波长较短外,后两个周期都很长。其中,第二个周期(从1981年7月到1991年9月)波长为110个月,约9．2年,第三个周期从1991年9月至今,已经延续了105个月,而且这一周期还将会延续一段时间①。韩国和台湾自80年代以来也都只经历了3次经济周期,平均波长为7年②。再看看与我国国情相近的印度,自1980年以来,印度仅经历2次经济周期,其中第一次从1980年至1992年,长达12年,第二次从1992年至今尚未结束③。
第二,周期振荡比较剧烈。四次周期,除第二次周期的振幅比较小(为4．8个百分点)外,其他三次周期的波幅都比较大,其中第一、三次周期的振幅都在10个百分点以上。第四次周期现在仍在继续的周期,但振幅至少不会低于6．2个百分点。而美国自1982年以来国内生产总体的增长率波动很小,经济的周期性特征逐渐淡化,尤其是1992年以来,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幅度一直在3．9%～1．9%之间,增长率的平均数为2．86%,波幅仅为2个百分点,经济的运行是相当平稳的。
第三,在各次周期中,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年份多而上升的年份少。四次波动共20年中,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年份有14年,而经济增长率上升的年份仅6年，总的下降时间与扩张时间的比例为1:0．43。相比而言,美国在自1981年7月至今(1999年6月)的两次周期中,总的收缩时间为22个月(第一次16个月,第二次6个月),而总的扩张期却超过192个月(其中第一次为93个月,第二次已经超过99个月),总的收缩与扩张时间之比为1:8．73④。美国经济周期中的扩张期比我国要长得多。
第四,经济周期中物价波动的幅度很大。虽然,与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周期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要平缓得多,但物价的波动却变得更加剧烈。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周期中,物价的波动幅度相当大。我国从1978年至1998年，通货膨胀率平均约为6．71%,其中最高值为21．7%，最低值为-1．5%，两者相差23．2个百分点。而美国自1982年至1991年,通货膨胀率平均为4．1%,最高值为6．2%,最低值为1．9%，二者仅差4．3个百分点;自1992年以来通货膨胀率则更是控制在3%以内。印度自1984年至1991年,通货膨胀率最高值为13．5%，最低值为6．1%，二者相差也仅为7．4个百分点。
二、波动的特异性与调控的特异性之间的相关性
哈伯勒在其著名的《繁荣与萧条》一书中,曾经对经济的周期波动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可以把经济体系比作一个钟摆或一个摇椅。这把摇椅从外面受到的刺激(冲力),即使极端地无规律,也未尝不可以使它作相当有规律的摆动(此外,我们还可以想象,这把摇椅有一种机械装置,使它在没有外在力量的影响时也在摆动)。因此,我们在解释摇椅的动态时,对两种因素应加以区别:一种是摇椅自身的结构,还有一种是来自外界的刺激,前者是内生因素（endogenousfactor）,后者是外生因素(exogenousfactor)。”⑤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从其形成的角度看,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经济体系本身的内在结构所产生的基本波;二是由经济体系之外的外生冲击作用于内生波动之上而产生的叠加波。外生因素是打破经济的稳定态势和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而内生因素是稳定经济,使之规律性运动的力量。一般而言,外生因素或外部冲击主要包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消费结构、消费模式等的变化,战争,人口的变动,国际市场的变化等等。其中,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最重要的外生冲击。内生因素或内生变量主要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人口结构,需求结构等。无论是外生因素,还是内生因素,都对经济波动的形态产生很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之所以呈现出一种非良性循环特征,虽然与转型时期经济本身的波动性较强有关,但是,也与我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运用不当紧密相关。
(一)外生冲击过强:猛放与急收交替进行。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次经济波动,我们很容易发现,经济的起伏波动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松紧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之所以比较剧烈,是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过猛,所产生的外部冲击过强不无关系的。可以说,在投资政策与货币政策上的猛放与急收是导致我国经济大起大落的一个主要根源。这主要体现在:(1)投资率的剧烈波动促成了经济的飓热与骤冷,其结果是,经济周期表现为短促的扩张期与慢长的衰退期相搭配的不良组合。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都是靠大量的投资来推动,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的投资率不仅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印度等与我国国情相近的发展中国家(见图二)。与此相适应,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大大高于美国的波动幅度,并明显高于印度等国的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2)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剧烈变动引发了通货膨胀率的剧烈波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非常剧烈的(见图三),这种变动决定了这段时期我国的物价波动也是较为剧烈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物价增长率变动之间的相关性是很强的。一般而言,在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同时或是一两年之后,通货膨胀率必然会上涨。从图三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的异常变动是导致物价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1988年与1994年出现的两次物价异常上涨是与1987～1988年以及1992～1993年货币的超量投放直接相关的。
(二)政策本身对经济的稳定效果较差:熨平及减振效果不佳。
首先,产业政策的偏差导致经济结构调整不力,经济结构层次低,不合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根源在于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和重置,因此,周期性波动一般以物质生产部门为主。第三产业由于本身固定资产所占比重小,期投入产出中的物质因素比重小,受经济波动的冲击较小。而且,第三产业由于其容纳的劳动力数目较多,在经济衰退期可以吸纳物质生产部门失业的劳动力,从而成为稳定经济的一股内在力量。比如:美国在1948～1949年的衰退中,物质产品价值下降了138亿美元(以1982年美元计),而第三产业、服务业产值却上升了120亿美元;在1973～1975年的衰退中,物质产品价值下降了500亿美元,而服务业产值却上升了677亿美元;美国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在战后的所有危机期间平均增长了2．1%,这些都是与物质产品部门恰恰相反的⑥。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政府在产业政策上重物质而轻劳务的思想,使我国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比较低。到1997年,我国经济中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34．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仅占总就业人口的26．4%。相比之下,美国早在1984年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占总就业人数的70．5%；1985年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0%。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比较低,因此第三产业对经济衰退的缓冲效果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
其次,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经济的外向度不断提升,也使得我国经济更易受到国际经济周期波动传导效应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进出口的不断上涨,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和对外开放度的不断上升。到1995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40%,对外开放度已经达到25．3%，与同是人口资源大国的美国、巴西、印度等国相比,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和经济外向度都是最高的。由于经济的开放度和外向度的不断高,我国对世界市场和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从而,我国经济受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的传导作用就越来越明显。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国内需求及外贸出口的深刻影响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三)政策的前瞻性、预见性差:缺乏预调节,不能有效缓冲周期的惯性。一般来说,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惯性,这种惯性表现为,一种经济变化趋势一旦确立,就会持续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外界力量的干预,这种惯性运动要到形成这种惯性运动的推力完全消失时,才能停止。因此,在进行经济调控时,必须注意经济运行的这种惯性特征,必须注意在这种惯性发展之前,通过外力使其消失。这就要求经济调控政策必须具有一种前瞻性、预见性,必须在惯性的消极作用产生之前对其予以控制,否则,可能因政策操作迟钝而导致不良后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波动的非良性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预调功能差相关的。比如: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990年走出低谷后开始不断上升,1991年为2．9%,1992年为5．4%,1993年猛升为13%,此时政府应当意识到经济扩张及通货膨胀的惯性,不应继续执行“大起”的策略,而应当适当控制投资的增长率。但实际上,1993年投资的增长率却猛升至61．8%,其结果导致了1994年21．8%的通货膨胀率。再比如:从1996年年中开始,通货膨胀率已经被控制在经济增长率以下(1996年经济增长率为9．7%,而通货膨胀率为6%)。此时,高层决策者应该意识到物价变动的惯性力量,应当及时调整紧缩政策。然而,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进行猛烈的紧缩政策。1997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下降到8．8%的水平,比1993年的61．8%的增长率下降了53个百分点,同时货币供应量也继续下降。这些政策加剧了物价与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其结果是1997年GDp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分别继续走低,分别为8．8%和0．8%。此时,经济收缩的信号已经非常明显,尤其是零售物价上涨率从1997年10月开始已经持续低于零值以下。而可惜的是,高层决策者仍然没有认识到这种惯性的存在,政策操作方向不是抑制这种惯性,而是继续实行适度从紧政策。1998年上半年的货币供应量m1从绝对量上看,竟然比年初下降了1000多亿元,这是历史上所未曾出现过的;与1997年同期相比,m1也仅仅增长了8．7%，是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⑦。其结果,导致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和内需不足,到目前为止,物价已经连续下跌了20个月之久。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经济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宏观经济政策不仅是调节经济波动的重要手段,而且它本身也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选择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稳定国民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在宏观调控政策选择上,一定要明确调控目标。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多重的,而且在发展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但最终的目标归结为两个:一是经济增长;二是经济稳定,主要是物价稳定。作为一国的高层决策者,应当根据本国的具体发展阶段及经济运行状况,平衡各种因素,以选择自己的目标重点。笔者认为,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并不是互相对立,如果政策处理得当,是可以兼顾的。但是,如果政策运用不当,则可能转化为一对矛盾。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带来经济的不稳定,而稳定经济的政策又常常会抑制经济的快速成长。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为了追赶经济发展领先的国家,政府往往会采取一些较为猛烈的刺激经济的手段,其结果常常是经济的剧烈振荡;而在比较成熟的经济中,由于资源及市场的限制,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一般不大可能实现,相应地经济的波动也就比较平缓。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快速增长可能引起经济的较大的波动,但在稳定与增长的关系上仍应以增长为主,只要经济是不断增长的即使有一定的波动也是可取的。如果为了稳定而损害了增长,则得不偿失。相反,对于一个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而言,尽管经济的波动性本身并不大,但由于发达国家的社会对于物价上涨及失业率比较敏感,对经济波动的承受能力差,因而在增长与稳定的关系上一般都以稳定为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迫切需要发展的情况下,处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毫无疑问要以增长为主要目标。追求经济的稳定是很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不能损害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出现稳定而不发展的局面。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来看,每当出现较高的物价水平时,政府就要实行紧缩,要进行“着陆”。“着陆”并没有错,关健是要弄清楚到底何为“着陆”?是不是一定要将通货膨胀率压低到零才算“着陆”?笔者认为,“着陆”的标准应该有两条:一是通货膨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二是通货膨胀率未达到恶性通货膨胀的水平⑧。物价上涨率高并不可怕,只要它不高于经济增长率。事实上,很多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都经济过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比如:韩国在经济起飞时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很高。从1963年到1978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9．7%,而通货膨胀率却高达17．7%⑨。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着陆”过程中,我国政府似乎过于强调物价的低增长,导致过度紧缩,其结果,经济虽然“着陆”了,但却“死机”了,难以再启动。经济稳定的目标实现了,但却损害了经济增长,甚至导致了衰退。
