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区别篇1
[关键词]区域史；东亚史；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区域互动
长期以来，有关东亚史的研究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各种版本的东亚史、远东史、东洋史著作纷纷问世[1]3―5，但不可讳言的是，这些著作，或按照国别史排列，体现不出东亚作为一个地区的共同性和特殊性[2]2；或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存在对历史事实的曲解[1]4―5；甚至对东亚应该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看法都很不一致[1]3。2006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东亚史：从史前至20世纪末》一书，首次采用区域史视角，将东亚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研究[1]5，在东亚史研究方面作出了新的有益的尝试。捧读之后，获益良多，突出地感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
《东亚史》一书在编纂体例上最大的特点，在于“打破了传统的按国别叙述的编纂方法，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2]2，即首次将东亚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区域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对区域的识别，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因此，“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的空间范围，不能是对自然地理空间的任意切分，而必须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所覆盖的地域”。而所谓“自我说明问题”，是指其历史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至少应该在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等三个大的方面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这是识别区域的三个基准[3]3。
《东亚史》一书，开宗明义在“绪论”中对东亚的范围进行界定：涵盖中国大陆与海岛以及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15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即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外加亚洲俄罗斯地区[1]3。这种“15+1”所构成的东亚地区，在自然地理上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单位。“大体上讲，东亚的自然地势是以青藏高原为中心，向北部、东部与南部展开，形成一个扇形结构，扇面的内环是二级台地地区，中环区是三级台地地区，外环区是海岛区。正是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其北部中国新疆地区的沙漠带一起，构成早期人类非常难于穿越的地理阻隔，将东亚与亚欧大陆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形成相对封闭的区域地理环境，这是东亚历史发展具有特殊性的重要原因”[1]7。
文化要素方面，上述“15+1”所构成的东亚地区，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东亚文化圈。“也许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的存在方式。生存方式上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的人群所活动的地域，也就构成了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由于生存方式几乎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内容，无法以之作为可操作性的标准，在研究中我们不得不从中选取若干种文化的重要方面即‘文化的要素’作为识别区域的标准”[3]4。日本学者西攵ㄉ最早提出，东亚文化圈的要素或文化特征主要是：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度。中国学者多数支持这种观点，只不过在术语上，有些中国学者是把律令制度称为中国式的典章制度。秦汉以后，以册封和朝贡贸易为媒介，中国与东亚其他民族和地区一直进行文化的互动。7―8世纪，在大量吸收中华文明的基础上，东亚各国的文化开始趋同，东亚文化圈最终形成[1]146。
此外，上述东亚地区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不具备同步性与同质性、内部的互动频率远高于与区域之外的互动频率。“作为当代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并列的世界三大文明之一，东亚文明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进程。在古代，东亚各国曾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封贡体系、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在欧美势力进入以前，东亚内部也早已形成了半封闭的贸易圈，作为一个独特的世界，东亚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并具有相当大的共性”[1]5。同时东亚地区内部的人种、语言也具有一致性。因此上述东亚地区完全符合识别区域的各项基准，将东亚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研究，完全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进而可以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各国的历史，对东亚的历史进行整体的把握。
二
《东亚史》一书不仅首次将东亚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而且首次将东亚内部划分为七个亚区，并进一步识别了其中的核心区与过渡区。依照区域史研究理论，区域是分为不同层级的，不同层级的区域识别要从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这区域识别三大要素出发[3]5。区域史的研究，首先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确定进行哪一层级区域的研究，然后再依据这一层级上的自然地理、文化要素与历史进程这三大要素识别出不同的区域，然后才可以开始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或对若干区域组成的结构的研究[3]6。《东亚史》一书，正是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将东亚视为一个整体，作为最高一级的区域，并依照区域识别三大要素，将东亚内部划分成七个不同的亚区，即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蒙古草原区、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东北亚区与东南亚区[1]7―9。
上述七个亚区中，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与东北亚区三个区域的文化共性更为明显，共同构成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地带。而其他四个区都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区与其他文化圈的接触地带，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在文化上具有过渡性。天山南北是东亚文化与中亚、西亚文化的过渡地区，青藏高原是东亚与南亚文化的过渡地区，东南亚早期是东亚文化与南亚文化的过渡地区，14世纪以后，逐渐变为东亚文化与西亚伊斯兰文化的过渡地区，蒙古草原则是游牧文化的代表，但一直深受东亚文化的影响[1]9。
一般认为，划分核心区与过渡区的方法，最早由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提出，其在《人与文化》中系统地阐释了“文化区”的观点。认为“文化区”是指一个地理上的空间单位，即该处可见到的相似的一种文化或多种文化。威斯勒认为，文化是由各个层次的单元所组成的一种完整的结构，包括多种层次，分为“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型”、“文化带”、“文化区”等。所谓“文化特质”，也就是文化的最小单元，是指一个部落成员的“生活模式”或思想与行为的“集合体”；比“文化特质”高一层的单元叫做“文化丛”，它是由一系列相关的“文化特质”组成；比“文化丛”更高一层的单元则是“文化型”，它是由“文化丛”在中心观念的内聚力作用下，在时空中凝结成的一个持续存在的“型式”；所谓的“文化带”，是指一个文化区内依文化特质标准的不断减少而划分成的许多不同的地理范围，它是以一系列相关的“文化丛”互相结合，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并且占有一定的地域；而在一个“文化区”内则有诸多个相关联的“文化丛”，并且在其“文化中心”地区，文化特质标准最显著，在“边缘文化”或“离心文化”区，文化特质较淡薄[4]44―45。
在威斯勒“文化区”的观点中，“文化丛”是识别“文化中心”地区与“边缘文化”或“离心文化”区的标准。在此我们借用西攵ㄉ提出的东亚文化圈的四要素（汉字、儒学、汉传佛教、律令制国家）作为识别东亚核心区与过渡区的“文化丛”，各个“文化丛”皆可以解析为若干个“文化特质”。如“汉字”可以解析为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文学、人名、地名等，“律令制国家”可以解析为国家体制、司法体制、税收体制等。即“汉字”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文学相关的“文化特质”，“儒学”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统治思想相关的“文化特质”，“汉传佛教”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宗教相关的“文化特质”，“律令制国家”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和政治相关的“文化特质”。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与东北亚区三个区域自身的文化特质显然与上述“文化丛”相重合，其余四个亚区，以蒙古草原区为例，从历史上看，蒙古草原的民族主要分为匈奴、突厥、东胡三大族系，各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对儒学的受容程度明显不及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北亚地区，信仰的佛教亦不是汉传佛教而是藏传佛教，同时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在步入国家形态后，不是仿照中原建立律令制国家，而是采用“两翼制”建立草原帝国。同理，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的文化特质基本与上述“文化丛”不重合，东南亚区虽使用汉字、提倡儒学，但早期信奉印度宗教，后期信奉伊斯兰教，且较少建立律令制国家，文化特质亦与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北亚地区不尽相同。
综上，《东亚史》对于内部七个亚区的划分以及对核心区与过渡区的识别是完全正确且有着重要意义的。识别核心区与过渡区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所要研究的区域的核心部分，区域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在核心区有着明确而充分的体现，区域史研究的重要任务――研究特定地区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该地区的特殊性，主要靠对核心区的研究来完成。而研究区域间的互动关系，则需要靠对过渡区的研究来完成[3]7。这就为我们从事超越国别史的区域史研究、思考区域与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中国在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整合了上述七个亚区中的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蒙古草原区、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的全部，以及东北亚区与东南亚区的各一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在政治上成为“联结东亚七区的国家”，又因中国在文化上的核心地位，使得东亚文化呈现出“核心―外缘双重环状区域结构”[1]9。因此，中国的历史进程必将对东亚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
《东亚史》一书实际上是一部集通史和区域史研究优点于一身的创新之作，其内容既包括五千年来东亚整体区域与各个具体区域的历史，也包括各个区域之间互动的历史。该书匠心独运，首次以东亚区域结构的变化特点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将东亚史划分为七个时期：①早期东亚世界（远古―公元前3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一时期只有中国与其他地区的互动，还谈不到国家之间的互动[5]95。中国领有东亚核心地区，“经历战国时代的扩张后，华夏先民的势力东达大海，西限青藏高原、新疆沙漠，向东西两个方向的发展已达到地理环境的极限”[6]37。②区域结构形成时期（公元前3世纪末―8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中国之外的东亚其他国家。东亚在中国之外第一个形成的国家是匈奴帝国，而且匈奴帝国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自形成之日起就与农耕帝国秦、汉相对峙[1]10，秦朝向北的发展受到了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拒斥，不得不以长城划定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界线[6]37，而这一农耕―游牧明确界线的出现，使得核心区与过渡区的差距不断扩大，这条分界线成为影响东亚格局、影响东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随后，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以及东南亚各主要岛屿上，逐渐形成了中国之外的成熟国家，盛唐时期，中国采用羁縻统治的方法，确立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封贡关系，建立了一种东亚古代国家之间的粗略的秩序[1]10。③多族多国竞相发展时期（8世纪末―13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各族各国取得了大发展，各族各国自树意识增强，东亚文化开始呈现出多元的特点[1]11。辽中期以后，辽金与高丽之间的封贡关系在册封、使节往来频度、交往礼仪等方面都已经出现了制度化的规定，标志着辽金与高丽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之前的简单的封贡关系（羁縻统治）步入到制度化封贡体系的模式之内。“作为古代东亚世界国际关系模式的封贡体系，其起源可以上溯至辽中期，或者准确地说，可以上溯至11世纪初”[7]117―124。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东亚处于大分裂时期，决定了制度化的封贡体系无法在整个东亚地区得到实行，但辽金与高丽间封贡关系的制度化，为东亚封贡体系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④封贡体系时期（13世纪末―1874年），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古代特殊的国际体系――封贡体系的最终形成，并以封贡体系为标志，东亚形成了新的区域结构和新的国际秩序[1]11。封贡体系既顾全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又照顾到中国无法将东亚纳入一体统治的政治实际，使中国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同时，面对中国实力的威慑和朝贡贸易的利益以及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心理认同，名义上的从属关系对东亚各国来说也是容易接受的[6]38。直到近代，东亚封贡体系同时面临内、外两个方面的冲击，逐渐走向全面瓦解，之后东亚进入到⑤条约体系时期（1874―1945年）、⑥二战后冷战时期（1945―1992年）、⑦后冷战时代（1992―）[1]11。
该书“从东亚地区整体的视角出发，按照分期和分区，从古至今、由近及远、先后有序地叙述东亚各时期的历史，即采取分区叙述与分国叙述相结合，以分区叙述为主的编纂方法；以地区内国家和民族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为侧重点”[2]2。书中既有核心区及核心区之下各地区发展状况的精到论述，又有过渡区及过渡区之下各地区发展状况的展示；既有核心区内部各地区互动的论述，又有边缘区内部各地区之间的互动以及核心区与边缘区互动等问题的研究。更有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论述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章节。如第六章东亚与世界关系的滥觞、第十章东亚与世界关系的发展等。从而最终完成了以核心区与过渡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为基础，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核心―外缘双重环状区域结构，以东亚区域内部互动以及东亚与外部世界互动为发展模式的东亚整体史的建构。限于文章篇幅，书中其它独到新见之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东亚史》首创区域史视角下的东亚史研究体系，在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整体区域研究及各部分具体区域研究、区域内部互动及外部互动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独到的见解。正如朱寰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东亚史》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东亚地区的历史专著，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2]1。又如陈景彦先生所言，“作为国内第一部东亚通史，作为区域历史编纂方法的一种新的尝试，该书对编写东亚史乃至其他区域史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在东亚区域化进程涉入‘深水区’的今天，中国的学人们在东亚通史的研究方面走出的这一步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5]95。
参考文献：
[1]杨军，张乃和.东亚史[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2]杨军，张乃和.东亚史.序[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3]杨军.区域中国：中国区域发展历程[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
[4]杨军.文化人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5]陈景彦.可贵的创新，明显的缺憾――评《东亚史》[J].史学集刊，2006（5）.
