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机制篇1
abstract:theauthorfurtherstudiedtheprotection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Convention,summarizesthefourmajorimplementationmechanismsofprotection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Convention,soastoprovidereferenceforitsapplicationinourcountry.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实施机制
Keywords: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convention;implementing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D9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6-0124-01
0引言
2003年10月1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上通过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它标志着在国际法上一个全球统一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正式形成,同时也将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促进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本公约主要包含以下实施机制:
1确立各级保护措施机制
公约主要规范了以下两级即从部级和国际一级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1.1在国家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①制定一项总的政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将这种遗产的保护纳入规划工作;②指定或建立一个或数个主管保护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③鼓励开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研究以及方法研究;④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以便促进建立或加强培训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以及通过为这种遗产提供活动和表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这种遗产的承传;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享用,同时对享用这种遗产的特殊方面的习俗做法予以尊重;⑤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机构并创造条件促进对它的利用。
1.2在国际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①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了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提高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和从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角度促进对话,委员会应根据有关缔约国的提名编辑、更新和公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②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委员会编辑、更新和公布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根据有关缔约国的要求将此类遗产列入该名录。委员会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可有关缔约国协商将有关的遗产列入公约所提之名录。
2设立各类主体职权机制
2.1设立缔约国大会和各委员会建立缔约国大会,下称“大会”。大会为本公约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常会。如若它作出此类决定或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或至少三分之一的缔约国提出要求,可举行特别会议。大会应通过自己的议事规则。在教科文组织内设立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在本公约规定生效之后,委员会由参加大会之缔约国选出的18个缔约国的代表组成。在本公约缔约国的数目达到50个之后,委员会委员国的数目将增至24个。
2.2委员会委员国的选举和任期委员会委员国的选举应符合公平的地理分配和轮换原则。委员会委员国由本公约缔约国大会选出,任期四年。大会每两年对半数委员会委员国进行换届。大会还应选出填补空缺席位所需的委员会委员国。委员会委员国不得连选连任两届。委员会委员国应选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领域有造诣的人士为其代表。
2.3委员会的职能①宣传公约的目标,鼓励并监督其实施情况;②就好的做法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提出建议;③按公约规定,拟订利用基金资金的计划并提交大会批准;④按照公约的规定,努力寻求增加其资金的方式方法,并为此采取必要的措施;⑤拟订实施公约的业务指南并提交大会批准;⑥根据公约的规定,审议缔约国的报告并将报告综述提交大会;⑦根据委员会制定的、大会批准的客观遴选标准,审议缔约国提出的申请并就以下事项作出决定:列入公约述及的名录和提名;按照公约规定提供国际援助。
3开展国际合作与援助机制
3.1合作的目的国际合作主要是交流信息和经验,采取共同的行动,以及建立援助缔约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机制。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及其习惯法和习俗的情况下,缔约国承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保证为此目的在双边、分地区、地区和国际各级开展合作。
3.2国际援助的目的保护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按照本公约的精神编制清单;支持在国家、分地区和地区开展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计划、项目和活动;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其它一切目的。
3.3国际援助的形式①对保护这种遗产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②提供专家和专业人员;③培训各类所需人员;④制订准则性措施或其它措施;⑤基础设施的建立和营运;⑥提供设备和技能;⑦其它财政和技术援助形式,包括在必要时提供低息贷款和捐助。
4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机制
4.1基金的性质和资金来源建立一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下称“基金”。根据教科文组织《财务条例》的规定,此项基金为信托基金。基金的资金来源包括:缔约国的纳款;教科文组织大会为此所拨的资金;以下各方可能提供的捐款、赠款或遗赠:其它国家;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各署(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其它国际组织;公营或私营机构或个人;基金的资金所得的利息;为本基金募集的资金和开展活动之所得;委员会制定的基金条例所许可的所有其它资金。
4.2缔约国对基金的纳款在不妨碍任何自愿补充捐款的情况下,本公约缔约国至少每两年向基金纳一次款,其金额由大会根据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的纳款额百分比加以确定。缔约国大会关于此问题的决定由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但未作本条所述声明的缔约国的多数通过。在任何情况下,此纳款都不得超过缔约国对教科文组织正常预算纳款的百分之一。凡拖欠当年和前一日历年的义务纳款或自愿捐款的本公约缔约国不能当选为委员会委员,但此项规定不适用于第一次选举。已当选为委员会委员的缔约国的任期应在本公约规定的选举之时终止。本文作者深入研究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内容,总结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以上四大主要的实施机制,以期给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文物保护机制篇2
【关键词】文物保护国家保护社会保护新体制
一、国家保护
国家保护就是指各级人民政府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切实保障对珍贵文物古迹的重点保护。
（1）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文物法规。社会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全民文物保护体制也应该是法制的，因此，文物法令法规一定要健全、完善。
（2）各级政府要依法以对本行政区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总体规划。既要有近期目标，也要有长、中期规划。规划力求做到全面保护，重点突出，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3）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规定，全国各地要建立健全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并配备必要的专职人员。这项工作各地很不平衡，有的是有名称，无人员，有的是有人员，无机构，有的是有机构而无专职。各地要在机构改革中进一步建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保证经费供应。
（4）坚决贯彻执行国家的文物“十六字方针”，即“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这两者是辨证统一的，合理利用是加强管理的目的和归宿，加强管理是合理利用的保障。
（5）认真落实文物工作“五纳入”。即“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领导责任制”。实践证明，实施文物工作“五纳入”是解决文物工作面临新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做好新时期文物的根本保证，必须认真贯彻落实。
二、社会保护
社会保护是指在国家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在文物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最广泛地动员社会各行各业和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自觉履行保护文物的义务，防止和制止文物损坏、破坏和流失。
（1）各地要普遍建立文物协会。文物保护协会应作为政府与社会联系的纽带，由当地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组成的民间机构。它具有咨询、监督和协调职能，为文物保护工作献计献策，其经费来源可从社会上和文物单位收取适当的服务费。
（2）提倡建立各种行业自己的博物馆、陈列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文物的义务”之规定，各行各业都有保护其行业历史文物的义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行各业都有展示本行业光辉历史，建立本行业博物馆、陈列馆的要求，因此，国家要适应这种要求，予以积极扶植，文物部门应予以大力支持。行业博物馆、陈列馆要接受文物主管部门和文物保护协会的领导和监督，业务上可以向文物协会进行咨询等。各行各业都建立了博物馆、陈列馆，这就等于把文物保护工作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工作和义务，文物保护工作肯定能搞好。
（3）建立文物保护基金和相应的基金会。文物保护工作需要资金，由于欠账太多，缺口较大，光靠财政投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再者，政府投入的主要是保护，抢救国家珍贵文物，而众多的其他珍贵文物如何进行保护和利用呢？必须建立文物保护基金。基金的筹集可以采取全方位的办法，可以采用捐资，集资、募捐等办法，刚开始政府可以投入数量有限的启动资金。文物保护基金应由文物保护基金会进行管理和使用。基金会要对基金的使用制订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4）进行流散文物登记鉴定，藏文物于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物的价值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文物收藏者也越来越多。允许私人收藏文物，藏文物于民应该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文物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物与大众贴得更紧，才能使文物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心和爱护，才能真正增加他们的文物意识。对广大人民群众收藏文物进行登记是国家对流散文物进行管理的有效途径。为了鼓励私人收藏文物，各地博物馆、陈列馆等文物宣传陈列阵地，在对文物收藏者不断培训的同时，可免费或优惠给他们提供进行私人收藏文物展览，使他们的文物收藏成绩得到社会的承认，进一步提高他们文物收藏的积极性。