(二)注意政策使用的力度,控制外生冲击。市场机制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机制,它对于价格、投资、货币供应量等信息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政府在进行宏观决策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政策使用的力度,要多用“微调”方式。政策运用既要到位,又不能过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之所以表现出明显的非良性特征,是与政策力度把握不准,造成较强的外部冲击有很大关系的。“山高谷深”、“树高影长”,盲目的扩张,使得在经济波动的扩张期过度耗尽了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严重损害经济正常运行的各种均衡关系,从而必然导致过深、过长的“大落”。
(三)完善财政管理体制,调整产业政策及对外开放政策,强化宏观经济政策自身的稳定功能。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对经济的稳定功能不强,不能有效地熨平经济周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非良性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要保证经济的良性循环,就必须完善财政管理体制,调整产业政策及对外开放政策,以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稳定效应。首先,改革原有的财政政策体系,增强其“自动稳定器”的效能。由于政府采购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等尚未完全建立,使得宏观财政政策本身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在我国难以有效发挥。所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完善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是减轻我国经济振荡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调整产业结构政策,提高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前面已经讲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一般以物质生产部门为主,因此,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就越不明显,所以,大力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是抑制经济非良性波动的途径。再次,调整对外开放政策,把握好对外开放的度。在推动我国经济不断走向世界的同时,要注意防范国际性经济波动的传导及波及。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世界各国间的经济交往及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快速成长。因此,我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使我国的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实行对外开放也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虽然,对外开放可以利用国外资本及国际市场,但不能操之过急,应当一步一步稳健地展开。
(四)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时机,注意采用预调节。市场经济运行本身的一大特点就是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宏观经济政策变动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变动,必然要经过一定的传导机制才能转换成价格信号,而价格信号的变动通过风险和收益相应的调整,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就会作出反应,进而引起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的变动。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到总需求的变动,中间存在一个曲折的作用过程,而从总需求或总支出到最终目标变量(经济增长或物价稳定)之间还有一个作用过程。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具有一种明显的惯性作用及时差效应。因此,作为宏观决策者,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要有一定的预见性,要能够预测到经济运行的未来趋势,预见到可能出现的一些不良后果,从而采取相应的预调节措施。以政策的前瞻性来控制其效果的滞后性及政策作用的时间差。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现象就是由于宏观决策者们在我国199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负增长之前,没有意识到紧缩政策的滞后效果,而错误地认为紧缩尚未到位,从而没有能够及时地在“紧缩”与“放松”政策之间实现适时地“切换”而导致。这一教训是深刻的,值得反思的。
注释:
①石景云:《经济增长与波动》,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8页。
②赵淳:《韩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③刘树成等:《印度的经济增长、波动与改革》,《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④根据石景云的《经济增长与波动》一书第178页提供的数据整理得出。
⑤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页。
⑥闻潜:《宏观调控方式的国际比较研究》,1998年版第2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⑦于学军:《1998年货币政策效用解析》,《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
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篇4
作为G20的重要成员，我国正在着力加强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这是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深入总结国内实践经验、准确把握金融改革方向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安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工作做出了部署。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推进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工作的有关精神和要求，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提升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内涵
宏观审慎的概念首先是由国际清算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其核心思想为：仅加强单个机构的风险监管将不足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应强化金融监管的宏观视野，强化以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为目标的监测（Davis&Karim2009）。2000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克罗切特（andrewCrockett）首先主张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两个方面。微观审慎指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而宏观审慎则指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与这两个层面相对应的就是以确保单个金融机构稳健为目标的微观审慎监管和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为目标的宏观审慎管理。相对于微观审慎管理以单个机构为管理对象，宏观审慎管理着眼于防范整个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从系统性风险的类型来看，宏观审慎管理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从跨机构维度看，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针对不同机构间相互影响、传播导致的系统性和网络化风险，当前集中表现为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与风险控制，防范风险过度集中与风险扩散；其二，从跨时间维度看，宏观审慎管理旨在防范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和经济波动风险，当前则集中表现为逆周期的政策调节与政策工具创新，约束机构的同质，调节金融体系的频率特性等内容。
宏观审慎管理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政策工具与制度框架。这其中不仅包括已有各项政策工具的使用与发展，更包括可能的政策工具创新与制度创新，因此可以说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框架，其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特征是建立更强的、体现逆周期性的政策体系。
具体而言，目前的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包括了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杠杆率要求、拨备规则、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要求、会计标准以及衍生产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等方面。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又有差异。宏观审慎政策会运用一些类似微观审慎监管的工具，如对资本、拨备等提出要求，但其本质上采取的是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主要目标，不同于仅盯单一机构稳健与合规性的微观审慎监管。同样，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虽都有逆周期调节的特征，但货币政策主要针对实体经济状况和总量问题，而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传播，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是逆周期的宏观管理工具，但在作用范围和着力点上又有一定差异，恰好能够相互补充、互相强化。
宏观审慎管理的国际实践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推动宏观审慎管理的工作已取得积极进展。
各经济体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
已正式生效的美国金融改革法案提出建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负责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法案要求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授权美联储负责对资产规模超过500亿美元的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并对金融市场至关重要的清算、支付、结算体系进行监管，发现、衡量并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且，法案还提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杠杆限制、流动性和风险管理要求。
英国政府也宣布授权英格兰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通过在英格兰银行内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来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并把金融监管权从金融服务局转移到央行。同时，建立专门委员会来重新审视银行的业务结构，包括是否分离投行和零售业务等。欧盟则建立了专门的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测和评估系统性风险，开展压力测试，实施宏观审慎管理。
“巴塞尔协议Ⅲ”改革框架等关于宏观审慎管理的进展
巴塞尔委员会（BCBS）在近期提出的“巴塞尔Ⅲ协议”的改革框架中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其中包括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等。
在应对顺周期性方面，一是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提出资本留存缓冲的要求。当缓冲接近最低资本要求时，将限制银行的收益分配，促使银行通过内部积累提高资本实力。二是提出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国际统一标准，要求银行在信贷扩张时期建立更具前瞻性的资本缓冲，并在危机时使用，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此外，BCBS还正在研究其他应对顺周期性的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包括公允价值的衡量，以及在对预期损失进行定性和定量估计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更具前瞻性的拨备制度等。