[6]杨军.中国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
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区别篇2
[关键词]国家法治发展；区域法治发展；多样性统一；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
一、若干概念之涵义与本文的讨论范围
在对本文的论题展开之前，有必要先行厘清若干概念的内涵，这里主要有区域、法治发展以及区域法治发展等相关概念，以便确定本文的讨论范围，认识论题的时代意义。
“区域”亦可称之为“地区”，这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多层次的范畴。从全球的角度而言，区域不仅仅意味着以地理因素为基础的空间结构，而更多地是指通过稳定的经济的或政治的协议所建立起来的、一定地域范围内甚至是跨地域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的或政治的乃至军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作为重要法律文件，《联合国》第八章专门设定了区域体系的法律框架，这样区域体系就成为介于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次级国际体系。“二战”以来，这种基于经济的、政治的、地理的、生态的乃至军事安全的诸种共同联系的区域性次级国际体系，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深刻地改变着当代国际关系格局及其发展走向。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讲，区域一词则表征着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以特定的行政管辖层级为基础的地区单元，或者是以一定的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若干个行政管辖层级所组成的地区单元的集合体。在传统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形态，既有着相对稳定的构成机理，又有着各具特点的表达形式。比如，郡县制构成了古代中国行政区划的一条主轴。秦帝国以来的各个王朝的行政统辖区域，大体上都按照郡县制的架构，结合一些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因素加以划分，进而形成一幅皇朝统治的疆域版图。而在不同的皇朝统治年代，郡县制的外在表现方式又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历史特点，藉以裨于皇朝更加有效地辖驭四方、治理天下。在当代中国，区域与行政统辖层级往往交织在一起，因而区域概念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诚然，郡县制这一传统中国行政辖区的基本主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尽管建国之初曾经一度实行行政大区制度，但是，“省”和“县”依然成为中央政府实施国家治理的基本行政依托。然而，时下中国的行政统辖层次繁复多样，在建国之初省级政府分出的行政公署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大市”或“较大的市”这一介于“省”和“县”之间独立的行政管辖层级。加之，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东方大国，基于国家统一、民族和谐和有效的边疆治理等多方面的考虑，确立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区域以及行政管辖层次亦有着鲜明的特点。不仅如此，随着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区域与行政统辖层级彼此交错的非均衡格局开始形成，超越现行行政管辖层级的省份与省份之间、“大市”之间的区域性协调发展机制迅速成长起来。中央政府对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设定各有侧重的发展目标，作出不同的政策安排，省级政府亦是如此。因之，当代中国的区域概念的内涵与形式确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总的看来，省域以及以特定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若干省域的结合根据我国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基本上把全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等等。当然，这里还有一些更为细致的区分，诸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湾地区等等。市域（设区的市）以及同样一般以相邻的地缘为纽带的若干市域的结合，和县域这样的基本的地区单元，大体上构成了当下中国的多层面的区域概念。正是在这样的多层面的区域或地域概念的基础上，融入特定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历史的、文化的乃至地理环境等等诸多因素，便会相应地形成区域经济、区域社会、区域政治、区域法律、区域历史、区域文化和区域地理等等历史和现实的概念，从而给我们认识国家范围内（包括当下中国）的区域生活状况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思想天地。
区域法治发展是与国家法治发展密切相关的。关于法治发展，这个概念与法制现代化概念具有相通的意蕴。正如我们多年来不断论及的，法制现代化反映了从传统的人治型价值一规范体系向现代的法治型价值一规范体系的历史性转型与变革过程。时下正在历史性地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正是在这一转型与变革的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呈现出创新乃至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因之，当下中国的国家法治发展，就是要致力于从前现代社会法律系统向现代社会法律系统的转变，实现从传统法制向现代化法制的历史性跃进，而这个时代进程的基本目标，乃是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一国家法治发展趋势和走向，意味着法律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从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到法律行为的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进而确立与全球法治发展进程相协调而又充满浓郁的民族意味的制度安排、价值观念及其生活准则系统。很显然，作为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构成要素的区域法治发展，乃是国家法治发展在国家的特定范围内的具体实现，它所展示的乃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一特定过程中法律文明及其价值基础在特定地域中展开的具体生动的法治场景。所以，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在基本性质、主体内容与总体目标诸方面，都是内在一致、并行不悖的，绝不存在一个脱离国家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孤立的区域法治发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至于说区域法治发展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主要是指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能否成立，这无疑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论题。在这方面，学界的认识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大体上已经或正在形成共识，即：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本文的以下部分将要对这些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作进一步的论证与阐释，这里所要提出的原则性的看法是：尽管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在法治发展的起点、条件、过程、动力机制、实现方式等等诸多方面，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之间无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或个性特征，恰恰是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对待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区域法治发展对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的深刻影响，以及国家法治发展与区域法治发展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及其互动过程，从而确证区域法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
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家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工作。而国家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系统。本文拟从法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加以探讨，以期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分析工具。
二、“多样性统一”的命题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在他看来，第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原则，反映在经济学产生时期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之中。比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与此相反，第二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则反映了这样的思维过程，即：“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或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这就是说，通过思维的抽象力，抽取一类对象的共同点，把握客观对象的某个方面、某个片断的简单规定，构成思维或叙述的起点，进而从局部的、简单的规定，上升为全面的、综合的、深刻的概念系统或普遍的理论概念体系。很显然，这是两种迥然相异的方法论原则。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第一种方法以近代早期的重商主义学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论述通常“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最初的认识对象，表现为无限丰富的现象，成为认识过程中的直观和表象，进而“蒸发”出一些抽象的一般关系。而第二种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则是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家那里开始的。“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依据这样的方法论原则，“如果我们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混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这样，通过理论思维，把作为思维的起点的那些抽象简单的规定，再现被认识对象的内容，使之不再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浑沌的表象和感性的直观，而是一具表现为必然的和综合起来的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合体，从而获得整体的具体规定。
由此，马克思强调，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乃至一切科学思维的两个阶段，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或者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二者处于同一思维过程之中，二者彼此依存，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然而，对于形成和建立一个理论概念体系来说，“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并且是科学思维“所专有的方式”。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是科学理论思维所特有的、把直观和表象材料加工改制成概念的方法。也就是说，把在经验上得到的直观和表象材料，放在应有的逻辑联系之中，考察它们之间的客观必然的相互联系。经过这一过程，人们就可以在概念运动中反映、再现、复制所考察客体的自我发展的客观过程，使“整体的表象”成为“多样性统一”的具体的整体。
马克思关于“多样性统一”的整体的具体规定的方法论原则，为我们研究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第一，要使国家法治发展这一概念成为“整体的具体规定”，就必须着力探讨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这个既定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若干单方面的、比较简单的基本单元或要素，即以特定空间形态[省域、市域（设区的市）、县域及其有机联结的相关地域]表现出来的法治发展状况为基础或出发点，考察这些基本单元的区域法治的一切历史的与现实的差异性。离开了对特定区域法治发展状况的深刻把握，国家法治发展的概念就可能流于“整体的表象”。第二，如果说国家法治发展的概念是一个“具体的总体”，亦即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合体，那么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则是对于这个“具体的总体”的单一性、直接性和形式的普遍性的抽象。也就是说，区域法治发展构成了国家法治发展这个“具体总体”的若干单一的规定性，它不断地从自身中进一步规定自己，从而愈加丰富起来，最后重新返回到国家法治发展这一普遍性的“具体总体”之中。第三，国家法治发展不应当是若干个区域法治发展的简单罗列，而是各个区域法治发展之间的必然的有机联系的严密结构。每一个别的区域法治发展，都是国家法治发展这个体系之网上的纽结，因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井然有序的。因此，就必须把每一个别的区域法治发展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来看待，揭示各个个别的区域法治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进而把握由若干个“局部的规定性”所表达出来的“整体的具体”或“具体总体”。因此，马克思关于“多样性统一”的辩证逻辑命题，构成了我们认识和思考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法哲学方法论的基础。
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因此，如同整个法的现象以及国家法治的运动发展一样，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总要受到一定规律的支配，不是区域法治发展决定这些规律，而是这些规律决定区域法治发展。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社会主体的能动意志和一定社会经济必然性之间的矛盾。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社会主体的能动意志，归根结底总是受到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和统摄。所以，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之所以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就是要从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系统中划分出支配区域法治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系统，并且把它们当作决定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全貌的基本关系，进而把区域法治发展看作是一个受到一定规律支配的活的有机体。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区域法治发展具有不可抹煞的客观性质。但是，同其他社会现象的运动发展一样，区域法治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通过社会主体的能动的自觉活动表现出来的。这是因为，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体从事区域法制实践的规律，是区域法治发展的进程中社会主体活动的产物和条件。因而，区域法治发展运动规律和社会主体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总是处于内在的相互联系之中。因此，在区域法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的社会主体对本区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其规律性的认识深刻而准确，从而有意识地把本区域社会经济关系法权要求转化为生动的区域法制实践；反之，有的社会主体对本区域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法权要求无法自觉地加以把握和转化，从而妨碍或延缓了本区域法治的进步与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差异性。因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看出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亦具有不容忽视的主观性。