（5）进一步完善业余文物保护员的制度。业余文物保护员作为文物四级保护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对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业余文物保护员的工作近乎瘫痪，存在的问题是业余文物保护员普遍老龄化，管理工作跟不上，业余文物保护员的待遇迟迟解决不了。这些都严重的阻碍了业余文物保护员积极性的发挥。我国有很多非常珍贵的、不可移动的文物如古遗址、古墓葬、古石刻等等都散于荒郊野外，靠现在的文物保护机构，根本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因此业余文物保护员制度不仅不能取消而且要对此进行完善，使其焕发青春，重现活力。
文物保护机制篇3
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程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文物保护工程，是指对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和其它具有文物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壁画等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的保护工程。
第三条文物保护工程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全面地保存、延续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和价值；按照国际、国内公认的准则，保护文物本体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
第四条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制定专项的总体保护规划，文物保护工程应当依据批准的规划进行。
第五条文物保护工程分为：保养维护工程、抢险加固工程、修缮工程、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迁移工程等。
（一）保养维护工程，系指针对文物的轻微损害所作的日常性、季节性的养护。
（二）抢险加固工程，系指文物突发严重危险时，由于时间、技术、经费等条件的限制，不能进行彻底修缮而对文物采取具有可逆性的临时抢险加固措施的工程。
（三）修缮工程，系指为保护文物本体所必需的结构加固处理和维修，包括结合结构加固而进行的局部复原工程。
（四）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系指为保护文物而附加安全防护设施的工程。
（五）迁移工程，系指因保护工作特别需要，并无其它更为有效的手段时所采取的将文物整体或局部搬迁、异地保护的工程。
第六条国家文物局负责全国文物保护工程的管理，并组织制定文物保护工程的相关规范、标准和定额。
第七条具有法人资格的文物管理或使用单位，包括经国家批准，使用文物保护单位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宗教组织和其它企事业单位，为文物保护工程的业主单位。
第八条承担文物保护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必须具有国家文物局认定的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资质认定办法和分级标准由国家文物局另行制定。
第九条文物保护工程管理主要指立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验收管理。第二章立项与勘察设计
第十条文物保护工程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级别实行分级管理，并按以下规定履行报批程序：
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工程，以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为申报机关，国家文物局为审批机关。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工程以文物所在地的市、县级文物行政部门为申报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为审批机关。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及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工程的申报机关、审批机关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确定。
第十一条保养维护工程由文物使用单位列入每年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抢险加固工程、修缮工程、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的立项与勘察设计方案按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履行报批程序。抢险加固工程中确因情况紧急需要即刻实施的，可在实施的同时补报。
迁移工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获得批准后，按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报批勘察设计方案。
第十二条因特殊情况需要在原址重建已经全部毁坏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获得批准后，按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报批勘察设计方案。
第十三条工程项目的立项申报资料包括以下内容：
一、工程业主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名称；
二、拟立项目名称、地点，文物保护单位级别、时代，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公布与执行情况；
三、保护工程必要性与实施可能性的技术文件与形象资料录像或照片；
四、经费估算、来源及计划工期安排；
五、拟聘请的勘察设计单位名称及资信。
第十四条已立项的文物保护工程应当申报勘察、方案设计和施工技术设计文件。重大工程要在方案获得批准后，再进行技术设计。
第十五条勘察和方案设计文件包括：
一、反映文物历史状况、固有特征和损害情况的勘察报告、实测图、照片；
二、保护工程方案、设计图及相关技术文件；
三、工程设计概算；
四、必要时应提供考古勘探发掘资料、材料试验报告书、环境污染情况报告书、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及勘探报告。
第十六条施工技术设计文件包括：
一、施工图；
二、设计说明书；
三、施工图预算；
四、相关材料试验报告及检测鉴定结果。
第三章施工、监理与验收
第十七条文物保护工程中的修缮工程、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和迁移工程实行招投标和工程监理。
第十八条重要文物保护工程按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程序报批招标文件及拟选用的施工单位。
第十九条文物保护工程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施工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购置的工程材料应当符合文物保护工程质量的要求。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设计文件的要求进行施工，其工作程序为：
一、依据设计文件，编制施工方案；
二、施工人员进场前要接受文物保护相关知识的培训；
三、按文物保护工程的要求作好施工记录和施工统计文件，收集有关文物资料；
四、进行质量自检，对工程的隐蔽部分必须与业主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共同检验并做好记录；
五、提交竣工资料；
六、按合同约定负责保修，保修期限自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除保养维护、抢险加固工程以外，不少于五年。
第二十条施工过程中如发现新的文物、有关资料或其它影响文物保护的重大问题，要立即记录，保护现场，并经原申报机关向原审批机关报告，请示处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施工过程中如需变更或补充已批准的技术设计，由工程业主单位、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共同现场洽商，并报原申报机关备案；如需变更已批准的工程项目或方案设计中的重要内容，必须经原申报机关报审批机关批准。
第二十二条文物保护工程应当按工序分阶段验收。重大工程告一段落时，项目的审批机关应当组织或者委托有关单位进行阶段验收。
第二十三条工程竣工后，由业主单位会同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验评，并提交工程总结报告、竣工报告、竣工图纸、财务决算书及说明等资料，经原申报机关初验合格后报审批机关。项目的审批机关视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成立验收小组或者委托有关单位，组织竣工验收。
第二十四条对工程验收中发现的质量问题，由业主单位及时组织整改。
第二十五条文物保护工程的业主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申报机关和审批机关应当建立有关工程行政、技术和财务文件的档案管理制度。所有工程资料应当立卷存档并归入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
重要工程应当在验收后三年内发表技术报告。
第四章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六条文物保护工程设立优秀工程奖，具体办法由国家文物局制定。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办法、或对文物造成破坏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国务院有关规定处罚。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八条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维修，参照执行本办法。
文物保护机制篇4
关键词：文物保护完善策略中国
文物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或群体的成就、价值和信仰，在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文物是对国家、民族历史和传统的尊重，是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需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因此，建立文物的保护机制，制止文物的非法流转，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在情理之中了。具有五千年璀璨历史文化的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文物资源，中国文物流失的历史让人痛心，文物非法流转的现实让人堪忧。保护现有的文物，遏制文物的进一步非法流转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新世纪的中国应在文物的保护方面有所作为。借鉴国际经验，完善中国的文物保护制度，坚持文物领域的国内保护与国际交流并行，应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一、建立文物保护的激励机制
（一）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
根据我国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将由国家给予“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尽管法律明确规定对主动上交发现文物者进行物质奖励，但多数情况下这种奖励只是“名义上”或者“象征性”的，无法激励文物的发现者积极上交。在一些国家，例如韩国，根据法律，发现文物也必须上报有关权力机关。对发现者的补偿视文物发现地的权属而定。如果发现地属国有土地，则发现人获得的补偿数额是文物价值的一半；如果土地属私人财产，则土地所有人和发现人各得文物价值一半的补偿额。根据韩国的经验，有学者认为，“政府给予发现人较高的价格补偿是阻止走私和非法交易的最好方法。”为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应该通过激励机制向文物的善意发现者支付合理的现金补偿。尽管补偿金不一定与发现文物的市场价格相同，但如果政府给予的奖励接近文物发现者可能从黑市交易中获得的非法收益，文物的发现者也必定乐意上交，因为这毕竟是合法行为。
文物保护经费的短缺是给予发现者补偿面临的一大困难，没有相应的财力支持，合理补偿是不可能的。但正如在修改《文物保护法》时一些专家建议的，文物保护经费除了规定国家应给予相应的经费保证外，还应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多方筹措文物保护资金。但任何激励机制都不能成为刺激文物盗窃和非法盗掘的诱因。仅有偶然发现文物的善意发现者才能获得补偿，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获得补偿而专门寻找甚至盗掘文物。除了金钱激励机制外，政府还应向公众表明对积极上交文物者的认可，通过媒体大力宣传，真正使物质和精神奖励落到实处。
（二）税收激励机制
在有些国家，例如在英国，当私人处理其拥有的文物或艺术品时，国家则鼓励将其转让给国内的公共收藏机构，这也成为英国控制文物艺术品出口的一个策略。一些税收立法条文即是以此为目的而制定的，例如，只要某物品被英国税务部门指定为“国家遗产类”财产，嗣后的遗赠和生前的转让就可免税，但条件是该物品必须永久性地留在英国。这种机制可以激励具有重要历史和科学意义的文物的所有人将其文物留在国内，这一方面有利于对国家遗产的保护，避免重要的文化遗产流失境外；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公众的合理接触机会。在其他一些国家，属于私人所有的收藏或古老建筑如果向公众开放，也可以获得税收方面的减免。