在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均提出要从规模性、可替代性与关联性方面评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巴塞尔委员会（BCBS）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具备更强的吸收损失能力。BCBS和FSB正在制订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相关政策，包括额外资本要求、应急资本和自救债券（Bail-indebt）等，估计很快就将会有相关的具体措施出台。此外，有关风险处置的措施也在加紧研究，了《跨境银行处置工作组最终报告及建议》，提出综合利用各种工具和技术改善跨境危机管理，并应加强国际合作。
此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BCBS采取慎重办法确定流动性标准，设计了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作为流动性的国际标准。明确原则上应采取前瞻性预期损失的拨备制度，并正在对有关规则进行研究。而且，各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还正在加强对影子银行、衍生品交易和集中清算、评级机构、会计准则等机构和规则的监督和改革。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的中国银行业发展
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未来金融宏观调控与管理的新蓝图。一方面，在宏观审慎框架内，各种宏观经济与监管政策将进行重新的整合与创新。货币政策、监管政策与宏观审慎等政策将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更好地维护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另一方面，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金融调控与监管的思路也将面临新的调整和转变。可以预见，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将表现出以下特点：其一，管理方式上将从现有的单一合规性约束向着机制约束与合规性约束共存的方式转变；其二，调控和监管的目标也将从当前的单一目标朝着多目标转变；其三，各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制度安排的发展与创新将不断涌现。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也将对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银行业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体来看，可以认为是风险、挑战和机遇并存的。
新的风险。依照国际经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引入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动态拨备、额外资本要求等监管指标和顺周期应对工具。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将改变原有的以单一合规性约束为主的金融管理方式。游戏规则的改变将会给金融机构的经营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在宏观审慎的标准下，银行面对的监管要求将随着整个宏观经济波动、全行业的发展以及机构本身的业务发展情况而不断地发生改变。监管约束的不断调整，不仅增大了违规风险，而且也会放大已有的各种业务风险。从业务发展来看，新的监管框架将要求业务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切合，避免顺周期性。从流动性风险来看，业务不确定性增大，对流动性的要求也会相应增加，流动性风险也必然会增大。
面临的机遇。宏观审慎政策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传播，在管理方式上强调机制约束，主要目标则是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与稳定。从国际实践与各项审慎政策的模拟效果来看，动态的逆周期调节政策较好地制约了金融机构的顺周期扩张和收缩行为，不仅有利于维护整体稳定，而且对银行业内部结构也起到了调节作用。审慎政策的实施将改变银行只追求规模，不注重效益，不注重风险防范的发展方式，鼓励抗风险能力强，且发展方式和增长速度与宏观经济相适应的机构的发展。审慎视角下的监管政策将使我国的银行业结构得到优化，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银行体系的融资功能。
未来的挑战。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建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审慎性政策框架在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也对我国的银行业发展提出了诸多挑战。
首先，在贷款科学化管理方面与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间存在差距。审慎政策的目标是贷款的总体投放速度应该与实体经济的需要相适应。近两年来，我国银行业的贷款规模和业务量在短期内快速增长，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管理粗放、贷款“三查”不到位等问题多有发生。同时，部分中长期贷款行业集中度高、贷款中长期化等趋势日益明显。
其次，在风险管理水平方面与宏观审慎要求间存在差距。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实施，将会对银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当前，部分金融机构操作风险管理意识弱化。2010年底，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出现反弹。齐鲁银行案件等多数案件发生在所谓低风险业务领域，且多为内部人员作案，这反映出部分银行内在风险管理机制方面存在缺陷。而且，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风险意识不强、风险管理经验欠缺，尤其是面对货币政策转变、利率市场化和汇率体制改革的挑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管理能力与审慎政策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
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宏观调控经济周期市场失灵市场经济
一、宏观调控的定义
宏观调控亦称国家(政府)干预，是指国家(政府)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按预定目标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等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上和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的活动，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
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及其作用
1.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
经济危机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表现也多种多样，但其实质是无效供给过多、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要克服经济危机就应当由国家来进行宏观调控。他说：“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当经济发生衰退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衰退；而当经济膨胀时则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挤压泡沫；即“逆风向而行事”。这样，国家通过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周期性波动的幅度，以延长经济景气阶段及缩短衰退的时间，实现“调控周期的收益”，使得经济更趋于平稳，就业更为充分，国际收支更趋于平衡。
2.市场失灵与宏观调控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不能按人们的意愿而有效地配置资源，主要表现为：市场竞争失败、市场功能有缺陷(外部效应)、信息不充分、市场不能完全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另外，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只有实施宏观调控才能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宏观经济总量平衡，更好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三、有效实施宏观调控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
1.我国经济的现状及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难以真实反映社会成本和利益，难以成为评估和选择投资项目的依据，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人均收入水平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但是物价持续上涨，出现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强劲，但产能过剩的矛盾尖锐。因此，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十分必要。
2.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具体措施
(1)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针对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通货上涨、投资过热、结构不合理等现象，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例如：通过采取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息率和准备金率、适度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提高住房贷款利率等措施，抑制投资过热及某些行业的不合理重复投资，进而优化经济结构，确保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同时，注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强化货币政策对刺激总需求和调整总供给的作用。例如在发行国债的过程中，就要通过恰当的货币政策操作保持相应的货币供给量和货币流动性，防止“挤出效应”。要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进体制变革和供给结构调整中的刺激作用，应优化信贷结构，对积极转换机制、效益好的企业优先支持，创造迫使企业市场化变革的环境，利用政策性贷款加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总的来说，可以在货币政策中通过利率的市场化和差别化加强政策作用。
(2)改革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我国的税收现在仍停留在生产、经营环节，税收制度还很不完善，税收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政府应当改革税收制度，完善税收体系，合理地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稳定。
(3)调整财政政策，改善就业状况。针对我国严峻的就业问题，我们应当适时调整财政政策，逐步改善就业现状。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专项基金，对一些下岗职工由政府出资进行技能和创业培训；二是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大对一些发展前景好的行业和企业信贷款支持，使企业发展壮大，进而不断增加就业人数；三是从战略上讲，以促进就业为主，失业保障为辅。
(4)改革金融体制，完善金融体系。深化财政、金融等体制的改革，从而促进市场体制的建立和二元结构的调整，为宏观经济调控构筑稳定的框架，营造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良好基础。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通过政策传导机制有效地作用于微观主体上，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
(5)制定产业政策来引导产业正确发展，减少其盲目性。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规划等。当产业发展存在发展过快的盲目性时，运用金融政策控制其信贷规模，在其发展存在过热时，使其降温。通过产业政策为导向，引导和调控产业发展方向，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
(6)积极引导，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全球化和市场化必然使区域内及区域间的差距扩大，中西部地区在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理念基础上，全面实施追赶战略，这种发展热情和现行地方财政体制相结合，使得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既要适当控制各地的盲目冲动和过度投资行为，又要努力保护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优惠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强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7)抓住机遇，加速融入全球化。自我国“入世”以来，对外开放全面提速，货物商品、服务贸易流量和贸易盈余规模急剧扩大，在资本流出逐年递增的同时资本净流入持续增长，经济的国际化水平迅速提高。在全球化进程中，政府应积极引进外资，合理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向，优化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制定优惠的出口政策，鼓励国内企业并购重组，提高自身竞争力，通过合理地调控汇率和实施货币政策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总而言之，宏观调控是确保市场经济正常、高效运转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措施，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健康、稳定、高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1]丁冰.现代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2]蒋智华.凯恩斯主义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j]，1998.27.
[3]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57.
[4]陈东琪.现代市场经济为什么需要政府[j].财贸经济，1999(6).