更进一步地来看，区域法治发展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实际上反映和影响着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统一的运动样式。如前所述，由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有着内在的客观规律，所以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呈现出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因之，所谓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统一，就是指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在这里，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性，意味着在一个国家范围内，不同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不可能是处于互不相关、绝对排斥的状态，因而必定会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这个“总体”；意味着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乃是一个法治的发展与命运的共同体，国家法治发展这个“具体总体”统摄着区域法治发展这个具有丰富关系的“许多规定”，区域法治发展必须以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和权威为基本前提；也意味着在不同的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确乎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存在着共同的必然的区域法治发展的运动规律，这就要求我们从不同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中，努力探寻区域法治发展的共同的普遍的规律。
不仅如此，区域法治发展亦具有鲜明的多样性的品格。从广泛的法律文化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法律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不同民族或国度的法律文化，在不同条件的作用下，总是循着特定的路径发展演化。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之内，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思想发展水平是不一致的，它们的国家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也有差异，每个国家又有其特定的历史发展、习惯和民族传统特点，况且这些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状况等也不尽相同，等等。这些复杂的因素，势必会使法律文化的运动呈现出五彩缤纷、丰富多彩的历史特点。对于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来说，它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具体性。国家法治发展是由一定的国家法律制度、法律体系及其法律实践、法律思想、法律心理所联结而成的运动之网。作为这面运动之网上的每一个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都独具个性，并且这种个性不是仅仅具有相对意义的特殊性，而是一种不可绝对重复的个体。尽管在区域法治的发展进程中，不同区域法治发展之间常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也只能是“相似”而已。正因为不同的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富有如此鲜明的个性色彩，所以当下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才呈现出这般的丰富多姿。诚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国家法治发展的加快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个性有可能逐渐减弱，但是，国家法治或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变成呆板划一的群体的堆积。伴随着国家法治发展的时代进程，区域法治发展的内容与方式只会愈来愈绚丽多姿。这是毋容置疑的客观趋势。因此，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各种不同的区域法治的特殊的发展进程，进而深刻揭示多样性的区域法治发展的特殊的本质性特点。
很显然，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多样性与统一性有机结合的过程。一方面，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是统一性的基础。离开了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就无法科学地解释历史上存在的和现实中依然表现出来的千差万别的区域法治现象，也就无法科学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性，其结果只能使国家法治与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成为超越时空的神秘的力量，从而成为捉摸不定的虚幻之物。另一方面，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性又是多样性的必然表现形式。认识和考察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层面之上，而应当深入下去，从复杂多样的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的多样性的表象背后，揭示出制约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否则，我们就只会把区域法治发展的空间展开，看作是一个充满了一大堆偶然现象的杂乱无章的法治序列。
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之所以会呈现出多样性统一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区域法治发展所赖以存在的一定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差异性。这里重要的是，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条件等关键性因素的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下，区域社会及其区域法治形成了经久相沿的空间差别。正因为如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呈现出千姿百态、迥然相异的面貌。这也从一个侧面映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从而展示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的特质。但是，这种多样性与统一性并不是绝然分立、互不相容的，它们之间乃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的关系。一定的区域社会生活条件的诸因素与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经济条件归根结底还是“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这是区域法治发展运动的多样性统一的最深刻的根据所在。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何以会产生那些不同点和相似点，也才能揭示各种特殊的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并且从中加深对支配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透彻把握。
三、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上）
为了进一步揭示区域法治发展多样性统一这个命题的价值意义，有必要深入考察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这个丰富的“具体总体”的基本地域单元的区域法治现象这个生动的“许多规定和关系”。从法哲学意义上讲，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之所以构成统一性基础，是因为一般只寓于个别之中，并且通过个别来实现。这里的作为“一般”之载体与实现途径的“个别”，显然具有特殊重要地位。运用个别化的分析方法研究区域法治发展现象，有助于我们透视区域法治发展运动多样性的内在奥秘。
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曾经对一般、特殊与个别的关系作过精辟的论述。按照他的看法，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概念只是单纯的抽象的普遍性，不是关注概念形成的特殊部分，而是坚持其共同之点，其结果导致人们在情感上觉得这种概念是空疏的，只认为概念是抽象的格式和阴影。其实，概念是丰富的、生动的、具体的东西，它包含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或个别性三个环节，普遍性“是指它在它的规定性里和它自身有自由的等同性”，特殊性亦即规定性，在这里，“普遍性纯粹不变地继续和它自身相等同”，而个体性或个别性则“是指普遍与特殊两种规定性返回到自身内。这种自身否定的统一性是自在自为的特定的东西，并且同时是自身同一体或普遍的东西。”因此，概念的普遍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与独立自在的特殊事物相对立的共同的东西，而是不断地自己在特殊化自己，必须把真正的普遍性与单纯的共同之点加以区别，而不能混为一谈，这一点极其重要。在黑格尔看来，概念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这三个环节是不可分离的，而在这三个环节中，概念的个体性或个别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个别就是从区别出发而在绝对否定性中自身反思的概念”。概念之所以是完全具体的东西，就在于概念同它自身的否定的统一，作为自在自为的特殊存在，这就是个体性或个别性。而个体性或个别性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构成了概念的自身联系和普遍性。“当概念的统一把具体物提高到普遍性，而又把普遍的东西仅仅了解为被规定的普遍性时，这就正是个别性，它是作为自身相关的规定性而发生的。因此，抽象是具体物的分离及其规定性的个别化。”概念作为具体的东西，乃是个别内容与抽象普遍性的统一。不仅如此，“出于同一的理由，特殊的东西也是个别的东西，因为它是被规定的普遍的东西，反过来说，个别的东西也同样是特殊的东西，因为它是被规定的普遍的东西。”所以，普遍和特殊一方面显现为个别之变的环节，另一方面它的本身又是总体的概念，而“只是在个别中被建立为它们自在自为地所是的东西”。由此，黑格尔提出了如下的重要论断：“个体的即是普遍的”。“一切事物都是个体的，而个体事物又是具有普遍性或内在本性于其自身的；或者说是，个体化的普遍性。在这种个体化的普遍性中，普遍性与个体性是区别开了的，但同时又是同一的。”
很显然，黑格尔关于概念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个别性）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无疑被包裹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秘的外壳之中，在他那里，现实事物不过是概念的普遍、特殊、个体（个别）三个环节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已。因此，“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后来的德国思想演进过程中，黑格尔关于“个体化的普遍性”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所谓“世俗历史主义”中又有了新的意义表达。按照有的学者的看法，历史主义的本质在于它用个体主义的观察视角取代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主义的观念，取代了任何试图寻找人类生活的一般法则和一般类型的企图。这种试图把普遍性与特殊性截然分开的方法论原则也受到了批评，以至于有的学者提出“具体的普遍性”的分析原则。实际上，这种“世俗历史主义”的思潮旨在于同以孔德为代表的社会实证主义历史观相抗衡，以便为德国的历史主义正名。这一思潮在社会学领域，通常被认为是理解社会学的发源地，它由威廉・狄尔泰所开启，经由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到马克斯・韦伯而集大成。作为“解释学之父”，狄尔泰把理解的方法视为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的一种特殊的方法，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它的对象通过建立其在生活、表达和理解三者关系之间的态度而与我们发生联系的时候，才属于人文科学。”狄尔泰极力强调个体或个别对总体或整体的价值意义，指出：“理解总是以个别物为其对象”，“但我们理解个体是借助它们彼此之相似性，它们内部的共同性。这一过程假定了普遍人性与个体化之关联，个体化在普遍人性基础上延展于精神生存之多样性之中，而在这一关联中我们不断地在实践上解决内心仿佛经历朝向个体化之提升的任务。”㈤正是通过理解，单一的个体性与总体性或普遍法则之间建立了联系。生命的总体只有在种类的意义被理解之后，才能被把握。“在这里，对个体的理解有助于对总体的理解。所有其他类型都是如此。意义在于对类型的理解，只有通过它，生活本身才能被理解。”由此，狄尔泰对理解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认为客体化仅仅对个体化说来乃是异己的需要加以解释的他人精神世界的符号和密码，在理解的主体与对个体的理解之间应当存在某种介质或媒介物，这就是客观精神，理解的主体正是通过客观精神来把握个别的客体化，因为在客观精神中，客观化已经表现为属于共同的东西，即属于某种类型的客体化。通过客观精神，我们理解了“不同个体在由可感世界的客观化而构成的共同背景中所形成的各种形式”，“它的范围从生活方式到经济形式直至这个社会所形成的最终的整个系统，包括道德、法律、国家、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
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在狄尔泰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文德尔班从方法论上区别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把这种区别看作是法则科学与个体科学，重复性、常规性与个体性、独特性之间的区别，进而强调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分类，是一种纯粹方法论上的分类。“自然科学追求的是规律，历史研究追求的是形态。在自然科学中，思维总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研究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在这里，文德尔班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的主张，不赞同所谓的“从历史中建立一门自然科学”的口号，指出：“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们必须坚持：人类的一切兴趣和判断，所有与价值有关的评价，全部是建立在个别的、一次性的东西之上”。这是作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历史学的内在价值之所在。作为文德尔班的学生，海因里希・李凯尔特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原则区别。他提出所谓“形式的分类原则”，认为这种分类原则是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对科学加以分类，据此可以把文化科学概念与自然科学概念截然划分开来，而二者的区别体现了历史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形式对立。在这里，李凯尔特阐述了一个他认为对于方法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即：“科学需要一个选择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科学就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把所有材料中的本质成分和非本质成分区别开来。相对对于现实的内容来说，这个原则具有形式的性质；这样一来，科学的‘形式’这个概念便清楚明白了。”因之，“科学方法的特点显然取决如何分开现实之流以及如何把本质成分挑选出来的那种方式”，进而把现实的直观内容纳入概念的形式之中。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把握概念形成的原则和方式。李凯尔特强调，普遍化方式是自然科学方法的本质性特征，认识自然就意味着从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发现自然规律的概念就意味着形成关于现实的绝对普遍的判断。“如果没有通过普遍化的方法对世界进行简化，那就不能对世界进行计算和支配。在个别和特殊之物的无限多样性没有通过普遍概念得到克服以前，这种多样性是使我们感到头晕目眩的。”而对于文化科学问题来说，则是不能用普遍化方法加以详尽研究的。文化科学总是力图从现实的个别性方面说明现实，这种现实决不是普遍的，而始终是个别的。与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不同，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旨在于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比如，历史总是“力求使它的叙述仅仅符合于它所研究的某个与所有其他对象不同的对象，这个对象可能是一个人物，一个世纪、一个社会运动或一个宗教运动，一个民族或其他等等，历史学借助于这种方法使听众或读者尽可能接近于它所指的个别事件。”当然，文化科学并不排斥普遍概念，但是对于科学的逻辑学的区分来说，文化科学使用的普遍概念，仅仅涉及它用以构成其个别化叙述的那些因素的或大或小的“精确性”。不论文化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普遍概念，都不可能对文化科学构成奠基性的意义，因此，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与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这两种方法所固有的思维目的、思维形式恰恰是相互排斥的，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原则性的逻辑区别是不容置疑的。