在我国，从2002年6月25日起，由国务院文物管理部门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接管境外机构、个人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方式获得的中国文物进口，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这一规定为促进流失境外的中国文物重回国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该办法并不适用于民间收藏机构。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公司和其他企业、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这一规定也仅适用于个人、法人和组织的捐赠。目前还没有类似国家鼓励个人将文物转让给国有收藏机构的其他税收激励机制。今后随着个人收藏的逐渐升温，个人博物馆也将在各地出现，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有些可能还会超过国有博物馆。为了丰富广大公众和收藏爱好者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真正使个人博物馆成为国有收藏机构的有益补充，应通过经济杠杆，例如减免税收等激励个人博物馆向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甚至免费开放。
另外，为了进一步鼓励流落海外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回归，也促进其他国家的文物艺术品进入中国市场，应降低艺术品进口的关税。艺术品进口关税税率从1998年以来，已由30%降到12%.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等多种税费的累积，艺术品进口的综合税率最终已经超过30％。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和文化发达国家均采取了低关税，甚至是零关税的措施来鼓励艺术品的引入。因此有专家建议降低艺术品进口关税，最理想的是实行零关税，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则逐年递减；对于从香港、澳门地区进口的艺术品实行零关税制度；对海外回流的艺术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对于购买海外回流艺术品的机构和个人免除各种消费税等。
降低艺术品进口关税，有利于引进更多的国外优秀艺术品，有利于海外中国文物和艺术品的回流。近年来，海外艺术品进入中国艺术品拍卖会已经是平常的事情，大量中国文物艺术品从海外回流也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一个独特现象，如果我国仍坚持艺术品的高关税政策，意味着我们将要花费更多的代价来收购这些作品。
二、规范文物的收藏和拍卖
2002年《文物保护法》专门规定了民间收藏，规范文物的流通，但由于《文物保护法》是规范涉及文物行为的法律总称，对文物的收藏不可能规定得很详尽。对此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对民间收藏文物应采取鼓励的态度予以支持，有些内容规定宜粗不宜细，只要是不违法，就应允许。国家应该集中有限的经费，保护好文物精品。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文物买卖一本万利，大部分人从事文物买卖是为了获利而不是为了真正的收藏，对民间收藏文物的流通若不加以引导和适当控制，就会诱发文物倒卖和投机行为，极有可能为非法挖掘的地下文物开辟一条销赃渠道。因此，国家还应尽快出台文物收藏法，具体规范收藏行为。文物法与收藏法虽有一定联系，但毕竟是规范不同社会行为的法律。在此之前，也可以先制定相应的指导性意见，建立民间文物收藏鉴定、登记和转让制度，规定只有进行过鉴定、登记的文物才能进入流通领域进行合法交易。从国际上看，大部分国家，特别是文物资源丰富的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文化遗产以及维护文物市场和民间收藏的正常秩序，都对文物的买卖和收藏实行鉴定、登记和转让制度，规定只有进行过鉴定、登记和注册的文物，才能进入流通领域，才能合法收藏。
现今，国内进行文物拍卖的拍卖行有一百余家，但拍卖市场并不规范，除了拍卖品难以保证较高的水准，有哄抬价格之嫌外，专家的鉴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赝品、炒作、缺乏诚信成了这个行业的最大问题”。此外，货源不足、文物人才紧缺以及相关法规的不完善也给我国流失文物的回流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按照行政法规和法律的规定，拍卖交易中可以要求“身份保密”，于对拍卖进行“记录”的条款能否得以实施和发挥作用值得怀疑。根据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拍卖企业拍卖文物，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作出记录或者未将所作记录报文物行政部门备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这远远不能对未作记录或作虚假记录的拍卖企业起到震慑作用，完全有可能使非法来源文物通过拍卖“漂白”了身份。
尽管法律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的监督检查，但在文物拍卖市场的监管上，更存在着体制安排上的严重缺陷，使得国家对文物拍卖的管理从标的来源到拍卖的全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管，以致违规经营、超限经营和暗箱操作严重。
根据2002年《文物保护法》第58条的规定，国家可以对拍卖的珍贵文物行使优先购买权，购买价格由文物收藏单位和委托人“协商确定”，但未规定协商未成该如何处理，是强制收购还是由当事人撤回拍卖并不清楚。如果当事人考虑到政府不太可能以市场价购买拍卖文物的话，就会想方设法逃避有关部门的审核、监督，甚至通过非法渠道将文物出手。
不规范的文物拍卖活动，扰乱了拍卖市场的正常秩序，损害了拍卖行业的声誉，同时给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带来巨大冲击。文物拍卖是文物经营的主渠道，规范文物拍卖对形成健康有序的文物流通秩序和文物市场，促进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首先必须严格规范文物拍卖许可证制度和专业人员资格考核制度。2004年5月，国家文物局重新对拍卖公司的资质进行审核，这是自1992年我国出现文物拍卖以来，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就文物拍卖资格进行审核。从2004年5月1日起，没有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拍卖公司将不得从事文物拍卖经营活动。
根据文物市场现状，为保护古遗址、古墓葬等不受破坏，国家对经营第一类文物从严控制。现在未从事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申领许可证，暂批准其经营第二、三类文物。为加强拍卖企业人才培养，使专职人员符合法规规定的条件，从2007年起，各文物拍卖企业将不得聘用离退休人员申请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另外，对取得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拍卖企业和取得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证书的人员进行年审，如果发现违规现象，文物部门将重新考虑该公司的文物拍卖资格。
此外，还要完善文物拍卖鉴定制度。文物拍卖的核心是鉴定。一些拍卖业内人士建议，由拍卖协会出面，设立民间的、非营利的专业机构，定期对拍卖公司进行中立、公正、客观的评估，定期对社会公布。重要拍品的鉴定，就可以直接由这个非营利的专业机构完成，而不必由拍卖公司自己聘请顾问。只有鉴定的中立，才能保证鉴定的公正。进一步加强文物拍卖行业自律，尽快建立一套由买家、卖家、拍卖公司和鉴定人员共同遵守的职业道德和信誉机制。
三、实施开明的文物出口管理政策
2002年《文物保护法》摒弃了一切文物属国家所有的思维，从法律上明确承认了文物的私人所有权和中国文物市场存在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外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就因此可以得到满足。根据现行法律，进入市场流通，可以交换和转让的只能是传世的文物，出土文物和馆藏文物是不能买卖的，而且，在文物专家看来，《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交换”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不是买卖行为；“依法转让”指的是有偿转让，公民可以将其收藏的文物卖给文物商店或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还可以到具有拍卖文物资格的文物拍卖企业委托拍卖，不能私下转让。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应允许公民个人收藏的文物在公民之间进行流通，改变现在的拍卖合法、市场交易合法而民间买卖和私下交易违法的现象。一般文物的流通，只要其来源合法，且不是以走私或其他非法形式进行交易都不应被禁止。在《文物保护法》的修改过程中，许多人认为应放宽国内的文物买卖控制，减少政府对合法文物市场的干预。
早在1974年中就指出，文物部门应防止只注意收藏、不注意出口的片面思想，要积极采取措施评估和挑选可以出口的文物，将其提供给外贸部门出口。根据这一通知，对“时代较晚、有大量复品、又无收藏价值的一般文物”，可适当地组织出口，而且要充分意识到国际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稍后1979年出台的《文物特许出口管理试行办法》指出，“根据国际文物市场变动情况，抓住有利的时机，以出口少量的文物，换取较多的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可以出口的文物包括存在大量复品、没有科学利用价值或在国内无保留价值的三级以下的文物。
在第一次修改《文物保护法》时，就有意见认为应开放国内文物市场以遏制文物走私，减轻文物保护重负，同时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尽管这种观点在当时只占少数，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物管理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就是国家逐步放宽了实行多年的严格的文物交易政策。从世界范围来看，文物需求旺盛的市场国一直坚持认为，文物资源丰富的来源国的出口立法应允许文物的国际交流和租借，也应在一定的范围允许将不太重要或重复多余的文物投放市场。“缺乏一个发达的文物市场事实上确保了高度发达的非法市场的生存。”出口控制越严，非法市场就越大。一旦合法的市场需求得到满足，也就切断了非法贩运的获利来源。仅将最重要的文物留在国内，而允许一部分出口，才能实现出口管制立法的目的。
中国经济的繁荣促生了一批新兴的富庶阶层，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越来越多的文物商店向国内购买人和外国人开放，文物收藏者的规模在逐步扩大。现今，私人收藏者也开始建立个人博物馆并举办个人收藏展览，也许将经过拣选的充裕的文物投放市场能更好地保护国家无暇顾及的文物。另外，这也为改善国有收藏机构条件、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筹集更多资金增加了另一条渠道。
经济上的发展给中国文物保护带来的变化不仅要表现在中国保护文物的能力的增强，而且还要使中国的文化遗产能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和欣赏，籍此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任何开明的文物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都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文物的出口必须按照文物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精心的选择，哪些应留存在国内，哪些应投放市场满足市场需求必须经过慎重的拣选。有一点必须指出，限制文物流通不能仅以文物的年代为标准，在国内留存价值不大的复品和冗余文物应投放市场。
四、促进文物保护中的公众教育与公众参与
我国政府通过加入和批准文物保护的国际公约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为了宣传和促进这些公约的实施，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公民意识教育计划，邀请了来自国际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国际博物馆学会和失踪艺术品记录组织的专家来华交流经验。今后，各级政府应积极通过开展教育计划促进文物的保护，让人们尤其是文物资源丰富地区的人们充分了解文物的价值和保护文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教育应注重加强人们对文物的非经济价值的了解和欣赏，广泛宣传2002年《文物保护法》和1997年《刑法》关于文物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使广大公众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盗掘和走私文物的严重后果以及政府打击文物犯罪的决心。应对从事文物管理和保护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提高文物保护的水准。还要对相关的行政管理和执法人员进行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防止、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尽管教育不能及时解决面临的问题，但在保护文物的长期过程中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教育应成为未来我国文物保护中的关键因素，青少年的教育更是至关重要。2004年7月，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我国苏州召开，大会通过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要更加重视青年人在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加强针对青年人的世界遗产保护教育。《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作为实现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集体行动的纲领，其目标是让全世界所有青少年均接受世界遗产教育，确立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自觉担负起保护世界遗产的责任。