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房地产业；周期波动；发展方向
一、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研究的理论基础
1．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下，经济波动通常有许多潜在的原因：如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改变，对投资需求的冲击、货币需求函数的变化等等，并且还包括对总供给的各项扰动因素。经济周期的主要传导机制为经济变量的刚性或者粘性。根据这些分析，凯恩斯提出了反周期的相机抉择政策，认为政府在经济波动的过程当中，应当积极采取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
萨缪尔森于1939年最先对凯恩斯周期波动理论进行了动态化的完善和调整，引入了收入和消费变动对投资的加速作用，分析了外部扰动通过投资乘数和加速数的传导过程。在此之后的凯恩斯主义波动理论有多方面的发展，包括卡尔多的非线性动态增长周期模型、哈罗德—多马德动态增长周期模型、希克斯的非线性乘数—加速数模型，但对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和对冲击进行强化的内部传导机制的认识没有显著变化。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起源于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并引导了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的潮流。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起点，卢卡斯在这个基础上试图解释宏观经济波动，他的周期模型主要试图阐明两个问题：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是什么？波动的传导机制又是什么？卢卡斯认为，货币因素是波动的初始根源，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波动的传导机制是信息不完全，由于当事人无法获得完全信息，不能准确判断价格变化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了产量的波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学者们转向经济中的实际因素，用实际因素去解释宏观经济波动，这就是所谓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他们认为波动的根源是经济中的实际因素，其别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冲击。至于传导机制并不唯一，主要包括消费者的跨期闲暇替代和卢卡斯所提出的信息不完全。
3．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共通之处在于：缓慢的名义量调整是被事先假定的，而不是推导出来的。但是它的发展在于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一些名义变量不完美性的源头出发进行分析，使得分析的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
在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关注名义冲击的真实效应，并认为如果名义不完美性对于总量波动是重要的，那么必然是微观经济层次上的小的名义不完美性对宏观经济有大的影响。关于名义刚性的微观基础的许多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波动理论虽然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但是关于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并没有多大变化，凡是引起总需求或者总供给变化的因素都有可能通过经济系统内部的传导机制进行强化。不同之处在于，传导机制从名义变量刚性细化成为更加根源的因素，主要是市场的不完全竞争。
二、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研究现状
早期的房地产业周期研究与建筑周期研究融为一体，缺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支撑。主要集中探讨房地产业周期的影响因素，实际上着重于房地产业周期波动指标的研究与应用。mitchell（1927）认为：由于建筑活动受人口增长、房屋折旧、维修及投资利润率高低等因素的影响，建筑业的供求不但像工业那样可以无限地扩大或缩减，而且庞大的建筑投资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更为明显和巨大，由此形成一定的波动。moore（1961）指出，住宅开工量受财政条件、建造成本、社会结婚率、房屋空置率、住宅修改法等因素影响，因此如果要了解房地产建造量，就可以从财政条件（主要是抵押贷款）或建筑成本推算，而住宅需求量和投资生产量则可从社会结婚率高低、房屋空置率多少等指标来研判。Harwood（1977）提出，经济变化、人口迁移、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建设、人口出生率、银行贷款、政府政策等因素均会引起房地产业周期波动。Grebler＆Burns（1982）以Gnp循环为基准循环，探讨了建筑波动周期问题，认为建筑成本在较低水平时，公共工程与私人部门呈相同方向变动；但建筑成本在较高水平时，两者呈相反方向变化。
随着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迅速发展，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不断的被应用到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研究当中，尤其伴随着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的研究浪潮中，为房地产周期波动寻找微观动力的研究也迅速发展。例如peterChinloy（1996）在模型中加入了预期的因子，着重分析了预期在形成房地产业周期波动中的作用。Chatterjee（1999）利用动态经济理论分析了反周期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影响，并得出结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对平稳房地产业周期波动效果并不明显。
除了一般性的理论分析之外，对各国房地产业周期波动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也成为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wenzlick（1980）以美国房地产市场交易量（或销售额）为依据，通过分析1795年~1973年共180年间美国房地产的周期波动循环变化，指出美国房地产的长期波动周期约为18年。Case赞成美国房地产长期周为18年的观点，进而指出长期周期主要受历史事件，如战争、经济衰退、技术创新等事件影响。同时他还提出房地产短期波动周期的概念，从美国来看短期波动周期为5年，主要受货币市场、贷款额度和政府住宅政策等因素影响”。Barrast和Ferguson（1985、1987）从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两个方面研究了英国的建筑周期波动。认为建筑周期的需求循环大约为4年~5年，主要反映经济景气波动及政府政策的变动；而建筑周期的供给循环大约为9年，主要反映生产过程的落后状况。Kaiser（1997）利用78年的数据分析了美国房地产业的长周期。Clayton（1997）利用1982年~1994年的数据分析了个不同区域住宅市场的周期波动，在更加微观的层次上检验了住宅市场的效率问题。wheatonandRossoff（1998）则利用1969年~1994年的数据分析了工业不动产的周期波动。
在中国，对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元端（1995）分析了中国的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现象，他通过比较国民经济增长率和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增长率，认为中国房地产业的周期与国民经济周期基本吻合。相对而言，梁桂（1996）从房地产供求的周期性波动来定义不动产经济的周期波动，并采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指标，分析了从1986年~1995年中国不动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特性。何国钊等（1996）利用商品房价格等8项指标，在按环比增长率得出单项指标的周期波动后，再利用景气循环法等方法，分析1981年~1994年的中国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现象及其特点。在此基础上，作者们着重探讨了中国房地产业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在不同周期阶段的相互关系，并选择投资与政策两个因素，分析了中国房地产业周期的原因。谭刚（2001）在分析中国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基础上，选择总量、投资、生产、交易、金融及价格等6类共16项指标，利用扩散指数方法分析了深圳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研究”课题组（2004）利用中国1979年~2002年的数据进行，对房地产行业的运行轨迹和特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中国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经济因素。
三、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有的研究尤其是中国的房地产业周期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至少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扩展：
1．结合产业与产品独特性的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研究尚需加强。房地产作为一种独特的产品，具有如下特征：必需品、重要性、耐久性、空间固定性、不可分割性、复杂和多重异质性、市场的分散性、生产的非凸性、信息的非对称的重要性、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缺乏相关的保险及期货市场。这些特征很多都对房地产业周期波动有着重大影响，但现有研究基本上套用经济周期理论或做一些变形，没有体现出房地产产业和产品的独特性。这些独特的特征对周期波动的影响如何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市场的分散性和空间固定性造成了房地产业区域垄断的市场结构，这种市场结构对房地产业周期有怎样的影响几乎没有理论涉及。
2．应进一步深入考察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微观影响及对策分析。房地产业周期波动对宏观经济包括相关产业的影响已经有大量理论及实证的文献，但其微观效应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对此应主要从房地产业周期对开发企业战略规划和投资者的投资策略的角度出发，研究在房地产业周期的不同阶段，开发企业以及投资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个研究主题在国外近几年才刚刚出现的，而在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
3．应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区域性房地产市场周期波动的研究。房地产业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不同城市之间的房地产业发展可能具有巨大的差异性。从总体上研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低估一些问题的严重性。例如总整体上分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严重的泡沫的，但在某些区域性市场是可能存在的。目前中国几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大多是对中国整体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只有谭刚（2001）研究了深圳市1987年~1998年间房地产业周期式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房地产业周期研究很少对区域市场尤其是城市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尤其对不同城市之间周期的形态、成因等进行分析及比较的文献几乎没有。
参考文献：
1．何国钊，曹振良，李晟．中国房地产业周期研究．经济研究，1996，（12）．
2．梁桂．中国不动产经济波动与周期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6，（7）．
3．谭刚．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理论、实证与政策分析．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篇7
据我的观察，这种重大的变化集中在宏观经济的布局上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已经同时指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以往谈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的时候，显然都是要突出速度的，我们曾经用过又快又好，又好又快，最近几年用的是平稳较快，谈到宏观经济政策，都难免一个快字。这一次用的是健康、持续这样的经济增长，这显然标志着几层意思，一层意思，大家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起码中国将由高速转入中速，特别是个位数的增长，在这点上已经大致形成共识。
其次，大家对于这场危机的长期化和持续化也已经形成共识。比如世界经济将低速增长，何时走出危机，目前难以预测，这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到的话。
第三，用健康持续这四个字作为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并且给出了几个可以测的标准，比如说没有水分，实实在在，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等等，这是一个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与此同时还把社会和谐稳定与健康持续发展并列起来，这表明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对于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有了高度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基础。在各方面的矛盾十分尖锐的背景条件下，要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健康发展，显然要求一个特别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同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同时指向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以往我们谈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顶多是反周期的作用，这次除了逆周期调节这个表述之外，还提到要推动结构调整，同时把两个作用同时并列起来，显然也有深层次的考量。
比如，当谈到世界经济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这样一种态势的时候，实际隐含着对这场危机的最深刻原因的一种判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有一种表述，世界经济已经从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转入到深度转型调整期，这场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结构出了问题，紧接着判断是，中国也好，世界也罢，要使经济真正走上全面复苏的轨道，它是不可能建立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之上，要反危机，要使经济步入复苏的轨道，必须转方式，必须调结构，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同时界定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两大作用，这是第二个变化。
第三个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2008、2009年的时候，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惟一的，就是保增长，后来又加上了控物价，再后来到了去年，又加上了转方式调结构，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同时指向五个，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又加上一个防风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当目标是单一的时候，你可以全力去追求，当目标变成多元化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分散精力，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多重目标同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方向的时候，很难想象我们像过去那样，把全部的精力用于实现稳增长或保增长，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当然这是在中国以及全球经济复杂多变的背景条件下所做出的适当的选择。