由此，李凯尔特通过对“解释”与“理解”的涵义的辨析，力图对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区别作进一步的界定。他指出：“在解释中，是将不同的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而在理解中，则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将整体分解为部分”。对于作为文化科学的历史学来说，历史理解通常意味着“既是对真实存在的个体性的‘再创造’，又是对那些存在于个体性之中的非真实意义的‘理解’。”这里所说的“非真实的意义”，乃是所有文化都共同遵循的某些共同的价值基础。李凯尔特进一步分析说，作为体现个别化方法的文化科学的历史学，它的历史概念的形成是受一定的原则指导的，这就是文化价值。文化现象以及那些被我们当作文化萌芽阶段或类似之物而与文化现象相联系的现象，与价值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必须从与文化价值相联系的观点去观察现实。这一文化价值立场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的意义就在于，“只要把对象看作整体，那么对象的文化意义就不是依据于它与其他现实的相同之处，而是依据于它与其它现实的相异之处。”这就是说，基于文化价值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对特殊的个别之物及其一次性过程感兴趣，要求应用历史的、个别化的方法去认识特殊和个别之物，认识现实与现实之间的相异之处，进而把去观察的现实看作是特别的和个别的。因此，文化与历史之间的价值联系，表明文化概念能够使历史成为一门科学，也就是说借助于文化概念来形成“个别化的概念形成的方法”。认识到这一点，是至为关键的。这种“个别化概念形成方法”的功能意义就在于，在价值联系原则的指导下，它能够从那些纯粹的不能加以科学表述的异质性中把可表述的个别性提取出来。“文化概念给历史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条选择本质成分的原则”，“通过文化所固有的价值以及通过与价值的联系，可叙述的、历史的个别性概念才得以形成。”因此，李凯尔特关于选择性原则的先验判断带有显明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色彩。但是，他坚持把文化科学看作是以个别化方法为认识论与方法论特征的客观而严格的科学，突出文化价值对于个别化的概念形成方法的指导性原则地位，并试图调和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关系，强调个体的统一性基础来自独特性，证明个性统一性或独特个性的不可分割性（而这仅仅是和某种价值相关的个体的统一性）。这一思想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的学者把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准则称之为“个体性因果分析”方法，这是有道理的。面对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界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的相互关系及其方法论问题的激烈争论，韦伯坚定地承继着自狄尔泰以来的理解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捍卫着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或个体性的方法论准则。但是，韦伯的方法无疑有其独到之处，因而具有深遂的原创意义，散发着炽烈的理性之光。与以往的思想家把理解与解释加以彼此对立的看法不同，韦伯强调理解与解释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彼此补充的互动关系，认为理解与“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意义”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在给定的特殊行动者的具体情形中实际存在的意义；二是指理论上被设想出来的主观意义的纯粹类型，这种主观意义被归之于给定的行动类型中假设的活动者，当然，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主观意义都不是指某种客观上的“正确”意义或者某种形而上学层面上的“真实”意义。而对这种主观意义的行动即主观上可理解的行动的解释，就成为社会学和历史学这样的关于行动的经验科学的基本使命。因之，在韦伯看来，关于“理解”的概念，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是对诸如此类的给定活动包括言词的表达的主观意义所作的直接观察理解。其次，它是指解释性的理解，对于关注行动的主观意义的经验科学来说，说明需要被这样解释的可理解的有意义的行动的现实途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理解都牵涉到出现在下列情况之一中的意义的解释性把握：（a）历史研究中的情形，即对具体的个体行动的实际预期的定义；或（b）社会学的大众现象，即现实的预期意义的平均值或相似性；或（c）适合于科学阐述的纯粹类型（理想类型）的普通现象的意义。”社会科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进而对原因和结果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而这里所说的“行动”是在行动着的个体把主观意义附着在他的行为之上的意义上加以界定的。因此，探讨行动着的个体的行为动机及其后果，进行因果性的解释，就成为属于文化科学范畴的社会学的重要任务。“对具体行动途径做正确的因果解释，只有在这种明显的行动和这些动机被正确地理解，且同时它们的关系成为有意义的和可理解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对于此项工作，自然科学是无法胜任的，因为它只局限于阐述自然过程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功能关系以及诸客体和事件中的因果统一性；而个体的可理解的主观意义是社会文化科学或社会学的主题，对作为社会的集体状态组成部分的个体行动作出主观的理解，则是社会文化科学或社会学知识的特有性质与任务，这是在自然科学中绝不可能获得的东西。在这里的因果解释问题上，韦伯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行了片面的曲解，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对历史实在作出因果解释的公式，“只有经济的原因被说明（或者显现出）在什么地方或者以什么方式发挥作用时，他们对一个历史文件作出因果解释的要求才会得到满足”，“相信经济‘因素’是‘真实的’因素，唯一‘真实的’因素，是一种‘最终无所不在的决定性的’因素。”当然，韦伯在评析德国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对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歪曲时，注意到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首要目的，是要区分“物质”的东西与“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且指出无论对哪个“个别现象”进行因果回溯，都会发现对经济现象的说明，会牵涉到政治、宗教、伦理、地理及其他条件，同样地，对政治现象的说明，也会牵涉到经济条件和其他各种条件。这表明在韦伯那里，经济因素乃是对行动着的个体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解释链条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归根结底的唯一的决定因素。不仅如此，韦伯对马克思关于一切特殊规律和发展结构的“理想类型”思想，也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凡是使用过马克思的概念和假设的人都知道这些理想类型对评价现实的巨大的、独特的启发意义。”
总的看来，韦伯把旨在于把握个体的可理解的主观意义的解释性的理解，看作是个体性因果解释的一种基本形式，进而区分了致力于抽象规则的自然科学或法则性科学与追求特定具体知识的社会文化科学或现实实在的科学，强调我们感兴趣的那种社会科学，是一门关于具体现实的经验科学，“我们的目的就是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着的现实的独特性质”。正是从上述立场出发，韦伯对作为价值概念的文化给予高度关注，指出只有当我们把经验现实与价值观念联系起来才成为“文化”，进而在赋予现实以意义的价值指导下，对现实的关注以及根据现象的文化意义对受价值影响的现象进行选择和分类。由此，韦伯建立了一个对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文化科学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理想类型的概念分析工具系统，并且把关于历史事件和形式的文化意义的认识看作是这个“概念结构”的独一无二的终极目的。
四、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下）
通过扼要地回顾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个别化的分析原则之重要意义就在于：探讨包括法的现象在内的社会生活现象，固然要注重揭示该现象的变化运动的基本规律，藉以探求社会生活的固有法则，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研究社会现实生活中历史地形成的具体的个别的关系或结构，关于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研究，亦应如此。实际上，当下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日益显现出这种个别化的方法论取向。比如，在历史学领域，在重视民族国家总体历史研究的同时，区域研究日益兴盛，对区域社会史的关注慰成大观。这些年来，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时，一些学者把区域分析方法应用到以区域、省份或者地方为中心的较小的单位，力图反映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内容和幅度，这一方法论被视为“中国中心取向”的主要理论特征之一。又如，在中国法律史的学术领地，探讨特定地区的历史上的法律问题，已经成为区域法律史研究的新的兴奋点，诸如关于近代上海租界法制及其历史影响的考察，关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地方司法档案的系统整理与研究，等等。再如，在法理学研究中，有的学者把地方法制或行业法治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这方面的探讨还在不断深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也许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与史学领域的区域研究方法并不属于同一个方法论层面，但是区域社会史、法律史、经济史等等的研究，确乎体现了重视历史的具体经验现实的独特性分析这一“个别化的方法”的本质性要求。那么，运用个别化的方法论准则分析区域法治发展问题，需注意哪些基本的方面呢？
第一，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妥当地处理好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黑格尔关于“个体性的普遍性”以及马克思关于“许多规定的总体”的论断，确证了整体性依存于个体性，个体性体现普遍性且为普遍性之基础的辩证关系，思想深刻，意味深长。毫无疑问，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必须贯彻整体性的原则精神，反映国家法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和根本要求，这是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在各个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表现。国家法治发展的准则是体现在区域法治发展中的一般的、相对稳定的、不断重复的东西，因而是区域法治发展的最强大的基础和动力，制约和影响着区域法治发展的方向与效果。另一方面，也必须贯彻个体性的原则要求，实际上，国家法治发展通过区域法治发展的具体途径，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强度表现出来，不能把国家法治发展作为大写的符号同区域法治发展截然对立起来。因此，一个必然的结论也就会自然得出：不仅要重视国家法治发展，也要看到国家法治发展在实现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性，进而重视和推进区域法治发展。
第二，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注意揭示和概括个体性行动的本质性的关系和属性。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中，同样存在着本质性的与非本质性的关系的区分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讲，“本质是映现在自身中的存在”，是客观事物内部存在着的规律性的东西。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必须运用反思的观点，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本质性意义。在这里，一是要从逻辑上把握区域法治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充分认识到“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因之，区域法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区域社会发展的制约。二是要深入分析区域法治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分肯定区域法治发展对于区域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在这里，不仅要考察区域法治发展影响区域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且要指出区域法治发展作用于区域社会发展过程的复杂情形。三是要深刻把握一定条件下区域法治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规律，认识到区域法治发展并不是同区域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它有时会先于或落后于区域社会发展并与其发展要求相矛盾。这是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揭示出蕴藏在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内部或背后的本质性关系，进而赋予区域法治发展问题以更加丰富的内涵，使之不至于成为一个简单的抽象的法学命题。
第三，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努力探寻个体性行动的因果性联系。在一定社会条件的作用下，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里深入追溯社会主体在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过程中，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的考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什么程度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特定结果的实际过程，这是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所提出的个体性因果分析的基本要求。马克思的如下论述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一定社会独特的政治结构和法的现象，都是建立相应的经济形式上的。在任何时候，都要从一定的经济形式中，为整个社会结构、国家形式以及法权现象，找出最深的秘密和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因此，对于法哲学来说，要对区域法治发展现象进行因果性分析，就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影响社会主体推进区域法治发展进程及其实现结果的原因和因素是多样复杂的，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区域法治发展及其变革进程的唯一因素，而应当正视，承认和努力揭示各种非经济因素对区域法治发展进程的深刻影响，把握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内在机理。
第四，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要把特定的诸要素中从现实中加以升华而形成思维类型。韦伯的个体性因果分析方法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努力找寻个体性行动的因果联系的理解尺度，进而构造了一个以理想类型为基本表征的理解社学的概念工具系统。按照他的看法，运用这种理想类型概念分析工具，可以使对个体性行动的因果解释变得更加清晰和可理解。“理想类型的概念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在研究中的推断原因的能力：它不是‘假设’，但它为‘假设’的构造提供指导；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但它旨在为这种描述提供明确的表达手段。”所以，韦伯把理想类型概念和结构的盛行，看作是一门学科处于青春期的特有的症状，强调就理想类型被认为具有经验有效性或者是一种类概念来说，“科学的成长总是意味着对理想类型的超越”。随着时光的流逝，韦伯的理想类型学说对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流淌过程中，我们研究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有必要从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出发，把特定的诸要素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进程的现实中抽取出来，加以概念的升华，形成一定的思维类型或理想类型。进而，运用这一思维类型及其概念工具，考察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材料，这样便具有发现的功能。面对着转型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的重大历史的与时代的议题，大约在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尝试着建立一个理论概念框架，试图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批判地继承以韦伯为代表的理解社会学的“理想类型学”方法，提出了由十一对方式变项所组成的概念工具系统，以期形成新的“理想类型学”的分析工具，进而为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时至今日，我感到这套概念分析工具的主体内容依然可以用来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探讨，但需要加入必要的区域性的变量因素和条件。这十一对方式变项运用于区域法治发展的分析过程之核心，即在于把人治的式微、法治的兴起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区域法治转型发展的基本评估概念工具。而在当下的中国，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二元结构并存的法律状态，提示我们在运用这套概念工具系统的时候，要更多地考量这一进程及其结构的复杂的历史性因素。