我国境内已发现的遗址有40万处，许多遗址都在荒野或边远地区，而由于许多地方保护资源严重不足，保护工作难以到位。所以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我国已经在一些省份开展文物保护的实验性工作，例如将遗址的保护工作分配给当地居民，并向其支付报酬等。
五、加强文物保护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为文物的国际交流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和政策上的支持，与有关国家在文物保护方面达成关于资金援助、人员培训、技术开发和考古研究等的协议或安排。通过形式多样的文物展览促进国际文化交流。重视文物领域的国际技术合作和信息交流，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研究，促进中国文物的保护和研究水平。
通过和有关国家签订类似于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订立的双边条约建立文物返还和交流合作机制。我国除了加入主要的文物保护国际公约外，还与一些国家在打击文物走私方面开展合作，达成了关于文物科学和技术交流的双边安排。近些年来，还与许多国家在返还被盗或走私文物方面达成了双边协议。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美国、秘鲁、印度、意大利、菲律宾、希腊、智利、塞浦路斯、委内瑞拉等国家签署了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口文物、促进文物返还和交流的双边协定。根据这些协定，双方承担义务禁止并防止对方国家的被盗、非法出口或贩运的文化、考古、艺术及历史财产进入本国。
这是我国政府按照已经加入的文物保护国际公约的原则和精神在文物的保护和返还问题上与他国加强双边合作的结晶。这些重要的双边合作协定表明了我国政府通过双边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反映了使文物在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情况下得以尽早收复并使之受到保护的愿望，对于防止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文物的流转将会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同时也会对国际社会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努力产生积极影响。这些协定的成功签署与运作为今后中国与更多的国家在文物追索、技术交流、人员培训、文物展览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物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弘扬我国优秀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结语：
文物的保护始于国内。国内保护措施的实施是促进国际合作共同致力于遏制文物非法流转的一个重要起点，国际合作对保护文物的国内努力则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国际法律规范和国际合作不能取代国内立法及其保护措施的完善，没有任何国际公约能够替代有效的国内政策。为了营造有利于文物保护的氛围，我国应制定和实施恰当的国内文物政策，使之既能有效保护国内文物，又有利于文物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这样才能使其他国家尤其是文物市场国在文物保护和返还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合作意愿。
我国应将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到文物保护基础设施、人员培训、登记归档、考古遗址的监管等方面；还要开展教育计划，通过教育让人们了解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非法交易的危害以及现有立法的主要内容等；我国的国内文物立法应尽量做到具有明确性，出口管制法应有合理的范围，出口限制的范围尽量缩小，重点放在具有特殊的文化、历史和科学价值的文物、考古物品和濒临危境的文物；通过实施税收和其他物质或精神激励机制鼓励个人将重要的考古物品和其他文物留存在国内；还应积极鼓励租借、巡展和其他形式的文物国际交流，制定出文物交流和共享计划，并通过鼓励国内无实质性保存价值的文物的出口尽量满足国际市场对中国文物的需求。这样就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国际公约所倡导的增进对人类文明的认识、丰富各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并通过国家、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促进相互尊重和了解。
文物保护机制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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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物保护配套政策执行的情况不理想。尽管国家早在60年代就出台了文物保护暂行条例，并对条例进行了重复修改，在文物保护上进行了宏观调整制约，我县也于1996年11月出台了《XX县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对机构、编制、经费、管理、奖励、责任等方面作了全面规定，但总体而言，在这些规章制度的宣传、贯彻、执行等工作上仍有欠缺，还未真正发挥作用。
（二）对文保工作的认识参差不齐。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社会民众也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群体和个体，对文物的认识和行为也就有了差异。特别是在遇到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相冲突、矛盾时，由于对文物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信息的理解和文物价值的认识不全，部分群体形成了保护文物就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偏面观念，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文物建设性破坏。
（三）综合应变能力低下。综合应变能力低下，在文物系统表现为工作人员业务不精、信息系统不畅通、发现文物紧急保护处理能力低；在全局表现为各部门思想不统一，步骤不协调，处理和打击文物非法****、盗墓、哄抢文物等方面配合不密切，工作不到位，取得实效不明显。
（四）文物损毁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馆藏文物约1000万件，而仅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就有8000万件。相比之下，我们对有悠久历史的祖国骤然产生一种忧虑。更可悲的是，就是留下的这一点点仍在遭受各种冲击和劫难。一方面是恶意的破坏。犯罪分子受暴利的驱动，铤而走险，进行盗掘、盗窃、倒卖、走私等犯罪活动。有些地区凡是有封土的古墓，大都有盗洞，XX的龙山、笔架山古墓群也是其一。就在这个月的16日，鄣吴镇玉华山就发生了一起盗墓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介入侦破之中。据统计，今年前3个季度，中国馆藏文物被盗案件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7%，而古墓葬被盗案上升了63%。另一方面是无意的破坏。其中多是人为的“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在这两个方面我县的文保压力特别大。我县的文物资源丰富，仅公布的就有6个省保单位，12个县保单位，115个县级文保点，113个不可移的文物。如何正确处理和把握园区建设、农田整治、道路建设等与文物保护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慎重研究。
二、深入贯彻文保五纳入原则。
在全国发生的文物案件中，从区域看，分布在区县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占多数，从部门行业看基本建设、城市改造和旅游开发占多数。所以，这两方面的文物保护，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重点。抓新文保法贯彻落实，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关健是正确把握和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着重是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将文物工作“
五纳入”即：把文物工作纳入当地以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的规定真正落到实处。
（一）要依法将文物保护纳入领导责任制。守土有责，确保文物安全。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领导责任制，是建立完善的文物保护管理体制的核心。根据“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的规定，依法落实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义务和职责。尤其是在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中，必须明确文物保护的责任，责任到人，做到守土有责，坚持依法办事，确保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一处不动、普查登记的文物一处不少、其它重要文物必须保护。
（二）要依法将文物事业发展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制定目标、实事和年度计划，推动文物事业的发展。根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规定，将各地区的文物保护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制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紧密结合起来，确定当地文物事业发展的目标、计划、政策和保证措施，并切实组织落实。将当地文物保护工作纳入议事日程，按照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每年至少两次研究或切实解决文物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文物工作的不断发展办一、两件实事（如：整治、修缮、开放文物单位等）。全面做好计划项目的逐年落实工作。
（三）要依法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城乡建设规划。使文物保护实现法制化、规范化管理。正确把握和处理保护和建设的关系，必须加强文物保护规划的制定、完善管理法规，建立必要的审批制度和工作程序。要公布与实施《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管理规定》、《地下文物埋藏区的管理办法》等系列制度，这些规定文件，是指导和处理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关系的基本依据，必须遵照执行，严格落实。要制定管理程序和措施。城市改造、市政建设项目的选址，涉及文物的项目审批前应由文物部门提出意见。文物部门要依法行政、依审批程序办事；要积极参与本地区建设规划的制定，提出文物保护的建议。加强和完善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统一规划、统一实施、依法管理的工作机制。
（四）要依法落实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实现文物保护与当地各项事业协调，同步增长和发展。文物事业社会化、公益化的特点，决定了文物保护由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广泛参与的特征。根据“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和“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增长而增加”的规定，政府要树立和增强文物事业是社会化、公益化事业的观念和意识，提高将当地文物保护工作纳入财政预算重要性的认识，依法落实文物保护的事业经费和专项经费；并根据本地区年度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具体情况，按照一定增长比例，为本地区文物的保护、管理和事业发展提供经费保证。要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确保资金规范、合理使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把当地的文物保护和其它事业的发展一样重视，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实现协调和同步发展的良性循环。
（五）要依法落实将文物工作纳入体制改革。完善基层干部队伍编制与岗位责任制，确保当地文物工作的稳定发展。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体制改革，是各级政府建立完善的文物保护体制的中心任务。根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的规定，切实加强和完善管理体制。要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依法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保证文物管理机构的设置、工作人员和管理岗位的确定。
三、当前我县的文保工作的任务
（一）抓好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规划编制。各地方政府要认真组织抓紧实施，划定和落实各地区、各级文物、以及历史文化保护区、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纳入当地的城乡建设和发展规划。做好与发计委、建设、国土、交通等各方面的衔接与协调，确保预防为先，真正履行保护为主的原则。