第四个重大变化，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尽管在表述上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稳健的货币政策。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实施的都是这样一种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历来是有很大的距离，名义上相同，但是实际内容上却有细微的、甚至是非常重大的差距。我体会今年的积极稳健配，相对于前两年发生的重大变化，从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上是趋向于稳健的，而不再是趋向于扩张性的积极的，整个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处于从扩张向中性的这样一种过渡状态，货币政策方面的表现我不多说，就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言，尽管要在稳增长政策的追求方面担当主力部队，但是今年和去年相比，从文件的表述上都可以看到它的细微变化。
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篇8
一、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长度
taylor和woodford(1999)提出,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方法就是看总产出和其它相应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对于它们长期趋势的偏离程度,其中最基本的指标就是GDp。所以,在判断宏观经济波动是否出现时,我们主要是考察实际GDp偏离潜在GDp的程度,即
■
其中,■是实际GDp,■是实际GDp的长期趋势,■是潜在GDp,■是随即游走项,■就是我们要最终考察的指标,就是实际GDp对潜在GDp的偏离。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处对潜在GDp的定义是,在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中期的总产出水平,在这个定义下,可以近似于。则就成了我们所关注的产出波动。科学准确地估计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过的经济波动周期的起止时间,是进一步研究分析历次宏观经济波动背后深层次原因的必要基础,因此,本文利用了目前国际上公认比较成熟的方法生产函数法,对我国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最终结果如图所示:
■
本文以波峰―波峰为一个循环周期,根据上图的波动曲线将我国的经济波动周期划分如下:
第一个周期1980―1985,周期长度为5年
第二个周期1985―1989,周期长度为4年
第三个周期1989―1995,周期长度为6年
第四个周期1995―2001,周期长度为6年
第五个周期2001―2004,周期长度为3年
第六个周期2004―2008,周期长度为4年
二、宏观经济波动的背后成因
在1978―1980年,我国刚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国进行经济建设的热情高涨,但是由于社会总需求扩张速度快于总供给的增长能力,物价水平全面上涨,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80―1989年第一个和第二个经济周期中,尤其是1988年、1989年开始出现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分别高达18.7%和17.8%,同时“抢购风”刮遍大江南北,高通货膨胀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手段,如坚决控制社会总需求,加强引导和管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坚决调整投资结构,坚持实行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但是由于当时对经济运行内在规律认识不够充分,宏观调控的水平相对不高,宏观调控措施相对滞后,调控措施以行政手段为主,缺乏市场调节能力。从而导致投资规模出现较大规模的下降,引起了比较大的经济波动。在1989―1995年第三个经济周期,尤其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举国上下再次掀起改革、开放的新浪潮,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但在随后的1993―1995年,通货膨胀率也分别高达13.0%、21.7%和14.8%。面对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这个阶段的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对市场机制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政府实施了压缩银根、控制货币发行、清理固定资产在建项目和压缩政府公共开支等一系列政策。在1995―2001年第四个经济周期,1996年成功抑制通胀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经济增速逐年走低。而在这个阶段,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得到根本性提高,并且加强了对我国经济运行内在关系的认识,调控措施第一次由控制和稳定需求转向扩大需求,政府开始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国的经济增长逐步回升,直到2000年,国民经济才开始逐渐走出颓势,进入新的周期。2001年至今,即在第五个和第六个周期中,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呈现偏快转向过热的趋势,威胁着宏观经济的稳定。在这个阶段,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注重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保持了经济总量的大体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
三、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特征
由上图可以看出,1978―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平均每4.7年发生一次短周期波动。从1979年到1981年开始的经济处于正波动,但波动幅度较小,而以1982年开始到1984年连续3年处于负波动,在第一个波动周期里波动幅度都较小,波峰只有0.25,波谷也只有-0.35。同样的在其他的四个波动周期中,可以从图上看出,每个波峰后都紧挨着波谷,波峰的波动幅度越高,相继低谷波动幅度就越低。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每一国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过高的经济增长必然造成总量和结构关系的失调,在人为刺激下,经济发展越快,造成结构失调的程度就越严重,最后进行调整时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经济波动的破坏力也就越大。所以宏观调控也必须依照经济运行规律办事,不能盲目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正确了解宏观经济波动,合理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及时减少经济波动的危害至关重要。通过1979―2008年各个周期的比较,可以看出80年代后期的经济波动幅度相对还是不小的,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的损伤。从1991年开始的经济波动周期中经济在较高速度区间的运行一直维持了五年,从1992年到1995年,经济增长率均在10%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90年代后期以后,经济收缩速度由快转慢,收缩期明显变长,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逐渐趋缓,反映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增强。
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篇9
[关键词]内外非均衡；流动性过剩；经济波动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8)07-0001-06
2007年我国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外非均衡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波动问题、经济增长方式与路径转换问题、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问题、双重不平衡下的人民汇率问题、宏观调控与财政政策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国内不平衡与国际不平衡问题研究
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的日益不平衡发展，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很多学者对国际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双重失衡条件下的我国经济调控进行了研究。陈炳才从“一国净储蓄=国内(本币)净储蓄+国际收支差额”角度分析内外失衡的关系，他认为，国内的存差很大部分原因由贸易顺差所导致，由境外资本净流人造成，是外资替代内资的必然，同时，这种替代也使国内经济发展导致资金相对过剩。因此解决我国的资金过剩，应同时从资本流入政策和贸易政策方面解决。①
余永定从全球经济不平衡分析了中国双顺差问题，他认为，目前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状况正在逐年恶化，并且还将持续下去。中国应该尽快用市场方式减少双顺差并抑制外汇储备的增加。中国的双顺差特别是资本项目的顺差不可持续，应努力通过产业升级推动经常项目顺差的保持。②
刘伟、苏剑等针对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提出要在长期和短期经济波动调节中引入供给管理。他们认为，在解决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方面，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存在以下局限：（1）需求的总量政策效应降低，甚至难以就需求管理进行总量政策选择；（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同步性降低，甚至产生政策效应方向性差异；（3）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失衡行为的周期性差异，使得总量上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实施效应程度受到深刻影响。有鉴于此，在长期和短期经济波动调节中需要引入供给管理，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相结合，并提出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相互结合的基本原则。③
贝多广、朱晓莉等考察了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现象，他们认为，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这一货币现象是实际经济运行的反映。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强势增长，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带来巨额外汇储备，并进而推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当汇率和资本流动都受到管制时，压抑的对外升值趋势会成为对内贬值的直接原因。而对内贬值的概念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Cpi上涨，而是包括资产价格膨胀在内的广义通货膨胀。从中长线看，缓解困境的可能出路在于：第一，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的战略性作用；第二，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步伐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④
二、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
我国近年来出现了物价过快上涨问题，因此通货膨胀问题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之一。唐毅亭、白静分析了目前通货膨胀的性质、特点和通货膨胀发展的基本趋势，他们认为，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的性质属于温和通胀。目前我国通胀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物价上涨是由与生活相关农产品价格上涨开始的；（2）国际贸易持续高额顺差带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表现为投资需求的扩大；（3）总体经济状态偏热，偏热的总需求来自净出口和消费需求是增长。基于这种判断，他们认为，虽然在人民币升值和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但目前来看并不存在大幅度上涨的条件和基础。⑤
刘金全、郑挺国、隋建利等运用aRFima-FiGaRCH模型对我国1983年1月～2005年10月期间通货膨胀率的动态过程进行了检验，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水平的一阶矩和二阶矩都存在显著的长记忆性，由此表明通货膨胀率水平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表现出长期记忆；在检验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水平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显著的Granger影响关系，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和它们之间的单向影响关系。⑥
通货膨胀福利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制定有效货币政策的理论前提。陈昆亭、郑文风等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考察，他们把1992～2005年间一共14年的数据，利用消费者剩余估计法和以Sidrauski模型为基础的补偿收入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价法对我国的通胀福利成本分别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名义利率扭曲是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的根源，过度的扭曲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严重。⑦
刘华、卢孔标等对进出口贸易与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进行了研究，他们根据我国进出口的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进出口与国内物价波动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进口价格波动对国内生产价格的影响非常明显，但是由于生产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之间的传导并不通畅，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被我国生产环节的成本所稀释；（2）进出口发展确实对我国国内产能约束起到了非常好的调节作用；（3）由于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变动与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变化并不一致，尽管外汇储备确实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但是贸易收支对国内Cpi的最终影响同样受到限制。得出的政策结论为，应积极防范贸易途径的国际通货膨胀冲击，加强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监测与预警，促进进出口贸易地理方向的多元化，大力促进贸易产品结构升级，促进出口商品结构向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提升产品竞争力，增强在国际市场的定价能力。⑧