第五，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具体的历史性分析。在19世纪晚期德国思想界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尖锐论战中，个别化方法的理论分析原则得到了突出和强化，进而成为世俗历史主义思潮所信奉的文化科学或社会文化科学的基本的方法论信条，并且被转化为由马克斯・韦伯所建立的理解社会学的个体性的社会行动理论系统。所以，韦伯热情洋溢地说道，对于历史学科这一永远年青的科学中的一员来说，文化之河不断地向它们提出问题，“它们工作的核心不仅在于超越一切理想类型，同时也在于新的理想类型的必然出现。”因之，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本身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当我们运用这一方法论原则分析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拟应意识到这一理论分析原则及其概念系统乃是历史关系的产物，它们的规定性是从对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综合，从而对因果性地解释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所有材料提供了思维上的方便。换句话说，我们研究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应当确立这样的历史分析基点，即：“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这就是说，要通过深入的历史性分析，证明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证明区域法治现象从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历史逻辑。要用历史的眼光和态度去考察不同类型的区域法治现象，在这里首先要占有大量的区域法治现象的材料，阐明这些材料、事实之间的内部联系及其差异性，分析它们的各种发展形式。当然，反映区域法治发展状况的材料和事实总是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条，因而在研究中需要善于把握那些影响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基本格局的典型事实材料。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研究工作受到某些次要的、不典型的事实或材料的影响。此外，在考察区域法治发展现象时，要把它们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如果不从特定的历史形式与范围来分析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就不可能理解它一定历史时期中或发展阶段上特定的区域法治发展形态所处的特殊地位，也就不可能合理地评估它的应有的历史价值。并且，各个历史时代区域法治现象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条件有所差异，因而它们的具体历史特点亦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所有这些一般的历史条件及其具体特点，那就根本无法揭示一定时期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内在的文化价值属性。
第六，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要高度重视价值基础和价值评价的特殊意义。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们有必要结合李凯尔特、韦伯的相关论述，作更为深入的讨论。与实证主义否定价值的观点相反，李凯尔特把价值看作是一种指导历史材料的选择进而指导一切历史概念形成的东西，把“价值联系”视为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得以形成的指导原则，认为“价值能够与主体的活动相联系，并由此使主体的活动变成评价”，“价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有效性”，但是历史学都不需要讨论价值的有效性问题，“价值的有效性并不是历史问题，肯定的或否定的评价也未构成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否认文化价值所应有的有效性，文化概念“不仅在其形式方面是事实上被普遍承认的价值总和，而且就内容而言也是和这些价值的系统相联系”，“不管对这些文化价值的事实上的评价如何，这种有效性是这些文化价值所应有的。”由此，李凯尔特提出了文化科学客观性问题，强调文化科学的客观性是由文化概念的客观性所决定的，而后者又是由文化价值的客观性所决定的，因而文化科学的客观性的最深厚的基础在于我们大家企图促进和支持的那种一般的普遍的文化价值。韦伯吸收了李凯尔特关于价值联系原则和文化科学客观性的思想（尽管他并不赞成李凯尔特关于文化科学的客观性来自于普遍文化价值的观点）。在他看来，价值判断属于主观性的范畴，乃是个人主观情感作用的产物，它不是经验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一门经验科学不能告诉任何人应该做什么――但能告诉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特定条件下――他想什么。的确，在我们的科学中，个人的价值判断试图影响尚未被明确承认的科学观点。它们已经引起持续的混乱，甚至在决定各种事实之间简单的偶然相互联系的领域，它们也会根据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即是否有可能获得某物，而对科学论点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诚然，科学认识需要了解个体性的社会行动的动机，这就必然涉及到价值问题，但是在这里，价值的本质并不在于真实的事实性，而是其有效性。“不过，判断这种价值的有效性是一个信仰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在探讨人生和宇宙意义的思辨解释中得到解决。但是，关于价值有效性的判断肯定不属于现在人们所实际从事的经验科学的范围。这些终极目标不断地经受着历史的变化，因而是不确定的，这一经验上可证明的事实并不影响科学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分，这与人们经常认为的恰恰相反。”因此，韦伯强调在科学研究中重要的在于研究者要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而不要做出价值判断。应当看到，针对人们对韦伯命题的误解（即认为经验科学不能把主观的评价作为它分析的论题），韦伯郑重地说道：“不管我过去说过什么，下述‘异议’是非常严肃地提出来的：科学致力于获得‘有价值的结果’，也就是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更进一步说，论题的选择起本身已经包含了‘评估’。”在我们看来，毋容讳言，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法学，固然要解决法和法律实际上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要致力于探讨法和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法律科学的学术使命之所在。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证明：法律不仅建构于非人格的关系之上，法律是无感性的，是以形式上正当合理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因而成为每个人行动的一般模式，从而使人的行为及其后果具有可预期性；法律也是对基本原则的阐释、维护和实现，诸如正义、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等。因此，在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形式问题，也要研究价值与价值评价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更为深切地关注作为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核心意义的“法治”，尽管这个概念的内涵多样，众说纷纭，但从本质意义上讲，“法治”乃是指谓一种形式法治基础上的实质性法治的概念。比之形式法治的概念，实质性法治的概念更加关注国家所确立的个人合法愿望和尊严可能得以实现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与文化的条件，重视法律下的自由与秩序的良性互动，因而强调维护法治的核心价值。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时代趋势，无疑大有裨益。
五、小结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正在经济、社会、政治、法律、文化诸领域全方位的深入展开，这是又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必然反映到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推动着区域法治的运动、变化、发展与转型。为了给这方面的研究确立更为扎实的基础，本文着重从法哲学方法论意义上探讨区域法治发展的理论分析工具。在进入方法论的讨论之前，本文主要界定了区域、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发展三个概念的基本规定性。一般来说，区域既有全球意义上的区域概念，又有国家层面上的区域概念，后者主要涵盖以行政辖域层级为基础的省域、市域（设区的市）和县域三个层面的地区单元，以及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若干相同行政辖域层级的地区共同体，由此构成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法治发展反映了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变革的历史过程，它与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有着相通的意蕴。而区域法治发展则是与国家法治发展相对而言的，它是国家的国家法治发展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具体展开和实现，从而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区别篇3
[关键词]产业集群 区域品牌 作用机理
某一产业内相互联系的企业和关联机构在区域上的集聚，形成了产业集群。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区域品牌逐渐形成，在产业集群升级中，其作用日益突出，并对区域经济发展乃至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区域品牌的价值内涵，揭示了产业集群优势对区域品牌形成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区域品牌价值内涵分析的角度切入，对产业集群优势与区域品牌形成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问题的提出
“品牌”在营销学中指具有企业产品或服务识别功能的名称、专用名词、标记、标志或它们的组合。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是指以一定产业集群为载体，并以区域地名和产业名称组合标示的产业集群共有品牌，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高级形式。区域品牌是集群内各企业品牌的凝练、提升，为产业集群地域内的企业所共有，是产业集群内众多企业合作、协同的综合体现，是具有广泛、持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的无形资产。产业集群优势与区域品牌生成存在密切关系：区域品牌内化产业集群优势，是产业集群优势的标志；产业集群优势是生成区域品牌的基础、动力和导向。产业集群优势按特定方式有机结合、相互作用，促成、催生区域品牌。以下对产业集群优势与区域品牌生成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区域品牌的价值内涵
区域品牌体现了产业集群的成本优势。产业集群是产业空间布局的组织形式，是某一行业具有关联的企业、相关机构在某一地域的集聚。产业的空间集聚使集群企业间地理位置相邻，信息和知识传播迅速，技术创新扩散效应增强，加之集群规模经济，使得集群企业能够以更低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向市场提供相同质量的产品，成本优势为区域品牌奠定最初的价值基础。
区域品牌体现了产业集群的产品优势。由产业集群地域内众多企业产品品牌聚合、提升而成的区域品牌，能够更加形象、直观地表明集群产品的整体形象和知名度、美誉度，是集群产品的质量标记、产地标识，综合体现了集群产品的技术水平、质量标准和内在品质等产品差异化程度。国际国内已形成诸多知名区域品牌，如“硅谷”成为高科技的象征，“米兰”成为高档时装的标识，“底特律”成为汽车产业的代名词，“景德镇”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等。
区域品牌体现了产业集群的技术优势。产业集群作为自进化组织，基于集群动态特征的集群创新机制，赋予集群企业根据集群竞争环境变化和科技进步及时进行技术创新的功能。集群内部核心企业领先技术创新的示范，激发集群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热情，提升集群创新的整体水平，使产业集群获得持续提升的技术竞争优势。
区域品牌代表了产业集群的市场优势。集群内产业资源高度集聚，集群企业共享集群地域内的营销资源，有助于提高营销效率。区域品牌应用区域专属性产业结构和资源要素，形成特有的影响力和市场声誉，使集群企业获得差异化市场竞争优势，并通过集群产品优势、价格优势、渠道优势、促销优势、信息和宣传优势等，在终端市场得以具体体现。
区域品牌体现了产业集群的文化优势。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形象、信誉越来越重要，成为难以复制的差别化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依托集群地域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人文风俗形成的区域品牌，承载了地域特色文化和诚信文化，引导集群企业协同合作。
区域品牌的生成机理
成本优势是生成区域品牌的初始驱动力。由于集群企业地理位置相邻，集群内大量快速流动的专业信息、个人关系及集群网络效应使集群企业能迅速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降低了信息搜索成本和交易成本，便捷的采购环境使集群企业降低对技术、物质、人力资源和资本等要素的采购成本、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和管理成本；集群企业的成本优势，使其在市场竞争中能够迅速占领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形成在市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成本优势是生成区域品牌的初始驱动力。
产品优势是生成区域品牌的物质基础。产业集群集聚某一行业的众多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组织等相关机构，通过产学研联合研发模式，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不断推出独特的差别化新产品，避免了产品同质化风险，形成集群产品差别化竞争优势。集群企业具有单个游离企业难以拥有的产品质量、产品差别化和建立在质量基础上的产品差异化优势，集群产品优势提供了生成区域品牌的物质基础。
技术优势是生成区域品牌的根本动力。产业集群技术优势源于其动态过程。动态产业集群通过不断地重新界定、重建和升级其“生产链条”，获得能力的发展，并通过工业化地区专业化集群动态过程、创新型厂商内部动态过程、新企业技术多样化和企业间网络开放系统动态过程推进产业创新；产业动态过程的核心环节是技术创新，技术的扩散与变革是一个地区能否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产业动态过程的建立，使创新型企业在追求自身目标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机会，从而为集群创新创造了发展条件。集群创新优势是生成区域品牌的根本动力。
市场优势是生成区域品牌的外部推动力。企业在某一区域的集聚，使集群获得高于单个游离企业的知名度，提高了产业地域影响力和声誉，增强了集群产品对顾客的吸引力；区域品牌的搭载效应，使集群企业能够借助于集群共同的营销活动，宣传和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营销效率，降低营销成本；集群企业网络化趋势，一方面使集群内企业横向协作更加密切，推动产品创新升级，另一方面纵向关联更加紧密，集群生产链条前、后向延伸，加固集群对资源市场的控制力和终端市场满足度，市场优势成为生成区域品牌的外部推动力。
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区别篇4
关键词：区域品牌;区域文化;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1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0-0088-03
区域品牌通常是指一个地区在长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总体声誉，具有良好的整体形象和可识别的特征。良好的区域品牌和形象对于获取稀缺的外部资源，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区域竞争力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地区逐渐意识到区域品牌重要性。大到国家，小到地区，都因为区域品牌而享誉各地。近年来，学术研究也开始关注区域品牌成长路径和影响因素，其中文化因素备受关注。区域文化依托独特的区域地理人文环境，在区域品牌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区域文化对区域品牌的影响机制，对于区域品牌的重建和进一步发展都意义深远。