（二）进一步拓展文物保护单位的社会化服务职能。文物单位的社会教育和服务功能逐步形成以文物保护单位为基础、市县级博物馆为骨干、民办博物馆为补充的文物展示体系，努力提高陈列展示和服务水平。要创新资源配置，在陈列展览的策划、组织中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各级各类文物资源跨地区、跨行业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高馆藏文物的利用率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博物馆基础设施建设，争取及早启动新博物馆的建设，早日发挥新博物馆的社会化服务职能。据统计，北京共有123个博物馆，年接待观众3000余万人次，全市文物和艺术品销售额逾20亿元。
（三）要拓宽文物事业资金的筹集和投入渠道，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促进文物事业发展。《国务院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国发［2000］41号）进一步明确了支持文物事业发展的经济和财政的优惠政策。我们要积极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支持吸引社会资金支持文物保护事业；倡导在全面理解和贯彻执行文物工作方针的前提下，对文物进行“合理利用”，增加事业性收入，逐步建立政府为主，社会参与的文保新格局，建立文物修缮、文物旅游、文物复仿制、文物展览、文物流通等经营实体。
（四）建立和完善良好的工作联系和协调机制，共同承担起保护与发展的历史责任。文物保护是社会化、公益化的事业。它不单是政府某个部门的职责，而是涉及社会经济、计划、财政、城市建设、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旅游、公安、工商等部门和领域的综合性工作，文物保护有赖于各部门的密切勾通与配合。其次是要健全信息网络，确保信息准确、及时、畅通。
文物保护机制篇6
总览世界各主要国家(地区)的文物保护立法现状，文物保护立法模式主要包括三种:即分别立法模式、综合立法模式和统一立法模式。分别立法模式，是指从单个文物要素或者从文物保护某一具体措施的角度出发进行专门立法。在该立法模式下，各单行法适用范围各异，但是法律效力相同。除各类单行法外，没有规定多个文物要素或人文资源保护的综合性文物保护立法，也没有协调各单行法之间关系的法律存在。从文化遗产法历史发展历程来看，在文化遗产立法初期，各国一般采用分别立法模式，且将保护重点集中在历史建筑这类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上。如法国于1840年颁布《历史性建筑法案》、1887年颁布《历史纪念物保护法》、1913年颁布《历史古迹法》、1962年颁布《历史街区保护法》等;美国于1906年颁布《古迹保护法》、1935年颁布《历史遗迹法》、1976年颁布《民俗保护法案》、1979年颁布《考古资源保护法》。
由于不同单行法之间存在历史更替、重叠和冲突现象，采用分别立法模式会导致国家机关对文化遗产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注意不够，从而为法律实施带来困难，很多国家意识到这一立法模式的缺陷。时至今日，在文物保护立法方面，很多国家转向了另外两种立法模式，譬如法国转为了统一立法模式。英国、美国等少数几个有判例法传统的国家尚未变革立法模式，仍然坚持分别立法模式，主要针对古迹、登录建筑、保护区、民间文艺、民俗及历史古城等不同层次保护的对象，进行分别立法，并对保护办法、机构与团体、地方政府职能与资金政策等给予较为细致的规定。综合立法模式，即基本法与单行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主要表现为:先将各单行法中共通的原则、制度加以归纳，制定一部超越各单行法的文物保护基本法作为文物立法的统率，随后在单行法中制定具体的文物保护实施细则。这种模式有其特有的优势:既可以克服单行立法模式体系化的不足，又可以避免法典模式的僵硬。
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都采用这一立法模式。如日本于1950年制定基本法《文化财保护法》，在此基本法的基础上，日本文化厅长将一部分立法权限委任给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由这些机构制定一些重要文化遗产保护的细致性规定。我国台湾地区以《文化资产法》为基本法，再制定《地方制度法》《土地法》《都市计划法》《区域计划法》《都市更新条例》《建筑法》等单行法和《台北市市定古迹及纪念性建筑物制定作业要点》《台北市古迹管理维护要点》《新竹市市定古迹评鉴审议作业要点》等地方性法规等作为具体的实施法。
总之，日本和台湾地区制定的文物保护基本法规定了原则性问题，在单行法中规定了细致性问题。统一立法模式，即文物保护事务的法典化，通过一部统一的法典来调整和规范文物保护事务，这种模式是指将各个文物保护法律规范按照一定逻辑体系编排成前后密切关联，少有重复字眼的完整法典。主要是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对该国已经成熟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进行整合、改造，制定出文物保护法典。法国、意大利是在文物保护立法领域采用统一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丰富的国家，同时也是有着深厚法典编纂传统和强烈法典编纂情节的国家。法国于2004年将之前所颁布的100多部关于文物保护的法律编辑在一起，形成了一部综合性文化遗产法典《法国文化遗产法典》。该法典分为七个部分，内容包括一般规则、档案、图书馆、博物馆、考古、历史古迹与景观和保护区、海外文化遗产等相关规定，分别对不同种类文物的概念、取得、转让、保存、修复与违法行为的处罚等作了明确规定。法国能够构建出一个独立完善的文物保护立法体系，用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法国国家机关逐渐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文书，从保护私人所有和国家公有的历史建筑，到保护周__围环境，再到保护某一单独的文化与自然景观，最后到保护整个城市空间，我们足以领略到法国的统一立法所保护的客体范围之大。意大利于2004年制定了《文化与景观遗产法典》，该法典集总则、文化财产、景观财产和处罚措施为一体，几乎涵盖了文化遗产的所有部分，它吸收借鉴了之前该国所制定的各部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法律，是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集大成者。法国、意大利都是在已有的单行法的基础上，进行增加、删除、修改、合并并重新编排章节后，整合为一部调整范围更为广泛的综合性法典，该立法模式最大的优势即便于查询、检索。
二、我国文物保护的立法模式现状
我国文物保护主要采取综合立法与专项立法并存的立法模式。我国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跨越较大，上至效力级别最高的《宪法》，下至其他规范性文件都存在文物保护的身影。内容包括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单位、馆藏文物管理、文物鉴定、文物出境、安全保卫、专业职称、文物商店、财物审计、历史文化名城等方方面面。初步形成一个以宪法为基础、以《文物保护法》为主干，并有相当数量的单行法律规范组成的多级别多层次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我国适用于文化遗产保护最为重要的综合性法律是《文物保护法》，该法设置了我国文物保护的方针等原则性条款。为了解决不同类别的文物保护事项的操作性问题，各级国家机关又制定了一系列更为细致的综合性法律规范和针对不同文物类别或具体某一保护措施的单项法律规范。综合性法律规范包括国务院制定的《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1992)和《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3)，这两项法律规范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填补《文物保护法》的漏洞，将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掘、民间收藏文物、文物出入境、法律责任进行更为细致的系统性规制;二是作为《文物保护法》的使用说明书，解释《文物保护法》中的具体条文。
单行法的数量庞大，设置较为复杂，包括针对某类文物的单项立法，如国务院制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89)、《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1997)，由国家文物局的《古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管理办法》(2008)、《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2007)，建设部的《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03)、《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2005)，国家文物局与建设部联合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1994)等;也包括针对具体某一文物的单项立法，如国务院制定的《长城保护条例》(2006)、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2002)、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的《福州市三街七巷、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2006)等;还包括针对某一具体保护措施制定的单行法，如国家文物局制定的《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2009)、《文物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2005)、《考古发掘管理办法》(1998)，还有法律效力最低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如《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2008)、《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2008)等。表1、表2更为直观地反映了我国的立法现状。
三、设计以综合立法模式为中心的文物保护立法体系
目前，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正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随着未来新《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完善我国文物保护立法体系势在必行。
(一)完善文物保护基本法的初步规划
一国就某一社会问题的解决采取多元化措施时，往往通过制定一个基本法，统一国家的行政目标、基本对策、综合措施。基本法的实质性意义和功能是为了确立一系列的预防性、控制性、管理性以及救济性的法律措施而制定的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政策目标。我们在制定文物保护基本法时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坚持文化遗产基本法模式，将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与理念等总括性问题进行立法。文物保护基本法的主要特征在于一般只对文物保护的目的、范围、方针政策、基本原则、重要措施、管理制度、组织机构、法律责任等作出原则性规定，而非具体适用的实施法。我国现行的具有文物保护基本法性质的法律是《文物保护法》，而我国现行《文物保护法》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它在规定综合性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具体的法律措施，出现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是，在原《文物保护法》立法之初，文物保护单行法规尚处于空白阶段，因此必须在文物保护基本法中规定具体的实施法内容。
文物保护机制篇7
一、基本情况
我区现有文物保护单位69处，其中，2处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处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我区新发现文物35处。辖区内除文昌阁、大觉精舍（华家阁楼）、阳明祠、刘氏支祠等重要文物保护单位由市文物局设置专门保护管理机构进行保护管理外，其他各级文物景点均由我区保护管理机构进行保护管理。
二、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国家、省、市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市委、市政府的有关工作要求，贯彻“保护为主，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切实做好我区区域内文物保护工作，提升我区文化品位，为生态文明城区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三、工作职责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担文物保护工作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置专门机构或者指定机构负责管理”和《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第二章第七条“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有协助保护管理本区内文物的职责”等规定及当前市委、市政府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测评要求，改变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现状，切实保护好辖区内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和《市文物保护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各街道（镇）要尽快建立健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机制，制定文物管理制度，设立文管站并配专人负责，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本辖区内所有文物保护单位的日常管理工作。
（二）按照国家关于文物工作“五纳入”的要求，各街道（镇）须将文物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严格遵守并自觉宣传文物法律法规，认真履行保护文物的职责。各级各部门之间层层签订文物保护责任书。