卞志村对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中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较好地解决通货膨胀偏差问题，在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操作可以很好的调节宏观经济。而利用我国1994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2季度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灵活通胀目标制规则在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还不是非常适合。得出这样结论的原因是：（1）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转轨时期，产出波动和通胀波动还具有相当程度的非平稳特性；（2）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现还有赖于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可信性、透明性和责任性等，这一点在我国尚未实现。⑨
三、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研究
杜婷利用差分法、H-p滤波法以及Band-pass滤波方法对中国主要经济变量序列长期趋势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实际投资额、实际财政收入、实际财政支出、实际工资、实际贷款余额和实际利率具有确定性增长趋势，为趋势平稳序列，而实际GDp、实际工业总产值、实际农业总产值、实际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进出口额、实际出口额、实际进口额、实际存款余额、实际m0均存在单位根，为差分平稳序列。采用时域分析方法和领域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进行检验和分析，可以发现:（1）经济总量（2）产出指标：农业、工业、货运周转量（3）需求指标：消费、投资、财政支出、进出口（4）货币指标：存款、贷款、m0（5）工资、就业、价格、利率这些项都有不同的经济周期，并且有事实与其对应。⑩
梁琪、滕建州等采用随机游走滤波分析法对中国1952-2003年间约13个宏观经济总量的波动特征、共动性和因果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总产出的经济周期长度在改革开放之后呈现出延长且波动幅度下降的趋势，而且总产出的波动主要受到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出波动的影响，长期以来第一产业发展对总产出的剩余约在改革开发之后消失了，结果还显示出要素投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周期在改革开放以后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一般周期特性。11
郭庆旺、贾俊雪、杨运杰等运用吉布斯抽样方法估算我国经济周期的多变量动态马可夫转换因素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拐点识别和同步指数分析，考察了我国经济周期的长期和短期运行特点。分析表明就长期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运行表现出明显的协动性和非线性特征。改革开放以前，宏观经济波动剧烈，情势转换发生得较为频繁，紧缩与扩张的力度很大;改革开放以后，宏观经济波动明显趋缓，其中1992年以来，宏观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平稳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经济周期的这些长期运行特点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就短期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经济周期依旧表现出显著的协动性，期间共出现5次拐点。但总体上经济周期运行较为平稳，拐点处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情势转换，非线性特征明显减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此间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逐步完善以及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运用的日趋合理。12
胡永刚、刘方等在劳动不可分的RBC模型基础上引入劳动的调整成本和消费的流动性约束，得到了与中国经济波动事实匹配的令人较为满意的模拟结果：（1）由包含劳动调整成本的RBC模型得到的就业与产出波动相对标准差与实际值基本一致,模型同时显示了劳动波动的弱顺周期性，较好地解释了中国1978年以来中国就业波动的相关特征。（2）在劳动调整成本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流动性约束，进一步改善了模型各变量尤其是消费与其实际值的匹配程度，使模拟的消费与产量波动的相对标准差与实际值已十分相近，较好地再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消费波动较大的特征事实。13
刘金全等人在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引入了增长率水平和产出波动性的双区制状态变量和状态之间的马尔可夫转移过程，并对我国经济增长率与波动性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描述和检验。通过检验发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波动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不同区制状态中经济增长速度与条件波动性的相关性程度有所不同，体现出经济波动“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我国经济中适度增速和适度波动性的区制状态组合具有最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说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阶段。14
四、经济增长路径和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
刘树成、张晓晶等对“二战”后世界上“持续高增长”的11个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这种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增长速度的位势较高,而波幅最小,呈现出“高位―平稳”型增长;二是在持续高增长中,地区间(省际间)经济增长的速度差异呈现出明显的缩小趋势，他们对这种趋势进行了验证。他们认为,各地区自身的增长性与稳定性的增强,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地区间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缩小,有利于统一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地区间人均GDp总体差异的缩小，是不同时期政策推动的结果，应不断推动总体差异的缩小,促进地区间基础条件差异的不断缩小。15
林毅夫、任若恩等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相关争论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具有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不能简单照搬。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说，重要的是技术不断创新，而不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我国虽然应该多利用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但是，并不是就不用进行自主研发。16
张卓元研究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发现我国现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硬约束是节能减排的实施。鉴于近几年来我国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认为可以通过适当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应以节能减排为着力点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认为在具体实施中应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自上而下形成一种长效机制。从转变观念、完善体制、调整政策、监管到位、落实责任、完善法律六个方面入手，让节能减排真正成为硬约束。17
胡乃武、刘睿等考察了中美日三国内生经济增长,建立了一个包含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将中美日三国1994年至2004年宏观经济季度数据代入模型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与美日相比，这十年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数量的提高和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但受到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影响，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呈下降趋势。对此，结合美日发展经验，提出三点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建议：（1）要保持我国投资的平稳增长；（2）要注重劳动力质量的提高；（3）要注重劳动力质量的提高。18
赵进文、继涛等利用非线性StR模型技术分析了国内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并可以通过LStR2模型来表达。(2)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当GDp增长绝对下降时,能源消费比GDp有更快的下降速度；当GDp增长率不超过18.04%时,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当GDp增长率超过18.04%时,能源消费较GDp有更快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完全以能源的高消耗为代价。因此,应尽可能地避免经济的负增长和超高速增长。(3)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1956～1976年间,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在1977～2005年间,则呈现明显的线性特征。19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研究了我国劳动力供给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我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他们通过构造附加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投资约束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分解劳动供给的“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模拟了两种效应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通过模型得到劳动力供给中“水平效应”收益呈递减的趋势的结论，这一结论表明我国的经济要想持续稳定增长不能单靠人口红利效应，更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1）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一体的机制；（2）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劳动力需求路径；（3）推进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20
林毅夫对自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分析。他认为，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方面占有优势，这是其经济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后，由于科举制度的阻碍而未能及时实现向以科学与实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的转变，中国和西方的技术、经济差距迅速扩大。为赶超发达国家，新中国选择了违反当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在资本极端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导致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并以价格扭曲、资源计划配置等来保护补贴这些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快速增长，然而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使得原有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出现某些制度的不配套,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金融体系的脆弱以及收入分配的恶化等诸多问题。只有完成传统赶超部门内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改革,消除计划体制中各种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中国才能全面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使经济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21
万光彩、刘莉等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通过引入可变的技术进步变量，修正了新古典的总供给曲线，指出除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外，技术进步也是影响总供给曲线的重要变量；同时将总需求曲线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从而推导出“通货膨胀率―产出增长率”系统下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研究表明，一国经济维持一个低通胀、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但这要求该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得当。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可供投资机会越来越多，从而导致总供给曲线向右下移动。但是随着总供给曲线不断地向右下移动，在长期内很可能会产生过剩的产能，甚至导致通货紧缩。因此一国政府应该适应性地、适度地扩张总需求，以维持经济在稳定增长的同时处在一个低通胀的水平。从另一方面来讲，当一国经济出现过热需要降温时，在紧缩总需求的同时要考虑到总供给曲线由于技术进步而向右下移动，否则，紧缩总需求的宏观微调政策很可能导致通货紧缩。22
五、对外不平衡下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巴曙松、吴博、朱元倩等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了新的测算，通过对相关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等，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贸易顺差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实际有效汇率贬值是导致中国贸易顺差加大的原因之一；但仅凭借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变我国贸易双顺差的局面，贸易结构的变化甚至会对人民币汇率构成一定的先导作用；实证分析还显示汇率弹性的增大会使我国外汇储备受汇率牵制的程度有所缓解。23
姜波克通过对汇率、物价、以劳动生产率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外延经济增长与内涵经济增长等相互关系的分析，构建了一个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的理论框架。根据这一框架，当外延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时，要适时让名义汇率上升以便促进内涵经济增长;当内涵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时，要适时让名义汇率下降以便促进外延经济的增长，由此使中国经济的数量增长和质量增长获得平衡。通过研究汇率变动对增长方式的影响，发现均衡汇率的决定取决于资源约束。资源约束的上限是可承受的劳动力失业率，资源约束的下限是合理的自然资源消耗速度。24