笔者立足于区域品牌形成的路径，分析区域文化，区域特色，区域形象以及区域品牌之间的深层关系，讨论区域文化在区域品牌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影响作用，最后，利用关系模型，从区域文化视角为区域品牌建立提供策略性建议。
一、区域品牌和区域文化
区域品牌研究最早源于西方。美国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的Keller教授指出：如同产品和人一样，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间区域也可以成为品牌。[1]当一个地区能在目标顾客心目中创造适合的品牌联想时，区域品牌就产生了，而且为顾客提供了选择在该地“消费”的机会（Rainisto，2003）。简言之，在某种程度上，区域品牌能改变消费者的心理偏好，影响其消费者行为。国内关于区域品牌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制造业和旅游目的地上。陆国庆（2002）从提高农产品在贸易中的国际竞争力角度，最早提出在农产品经营中建立区域品牌的观点。之后的研究大多围绕浙江温州、广东、福建等成功案例分析区域品牌的发展路径。孙丽辉对区域品牌化研究的起源与理论基础、主要研究视角与领域等方面对国外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述评。[2]而在关于区域品牌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夏曾玉以温州为例，指出政府扶持，行业协会约束，企业集群优势是区域品牌建立的三大关键因素。[3]
Kavaratzis（2005）认为：“区域品牌是功能，情感，关系和战略要素共同作用于公众的头脑中并产生一系列独特联想的多维组合。”Zenker和Braun认为：“区域品牌是基于一个地区的视觉，言语和行为表现，主要体现在目的、沟通、价值观念、地区利益相关者的总体文化和区域设计上，从而在消费者脑中形成的关系网络。”[4]区域品牌是地域内相关主体集体行为的综合体现，也是该地区的标志和象征。
区域文化的界定。区域文化是由区域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组成的一种地域性文化。区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的价值观念，精神风貌，行为规范和管理方法等非物质性因素的总和（张佑林，2007）。区域文化是区域内成员通过开展实践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的总和，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的有机复合体，可以分为区域物质文化、区域制度文化和区域精神文化（双传学，2006）。区域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区域主体的活动，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各环节，它包括创业精神，创新意识合作意识和开放思维等。
区域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一些普遍特征：区域文化的独特性。各个区域的地理，经济和政治环境千差万别，导致区域文化的差异性。不同地区历史传承的产业以及当地人们生产方式的偏好不同，形成的产业以及区域品牌内涵也有相应的差异。区域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区域文化的形成要经历漫长过程，今天区域的发展历经历史的变迁，依然有区域过往的影子和发展。以温州为例，温州人善经营，自古以来商业文化浓郁。与它的历史传统密不可分，温州是典型的沿海港口城市。宋朝时期就有部分人从事手工业，将生产的小商品出口海外。当时的温州人已经有品牌意识。正是根植于这样的历史传统，如今温州依然保留原来商业文化的精髓，并且创造了享誉全国的“温州模式”和知名的国产品牌。因此区域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区域文化的时代创新性。虽然区域文化带有一定历史传承性，但并不表示它一成不变。在不同时期，区域文化也会注入新的元素。创新动因有很多，包括朝代更替，民族迁移、融合，经济政治发展需要等等。例如一向以“人间天堂”“江南水乡”的形象示人的苏州，自古以来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种水乡文化，秀慧，细腻，柔和。但随时展，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要求下，苏州进行了创新性变革。“文化苏州”和“苏州精神”就是区域文化创新的成果和体现。由此可见，区域文化在不同阶段，需要进行创新，以适应时展。
二、区域文化与区域品牌
前面分析区域文化具有三大特点，即：文化独特性、历史传承性和时代创新性。这三大特点与区域品牌都密不可分。
区域文化的独特性形成区域品牌的差异化联想。区域文化构成区域品牌的一个部分，区域品牌暗含了区域文化。区域文化沉淀的许多内容又是消费者对该区域品牌的联想内容。学者Kavaratzis在分析区域文化对区域品牌形成的影响时，提到政府部门在利用区域文化催生品牌效应的过程中常用的三大工具：地标建筑、标志性活动、名人效应。这三大工具即是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独特的文化，同时又是区域品牌的组成部分。区域文化成为了区域品牌的内生细胞和Dna。
地标性建筑。Kavaratzis说，一个城市或区域丰富多样的特点不可能仅凭一座建筑就能完整地展现出来，而是要通过当地所有相关建筑，空间和街景元素，包括标识、道路、街道装饰，这些都是区域的独特标签。
标志性活动。标志性活动是一个区域的特色，风俗习惯，形成一个区域独特的人文景观。云南西双版纳的泼水节就是当地的标志性活动，潍坊市的“国际风筝节”等等，这些标志性活动，展现当地的独特文化，形成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每当人们提到这些区域品牌时，就能联想到这些标志性活动，标志性活动既是独特的区域文化，又形成区域品牌与众不同的联想之一。
名人效应。名人是该地域的名人，利用这个独特的名人，能带来区域一定知名度和关注度。Kavaratzis认为在利用名人效应进行区域品牌化时要注意三点：一是所选的名人要有足够的知名度，能在目标市场快速地推广开来，并且该名人与区域的联系是可用和可信的;二是名人与区域之间的关系是长久持续的;三是转移到区域的名人特点应该增强或加固所需的品牌，传递一种对所建立的品牌有现时价值的联系。[5]
除了以上三个工具之外，还有饮食文化部分。饮食文化，也是催生区域品牌的有利工具。对于来北京旅游的外地游客而言，吃烤鸭是必备项目。北京通过美食让外国游客更了解北京的历史文化和中式餐饮的发展，使这一中国老字号走出国门，扬名海外。这些美食对区域品牌的形成也起到不小的作用。
区域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就是在今天发展中，如何将历史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发挥出来，挖掘出来，区域品牌的创建其实就是一个将区域优势挖掘出来的过程，这种优势就包括悠久的区域历史文化。但是在发展演进过程中，又不能固守过去和传统，还需要创新，将区域文化与时代以及新的消费需求结合起来。
学者nickClifton通过欧洲三个地区的实地研究，分析区域产品与区域特色中文化特征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区域营销的作用。[6]Kavaratzis和Hatch（2013）从动态视角分析了区域文化、区域特色和区域形象三者的关系，指出区域文化在区域品牌化中的作用。而在衡量区域品牌的模型中，西蒙・安霍尔特提出衡量国家区域品牌和形象的六个指标（贸易出口、政府管理、文化、人民、旅游和移民/投资），也有将文化因素纳入指标之一。[7]由此可见，在学术界，区域文化在区域品牌形成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
区域品牌的形成离不开文化的促进作用。何丽君（2007）[8]在分析区域品牌形成的驱动因素时，将影响区域品牌形成的主要因素归结为三点，即政治因素、环境依赖和历史传承。其中，环境依赖又包括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而历史传承指的是历史、声誉、故事、文化等等具体内容。张保英（2012）从文化的角度阐述文化因素在区域品牌传播中的作用。区域文化对区域品牌的影响是持久、深厚和潜移默化的。
三、区域文化对区域品牌的影响机制
区域文化对区域品牌的影响是肯定的，但具体影响机制是怎样的呢？学者Kavaratzis和Hatch从动态视角分析区域品牌化过程。[9]他们认为区域文化、区域特色和区域形象是区域品牌化过程中最关键的三个变量，区域文化与区域特色互相作用，区域特色能有效地表达对区域文化的理解，而区域文化中又可以通过植入新的含义和象征改变区域特色;区域特色与区域形象之间也是一组互相作用的变量，发现他人心目中该区域形象和期望，凝练区域特色;另一方面区域特色能给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构成区域形象的组成部分。这里的区域特色就是最终区域品牌的内核，是消费者选择的依据和理由。从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区域文化对区域特色的作用，对区域品牌化的影响机制。
基于上述模型，借鉴品牌构建的一般过程，从区域文化视角出发，构建区域文化与区域特色，区域形象以及区域品牌之间的关系模型。该模型中不考虑区域特色、区域形象与区域品牌之间的关系，只考虑区域文化与其他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区域文化对区域特色和区域形象的作用最终也会反应在对区域品牌的作用上来。
区域文化对区域品牌的影响路径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一是从区域形象方面，另外是从区域特色上体现。形象和特色又可以互相影响和作用。区域文化是建立区域特色的来源;而区域特色是区域文化的侧面反映。区域文化在塑造区域形象时便于拉近距离，增加受众认同感;区域形象是区域文化的具体化。区域文化是区域品牌定位的参考;区域品牌对区域文化进行补充，更新。
（一）区域文化构成区域特色
在区域品牌形成过程中，区域文化与区域特色的相互作用为区域品牌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正如Keller所说，要将区域像产品和人一样营销出去，成为品牌。区域特色是区域管理者为建立区域品牌，而希望在外部受众心中所传达的区域形象，与品牌识别的概念相似（品牌识别是由品牌所主导，想要在消费者心中所建立的一种形象）。但是，通过区域特色所传达的形象不能凭空捏造，任意发挥。区域特色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上，包括当地的历史、风俗、名人、特产等。区域文化也是区域特色的来源之一，常常被当成是建立区域特色的基础和工具。因此一些城市在打造当地旅游品牌时常常会借用区域文化作为卖点。另一方面，区域特色也从侧面反映了区域文化。
而区域特色是区域品牌的核心以及差异化的关键。从第一条影响路径中可以看出区域文化对区域品牌的间接影响作用。
（二）区域文化是区域形象的组成部分
在传递区域品牌过程中，区域文化与区域形象之间也相互作用，最终影响受众对品牌的感知。区域形象是消费者由于对区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而形成的综合性认知，[10]与品牌形象的概念相似但维度更多，例如地理、气候、文化、历史、风俗等。区域形象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其主要根据是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而作为经验来源之一，区域文化能拉近受众与区域的距离，增加受众认同感，从而在受众心中树立独特的区域形象。文化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有时无法用语言准确形容的区域文化却能通过区域形象具体展示。
区域文化构成区域形象，而区域形象又是区域品牌视觉化的表现。区域品牌对外传播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区域形象，是一种外在的，有利于传播的视觉组成部分。
（三）区域文化直接作用区域品牌
除了通过区域特色、区域形象间接影响区域品牌形成外，区域文化与区域品牌之间也有直接影响。一方面，区域文化能够为区域品牌的定位提供参考。品牌定位的关键是差异化，对区域品牌而言亦是如此。在区域品牌化过程中，区域文化的独特性决定和影响着定位。另一方面，区域文化具有时代创新性，会随着时展，包容新的元素。创新的文化也会为区域品牌赋予新的能量。区域品牌不仅是区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还为区域文化的内容起到了补充丰富和更新的作用。[11]
区域品牌的建立是一个复杂过程。区域文化既能通过与区域特色、区域形象的相互作用影响区域品牌的形成，又能直接作用于区域品牌，影响区域品牌的形成。当然，区域文化对区域品牌的影响机制是一种动态的机制，随实际情况变化而变化。
四、区域文化视角的区域品牌发展对策
根据上文分析，区域文化在区域品牌形成的过程中作用显著，能通过一系列传导机制，影响区域品牌形成。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区域文化的影响力，推动建立和发展区域品牌。针对区域文化视角，建立和发展区域品牌的问题，本文从构建区域特色，定位区域品牌和巩固区域品牌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挖掘区域文化资源，构建区域特色
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消费者认为区域品牌越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令人尊敬的声誉，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流传着很多生动的故事等要素特质，消费者就越会对该区域品牌产生更加积极的评价，从而影响区域品牌的形成。区域文化是构建区域特色的重要来源之一，区域特色则是区域品牌形成的基础。因此，在建立区域品牌时，可以利用文化资源丰富区域特色的内涵。要积极主动发掘当地的区域文化特色，抓住其文化核心构建区域特色，从中寻找建立区域品牌的文化源泉，这样区域品牌才会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同时，在区域宣传推广中充分利用地标性建筑、名人效应、标志性活动和饮食文化等工具宣传该区域品牌，使得区域特色更加深入人心。但要想构建鲜明的区域特色，必须有选择性地挖掘区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围绕区域文化，塑造区域形象和区域品牌
区域品牌的定位并不像一般的产品品牌定位一样简单，它要综合考虑区域的各方面因素，包括经济实力、人文环境、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因此，基于区域文化视角，进行区域品牌定位时要紧紧围绕区域文化的核心，准确定位。在此过程中，需要对区域文化的精髓进行提炼，分析能够充分反映区域形象的特色文化，形成视觉化，可传播化的符号和活动，塑造区域形象，构建区域品牌。
对区域管理者而言，在进行区域品牌定位时，要充分考虑文化因素，精炼地概括出区域的文化核心。围绕区域文化多维度、多视角地传播区域形象，拓展区域品牌。
（三）丰富创新区域文化，巩固区域品牌
区域文化固然能推动区域品牌的建立，但区域文化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利用区域文化构建区域品牌的同时，还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区域文化，保证其创新性。苏州重塑区域品牌的例子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为响应国家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政策，增强本地区的综合实力，苏州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变革。“文化苏州”主要指园林申遗，发展教育事业，举办文化艺术活动等文化建设活动，“苏州精神”则是以“崇文，融合，创新，致远”的苏州城市精神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时代苏州精神。一个区域品牌如果想保持活力和长久的生命力，就必须要与时俱进，不断注入新的元素。因此，区域不仅要保护原有文化，还要鼓励发展新文化。另外，考虑到区域品牌对区域文化的反作用，还可以利用区域品牌的能量丰富区域文化的内涵。最终，在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创造双赢的局面。
五、结论
笔者从区域文化的视角分析其对区域品牌的作用机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本文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一方面针对区域文化对区域品牌的影响机制只是从理论上进行论述，并没有进行实证分析。另外区域文化对区域品牌的影响还有待深化研究。目前文化在区域品牌化中的应用过于简单化。在实践中人们大多把文化看成是一件加工品而不是当作一个过程去对待，并没有探究文化事件的内涵和思考在品牌化过程中文化是怎样呈现的。文化是一个可发掘的，有特色的区域变量。未来需要将文化看为区域资产，成为区域品牌资产中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KevinLaneKeller.战略品牌管理：创建、评估和管理品牌资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
[2]孙丽辉，盛亚军，徐明，等.国内区域品牌理论研究进展述评[J].经济纵横，2008（11）.
[3]夏曾玉，谢健.区域品牌建设探讨-温州案例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3（10）：43-48.
[4]ZenkerS，Braune（2010）Brandingacity-aconceptualapproachforplacebrandingandplacebrandmanagement.paperpresentedatthe39theuropeanmarketingacademyconference，Copenhagen，Denmark，1-4June.
[5]GregoryJ.ashworth，mihalisKavaratzis.Rethinkingtherolesofcultureinplacebranding[m].Switzerland，SpringerinternationalpublishingSwitzerland，2014.
[6]nickClifton，RegionalCultureinthemarketplace：placeBrandingandproductBrandingasCulturalexchange[J].europeanplanningStudies，2011.
[7]RobertGovers&FrankGo.internationalplacebrandingyearbook2011：managingreputationalrisk，palgravemacmillaninUK，2009.
[8]何丽君.区域品牌形成的驱动因素分析[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7（12）.
[9]mihalisKavaratzis，maryJoHatch.thedynamicsofplacebrands：anidentity-basedapproachtoplacebrandingtheory[J].marketingtheory201313：69originallypublishedonline16January，2013.