文物保护机制篇8
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遗址区是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未有明确概念或界定。遗址区名称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中。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也就是说西安市关于大明宫遗址区的规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这突破了我国以往对遗址保护的基本思路，将其扩展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环境构建中，也给我国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文件中，很难找到直接将遗址周边区域纳入到遗址保护规划的的范例，目前也只有极少数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略有提及，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对良渚遗址环境风貌应当进行整体保护等。
比较而言，国外立法中关于保护区划定、保护机构设置、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等方面都有国内立法可借鉴之处。
二、关于大遗址区保护发展的国内外立法比较
通过划定大遗址区实施遗址保护，很多国家都逐步走上了遗址保护与周边区域保护发展同步的道路。
（一）通过划定遗址区域的方式保护遗址本体
《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第二条规定：“为保证对埋藏有考古物的堆积层和遗址的保护，每一缔约国承允采取可能的措施：1.划定并保护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和地域”。《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保护不应只限于自然景观与遗址，而应扩展到那些全部或部分由人工形成的景观与遗址。因此，应制定特别规定确保对那些通常受威胁最大、特别是因建筑施工和土地买卖而受到威胁的某些城市中的景观和遗址进行保护。《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规定：……土地利用必须加以控制并合理开发，以便把对考古遗产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考古保护区的划定亦构成此种政策的一部分。
马耳他《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
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规定，凡属国家所有及本法实施前作出的决定、命令，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视为文物古迹区域的土地，根据本法均属文物古迹区。该地区内的任何一块土地，如经文物局核实，其内没有文物古迹或被划在经批准的文物古迹整修线区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可划为非文物古迹区或非文物公益区。
可见，上述立法均认为，可以通过划定遗址保护区域的方式来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同时在该区域内围绕遗址本体保护开展一系列开发或发展措施，将其作为遗址保护发展的组成部分。2005年10月《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更是肯定性的提到，“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分并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这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和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确定遗址保护区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条件。
（二）保护发展机构的设置
在保护机构的设置方面，目前国外立法主要有三类形式，即国家机关、国家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及nGo（非政府组织）。其中，国家机关作为遗址等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情况比较常见；其次就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这种机构可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国家部门，具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单独由非政府组织成立的保护机构在国外实践中尚不存在，目前只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中提及，政府可在某些情况下，将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委托给当地人民或非政府组织。
首先，以国家机关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立法例包括但不限于：
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明确，文部大臣有权决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遗址等考古遗产直接归属于文化厅长官直接管理。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埃及文物局系负责管理各博物馆、文物仓库、古遗址和历史文物地区（包括偶然发现的文物考古区）的一切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事务的专门机构。1975年颁布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希腊的文化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公共工程部负责大型工程、城市规划与建设。
其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立法例有（包括但不限于）：
智利1970年1月27日第17288号法律规定，国家纪念物是指地产、废墟、建筑物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特征的物品……。国家应妥善保管这些物品。这些纪念物的保护和保养应根据本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纪念物委员会进行。
西班牙历史遗产法规定，历史遗产委员会应促进有关西班牙历史遗产的具体计划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国家历史遗产委员会由省长任命的各自治区的代表组成，国家有关行政当局的首长亦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亦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主要负责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
实际上，由单一的政府部门对遗址文物进行管理，可以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扯皮，但对于需要由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却比较难以协调。采用专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内部可能由多个部门派人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但相互扯皮的现象却不可避免。民间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遗产保护方面具有天生缺陷，权威性不够，因而不宜作为持久性的保护机构。另外，就保护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事业的功能而言，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但均未将其作为保护机构的核心职能。目前我国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遗址文物保护工作。
（三）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相协调问题
1、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
所谓建设控制地带，就是为保护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周围，划定的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一般保护区。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更新，世界范围内通过政府规划手段划定一定区域实施建设控制，保护发展遗址等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保护相适应已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
《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明确规定，采用遗址整体保护政策，划定一定范围作为考古保护区，在考古区内，各国政府应当保证区域内的环境风貌与遗址本体相适应，而不得毁坏、损坏和改变。
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在遗址和文物古迹区内颁发进行建筑的许可证，禁止在该区域取土、沙等行为。对与该地区比邻的非居住区内3公里或由文物局划定的距离范围内的区域前款适用，以保护这些文物地区的环境。
1992年马耳他开发规划法也规定，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该地区属于最优先保护区域。除此之外的区域内从事建设应取得当局的许可。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可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一般是基于保护遗址周边环境风貌的需要，但从各国立法来看：第一，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般都列入政府规划中，满足规划权限要求；第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具体应根据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第三，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不意味着在该区域内不得从事任何建设，而是应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或法定机构的许可且该建设不破坏遗址周边环境风貌。这一点，我国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颁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只不过该规定并未涉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保护发展的问题。
2、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
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主要是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对遗址本体及除本体之外的遗址区内其他区域的利用乃至发展问题。但这种保护与发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和矛盾。遗址本体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畴，虽然各国文物保护立法一般都对遗址文物的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但随着保护观念的逐步发展，如何更好在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遗址文物，各国立法均做了一定程度探索。目前，不外乎就是通过展览展示、收集相关信息资料、进行考古研究等活动，进行有限的利用。例如，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发挥文物的作用；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规定，各国可以通过建立和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方式对遗址采取保护措施，这为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至于遗址区内除遗址本体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澳大利亚《iComoS文化遗产（巴拉）》规定，在澳大利亚亚瑟港遗址保护过程中就明确亚瑟港的保护和开发项目是一个区域性开发项目，内容包括对塔斯曼半岛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除对亚瑟港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之外，该保护和开发项目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重要工程，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建设。在进行遗址展示的过程中，还要在历史、地理及其他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认识遗址。在其他国家立法乃至国际公约中，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作出原则性规定的较为普遍。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单位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施工等活动的法律规范，但对于如何发展遗址区内其他区域，我国文物保护法并未提及。