方先明、裴平、熊鹏等利用所建立的回归与误差修正模型，从反应程度与时滞两个方面，研究分类进出口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敏感性。结果表明，不同类贸易品进出口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有4类表现为正向反应，其分别是矿物燃料及油（有关原料）、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动植物油（脂及蜡）等；而另外6类贸易品，如杂项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食品及活动物、未分类的商品、饮料及烟类等，则表现出负向反应，即它们的进出口差额并没有出现理论上所认为的随人民币升值而减少的现象。分析还表明，当人民币升值时，总的进出口顺差进一步加大。因此在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下，简单地通过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实现进出口收支的平衡。同时发现，不同类贸易品的进出口差额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响应存在不同程度的时滞，而且两者的短期均衡在偏离长期稳定关系后，会自动复归，但速度较为缓慢。鉴于此，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充分考虑分类进出口对实际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做出相机抉择。25
吴骏、余燕、杨声等人研究了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升值对总需求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货币升值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通过对比日元、马克、美元、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货币及人民币升值后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发现只有日本由于日元升值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日元升值的急剧性、被迫性等造成日元价值被明显高估，最终造成对日本经济的不利影响。因此，他们主张，坚持汇率市场化原则，主动让人民币升值，且应采取渐进方式，逐年小幅升值(每年升值幅度小于10%)；同时，要抑制房地产和股市泡沫。26
六、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学界对于流动性过剩问题以及流动性过剩下的货币政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巴曙松从国际视角探讨了流动性过剩问题，分析了流动性过剩的国际传导，认为，面对当前的流动性过剩，相关当局必须加强监管和政策调控，警惕资产泡沫风险，防范流动性过剩突然转化为流动性紧缩，确保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27
张雪春针对我国流动性过剩的特点，提出不能简单地使用对冲手段进行解决，可以利用限制央行再贷款、差异存款准备金率、外汇掉期交易、降低资本流出限制、贸易自由化、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等方式来吸收流动性稳定宏观经济。认为，当前一个较可行的有效政策措施是适量增发国债，置换央行再贷款中的政策性贷款。中长期对策应着眼于制度创新。28
钱小安认为，现阶段的流动性过剩存在以下特征：货币供应增长过快、货币结构出现短期化趋势、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金融机构资金充裕。认为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有：国内原因主要为经济增长过快、国际原因为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导致大量外汇流入我国、直接原因是我国较高的货币供应量以及市场投资的驱动等诸多方面。流动性过剩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形成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累积资产价格泡沫、隐含金融危机及加剧经济循环。为应对流动性过剩，需要：（1）确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2）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3）选择适当的中介目标（4）运用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29
刘伟以宏观经济失衡为背景，对中国现行的货币政策的新的局限性，以及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效果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失衡有如下新特点：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但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物价总水平很低，但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很高；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但失业率有所提高；生产产品过剩的同时，生产能力也过剩；内需增长乏力的同时，外需扩张迅猛。现行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目标的选择越来越困难，选择空间越来越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方向及方向性受到严重干扰；政策实施的行为主体――政府行为产生了周期性差别――周期反周期；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递减。认为，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效果，需要进行宏观政策的调整与配合：包括引入供给管理、将内需的管理和国际收支均衡的管理相结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步性要提高。30
魏杰认为，目前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压力主要是经济过热和经济泡沫。造成我国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既有体制原因引发的货币供应过多的问题，也有资金供给过多的问题。化解流动性过剩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31
七、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
郭庆旺、贾俊雪等利用马尔可夫情势转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
的情势转变特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以及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考察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比较符合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所强调的“逆势而动”的特点，且有助于实体经济稳定，但加剧了通货膨胀波动；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不符合宏观经济行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实体经济波动，但有助于价格稳定。我国财政政策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凯恩斯效应”。32
李永友、周达军等利用可计量的财政政策利率效应分析模型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政策对真实利率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财政政策与真实利率之间无关性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受财政赤字弥补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相对于财政政策，我国货币政策对真实利率的影响更显著，货币政策的相机变化通过利率机制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一定的抵消作用，但程度有限。这说明，我国财政政策通过利率机制对私人部门投资需求产生的挤出效应是相当有限的。33
张颖熙、柳欣等从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角度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效应。他们通过引入一个由银行、企业、家庭三部门组成的内生货币供给模型，对1979～200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1998年我国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导致资产值持续上升，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下降，特别是在基本消费品工业和农业中工资的增长率持续下降，这导致了消费品市场需求不足。34
林致远、邓子基等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取向及其调整。他们认为，1998年实施的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同1996年就已开始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一并在稳定经济方面起到显著的作用，其制度性背景是固定的汇率政策和尚未市场化的利率制度。随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削弱，同时赤字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将会日益明显。2004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快速升温的迹象，在此背景下，我国以扩张性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应逐步转向以稳健为特征的中性财政政策，即：（1）逐步回归年度平衡的财政预算，并确立相应的规则约束；（2）加大我国累进所得税制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力度，增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35
李永友以跨省经验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一个面板数据模型对FDi所得课税在外资流入决策中相对重要性的时间动态效应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FDi的所得课税弹性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与集聚经济和外资存量相比，虽然我国所得课税对FDi的影响的确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并且随着时间变化还有逐步减弱的趋势,但其重要性依然非常显著。为此，他认为，两税并轨只能在替代策略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实施渐进式调整。不过他根据各省的经验证据同时也表明，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对加快所得税并轨进程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36
[注释]
①陈炳才.对国际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的重新认识[J].金融研究，2007,（5）:26-31.
②余永定.全球经济不平衡与中国的调整[J].中国金融，2007,（12）:28-31.
③刘伟，苏剑.供给管理与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J].经济研究，2007,（2）:4-15.
④贝多广，朱晓莉.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J].经济研究，2007,（9）:32-48.
⑤唐毅亭，白静.目前通货膨胀的性质、特点和趋势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7,（9）:45-49.
⑥刘金全，郑挺国，隋建利.我国通货膨胀率均值过程和波动过程中的双长记忆性度量与统计检验[J].管理世界，2007,（7）:14-21.
⑦陈昆亭，郑文风.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J].世界经济文汇，2007,（3）:86-100.
⑧刘华，卢孔标.进出口贸易与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J].金融与经济，2007,（10）:13-16.
⑨卞志村.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实践及在中国的检验[J].金融研究，2007,（9）:42-54.
⑩杜婷.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J].世界经济，2007,（4）:3-12.
11梁琪，滕建州.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7,（2）:3-12.
12郭庆旺，贾俊雪，杨运杰.中国经济周期运行特点及拐点识别分析[J].财贸经济，2007,（6）:11-17.
13胡永刚，刘方：劳动调整成本、流动性约束与中国经济波动[J].经济研究，2007,（10）:32-42.
14刘金全，李庆华，刘志刚.经济周期波动中均值水平与条件波动性的状态划分及相关性检验[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5）:106-112.
15刘树成，张晓晶：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特点和地区间经济差异的缩小[J].经济研究，2007,（10）:17-31.
16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J].经济研究[J].2007,（8）:4-12.
17张卓元.以节能减排为着力点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经济纵横，2007,（8）:2-6.
18胡乃武，刘睿.中美日三国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6）:13-17.
19赵进文，继涛.经济增长于能源消费内在依从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7,（8）:31-42.
20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劳动力供给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J].经济研究，2007,（10）:4-16.
21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7）:5-22.
22万光彩，刘莉.阐释“中国之谜”―一个基于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6）:38-55.
23巴曙松，吴博，朱元倩.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有效汇率测算及对国际贸易、外汇储备的影响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7,4）:56-62.
24姜波克.均衡汇率理论和政策新框架的再探索[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41-49；均衡汇率理论与政策新框架的三探索――基于自然资源角度的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7,（1）:53-57.
25方先明，裴平，熊鹏.分类进出口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分析[J].经济科学，2007,（3）:76-87.
26吴俊，余燕，杨声.货币升值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J].经济问题，2007,（4）:94-96.
27巴曙松.观察流动性过剩的国际视角[J].中国金融，2007,（20）:42-43.
28张雪春.流动性过剩: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J].金融研究，2007,（8）:1-14.
29钱小安.流动性过剩与货币调控[J].金融研究，2007,（8）:15-30.
30刘伟.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货币政策[J].西南金融，2007,（5）:6-8.
31魏杰.探求流动性过剩的化解之道[J].中国金融，2007,17:41-43.
32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情势转变视角[J].管理世界，2007,（5）:7-15.
33李永友，周达军.投资需求、利率机制与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5）:12-21.
34张颖熙，柳欣.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效应分析[J].财经科学，2007,（9）:45-52.
35林致远,邓子基.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取向及其调整[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75-80.