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区别篇5
【关键词】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影响；作用
一、区域文化的形成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虽然人们对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普遍认识到文化是由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多个层面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文化的内容不仅包括生产、生活用具和其他物质产品，而且也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
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发展进程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并进而形成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演变，各个文化群体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广度、频度的不同，以及各地长期以来独特的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不同区域内人们各有千秋而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性格特色和心理特征，也创造了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某些地理区域出现了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质，其居民的语言、、艺术形式、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区域文化就这样产生了。区域文化是区域内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总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也构成了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色，与其他区域的文化相区别。
二、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
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表现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文化的巨大反作用。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
（一）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化的发展需要较多的投入，无论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还是文化人才的培养，都需要资本的投入。
（二）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对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
文化的发展以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的存在和增长为前提，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靠文化消费需求的刺激和拉动来实现，而文化消费需求的形成和增长又以一定的居民收入水平为支撑。
（三）经济发展过程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思路不同，对文化发展的投入不同，文化发展的规模和集约化程度就不同，文化的服务能力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必然不同。
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反作用体现在：（1）文化建设通过对反映社会群体利益、愿望和意志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道德风尚、行为规范等的确立，有利于形成适应经济发展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环境，支配人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发起经济主体巨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力，推动经济迅速发展。（2）文化建设通过对制度建构的指导，实现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以此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体制的建立及运行需要文化的指导和保证，需要通过文化增强凝聚力，需要通过经济主体在价值观念上对制度有内在的认同。（3）文化建设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市场经济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经济、社会充满各种矛盾，经济发展缺乏人文关怀。解决这些社会病症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文化建设，通过文化的作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知识、道德、审美诸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三、区域文化认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文化认同指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共同文化内涵的确认，是特定民族、国家、区域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状态，它是一种可以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文化认同通过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如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建筑、服饰等浅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
文化认同是区域内经济合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跨越行政区域的更广泛层次的区域合作，文化认同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区域经济合作需要两方面的基础：一是经济基础，即区域市场体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城市体系与区域分工；二是政治与文化基础，即基于行政的区域整合或基于共同文化特征的区域性认同；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缺一不可。区域经济合作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没有文化认同的黏结，区域经济合作也就难以整合。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风险成本、磨合成本和加强区域凝聚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四、区域文化特色形成区域特色经济
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及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会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形成区域特色经济。特色经济以分工理论和优势理论为基础，以区域为空间载体，通常包含了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和特色经济区域之内容。区域经济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即特色经济。
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地域特色文化渗透进区域经济中，立足于资源优势等，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个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不同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资源，深厚的文化资源的积淀可转变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本，增强区域竞争力。许多地方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开展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来招商引资，文化主动为经贸服务，带动经济起飞。不同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产业。文化作为产业在经济过程中直接运作，创造经济效益。区域文化资源还可形成特色旅游产业，提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与品牌。
五、科学运用文化杠杆发展区域经济
经济和文化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双翼，文化的滞后会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经济的落后又会限制文化的深度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文化建设必须结合起来，让文化融入经济、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在运用文化杠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协调一致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是每个区域发展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因此要坚持两者发展并重，以达到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二者协调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更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以使该地区的人们从精神层面上跳出传统文化保守、排外、安于现状的固定模式，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渡，从而保证地区经济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加强区域文化建设
从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品质、精神状态、思维方式等方面塑造主体形象，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进程。高层次的、含有多元文化的环境建设能够提高区域的品味和亲和力，高素质的、有文化底蕴的人才能够增强区域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可以提升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所以，加强区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含量的提高，能提高人们的素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消费力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加强区域文化建设，激励民风民气，树立信心，改变观念，开拓进取，在提高人们文化素质的同时，解决社会发展中经济自身不可能解决的诸如精神需求、观念转换、民族团结、人才素质、文化复兴等种种社会问题。同时要加强区域新闻传播、文娱体育、科学教育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人们对现代文化的接触范围，加快区域文化的发展，发挥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三）大力培育、传播与弘扬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构成社会凝聚力以及提升文化品位和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因此，要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同区域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塑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全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文精神，并将其内化成人们的信念，引导人们的经济观念和经济行为，外化为经济政策、法律，规范经济运行和经济秩序，以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为此，在区域文化建设中，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做到商业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的协调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强化人文精神在人的各个阶段的培育，力争把人文精神的培育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之中。
参考文献
[1]赵红英.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因子研究——以五金文化与永康发展为个案[J].价格月刊，2000，（3）．
[2]於凡，欧向军.区域文化资源与江苏省南北经济发展差异[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6，（3）．
[3]王兰.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浅析[J].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2）．
[4]高彦彦，杨德才.区域经济增长的文化分析——温州文化与温州经济的崛起[J].温州大学学报，2006，（2）．
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区别篇6
[关键词]地理教学；区域文化；教与学
区域文化是客观存在的地理实体，是文化区域性的表现形式。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文化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这种差异构建了不同文化区域的个性特点，塑造着区域人民的文化人格。区域内部独特的文化体系经历了继承、发展、丰富和变革后，形成了区别于另一地区的主要标志，最终构成了人类文化五彩纷呈的整体面貌，这就决定了区域文化的教学在地理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区域文化的概念及特征
任何地理事象都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分布规律，同时在地表不同的区域间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经过长期缓慢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除了具有“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普遍性特征外，还具有迫使生活在该种文化背景中的人必须去适应这种文化的制约性，不断变迁、积累、吐故纳新的可塑性，以及表现不同区域特征的区域性。区域文化的这些特征，是我们在进行地理教学时必须着重把握的方面。
二、区域文化的教学在地理教学中的意义
1.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区域性是地理环境的一个重要属性，由于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因素的影响，地球上各个区域有着不同的自然环境特征和人文环境特征，各个区域气候资源各有优劣、矿产资源各有贫富，民俗风貌更是迥然不同。这就要求地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让学生尊重各民族的民俗信仰，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2.提高公民基本素养的需要
区域文化体现的是不同区域的个性文化，特定区域的经济、政治、风俗传统及自然地理面貌等，影响地区内人才的成长，形成了自己人才的风格。如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区域地理知识、区域地理观点和区域地理态度属于那些稳定的、对人的一生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各个区域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密切交往，便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所以说区域文化教学可以提高公民正确认知区域文化、和C发展等方面的基本素养。
三、区域文化的教与学
区域文化的教学可以采用情景教学的模式进行。教师通过挂图、标本、地理模型、多媒体演示等手段创设教学情境，学生跟随教师展开联想，发现规律，进行探索性自主学习，随后教师可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对不同地区的文化现象形成科学、客观、公正的认知评价。本文以东北地区的冰雪文化为例提出了区域文化的教学方法。
1.明确所研究区域的地理位置
对于区域地理位置的表述，我们可以通过教学挂图来引导学生从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行政区域位置这三方面来表述。例如东北地区，我们可以这样向学生介绍：东北地区大约位于40°n-50°n，120°e-130°e的中国东北部地区，东邻世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行政区划上包括黑、吉、辽三省。因为学生的感性认知能力要强于理性认知能力，所以教学挂图和行政区域位置的描述就显得十分重要。
2.分析该区域文化特征
在分析东北地区文化特征时，我们可以引用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诗句，并配以相关的教学图片或进行多媒体播放来生动地展示出东北地区特有的冰雪资源，引导学生了解正是如此丰富的冰雪资源，才造就了东北地区特有的冰雪景观――树挂、雪凇、雾凇、冰雕、雪雕，以及该地区的特色滑雪体育运动，从而形成了具有地区特色的冰雪旅游的发展。特有的冰雪景观既有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气魄，又有人类别具匠心的设计，将自然与人文合二为一，促进了人类对美的追求和享受，具有独特的区域性特征。
3.分析该区域文化特征的形成原因
在对区域文化特征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时，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认识影响区域文化特征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客观、有条理的分析，使学生在今后的学习中既能具有全面、客观的学习态度，又能把握学习的规律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教学需要，参照表1《区域文化特征成因分析表》进行该部分内容的讲解。
在对东北地区冰雪文化特征进行分析时，自然原因方面我们可以提到偏北的地理纬度造就了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寒冷的气候特征，而因海陆位置形成的季风气候又为冬季降雪提供了水汽来源，这就形成了该地区独有的冰雪资源，为冰雪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自然条件。东北地区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冰雪旅游业作为新兴产业，将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有政府主导的协调组织机构的建立，这些都是该区冰雪文化得以发展的人文原因。
4.正确看待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性是地理环境的一个基本属性，不同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区域文化，有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风味独特的区域饮食、优美多姿的区域艺术、各具特色的区域节日等多种区域文化形式。教学中，在对区域文化的差异性进行分析时，要教会学生如何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全面、客观地去看待不同于自己区域的文化，要让学生知道，生活中没有绝对真理而只有相对真理，我们以为对的或错的东西只能是对应不同的参照物而言的，选择何种参照物并如何进行比较，与文化心态、文化环境、文化目标等有关。所以要教育学生尊重他人的民俗风情，学会对不科学的文化形式进行批判。
5.引导学生形成自主学习能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首先，给学生提供自主学习课题，将学生分成自学小组，引导学生参照教师的教学思路，准备材料，大胆创新，进行自主性学习。然后进入成果展示环节。经过充分的准备阶段后，各小组派代表对自己所选择的区域进行讲解。在此过程中其他组员可以进行补充，形成主动而活跃的课堂氛围，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接下来的评价总结阶段可以让各小组之间进行交流，对不同见解进行探讨，然后教师针对学生交流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帮助学生形成正确认识区域文化，树立科学的认知观、价值观。最后可以根据课堂学习情况，给学生安排适当的课外训练，培养学生对周围环境的观察能力，加深学生对课堂学习内容的印象。
本文结合区域文化的特征和具体教学案例，提出了区域文化教与学的新方法，此方法不仅能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还能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既提升了地理教师自身的授课能力，又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形成了既有规律性又具创新性的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林宪生.文化视野中的环境教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区别篇7
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区域概念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家较早提出并逐渐在历史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普遍使用的。19世纪末，德国著名民族学家巴斯蒂安在他的《地理区域说》[1]中明确提出“地理区域”的基本概念，他认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个分布的地理区域，并受地理环境的影响。20世纪的美国人类学派不少学者更加注意文化要素的分布和传播问题。被誉为现代人类学之父、现代人类学的建造者和设计者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博厄斯在整理民族学资料，进行陈列品分类时提出了“文化区域”的概念[2]。以后，魏斯勒在他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中，把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文化设定为15个文化区域，并绘制了一系列文化现象的分布地图。魏斯勒把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分为两大“文化区”，即原始狩猎文化区和农业文化区。克罗伯在《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区域和自然区域》一书中，将北美土著民的文化区域分为6个大区和21个小区。他认为从中心向周围的文化影响是逐渐减弱的，在空间上没有明确的界限。他非常重视自然植被区域，而且欲从植被变迁的类比中去理解文化变迁的过程。由魏斯勒和克罗伯等创立的文化区域研究，是美国人类学派所获得最有效的文化地域研究方法之一。继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吴越文化的研究，30年代末到40年代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之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与区系类型理论的建立及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体系的益趋完备，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热潮的推动下，区域文化的研究蓬勃发展，并日渐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发展态势，“古代区域文化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开始成熟的阶段”[3]。在此特定的学术背景下，对区域文化的相关理论进行更为深入和理性的思考，不仅有助于推进区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且有益于对区域文化研究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本文以区域文化的时空概念为探讨重点，并对目前区域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略陈管见，以期求教于学界同仁与方家。
一、文化区域的时间性与区域文化的时间维度
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如此定义：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域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考古学家将夏文化限定在一定时间、地域和族属范围内，其既不包括夏代其他各族的遗存，也不是指夏族从始至终的文化。按照先秦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历经汤武革命，商文化覆盖并取代夏文化，周文化覆盖并取代商文化，不仅实现了夏商、商周之际的两次王朝更替，同时通过借用、涵化等途径，不断加速着原有旧的文化因素的消亡和变迁，形成新的文化区。夏商周文化区域不断被解构与重构的史实充分说明，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永恒凝固的文化区域和区域文化。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疆域空前辽阔的第一个大一统时期，班固《汉书·地理志》卷末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分述了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古国划分的全国一些主要区域的世系、沿革、疆域、城邑、风俗、物产等，肇中国古代区域文化研究之端绪。目前，国内不少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强化学术研究特色，陆续成立了巴蜀文化、吴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赵文化、越文化等文化的研究中心、研究所乃至研究院，推出了不少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于区域文化研究的深化与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对于以上区域文化的时间概念，并不明确，自然在认识上更难统一。有专家指出，“以方国辖区命名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是相对于从夏商周至秦汉这一历史时期的方国文化的空间分布”，“但秦汉以后中国的地域文化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统一中央帝国的建立并导致行政区划的不断变化，大规模移民引起各地居民成分的改变和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的转移，加之中国古代文化内涵与特质本身也在不断地演变发展，因而以先秦的方国文化来表述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地域文化，确实也有很大的局限性。”[4]由此可见，目前的学术界对区域文化的时间性要素，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故难免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误区。
二、文化区域的空间性与区域文化的解构及重构
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引发的人群流动，往往不断在旧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催生出具有不同特质和内涵的新的文化，从而形成新的文化区域。区域文化在不断解构与重构过程中，区域空间不断随之发生变化。诸如秦王朝完成天下一统，“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b]，在此背景下，旧的文化区随着新的行政区的划分被重构。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看，历代统治者在划分行政区域的空间范围时，往往要综合考虑自然的、人文的因素，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政治上的统治和管理。与此同时，“在行政权力充分支配社会生活的古代中国，行政区域的建置对文化区的形成或强化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j。显然，随着秦灭六国，以方国辖区命名的文化区诸如前文所举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由于人群流动和文化融合，到秦汉以后逐渐被新的地域文化所取代。与此同时，具有更为鲜明地域特征的区域文化，诸如河洛文化、关陇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等则分别以新的区域空间和文化特质，培育出中华文化的一支支绚丽多姿的奇葩。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相互吸收融合，共同奠定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的根基。
和传统的区域文化研究不同，近年来学术界更加关注到文化区
域解构与重构现象，研究特色更为鲜明。如客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组成部分之一，其植根于河洛文化，肇因于大规模的移民南迁，客家人在语言、信仰、民俗、民居建筑等诸文化要素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有特色的文化体系。一些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以客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取得了一批丰厚的成果。徽州地区自唐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宗族制为基础的独特的社会结构，并形成和积淀了独特的区域文化，一些徽学研究中心则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以徽州典籍文献与文书、徽州社会经济史、徽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为研究方向，推出了一大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区域文化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拓展，学术研究不断深化。