可见，对于在遗址区内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与对区域本身进行发展这一问题，各国很少采用消极保护文物的态度而忽视区域发展，基本的共识是在以保护为核心的理念下，适当进行利用乃至发展，以促进遗址文物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但各国对于应当在多大的范围或程度上发展遗址区，发展的程序和实际手段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四）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
从目前来看，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是国外立法的必备内容，如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经文物局同意，有关方面可获得许可，在居住区内的与古迹区毗邻的地方进行建筑。但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保证建筑物的高度，照顾该区域的基本特色和特征。《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规定，当需要修建新建筑物或对现有建筑物改建时，应该尊重现有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在规模和地段大小方面。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因为，这些特征能为这一地区增添光彩。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在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时，也应考虑到因某些工作和现代生活的某些活动而引起的噪音所造成的危害。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但这些规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环境风貌一致性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而不包括整个的周边环境风貌。
另外，对于遗址等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从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一般通过政府拨款、鼓励捐赠、提供低息无息贷款及接受国际援助等方式获得。当然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规定，《文物保护法》就规定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文物保护单位事业性收入和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等方式来筹集保护经费。2005年国家财政部、文物局共同颁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则更为具体的规定了政府财政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但该规定对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主导的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中央政府引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及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
三、对我国大明宫遗址保护发展的启示
针对国内大遗址保护的实践，通过对比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就大明宫遗址保护实际情况，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和学习。
（一）更新保护观念，实施整体保护发展战略，即对遗址本体保护与对遗址本体以外周边区域的保护发展相一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划定一定的遗址保护区域或者设立一定的遗址保护特区，在该区域内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实施遗址本体保护的同时，通过合理利用遗址文物资源及保护并发展遗址周边区域的方式，使遗址和遗址周边环境乃至历史区域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及旧城改造中，达到协调一致，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从而更好的保护遗址资源。
（二）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在大明宫遗址区域内，可以建立遗址公园，也可以设立单独的具有管理职能的遗址保护特区，组成相应的保护、管理机构，赋予该机构单独的管理职权，执行相应职能。与此同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规划手段确定大明宫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实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的具体措施范围及程度；正确处理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即管理机构的职能方面要将保护与发展并重，以保护为核心，将发展作为保护遗址文物的积极手段，采用合理的利用、开发等措施达到发展中更好保护的目的。
2、正确处理遗址保护发展与旧城改造、城镇居民房屋拆迁安置的关系，遗址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是为更好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发展工程而言，遗址区被拆迁人的福祉是遗址保护工程是否完满的重要衡量标准。
3、正确处理遗址本体风貌与周边环境相一致相协调的关系，即就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贯彻相关国际公约原址性、原真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周边区域的发展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新发展区域应当在绿化、色彩及建筑物风格、高度、距离等方面与遗址本体的风貌相协调，减少强烈反差的建筑或环境风格对遗址区内整体风貌的破坏。
文物保护机制篇9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我国迈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北京市文物局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首都“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以文物保护利用改革为动力，围绕“一轴一城、两园三带、一区一中心”总体工作框架，在新的历史起点奋力推进首都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一、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将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继续发挥好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示范引领作用。继续强化党员学习教育，推动“五强”党支部建设，深化党支部“三个一”和“青年党员作主讲”活动。
（二）认真贯彻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继续开展关于文物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回头看”，扎实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首都文博领域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文物工作的决策部署，统筹文物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三）认真贯彻党的五中全会精神。深刻把握“十四五”时期首都文博事业发展面临的历史性机遇，科学编制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细致擘画新蓝图，奋力开启新征程。
（四）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持续推进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文物修缮或保养工作。积极组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活动。围绕革命文物、红色展览、文化名人等主题策划推出系列宣传。精选馆藏10种珍贵革命图书文物开展科研及展示活动。
（五）更好地发掘、阐释北京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目标，围绕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农业起源、城市考古、皇家建筑考古等研究方向，加强北京考古重点课题培育和科研能力建设，将北京地区古代文明牢固嵌入中华文明坐标体系。
（六）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深入贯彻《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落实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和基层党组织书记季度点评会制度。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监督式调研，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持续纠正“四风”，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持续推动巡视整改，突出重点强化内部监察审计，加强结果运用。加强政治机关建设，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二、持续深化文物保护利用改革
（七）推进文物法治建设。积极配合国家文物局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开展的相关工作。推动颁布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及牵头部门的工作要求，落实“放管服”改革各项工作任务，包括证照分离、推行告知承诺制等改革工作。
（八）促进文物合理利用。指导编制海淀区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并推动落实。制定文物建筑合理适度利用导则，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进一步完善北京文博衍生品创新孵化中心平台，以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为抓手，以博物馆文创试点单位文创开发工作为突破口，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深圳文博会等重点展会为契机，推动全市文博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
（九）强化基建考古制度建设。编制《北京市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试行）》。研究扩大考古调查勘探赋权试点范围。
（十）深化文物资源资产保护管理。推进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政策研究。组织开展北京市第二批地下文物监测区划定工作，组织完成第十批十一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并报市政府公布，积极推进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多规合一”协同信息平台。组织完成第九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遴选并报市政府核定公布。开展北京地区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登记成果复核。做好北京石窟寺专项调查。持续推动行业大数据基础平台建设。
（十一）加强博物馆之城建设规划统筹。编制博物馆之城建设规划，明确发展目标任务。编制印发《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的意见》，加强与资源单位的对接，激发社会力量办馆热情，推动新建博物馆在北京备案。
（十二）加强文博机构队伍建设。按照全市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工作安排，完成局属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工作，科学调配领导班子成员。加强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完善“选育管用”机制。加大文博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围绕重点业务，开展分层次分类别专业化培训。研究制定《北京市文物与博物馆专业人员职称改革实施办法》,进一步加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完善专业技术人员评价机制。强化干部“四力”教育，持续举办局系统干部写作培训班，开展文博大调研。
三、提升文物基础工作和重点工作管理效能
（十三）推进中轴线申遗保护。重点落实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和中轴线申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做实中轴线申遗保护管理机构并充实人员。争取开展“上游程序”合作，基本完成中轴线申遗文本，同步修订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加快中轴线沿线文物腾退和环境整治，提升遗产环境风貌。加强老城和中轴线遗产价值与保护研究。加强老城文物修缮保护，实施正阳门箭楼、钟楼等文物保护工程。举办中轴线保护学术研讨活动。摄制中轴线宣传片及策划同主题双语专刊。