36李永友.所得课税对FDi影响的时间动态效应与弹性估计――基于跨省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7,（2）:17-26.
theLatestDevelopmentofResearchesonmacroeconomicsin2007
ChenXiangguang，ZhaoYingjie
(Collegeofeconomic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篇10
[关键词]房地产 行业周期 房地产周期 统计分析
一、分析房地产行业周期的必要性
在经济社会里，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现象势必会直接影响到各种产业经济的发展。会使其出现同样的周期性波动现象。其中，房地产经济的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增长一样，是呈现波浪方式来前进的，这种在波动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扩张和收缩交替反复运动的过程，就被称为房地产经济周期。
中国自从在1995年对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房地产业就逐渐走向市场化，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型产业。对于房地产行业进行周期性的分析研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研究周期波动规律既可以为宏观调控提供参考性依据，使政府能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又能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除此之外，也有利于国家制定更准确完善的房地产相关政策，以使能选择合适的投资时机。避免遭受因周期波动而造成的损失。
总的来说，研究房地产周期能更有效地进行调控，延长上升期。缩短下降期。
二、我国房地产周期的波动原因
在研究房地产周期的波动时，必须注意到一点，就是目前我国的房地产行业既处于产业恢复期，又处于宏观经济高速成长期，需求极其旺盛。由此可见，除了受市场本身的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之外。房地产业投资过快扩张，引起宏观经济失调，使得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等等因素，都同样对房地产周期波动有所影响。
如图1所示，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一般认为是5年。自上个世纪90年代房改以来总共出现了四个明显的波峰，分别是1993年、1998年、2003年以及2008年，恰好是5年为一个周期。我们仔细研究就不难发现到，1993年、2003年房地产业从波峰下滑，均是由于房地产投资扩张过快，超越了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而使得国家对其进行宏观调控的结果，与供大于求的市场效应无关。另外，1998年的下滑则是因为亚洲金融风暴的波及，使得投资和需求都下降。现在许多城市里的“烂尾楼”，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直到现在仍然有待解决。至于2008年的下滑，表面看来似乎是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实际上却是因为房地产投资过热和宏观调控的结果。
自进入21世纪以来，从2000到2008年这九年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平均增长率达到24.1％，而同一阶段内的GDp平均增长率为9.6％，比之高出了足有14.5个百分点，并且比全社会的固定资产平均投资的增速21.1％高出了3个百分点。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当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一直稳定在17个百分点左右。
下面我们以2008年的楼价波动来举例：
在2008年1月23日，备受瞩目的上海市杨浦区新江湾城F地块公开出让，以底价67.5亿元、折合楼板价仅为7502元／平方米成交。这一成交数据可谓震惊国内，仅仅就在一个月前，媒体还预测此地块成交价约在180亿元左右，如今地价却已从2万多元，平方米骤降到7502元／平方米，下跌的幅度确实很大。
然而实际上从2007年9月份开始，我国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就在迅速下降，住房投资变现难的弱点逐渐浮现。由于房价持续快速的上涨势必损害民生、累积房地产泡沫，政府从民生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只能加大抑制炒房行为的力度。以出台严厉的调整政策或是促使银行提高贷款利率和首付，以及加大对社会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力度等方法，来对地价、楼价进行宏观调控。
三、房地产行业周期研究状况的分析
1.外部宏观政策分析
首先我们应该要意识到，宏观政策本身就存在着周期，那么房地产政策受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同样也会出现周期性波动，并且房地产政策的波动会直接导致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周期波动。基于中国的国情，政府不单只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者和经济制度变迁的供给者，更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和宏观经济的调控者。政府行为将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结合中国现行的制度和经济情况，这种因为产业调控不当、宏观管理失误而对房地产经济正常运行的冲击就会特别明显，它会加剧房地产经济波动趋势与波动振幅。
我们以深圳的情况来举例，2007年楼价迅速攀高，仅仅深圳一市的房价，在短短半年内的涨幅就超过了50％，其中还有大部分属于投机性购房。因此国家在2008年不断出台严厉的调控政策。并加大了实施住房保障的力度，迫使房价下跌。根据深圳房地产信息网的统计数据，2008年深圳楼市整体呈低迷态势，其商品住宅的销售面积为408.75万平方米，与2007年同比减少18.3％，销售套数为44315套，同比减少12.4％，成交均价是12657元／平方米，同比下跌达5.3％。到了第四季度，深圳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市措施，《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纳入政府未来重要的职责范围，放开改善性质的二套房贷政策，降低和减免房产交易的营业税等。这样的政策扶持和房地产商的主动降价促销。就催生了岁末的井喷行情。其中11月成交59.2万平方米(6345套)，12月成交72.9万平方米(7898套)，这两个月的成交量之和占了全年成交量的近1／3。
其中，我们需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原则和民生本位的矛盾，二是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矛盾。
(1)民生本位和市场原则都是房地产市场的根本基础。当前，政府应该落实其承担社会保障住房的责任，并结合市场需要制定好土地出让计划并完善其制度，以减轻在宏观调控时期各房地产开发商，以及购房者的经济负担。房地产开发商也应该主动下调价格以重启市场需求。重新建立起良好的市场规则，让民生本位得到回归。对此，政府应该要更有作为一些，对政策的出台应该更具有前瞻性才对。宏观调控政策必须以保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为目的，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防止房地产业过热或过冷，关注民生本位。实现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我国各地房地产业发展周期的差异性。与宏观调控政策的统一性之间具有一定的矛盾。当前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都有所不同，也有着发挥各地经济特点的侧重性，特别是东、中、西部差距很大。因此导致了房地产业具有极其明显的区域性特点，使得各地房地产业发展程度不一。由此分析，不难看出房地产业在我国的周期特征上来讲，既拥有着全国性的周期，也有着各地的发展波动周期。而且，宏观调控政策是我国经济的指导性政策，那么在进行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时候，就应尽量保证地方政府能有效地执行，让各个地方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来参照实施。
然而在实际上，房地产市场价格并没有调整到以消费者为主导
的价格水平上来。当地居民基本收入的水平才是以消费为主导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基础，当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脱离于当地居民实际收入水平，那么这个价格就不会被市场所认同。可以说这点是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一大顽症。我们对影响房地产周期的宏观政策进行分析，就希望能使这些引起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视及认识
2.从内部经济进行分析
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周期属于投资主导型，因此投资波动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从短期效果来看，投资规模及结构可以通过投资需求总量和结构去影响社会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及结构：而从长远来看，供给总量结构的形成将对社会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及结构产生重要的决定作用。投资是促进总供给增加的第一推动力，而投资规模是要受到社会需求总量的约束的。在经济萧条阶段，产业结构慢慢调整至趋于平衡。投资就会开始抬头，然后启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知，我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就是房地产的投资状况。尤其是结合我国当前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周期来看，就知道投资波动对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影响作用会更加明显。由于受过去一段长时间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使得我国经济增长也具有资源约束的特征。那么房地产投资作为关键的投入要素，就将是引起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
3.房地产业与经济周期波动的互动效应分析
因为房地产的独特性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周期性波动对房地产的供求关系将会产生较强的影响，而同样的，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也会通过对建筑、建材、冶金等其他上下游产业的影响，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产生作用。然而，提高利率、紧缩通货等等银根紧缩性政策却会使得社会资源迅速从房产领域中退出。使得房地产市场先于宏观经济调控作用的产生进入到行业收缩期。
在这种互动效应下，一旦房地产经济的泡沫发生崩裂，房价急转直下，甚至是跌破购房者办理按揭贷款时的首付款。那么，银行系统必将会出现大量不良贷款或坏账，而当坏账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很有可能拖垮银行系统，从而最终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危机。
4.世界经济波动造成的影响
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世界经济格局对于中国的经济尤其是房地产业的发展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现在最紧迫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它不但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发展，也波及到世界经济的状况，并且同样对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这些变化都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房地产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特别是人民币受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而不断升值，也会对中国房地产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尽管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是个负面因素，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却利于房价整体水平的上升。
四、我国房地产行业周期未来几年的走向预测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在2010年里全国商品住房销售的面积同比增长了10.1％，价格同比上涨为6.4％。其中，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在去年7、8月环比持平之后，从9月开始直到年底连续4个月呈现出上涨之势，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总量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多增了近10％。到了2011年，部分热点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再度升温，在2011年1月份得前三周。北京新房的成交套数同比增长了17％，其成交均价同比上涨率达19％。上海方面，新房的成交套数同比大涨76％之多，而豪宅成交价格更是持续不断地攀升。由此可见，在这些经济热点的城市，房产刚性需求压力较大。
未来五年里，预计因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所带来的新增城镇人口约达到8000万，也就是说将有近2500万个家庭需要新增住房。其总需求预计大概在9亿平方米左右。同时，受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的影响，预计在未来五年将出现近18.4亿平方米的改善型购房需求。
五、结语
通过全文的分析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点内容：
1.中国房地产业的周期现象总是客观存在的，尤其国家政策出现变化、国内或国外的金融市场环境也发生改变的时候，人们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就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房地产市场就会出现价格调整。
2.房地产市场调整不是可以一步解决到位的事情，而且房地产市场的结构变化，以及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演变，都对这个周期有所影响。
我们应该通过分析国内房地产的周期，对其下滑时机进行预测，以防止房地产业在繁荣期后急剧下滑，做到防患于未然。
参考文献：
[1]佟克克，中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理论和对策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06
[2]张元端，房地产业周期波动又探――中国房地产业步入新周期[J]，房地产导刊，2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