三、区域文化研究未来趋势的几点看法
目前的区域文化研究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就目前区域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略陈管见。
（一）自觉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拓宽深化区域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因而成为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2005年10月，由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编辑部协办的“巴蜀文化研究新趋势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即围绕巴蜀文化研究中的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方面的新发现、新问题、新成果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巴蜀文明特征、国家与文明起源、城市、青铜器、文字、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新成果。2010年9月由广东省政协、河南省政协和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第九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议题涉及文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艺术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天文学、宗教学等学科领域，与会专家从不同视角、不同的维度，探讨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的承传与互动、升华与发展，以进一步挖掘、彰显河洛文化和岭南文化的时代价值。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是目前学术研究的普遍趋势。同样，区域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宽与深化，有赖于加强多科际之间的整合，自觉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二）进一步加强文化传播与跨区域文化研究
任何一种区域文化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和发展的。以传播的理论来解释文化，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一书1871年发表以来，便为人类学家所应用。以后，传播学派的先驱德国人类学家拉策尔根据历史和地理的事实材料，用实证的方法开创了文化传播的研究。他认为，研究文化的地理分布对于研究各族历史有特殊价值，各族间的联系，包括诸如战争、贸易、通婚、迁徙等，都能导致各种文化现象的转移。当代人类学家普遍认为，拉策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研究文化关系史的一种方法。2010年6月，中国先秦史学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庆巴文化研究会主办的“2010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九届年会”上，不少学者分别就三峡古文化与周邻地区古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有的学者指出：“三峡地区与中原地区早在史前时期，就发生着一些联系。夏商周时期这种联系不断加强。春秋战国时期，三峡地区先后受到楚、秦两地的直接影响，也间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秦汉时期国家统一，三峡地区文化被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秦汉文化迅速同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7]有的学者指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峡江地区，存在着城背溪文化、楠木园文化早期遗存、藕塘遗存和玉溪文化四类遗存，这些文化相互之间发生了非常密切的互动和交流。”[8]由此可见，不少学者更加关注文化传播与跨区域文化的研究，这也昭示着未来区域文化研究的若干重要学术趋势。
（三）处理好整体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科学审视区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区别篇8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虽然人们对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普遍认识到文化是由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多个层面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文化的内容不仅包括生产、生活用具和其他物质产品，而且也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
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发展进程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并进而形成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演变，各个文化群体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广度、频度的不同，以及各地长期以来独特的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不同区域内人们各有千秋而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性格特色和心理特征，也创造了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某些地理区域出现了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质，其居民的语言、、艺术形式、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区域文化就这样产生了。区域文化是区域内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总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也构成了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色，与其他区域的文化相区别。
二、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
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表现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文化的巨大反作用。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
（一）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化的发展需要较多的投入，无论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还是文化人才的培养，都需要资本的投入。
（二）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对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
文化的发展以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的存在和增长为前提，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靠文化消费需求的刺激和拉动来实现，而文化消费需求的形成和增长又以一定的居民收入水平为支撑。
（三）经济发展过程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思路不同，对文化发展的投入不同，文化发展的规模和集约化程度就不同，文化的服务能力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必然不同。
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反作用体现在：（1）文化建设通过对反映社会群体利益、愿望和意志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道德风尚、行为规范等的确立，有利于形成适应经济发展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环境，支配人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发起经济主体巨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力，推动经济迅速发展。（2）文化建设通过对制度建构的指导，实现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以此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体制的建立及运行需要文化的指导和保证，需要通过文化增强凝聚力，需要通过经济主体在价值观念上对制度有内在的认同。（3）文化建设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市场经济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经济、社会充满各种矛盾，经济发展缺乏人文关怀。解决这些社会病症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文化建设，通过文化的作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知识、道德、审美诸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三、区域文化认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文化认同指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共同文化内涵的确认，是特定民族、国家、区域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状态，它是一种可以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文化认同通过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如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建筑、服饰等浅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
文化认同是区域内经济合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跨越行政区域的更广泛层次的区域合作，文化认同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区域经济合作需要两方面的基础：一是经济基础，即区域市场体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城市体系与区域分工；二是政治与文化基础，即基于行政的区域整合或基于共同文化特征的区域性认同；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缺一不可。区
-
域经济合作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没有文化认同的黏结，区域经济合作也就难以整合。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风险成本、磨合成本和加强区域凝聚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四、区域文化特色形成区域特色经济
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及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会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形成区域特色经济。特色经济以分工理论和优势理论为基础，以区域为空间载体，通常包含了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和特色经济区域之内容。区域经济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即特色经济。
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地域特色文化渗透进区域经济中，立足于资源优势等，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个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不同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资源，深厚的文化资源的积淀可转变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本，增强区域竞争力。许多地方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开展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来招商引资，文化主动为经贸服务，带动经济起飞。不同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产业。文化作为产业在经济过程中直接运作，创造经济效益。区域文化资源还可形成特色旅游产业，提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与品牌。五、科学运用文化杠杆发展区域经济
经济和文化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双翼，文化的滞后会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经济的落后又会限制文化的深度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文化建设必须结合起来，让文化融入经济、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在运用文化杠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协调一致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是每个区域发展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因此要坚持两者发展并重，以达到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二者协调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更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以使该地区的人们从精神层面上跳出传统文化保守、排外、安于现状的固定模式，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渡，从而保证地区经济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加强区域文化建设
从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品质、精神状态、思维方式等方面塑造主体形象，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进程。高层次的、含有多元文化的环境建设能够提高区域的品味和亲和力，高素质的、有文化底蕴的人才能够增强区域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可以提升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所以，加强区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含量的提高，能提高人们的素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消费力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加强区域文化建设，激励民风民气，树立信心，改变观念，开拓进取，在提高人们文化素质的同时，解决社会发展中经济自身不可能解决的诸如精神需求、观念转换、民族团结、人才素质、文化复兴等种种社会问题。同时要加强区域新闻传播、文娱体育、科学教育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人们对现代文化的接触范围，加快区域文化的发展，发挥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区别篇9
[关键词]沈阳经济区；文化发展；探析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2）10—0093—04
一、沈阳经济区文化大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让我们看到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发展是要依赖于其强大的文化感召力。我们从整个辽宁省来看，沈阳经济区无论在人口数量上还是地区生产总值等方面，均占全省五分之三以上，沈阳经济区可以说是辽宁乃至东北地区最大的和发展程度最高的经济核心区域，同时这里也是辽宁省文化资源蕴藏极其丰富的地区，可以说沈阳经济区蕴藏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目前，沈阳经济区正以《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纲要》和沈阳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发展契机，抢抓文化产业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对优化区域经济结构的推动作用，实现并提高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截至2011年底，沈阳经济区区域内共有艺术馆122个，公共图书馆128个，博物馆61个，档案馆152个。区域内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8.5%，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8.6%，有线电视用户810.9万户，其中数字电视用户356.1万户，区域内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区域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64%。从文化产业组成的三个层次规模看，2011年，沈阳经济区区域内以网络、休闲娱乐和其他文化服务等新兴文化服务为主的层，实现了增加值61.2亿元；以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的相关层，实现了增加值97.88亿元。通过以上数据资料，我们可以得知，沈阳经济区域内文化发展在整个经济区的发展进程中所占比重在逐年上升，沈阳经济区域内拥有层次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资源，其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
二、当前沈阳经济区文化大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沈阳经济区文化发展过程中思想观念滞后
辽宁省沈阳经济区是我国进入计划经济最早、退出计划经济最晚、执行计划经济体制最彻底的地区之一，沈阳经济区域内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对滞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思想观念滞后表现的尤为突出。
首先，沈阳经济区区域内缺少文化产业意识。“文化”一词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人们要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视角来定义文化的概念。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学界仍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就“文化”的定义问题达成共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文化”一词也逐渐的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的一个名词，文化产业也已成为重要产业形态，但在沈阳经济区域内一些地区和部门往往囿于传统文化功能观念，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的时间多于对文化的产业属性认识，这就不免会导致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思想观念滞后，因而我们就会领会到发展沈阳经济区区域内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沈阳经济区区域内缺少文化市场意识。在沈阳经济区区域内进行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这个关键的环节，但由于受到国内传统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沈阳经济区区域内各地的文化产业缺少市场意识，经济区内的文化发展还不能按市场需求的变化求创新，自身也没有按市场经济规律谋发展的意识。这就出现了“有文化的人不懂得经营，懂得经营的人不懂得文化”的现象，问题的产生导致了文化生产与公众文化需求的脱节。在沈阳经济区区域内人们往往是对文化的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缺乏理性的认识，不重视通过文化市场化的策略去满足公众文化的真正需求，所以，从沈阳经济区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在质量、风格、种类等方面常常与作为消费者的大众文化需求不匹配。
第三，沈阳经济区区域内有文化理论创新意识人员不足。沈阳经济区要在自身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走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就必须在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培育和造就一支高素质、掌握现代知识技能的研究人员，他们不仅要有苦干实干的精神，而且要有高科技、高学识、高技能的素质，更要具备无私奉献、恪尽职守等优秀品德，同时也要展示出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先进生产力代表的风采。但是，沈阳经济区区域内与文化相关的专门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较少，研究人员多受传统文化意识影响，自身的思想观念不够开放，理论创新意识薄弱，自身并没有具备多元化的创新理念，特别是在面对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他们除警惕自身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侵蚀，更要对发达国家的优秀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去其糟泊取其精华，取其长补其短，做到文化理论创新意识的中国化。
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区别篇10
【关键词】地域文化；区域经济发展；探讨；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044-01
文化在人类不断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信息载体的角色，它是人类发展的缩影。长期以来，由于生活在辽阔的中华大地的人们处于不同地域，而且各个地域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民俗风情习惯、历史发展的历程不同，导致了各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各具特色。这些使得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他们自己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因此，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和研究不仅有利于促进该地区的文化、经济的发展，更能够全面推动该地区的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反过来，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后又能够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这是因为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下，各项经济活动都已经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变成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传统自然、文化资源进行有效利用的一项社会活动。这种新型“文化经济”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发展的面貌，提高了生产力。这表明和文化的结合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文章就地域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起到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
一、地域文化的概念和特征
（一）地域文化的概念
文化的概念社会学上是指人们在长期适应社会环境中所积累的必然产物。由于不相同的地域人群面对的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因而不同地区相比有较大的文化差异，就是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在一定的地域内的社会习俗、历史遗存、文化状态、生产生活方式等等的不断积累，地域文化就随之而形成。正是由于地域文化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再加上中华民族经历了上千年的漫长的发展历史，这些都造就了地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它也呈多样性和独立性，比如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就存在着许多不同风格的地域文化，像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在内容上不仅广泛，而且能够相互渗透和包容，具体表现为不同地域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都与众不同。
（二）地域文化的特征
地域文化作为一种人类发展史上的文化现象，它必然要受到自然环境、文化交流、行政区划等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在表现形式上可能会展现多样性，但是在本质内容上应该是保持一致的；这是因为它是民族文化中精神价值的体现载体，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内涵，故而它能够赋予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群体一个不同于其它文化环境下的特殊意义。这些从地域性文化的三个明显的特征就能够反映出来。首先是地域文化具有漫长演化史和深厚留存性，能够在文化上留下历史的痕迹，与其它地域的文化有着较大的区别；其次，地域文化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它仅仅是局限在特定的地理空间范围之内，对外来文化有着较强的抗拒性；最后，地域文化具有较弱的规范性，在内容的发展上不具备足够的自觉性，这是因为它是一种比较自然的文化形态。
二、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被定义为基础，文化则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因此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在现实中，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定义为一种人类特有的文化活动；反过来，文化又可以渗透到经济活动中，起到推进剂的作用。那么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又从哪些方面能够体现呢？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着地域的文化发展，其次是地域文化反过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一）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着地域的文化发展
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地域的文化发展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一方面，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基础，它对地域的文化的发展水平起到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区域的经济发展的过程还与地域的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性质息息相关。以山东省的齐鲁文化为例，近年来随着山东省的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文化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供给都有大量的资金的注入，这就为山东省的地域文化发展打下了夯实的物质基础，使得山东省的地域文化的不断趋于结构复杂化、类型多样化，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齐鲁文化。
（二）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地域文化反过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要具备良好的地域文化环境，这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必要前提；其次是要有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这就会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譬如山东的泰安就利用自身的文化遗产来大力发展旅游业带动了该地区的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最后是要根据具体类型的地域文化，倡导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例如山东的齐、鲁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要把发展地域经济和建设地域文化结合起来，努力让地域文化不断地融入到经济建设中去，这样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这对社会的全面进步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文明，经济是一个地区的发展，将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才，使其互相作用互相帮扶，那么我国的经济发展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走向辉煌。
参考文献：
[1]高文香.论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职业圈，2007（14）：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