（十四）统筹推进三条文化带建设。建立健全三条文化带协同工作机制，规范议事规则，有效发挥牵头单位的统领协调作用。统筹落实三条文化带年度折子工程，协同推进大运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公布《长城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指导编制完成居庸路等4个文化精华展示核心组团规划；重点推进首都博物馆东馆、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建设和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实施万寿寺斋堂、箭扣长城四期等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和长城抢险加固项目；开展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二期建设，推进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和考古研究工作，提升圆明园遗址考古与展示水平，推进上宅遗址保护规划编制报审；组织筹备北京长城文化节、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节以及首届北京公众考古季活动，积极参与中国（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
（十五）加强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利用。组织实施北京地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专项调查，编制保护修缮五年行动计划。指导推进管理使用单位启动天安门、双清别墅等重点革命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系统总结“十三五”以来革命文物工作，公布第一批北京地区革命文物名录，完成2016年以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文物修缮工程检查。总结北京地区革命旧址保护利用典型案例的成功经验，做好革命旧址保护利用优秀案例推介工作。
（十六）加强文物保护工程管理。以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资格管理为抓手，加强文物保护行业管理，做好文物保护工程资质单位数据库和在线管理系统的信息初核工作，加强资质管理，引导行业有序发展。研究文物保护工程全流程管理监管措施，加强对文物保护工程立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验收管理的监管力度。研究文物建筑预防性保护制度设计。
（十七）推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完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机制，推动建立北京地区世界遗产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世界遗产监测工作，指导完成亚太地区世界遗产第三轮定期报告和遗产监测年度报告上报工作。
（十八）提升博物馆公共服务效能。结合教育部《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推进京津冀博物馆进校园项目。深入挖掘传统节日内涵开展传统节假日活动，指导博物馆提供线上线下等多渠道、多形式的文化活动。举办“文博纵横”公众讲堂，提供形式灵活多样的文化讲座。提高博物馆延时开放的文化吸引力，探索提升博物馆夜场文化活动效能，鼓励有条件的博物馆延时开放或推出夜场活动。
（十九）繁荣文物艺术品市场。初步建立全市文物经营企业信用信息记录档案，探索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机制。进一步加强文物拍卖标的审核，完善文物拍卖会监拍工作机制，研究网络文物拍卖监管方式，逐步完善与相关部门的文物市场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国内领先的文物拍卖企业做大做强，提升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等品牌活动的影响力。编制持续推进全球知名的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建设规划。配合市有关部门做好文物进境关税政策调整，鼓励海外文物回流。
（二十）深化文博领域对外交流合作。积极配合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行动计划，保障做好北京-首尔混委会工作。精心组织筹备国际博物馆协会藏品保护委员会第19届大会及2021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工作。配合召开“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加强北京中轴线宣传和活动策划。
（二十一）强化文物安全管理。实施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示公告制度。启动市级文物安全监管平台建设。持续开展全市文物火灾隐患整治和消防能力提升三年行动，抓好3个局属单位微型消防站试点建设。修订《北京市文物局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推动局系统对外开放单位完成“雪亮工程”建设工作。健全完善与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关于文物安全监督执法工作对接机制。
四、增强文物工作支撑保障能力
（二十二）加强科技创新工作。深化局重点科研基地管理，适时启动建立“十四五”时期重点课题库。布置北京文博领域高新科技应用相关课题，根据国家文物局“十四五”文物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情况，适时起草北京市落实意见。
文物保护机制篇10
文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具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实物资料。具有历史的见证作用，科学的认识作用，艺术上的审美作用和社会上的教育作用。但文物同时也具有不能在生产的特点。所以文物既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珍宝，又是去而不能复得的。应引起人们的珍爱，加以保护。
在我国，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党和政府便十分重视对文物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它历史文化遗产。”①实践证明保护文物起到了为国家长期保存重要的科学文化财产；为博物馆和社会其他各界的业务和研究活动提供了实物资料；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服务。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文物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甚至直接为政治、经济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同时也对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于2002年10月由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并颁布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新文物法对长期以来在文物工作中行之有效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上升为法律准则②，这个方针正确地规定了文物保护、利用和管理之间的关系，是新文物法的核心。作为文物工作者，如何更好地发挥管理在保护文物中的作用，让文物更好地发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文物管理是整个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物工作者的意志和指导方向的体现。对文物实行科学管理，对文物提高保护水平，提高了利用价值，对文化事业，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结合笔者的工作实践，认为当前强化文物管理工作，应作好以下十方面的工作。
——成立管理组织机构。管理必须要有完整的、运行顺畅的管理组织机构。就县（市）而言，文物管理工作具体由县（市）文物管理所负责，在乡、镇设文物管理站；村、屯设管理员（业余保护员）。在条件不太具备的乡（镇）可由文化体育站长一人兼任，但要责任权利明确，正式挂牌，在《文物保护法》允许范围内开展工作。
——健全管理档案资料。县（市）文物管理所，一方面要自身进一步健全所管理范围和级别文物的立档工作，而且要指导文物管理站和文物管理员建立健全文物管理档案资料。作到逐级都心中有数、情况清楚、责任明确、管理有序。
——实施动态管理制度。所谓动态管理制度，就是在管理责任明确的基础上，认真做好管理记录，对管理者的工作态度、工作方法、保护途径、保护结果、以及利用情况等，作以跟踪记录，且记得详细准确。定期按着记录情况进行考核、评比、奖罚。以激励管理（保护）责任人的积极性和工作诚实精神。
——加大设施建设力度。文物文化不同其他非物质文化，其保护工作离不开物质的基础，需要一定的设施设备。要想从管理上要保护水平，必须加大设施设备建设力度。如露天文物的保护设施和室内保管文物的保护设备是十分必要。越是施行科学管理，越要提高科学管理水平，越要加大设施设备的建设力度。使文物更安全、更具审美性、更持久。
——建立管理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在现代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物管理和其它文化管理一样，要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就要运用激励机制，调动管理组织和个人的积极性，开展好文物保护工作。物质上的激励奖金、以奖入，其它物质奖励等。精神奖励如评先进，评优秀集体，以及晋级、表扬等等。结合运用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方法，激励文物管理人员的精神和干劲。
——塑造学习型管理队伍。队伍素质好坏直接关系到文物管理和保护的水平，而文物保护队伍素质的高低与学习有直接关系。因此，要想强化管理，提高文物保护水平，必须努力塑造一支学习型文物管理队伍。只有这支队伍通过学习，掌握法律，熟练文物保护知识，具有较高的管理智慧，爱岗敬业，我们的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就会稳步地向高水平发展，文物的生命力和社会价值就会持久辉煌。
——强化保护宣传力度。2003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③，是我们进行文物保护工作的法律保障。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宣传这部法规，并以此为契机，开展文物保护的宣传工作。宣传工作要深入到社区、村（屯），达到文物保护意识扎根每个公民心中，人人懂得守法爱护文物，人人懂得合法利用文物，人人懂得自觉保护文物是公民的基本道德，使文物的文化精神得以留传，文物得以长存。
——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各地方政府和文物保护管理部门，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制订有利于本地区文物保护的法规。以及加大文物保护工作的法制步伐，用法律的武器保护文物，用规章制度来开展工作，使文物保护工作在法律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为保护中华民族的灿烂文物文化做贡献。
——在利用中实现保护。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日益被运用的今天，利用文物发展会展经济、旅游经济等活动日益活跃。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科学利用发展文物实现保护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利用好文物，才能引起社会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只有文物得到良好的保护，也自然会更好地被利用。只有处理好保护与利用二者的辨证关系，我们的利用就会起到保护的作用。
——建立科学管理体系。任何一种管理都不是管理中某一种因素独立完成的，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文物管理同样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管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应当有无数个分支体系（子体系）。就文物管理体系而言，应当有决策体系、信息处理体系、理论研究体系、工作评估体系等等。在这里值得一提的便是理论研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应当有基础理论体系，也应有应用理论体系，而且这个体系更加重要。所探讨的问题，直接解决基层文物管理单位或个人遇到的问题。
文物管理是文物事业的需要，搞好科学管理则是一个关键环节，而文物管理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中国文物文化历史悠久，其管理又有很多跟不上的东西，需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学习，创新文物管理工作。实践对于文物工作者来说，既是通往科学管理的必由之路，又是自我完善和成长的摇篮。实践是科学的基础，也是知识的源泉。文物管理既然是一门科学，就能够通过实践和理论学习，走向成功之路。当下，文物的作用而不再是改革开放前那么单一，已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强化管理，提高文物保护水平，就应当紧紧依靠政府，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共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让文物更安全，让文物的作用更明显，让热爱、爱护文物的人越来越多，让我们的工作越来越有成效。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四条